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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大致在1940年前后，顾颉刚进入了一个新的治学阶段，开始有意识地清理、整合先前考辨古史的具体成果，以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即其自谓“从考索之功进于独断之学”。在这一背景下，他吸收当时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叙述体系进行了相应调整。这是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变动之处。但是，治学阶段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古史观念的转变，无论“考索之功”还是“独断之学”，其背后的核心观念都是中国旧有古史系统乃“层累”造成。这是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研究中的不变之处。 关 键 词：顾颉刚/“层累”说/考索之功/独断之学 作者简介：李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对20世纪中国史学观念的更新具有深刻影响。不过，它也因“破”字当头的鲜明特点，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自1923年至今，反对者或批评顾颉刚“破”的鲁莽灭裂；或寻找其由“疑”转“信”、由“破”转“立”的证据。受此影响，一些赞同者也努力发掘其寓“立”于“破”的旨趣，阐发其对上古史“建设”的价值。因此，顾颉刚古史观念的变与不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在相关讨论中，对于“疑古”、“信古”、“破坏”、“建设”等概念的理解，却出现了脱离“古史辨”时代语境的现象。 目前，学界已有不少关于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古史观念“转变”的说法。①这些“转变”说法分散于各自著述中，显得有理有据，但若将之相互比较则不难发现，如此频繁的转变，出现在同一时期同一个人身上，似乎不尽合理。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仍处于领域拓展状态，这种拓展主要是基于“古史辨”的需要，其中虽出现某些具体调整，但并不足以说明其古史考辨的宏观旨趣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大致以1940年前后为界，这是探讨其古史观念变与不变的关键节点。对此，也有两位重要史家提出“转变”说法：一是许冠三认为，20世纪40年代以后，顾颉刚开始“由辨伪向考信过渡”，“由破多于立徐徐移往破立兼顾，《史林杂议》便是反映此一转移的中介作品”；②二是余英时认为，以1939年撰写《浪口村随笔》为界，顾颉刚治史“从绚烂归于平淡，论学文字转向‘谨严精湛’”。③那么，此类变化是否出现在1940年前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中？这不仅关系到对顾颉刚个人古史观念的理解，更关系到学界争论已久的“古史辨”的学术评价问题。因此，本文拟对此问题略作申述，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浪口村随笔》的原初形态及其修订发表的思想背景 许冠三和余英时提出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观念转变说法，都以《浪口村随笔》为主要依据。因此，我们首先需要考察这份史料的有效性。 1939年顾颉刚旅居昆明北郊浪口村时，确实撰写了题为“浪口村随笔”的读书笔记，并在1940-1941年间，将其中一部分修订后发表于《责善半月刊》中。但这些笔记和后来正式出版的《浪口村随笔》一书并不相同。后者虽以1939年笔记为基础，但如顾颉刚自述，“始写于昆明，重理于成都，又续附于苏州”，④到1949年才在上海油印，早非原初形态。因此，我们今天常见的《浪口村随笔》一书，不宜作为考察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观念的主要证据。 那么，1940年前后《浪口村随笔》的原初形态如何？它能否证明顾颉刚古史观念存在变动？