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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中孚以一己之力撰《郑堂读书记》，评述自先秦至清代中期的史家与史书，与他多年的积累和目录学、文献学功底有关。但周中孚所撰史部提要，实亦有所凭借。《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关于作者生平、仕履、在目录书中的著录情况、版本等，参考了《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也有一些是自己经眼、泛览与稽考所得。关于史书编纂旨趣和思想、学术价值的评鉴，不少是抄录原书序跋、凡例和赵翼、王鸣盛等人的评论。周中孚评骘古今史书的标准大体不离资政和考证。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断限等问题，则不是他论史的重点。周中孚虽也肯定过一些明代学人，间或批评清人著述，但总体倾向则是褒奖清朝史学而贬低明代史家。周中孚斥明与崇清的史评倾向并不是皇朝易代在史学批评上的折射这么简单，而是清代中期汉宋之争在史学批评上的一次回响。在周中孚看来，宋学系统中的史书乏善可陈，而代表汉学正宗的清人撰述多超迈前代，虽片言可取亦极力表彰。这是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制造的一个学术陷阱，是今人阅读和使用时应当予以特别留心的。 关键词：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 作者简介：刘开军，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周中孚（1768—1831），字信之，“喜博览，为康成之学，故易号曰郑堂”，学术上“以纪事纂言为己任”。清代藏书家李筠嘉的慈云楼藏书达四千七百种，与范氏天一阁、汪氏开万楼、吴氏瓶花斋、鲍氏知不足斋“相辉映于八九十年之间”。道光二年(1822)，周中孚经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介绍，为李筠嘉编写《慈云楼藏书志》。道光八年(1828)，李筠嘉病卒，周中孚赴粤。周中孚在《慈云楼藏书志》基础上编纂的《郑堂读书记》，是嘉道时期有分量的一部私人编撰的目录书。近年来，《郑堂读书记》逐渐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研究者或从目录学、文献学的角度对《郑堂读书记》予以评估，梳理该书与《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慈云楼藏书志》的关系；或从史学评论入手，探讨周中孚的史学思想与史学评论特点。本文则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尝试讨论其史源、史评标准及其学术倾向，以求教于方家。 一、《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的史源 《郑堂读书记》正编七十一卷，《补逸》三十卷，“著录古籍四千七百余种，其中《四库》未收者一千九百余种，清人著述近千种”。周中孚编纂《郑堂读书记》，深受《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他称赞《四库全书总目》是“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从分类上看，《郑堂读书记》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史部细目与《四库全书总目》大同小异；从提要格式来看，《郑堂读书记》也大体遵循了《四库全书总目》的体制。 周中孚能以一己之力撰《郑堂读书记》，评述自先秦至清代中期的史家与史书，与他多年的积累和目录学、文献学功底有关。但细读之，却发现周中孚所撰史部提要，实亦有所凭借。周中孚援引他说，有的随文注明，但也不乏径录者，使人误以为凡未作说明者即出自周中孚之手，尤其是一些冠以“余谓”“今观”“按”之类的论述，更似出自周中孚之口。这就有必要考察《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的史源。 经查证，《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关于作者生平、仕履、在目录书中的著录情况、版本等，参考了《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也有一些是自己经眼、泛览与稽考所得。关于史书编纂旨趣和思想、学术价值的评鉴，不少是抄录原书序跋、凡例和他人的评论。这里略举数例以见大端。 《郑堂读书记》关于《安危注》的提要全文如下： 明吴甡编。甡，字鹿友，号专愚，兴化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四库全书》存目。专愚以汉陆贾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之言，因备载千数百年之将相，以身系天下之安危者，而论次其事。凡汉二十五人，晋九人，唐二十三人，宋二十八人，而不录魏、吴、南北朝、五代，盖以安危之势，域在偏隅，不关诸天下也。夫必从天下论其势，而又必求之身都将相之人，则是书所以握天下安危之机者，体气大而措注远，诚治平之龟鉴也。前有宝应乔可聘、兴化李清二序，后有其子先复二跋。 这条提要有纵论天下之气势，读来也一气呵成。但很遗憾，它并非周中孚自撰，而是抄录自李清的《安危注序》。李序如下： 汉陆生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此欲曲逆交欢太尉，以削平吕氏，为一时之将相言耳。而专愚氏备载数千年之将相，以身系天下之安危者，而论次其事。为代有四，自两汉而晋而唐而宋，以三国之蜀连于汉而不录吴、魏，又不及宋、齐、梁、陈、魏、齐、周、隋之南北朝与梁、唐、晋、汉、周之后五代。盖以安危之势，域在偏隅，不关诸天下也。……夫必从天下论其势，而又必求之于身为将相之人，则是书所以握天下安危之机者，体气大而措注远，诚治平之龟鉴也。 两相比较，一目了然，周中孚仅增加了吴甡的字号籍贯和仕履，介绍了历代所选将相人数，其他则出自李清序。 康熙年间，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周中孚为《十国春秋》撰写的提要，关键表述有二，一是称赞《十国春秋》的史料采择：“所采古今书籍，无虑数百余种，即石刻亦所不遗，故无臆说杜撰。……偶获琐事谶语，亦复登载。”这是源于吴任臣的《十国春秋·凡例》：“金石遗文往往足纠前史讹谬，故愚于卷中多录庙碑、塔文于注，以佐史书阙漏，而考核不至无稽云。”“是编所采古今书籍，无虑数百余种”。“倘臆说杜撰，率尔无征，实所未敢。十国典故散佚，捃摭滋艰，卷中偶获琐事纤语，不忍遽弃，时复登载，用资见闻。”周中孚照抄了“所采古今书籍，无虑数百余种”；又将“金石遗文往往足纠前史讹谬，故愚于卷中多录庙碑、塔文于注，以佐史书阙漏，而考核不至无稽云”简化为“即石刻亦所不遗”；“倘臆说杜撰，率尔无征，实所未敢”浓缩为“故无臆说杜撰”；“十国典故散佚，捃摭滋艰，卷中偶获琐事纤语，不忍遽弃，时复登载，用资见闻”删节为“偶获琐事谶语，亦复登载”。二是赞誉吴任臣的史笔：“为文更明健有法，具有班、马遗意”。这句话的核心词汇“明健有法”出自清人魏禧为《十国春秋》所作的序：“为文明健有法，自《史记》《汉书》《五代史》而外，岂亦有能先之者哉！”应当留意的是，这种做法并非特例。《郑堂读书记》中《通鉴总类》提要是据周伯琦的序言改编而成的。《元史本证》提要中“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此所以有大醇而无小疵也”一句，源自钱大昕的《元史本证序》。书籍的序跋往往出自名家，或为作者的师友知音、门生故旧，能比较准确地概括书籍的思想与价值，且评论性突出，这些恰恰符合撰写提要的需要。周中孚在为历代史书作提要时，便参考原书的序跋、凡例，取其以为得当者移入提要。 