在《顾颉刚全集》中，共有两部《浪口村随笔》，分别载于《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和卷十六。卷四所收即为1939年部分笔记，共三册，其中部分条目后来虽有修订，但大致保持了原貌，我们可据之窥测其原初形态。 首先，通览全部《顾颉刚读书笔记》可见，顾颉刚在一定时期内所记内容，多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主题，即他在相应时期研究或关注的学术问题。1939年《浪口村随笔》则不具此特点，它更多表现出主题分散，而材料出处一致。如该笔记第一册“女子远丈夫”条以下，依次为“县公”、“秦谶”、“诅”、“长鬣”、“取他国器作己器”、“劳心劳力”、“明器”、“常隶”、“相术”、“皇天后土”、“史官氏礼”、“四国”、“晋所以大”等。⑤这些条目所引材料全部出自《春秋》经传，但讨论的并不属同一主题。 其次，就各条笔记形态而言，大多也是抄录原始材料后，略附简单的解释说明。如“大司马固谏”条： 僖八年《传》“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按：原文如此)”此足以证“大司马固谏曰”非公子固，即司马目夷也。⑥ “‘伐’之客、主”条： 《公羊》僖十八《传》：“《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此不注音，简直太糊涂了。⑦ 有些则直接记录一时的想法，如“春秋初期事之茫昧”条： 子颓之乱，齐桓公不讨，《春秋经》不书，恐是当时东方诸侯不曾知道。春秋初期实在还是一个茫昧时代，大家拿着一部残存的《春秋经》瞎猜。自晋文公霸后，《左氏》书中始有详细之记载，不必费心思摸索矣。⑧ 更简单的例如“工官”条：“公治、漆雕诸氏，皆先世之为工官者”。“许、曹班次”条：“许虽男爵而班在曹上，可见伯亦有甚小者”。“八索”条：“‘八索’二字，似仅见昭十二年《左传》及《郑语》”。⑨ 以上可见，1939年《浪口村随笔》多是顾颉刚读书过程中的随想随记，原初形态应如其自述“仅述所疑而止，未遑考核以归于一是”，⑩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谨严精湛”。至于以这些不成系统的文字，证明顾颉刚古史观念发生转变，似乎也不适宜，至少从中仍可看出顾颉刚对战国秦汉时期古史学说的批判，如《浪口村随笔》第二条就是“古文家造伪之原动力”；(11)再如上引“春秋初期事之茫昧”条，也明显偏向“疑”的方面。 1940年，顾颉刚开始整理《浪口村随笔》，并将之陆续发表在《责善半月刊》中。这是该笔记第一次修订。修订后的文字，确实体现出余英时所说“谨严精湛”的特点，虽然“谨严精湛”并无客观标准。但是，该特点能否作为顾颉刚治学特点整体性转变的标志，值得思考。 首先，就《责善半月刊》办刊旨趣而言，该刊属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创刊于1940年，以刊发短小的札记为主，意在示初学者以门径，以札记训练其沉潜之功。如顾颉刚在《责善半月刊·发刊词》中所说： 从学者初至，恒谓志学未逮，只缘不知所以入门……惮于个别指点之烦，鉴于借题示范之急，故为此刊以诱导之……斯刊固唯是不成报章之七襄尔。(12) 《责善半月刊》宗旨既如此，则刊发于其中的《浪口村随笔》系列札记，用意自然相同，如《浪口村随笔》的“序言”中所说： 责善半月刊将出版，义不当诿文责，而操觚实难，聊就是记钞出若干，冠以题目，分期登载……欲讽同学诸子，俾知读书时当如此留心，亦当如此用力，相期毋懈于平日而已。(13) 既然发表《浪口村随笔》的目的是示初学者以门径，则其文字工整，表现出“谨严精湛”特点，当属情理之中。这与顾颉刚整体的治学风格是否发生改变，直接关联不大。 其次，就《责善半月刊》中所发顾颉刚读书笔记内容看，以该刊第一卷前三期为例，第一期依次为：《旻天》、《华山》、《梁州名义》、《书社》、《贵族与平民之升降》、《常隶》、《隶农》、《焚书》、《女子服兵役》、《蜚廉之时代》、《虞幕》、《蚩尤之善恶》、《玉皇》、《纸制明器》；第二期：《春秋书法因史官而异》、《朱圉》、《要服荒服》、《宦士宦女》、《郑商》、《西汉都会户口》；第三期：《爨文》、《邓隆》、《甘肃密宗四大喇嘛传》、《白教活佛》。可见，顾颉刚整理发表在《责善半月刊》上的《浪口村随笔》，并不限于中国古史问题，更无一贯主题。1940年前后的《浪口村随笔》也就不足以证明顾颉刚古史观念的变或不变。 最后，就1940年前后顾颉刚的心态而言，《浪口村随笔》发表于抗战时期，在此时顾颉刚的眼里，一切事务脱离常轨，中国学术命脉能否延续，成为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如1940年他在《齐大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一期《后记》中所说： 自七七事变发生以来……吾国数千年来之学术命脉，行有中绝之虞。