《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的另一重要叙述来源，是乾嘉史家的论断。周中孚评《宋史》记事失当： 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传以及言行录、笔记、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隐其恶，遇有功处，未有不附会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修史者固当参互以核其实，乃不及考订真伪，但据其书，钞撮成篇，毋怪其是非乖谬也。 主要依据了赵翼《廿二史札记》中的一段话： 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传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宋时修国史者即据以立传，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而悉仍其旧，毋怪乎是非失当也。 《郑堂读书记》论《新五代史》，有一段重要的文字： 意主褒贬，将事实一意删削，若非《旧史》复出，几叹文献无征。……且永叔不但学《史记》，并往往自负法《春秋》，徐无党注为之发明其义例。余谓永叔手笔诚高，学《春秋》却正是一病，《春秋》出圣人手，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欤？ 这也不是周中孚的原创，而是出自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类似的情形还有，周中孚点评吴缜《新唐书纠谬》“余谓只就一部书中搜求，自言寡闻，固矣，然并《旧唐书》亦绝不一参对，为太省事耳。其指摘却亦有精当处”云云，也源于《十七史商榷》。“诚后代作史者所当鉴也。中间纠正书事不实、体例不当处，固难为欧、宋两家解，然亦有率意掊击，不细审其前后语意而误纠者，亦有因一字笔误，过于辞费者，顾其论之正者，则固未可没也”，抄自卢文弨的《新唐书纠谬跋》。《郑堂读书记》关于《魏书》的提要中最有思想性的一段文字：“余谓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出诸史下，而被谤独甚，乃其后改修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而收书特存，虽有残阙，不掩全美，岂非其精神命脉，自能贯注于千古者欤？”显系抄撮王鸣盛之说而稍加变化。此外，《郑堂读书记》中关于《汉纪》《资治通鉴》的提要也都抄录了《十七史商榷》，不再枚举。 较难发现的是，周中孚抄录多人论述，又作了删削例证、移形换位、交错拼接等技术处理。《郑堂读书记》中《新唐书》提要的主体内容，就杂采赵翼《陔余丛考》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的七条札记而成。其中，“夫《旧书》主于详明，《新书》主于简括，即如二十一帝纪，《旧书》几三十万字，《新书》仅九万字，此其大较也。虽本纪体贵简严，无取冗沓，然亦有过求简净而失之太略之病”，出自《陔余丛考》；接下来的“甚至诏令尽削不载，则不及《旧书》尚存其略”，是从王鸣盛所说《新唐书》本纪“尤不满人意者，尽削诏令不登……《旧书》所载虽少，然尚存其略”化用而来。“《旧书》无《兵志》《选举志》，此一一增之，较为详备；《旧书》有志无表，是书增《宰相》《方镇》《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出自《陔余丛考》卷十“《新唐书》改订之善”条。“列传又力矫《旧书》之弊，宁简毋冗，宁僻毋俗，于《旧书》各传，无一篇不改窜易换，大约字多而文省，语短而意长，过《旧书》远甚。特其过求简净，有时或不免晦涩”，以及批评《新唐书》“又有全代古人作文，以四六改散行，一似翻译，从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未免私智自用，且诬古人矣，至其造语用字，尤多新奇，亦未免立异为高”，则采自《陔余丛考》卷十一“《新唐书》文笔”条；批评《新唐书》合传之失的“著其人之美于本传，别见其疵于他传，固不失隐扬之意。其有数人共一善事，而分隶数人，使各得专其功，若不数传参观，则竟似一人独为之事而与他人无涉者，此虽善善欲长，而非信史也。廷珍《纠谬》已摘数条，可以略见一端矣”，出自《陔余丛考》卷十一“《新唐书》多周旋”条。“大抵《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旧书》则纪、志、传美恶适相等。今平心而论，二书不分优劣，互有短长，慎勿守一家而偏护之也”，则采自《十七史商榷》，不过删去了“瑕瑜不掩”四字，增加了一句“慎勿守一家而偏护之也”。提要末尾所附“按胡身之《通鉴注》自序有云：‘《唐书》之窦苹、董冲注，吾无取焉。’盖此书出宋人手，便觉空疏，诚如胡说，不及何超《晋书》注，其窦苹注则亡矣”，抄自《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窦苹董冲《新唐书》注”条。 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郑堂读书记》关于《廿二史札记》的提要，言“云崧以稗乘脞说，间与正史歧互者，本史官弃而不采，今或据以驳正史，恐为有识所讥”，抄录了钱大昕为《廿二史札记》所撰写的序。接下来，“因作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又是依据了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小引》，略作删减而成。至于本条提要中最有价值的话：“其持论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视郑渔仲、胡致堂专以诟骂炫世者，心地且远过之。其不援杂书以驳史文之讹，亦属特识。颜师古以后，未有能见及此者矣。”这是袭用了钱大昕的《廿二史札记序》。 行文至此，《郑堂读书记》史部提要的全部史源虽未解决，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作这些史源的追寻，是要弄清楚周中孚怎样撰成史部提要的，尤其是他的知识来源、史文剪裁之法，避免张冠李戴，并非有意斥责周中孚抄袭。古人的抄书与今天的抄袭之间不能画上等号。这里面触及到中国古代史家对于历史撰述的一个重要观念——“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周中孚做的正是“陶铸群言”的工作。至于“因袭”和“抄袭”之辨，还是章学诚说得好：“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也……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如史迁本《春秋》《国策》诸书，《汉书》本史迁所记，及刘歆所著者，当时两书并存，不以因袭为嫌。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其相判也，盖在几希之间，则别择之不可不慎者也。”的确如此，中国史学史上，《汉书》中秦汉之际至武帝之前的史事多抄《史记》；《汉纪》由删节《汉书》而成；《通鉴纪事本末》又以《通鉴》为史源。章学诚言说的对象虽不包括周中孚，但所言之理却适用于《郑堂读书记》。周中孚何尝不是“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成就了一门“专门之业”。秉承章学诚“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其相判也，盖在几希之间”的告诫，审慎地作“别择”之论当是必要的。 平心而论，周中孚品评古今史书，荟萃百家之言，所据之书，大多常见，而剪裁、取舍都有自己的标准。他将读史心得和他人论述融会贯通，浑然一体，终究体现了自己在史学上的主张，非茫无见识之人。周中孚取他人之说代己立言，表明他接受、认可这些说法。而且，从《郑堂读书记》稿本上的修改痕迹来看，周中孚生前也已自觉地删削了“抄撮序跋之成文”。综上，周中孚采择诸史，撰成提要，与“剽窃之陋”不可混为一谈。 二、资政与考证：周中孚史评的标尺 《郑堂读书记》评骘古今史书，内容较为博杂，然评判的标准大体不离“资官方”与“备掌故”，即看重史书的资政意义，关注史书的考证水准及其史料价值。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断限等问题，虽也论及，却不是他论史的重点。 周中孚将“于治道有关”的史书称之为“有用之学”和“有用之书”。何谓“用”？主要是指考古鉴今、彰善瘅恶。他推崇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认为此书“有助于经济”，这里的“经济”是经邦济世之意。“有用之书”即便不是名作，周中孚也予以特别关注。《武功县志》“著官师以善恶之迹，则又辞兼史法，意寓劝惩，诚为特绝之作”。吕本中的《官箴》“所载皆当官之法，凡三十三则，篇帙无多，而语皆明切，虽曰《官箴》，而实非扬雄《百官箴》但作四言、无裨实用可比。此其所以为吏治之津梁，而官方之龟鉴也。”蓝鼎元的《平台纪略》“总以垂戒为主，使守土之官，兢兢业业，顾畏民碞，奸顽之辈，革面革心，共兴仁让。此有关世道之文，非仅见其史才之大概者也。”李东阳的《新旧唐书杂论》“垂戒人主，至为深切”。这些评论是从为官之道和垂戒君王的实用性上肯定史书价值。 周中孚评论史部地理类，表彰其中有功于国计民生之书，比如河渠一门，《治河图略》便是这样一部书：“考论古今来河流变迁之故与浚治之术，而知其有无不可为之理，亦当时拯溺之一助也”。而《吴中水利全书》“指陈详切，有用之言”。周中孚评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吸取吴曾的序言，略加删改，称：“其于太湖穷源竟委，于水口及诸山验通塞，计远近，别要害，兵防则备录奏议，田赋则详核地亩。至于古迹附会、淫祠滥祀及一切荒诞之说则尽削不录，视彼贸贸然作志，惟详古刹名园之兴废，博收嘲风弄月之篇章者，相去远矣。”周中孚反复申述的，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即“有用”才是史书的价值所在。 对于名教的推崇，也是周中孚以史资政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辑录贞女、节妇的《崇川节孝录》“有功名教”，仅凭这一点，便“足以传矣”。周中孚评价龚立本撰《烟艇永怀》，引用陆符的序又有所调整，称“此书成于逆珰罗织之后，于钩党死事诸君叙致益为要核，足备史采，关系名教之书，非若他人旁行杂著，聊资一时隽永已也。”反之，如果一部史书“有乖于名教”，则会被质疑“于治道何裨焉”。周中孚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砥砺风俗的传统，并将之运用到史书评价上，凸显出史学批评与政治风教之间的紧密联系。 政治考量之外，周中孚又将眼光聚焦于考证，着意于品评对象的考证精粗及其对后人考证有无价值，体现出他在考据上的浓厚兴趣。金人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广记》“所载碑刻三卷，备录全文，尤有裨于考证，是足以垂仙源之文献而无憾矣”。《建康实录》在体例上虽有不足，但“以其唐人之旧帙，尚足以资考证”，所以“不得不存备一种也”。金石类著述因有助于考史，受到周中孚的高度关注。王象之的《舆地碑记目》“多自为考证耳。而其考证精确者，足以证群书之讹误”。陶宗仪的《古刻丛钞》虽仅一卷，且为“钞撮之书”，但“实有资于考证”。相反，郭宗昌的《金石史》“不甚有裨于考证，虽标目曰史，恐去《宣和书谱》无几耳。”此类评论可谓俯拾皆是，这正说明周中孚对考证的重视。 由于这种浓厚的考证情结，周中孚在史学批评上还表现出一种博闻倾向，凡征引繁富之书，多受好评。《洛阳伽蓝记》因“搜采繁富”，故“足以资考证而广异闻”。《洛阳伽蓝记》是名作，周中孚这样评价倒也不足为奇。但像《粤闽巡视纪略》等书，并不为多数人所看重，周中孚也大力表彰，称：“大而山川之经纬，细而村井之胪列，如了指掌，如数家珍，以及考据典章，发皇忠义，阐幽显微，搜轶补亡，在此书为余事，而要皆可不朽于后世者也。”此外，《万柳溪边旧话》中“奇闻轶事，皆足补史传志乘之缺漏，则此书之裨益见闻匪浅矣”。高士奇的《松亭行记》“博采旁罗，纤维具举，足备昭代之掌故，而资文人之谈咏”。这类评论都流露出对“奇闻轶事”和“掌故”的偏好。 为了突出考证性，周中孚有意忽略史书的其他价值，抄撮史源时甚至置史家宗旨于不顾。他对梁廷枏《南汉书》的评论就是突出的例子。周中孚所撰《南汉书》提要主要是抄录梁廷枏的自序。但他在抄录时却有所取舍，不惜与梁廷枏的原意发生偏离。且看梁廷枏的原话是： 欲从久远残缺之余捃拾网罗，挂漏诚不能保。自兹以往，当以续得更为补编，使其事实燎然，共知兴霸之由与败亡之故，著千古炯戒，不独资考证、广异闻已也。 梁廷枏自知难免挂漏，但《南汉书》“不独资考证、广异闻”，而是要强调“知兴霸之由与败亡之故”。结果周中孚偏偏夸赞《南汉书》“捃拾网罗，绝少挂漏，足以资考证而广异闻”，至于梁氏探究的兴衰之故，却只字不提。 如前所述，周中孚是由龚丽正推荐帮助李筠嘉撰写藏书志的。龚丽正是段玉裁的女婿，“独得汉学之传”。周中孚的好友冯登府“深得汉儒家法，兼通金石文字”。人以类聚，周中孚的为学宗旨由此可见。周中孚生活的时代，考据学仍居重要地位。他在史学批评上的考据旨趣，是时代风尚和个人宗旨合而为一的集中表现。 然而，过犹不及，周中孚一味强调考证，视考证为史学之精义，在思想上走向了极端。关于评史和考史的轻重缓急，他有过一段重要的话：“盖评史者，宋人尚议论，近时贵考证，固后来者居上，而自刘知幾《史通》以来，自有此两家，不能偏废者矣。”周中孚说评史与考史“不能偏废”，但并不意味着二者可以等量齐观，所谓“后来者居上”，还是在强调考史比评史更重要。这种史学观念，不仅遮蔽了周中孚对史书价值的全面认识，甚至出现了偏颇。他对以评史见长的史书的点评往往不得要领，便暴露出这种弊端。周中孚评《史通》时除了引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关于《史通》的评价外，只从文风上说了一句：“是书专学《文心雕龙》体格，自《史官》《正史》二篇外，悉行以骈偶，尤不能畅所欲言，是亦其一短也。”不仅未能对《史通》发表有价值的见解，而且说《史通》“专学《文心雕龙》体格”“不能畅所欲言”，也不符合事实。陆深的《南巡日录》和《北还录》因“案日纪载，兼起居注、游记而一之，并论及史事，考及金石刻，录及内阁诸老历官年月”，故“有裨于考证”。同样是陆深的著作，《史通会要》却被讥笑为“误用其心思矣……马足尚不能数，何足与言《史通》哉？”可见，周中孚不是对陆深有偏见，而是对史评不以为然。明人凌稚隆辑《史记评林》，搜罗百家，“林然若列瑰宝于肆而探之也”。通过汇辑历代有关《史记》的繁富批评，展示了史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周中孚却以为“其书之可取者，转在于正文及注”，至于“其评之当与否，可以存而不论矣”，轻描淡写地抹去了“评林”之“评”。这说明，史评类著作在周中孚心目中微不足道。而与此紧密关联的是，周中孚在评价前朝与清朝史学时的汉学倾向。 三、斥明与崇清：《郑堂读书记》的汉学倾向 周中孚虽也肯定过一些明代学人，间或批评清人著述，但总体倾向则是褒奖清朝史学而贬低明代史家，时不时地流露出对明代史学的不屑。周中孚的斥明与崇清，并不是皇朝易代在史学批评上的折射这么简单，而是清代中期汉宋之争在史学批评上的一次回响。 关于清代中期汉学家眼中的宋学，与周中孚同时代的江藩(1761—1830)有过专门讨论：“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元明之际，以制义取士，古学几绝，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总之，“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于汉宋之争，江藩以为“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江藩所说，不免门户之见，引起方东树作《汉学商兑》反驳之。 《国朝汉学师承记》初刻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汉学商兑》初刻于道光六年(1826)。周中孚恰在这一时间段内撰写《郑堂读书记》。汉学与宋学的激烈对抗，不可能不触及周中孚的思想之弦。尽管嘉道年间汉宋之争的白热化，预示着由“汉盛宋衰”转而宋学“复兴”，并走向汉宋调和。但《郑堂读书记》中汉宋调和的声音非常微弱，对垒倒是异常突出。周中孚对北宋史学还较为认可，如谓《九国志》“出北宋人手，宜其有此高洁矣”。至南宋，口吻一变，或戏称“南宋人有此刻核新奇之谈”，或直言“南宋道学方炽，无人能读古书”。除“兼有汉学崖略”的王应麟等数人外，那些不合乎汉学轨辙的史家，多遭挞伐。郑樵即是一例： 自负专在二十略，然大半剿袭用杜氏《通典》，不以为耻，且纪传及谱亦尽旧文，则樵之自为书也几希，仅仅出樵之胸中者，《氏族》《六书》《七音》诸略，他人无此穿凿挂漏也。两宋三百余年，未有如樵之大言欺人者。世徒震于“三通”之名，方将奔走郑樵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其实樵之于杜、马两家，如猪之于龙，何堪鼎立，故用其序文句法论之，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 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批评班固及其追随者，“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周中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借郑樵之语反戈一击。郑樵图一时口快，留下了历史的遗憾。千载之下，周中孚沾沾自喜，以为击中郑樵要害，殊不知自己并不比郑樵高明，相反，在史学批评的偏执上，他们并无二样。 对宋学笼罩下的明代史学，周中孚毫无好感。明人王圻留下两部关于谥法的著作，一是《续文献通考·谥法考》十九卷，二是《谥法通考》十八卷。王圻编纂《谥法通考》的初衷是“《续文献通考》尝益‘谥法’一目，以补马贵与之缺，例仍旧贯，未及皇朝。今据实录所书、野史所记，辑附其后，别为一种，庶不至远希上古，近遗昭代。”王圻对此书的遗憾也不讳言，认为“前朝暨皇明嘉隆以前，俱经史传而纬志乘，即有所遗，十无一二，惟万历纪元以来，第据仕籍所睹记，尚多缺漏，端有望于博雅君子。”万历二十四年(1596)，为《谥法通考》作序的赵可怀指出：“王元翰氏辑《谥法通考》，上自君后臣庶，以下及妇寺外夷……归田后，日杜门著述，辑有《续文献通考》凡若干卷，就其中抽‘谥法’一种另梓”。可见，王圻在《续文献通考·谥法考》的基础上，有所增补，成《谥法通考》。周中孚对此书的评论极为刻薄： 《续文献通考》载有《谥法考》十九卷，上自君后臣庶，下及妇寺外国，于历代暨明嘉隆以前，备载无遗，惟万历纪元以来，第据仕籍所睹记，尚多缺漏，后复抽出是考，另编为书，目曰《谥法通考》，并别创凡例，冠诸卷端，以掩饰人之耳目。明人之居心如此，无怪近代诸家痛加丑诋也。然前有万历丙申应天巡抚赵可怀序，明言其辑有《续文献通考》凡若干卷，就其中抽“谥法”一种另梓云云，本不为其所欺，莫谓明无人也。惟是赵序所云，于本书则甚确当，而于凡例则大相剌谬，正可去之以灭其迹，乃反表而出之于前者，盖此书每卷俱列“赵可怀校正”一行，以增重其书，乌可不载其序，故并其出身官阶俱具列之，以耸人之观看云。 上述评论有四点需要商榷。第一，周中孚关于《续文献通考·谥法考》和《谥法通考》的介绍系抄录赵可怀的《序》和王圻的《凡例》，但文字的连缀不够严谨，容易产生歧义。据周中孚所言，则“上自君后臣庶，下及妇寺外国，于历代暨明嘉隆以前，备载无遗，惟万历纪元以来，第据仕籍所睹记，尚多缺漏”是针对《续文献通考·谥法考》而言，实则这是王圻、赵可怀关于《谥法通考》的说明。第二，对王圻的坦率视而不见，有意歪曲事实，诋毁王圻。书首冠以《凡例》，乃是通行的作法，周中孚却以为是掩人耳目。王圻已明言从《续文献通考·谥法考》到《谥法通考》的过程，“掩饰人之耳目”从何说起？第三，从个案批评，武断地指向“明人之居心如此”云云，言过其实。第四，对于赵可怀的序言，周中孚说“可去之以灭其迹”，认为王圻之所以保留赵序，是要借重赵可怀的官阶，“以耸人之观看”。这只是臆测，倒说明周中孚的心胸不够磊落。 王圻不是这种偏见的唯一受害者。周中孚引用李绂(字巨来)关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的批评，写道： 李巨来《穆堂初稿》有书此集诸表后云：“《同姓诸侯表》，既不分世与年，徒列诸王国目于前，而逐一纪其事于后，谓之传可也，何谓之表？《高帝功臣表》，其谬亦然。《永乐以后功臣》，既称年表，仍用前法，功臣袭封薨除，各叙其年，不相联属，顾名思义，谓之年表，可乎？弇州自以为上追《史》《汉》，下薄唐宋，其所为如此。是《史记》《汉书》未尝涉目，否则心粗气浮，虽泛览而茫无所解，徒以门阀爵位，奔走一时，无识小人耳，岂足与论文事哉。”巨来之言如此，而竟无说以解免之，故取以为定论焉。 李绂贬王世贞是“心粗气浮”的“无识小人”，有失公允。而周中孚竟然全盘接受这样的说法，取为定论。如果不是限于学识，则只能说是出于偏见。 王世贞和王圻是明代著名史学家，都遭到周中孚的讽刺，遑论他人。陈继儒(号眉公)“不著明所出之书，盖明季人习气，眉公为尤甚，故其可笑至此”。如前所述，周中孚撰史部提要，也有“不著明所出之书”的情况，这却成了他指责他人的理由。邓元锡的《函史》“看似煌煌一大著述，而案之实同儿戏”；王文禄的《龙兴慈记》“尤属妇人见识”；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囿于明人习气”；谢陛的《季汉书》“有意翻新出奇……与儿童之见何异”。薛应旂“于记事纂言之学尚隔几层”，却“于自序、凡例极其夸张，明人之著作皆然”。《宋元资治通鉴》“直可覆瓿视之矣”。至于薛应旂的《甲子会纪》也是“屋下架屋之书，此其所以为明人欤？”用词粗鄙，语含挖苦，指向的又不只是薛应旂，而是有明一代的史学。无须再举更多的事例，以上引述已足以说明周中孚对明代史学的基本态度。 周中孚过度强化了汉学和宋学的对立，并以汉学家的优越感对宋学作居高临下地斥责。对于这种论调，龚自珍当时即有反思：“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同理，明人何尝不考据，明代史学何至于如此不堪，周中孚的批评不足以服明儒之心。综上，周中孚动辄以恶习、习气一类贬义字眼否定明代史家，或由一人之评价而殃及整个明代史学，在心态上失去了公正的原则，在见识上未能达到龚自珍的高度。这就不能不说是他学术评论的缺憾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周中孚对清朝史学的自负。官修的《明史》“虽一代之史，而实集诸史之长而撰定者，学者读廿三史毕，而进之以是史，并可以折衷诸史之是非，则是史实全史之准绳也。”《明史》虽为上乘之作，但毕竟晚出，且不免瑕疵，何至于为历代正史之准绳！如果说这是慑于清朝官修正史的权威的话，那么对于清朝私家撰述却也不惮其烦地夸耀，则只能说是一种价值取向上的有意倾斜。惠栋的《后汉书补注》“贯串图纬，精心考核，真若拨云雾而见青天也。”陈景云的《纲目订误》“较从前各家，真愈推愈密，无以复加”。连《关帝文献会要》也成了“绝无仅有之书”。清人的撰述，即便有瑕疵，周中孚也表示理解。钱曾(字遵王)《读书敏求记》“大抵详于空言而略于实际，间有考证，亦颇乖舛。”不过周中孚点到为止，转而强调“自晁、陈书目以来，此调不弹久矣”，而且不忘把明人拿来作反衬，“明《文渊阁书目》，并其撰人、卷数而遗之，如遵王之分缀解题，评骘是非，较之晁、陈两家，已扩而大之矣，又可求全责备乎哉？”说得倒是圆融，实际上仍暗含对清朝学术的偏袒。钱曾的另一部《也是园藏书目》，“惟循其名而不核其实，自诩其书咸手点勘，殊难相信”，缺陷非常明显，但周中孚还是设法找到此书的优点：“然以释、道之书及杂剧诸种皆屏诸四部之外，尚有区别，此其一得之可取也。”总之，宋学系统中的史书乏善可陈，而代表汉学正宗的清人撰述多超迈前代，虽片言可取亦极力表彰。这是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制造的一个学术陷阱，是今人阅读和使用时应当予以特别留心的。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