学问事业，为一国文化之所寄托，民族思想之所钟寓，失此而不讲，其损失之重大，又何减于土地之沦丧乎？……本刊在此艰苦之期，所以继续出版者，其意即在乎此。(14) 1941年，顾颉刚赴重庆主持《文史杂志》，对此，他也说： 我们在这时候来办这个杂志，并不是有什么闲情逸致，我们只是认为：战事不知何日终了，我们不知再可活几天，如果我们不把这一星星的火焰传衍下去，说不定我们的后人竟会因此而度着一个长期的黑暗生涯……这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孑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15) 可见，维系中国学术命脉，是1940年前后顾颉刚主编各种刊物的一个重要动机。这一点，在他对《责善半月刊》的解题中也有体现： 方今敌寇凶残，中原荼毒，我辈所居，离战场千里之遥，犹得度正常之生活，作文物之探讨，苟不晨昏督责，共赴至善之标，俾在将来建国之中得自献其几微之力，不独无以对我将士，亦复何颜以向先人!故取是为名，愿我同学成铭之于心焉。(16) 既然维系中国数千年学术命脉不致中绝的动机如此强烈，那么，意在引导、培养学术新人的《浪口村随笔》，在文字风格上力求“谨严精湛”，也属情理之中。这种变化，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顾颉刚对民族危机的应对，但与其古史观念是否变动直接关联同样不大。 总之，今天我们常见的《浪口村随笔》一书，经顾颉刚多次修订，到1949年才出版，不能作为考察其1940年前后古史观念的证据。实际上，即便是1949年的《浪口村随笔》，六部分中仍有两部分是“衍《古史辨》之绪”。(17)至于1939年撰写的《浪口村随笔》，则多是“仅述所疑而止，未遑考核以归于一是”的随想随记，所讨论问题也不足以证明顾颉刚的古史观念出现变动。1940-1941年间修订发表的部分，虽在文字上表现出所谓“谨严精湛”特点，但文字风格本身与古史观念并无必然联系，而且，这一特点的出现，受到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动机影响，并非其古史观念改变所致，二者不属同一层面。因此，考察1940年前后顾颉刚的古史观念到底有没有变动，我们还需参照其同时期的其他著述。 二、顾颉刚对古史“层累”观念的坚持 因为境况改变而偏离先前学术轨迹，是抗战时期较为普遍的现象。当时学者出于现实需要而改变，多属暂时而非永久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改变，考察抗战对当时学者的影响，但不应以此证明他们放弃或否定了自己先前的学术立场与观点。“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将绝大部分精力转移到抗战宣传和边疆民族问题，给人一种日渐远离了古史考辨的印象。但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发生在两个不同领域之间，而非古史研究内部，因而，并不意味着他放弃或改变了先前的古史观念。1940年前后顾颉刚的古史观念是否改变，我们应以其古史研究相关文字为据。 首先，从顾颉刚未写完的《古史辨》第七册《序》看，其古史观念并未改变。该《序》写于1940年2月，正是顾颉刚修订发表《浪口村随笔》时期，因而也可为上述《浪口村随笔》不宜证明194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观念发生改变而提供佐证。 在这篇序文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顾颉刚带上了几分情绪。他不仅批评“骂‘顾颉刚说禹为虫’，‘《古史辨》太过火了’”的人是“贵耳贱目”，而且在学理分析中也表达了长期被误解的压抑之情： 我曾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说：“我深知我所用的方法(原注：历史演进的方法)必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古史问题；但我也深信我所用的方法自有其适当的领域，可以解决一部分的古史问题，这一部分的问题是不能用他种方法来解决的。”现在这第七册出版，这类的论文合编在一起，大家看了可以想想，研究传说的演进是不是只能用这一种方法？(18) 要了解顾颉刚当时的心境，有必要对他此前的境遇略作回溯。“层累”说的核心观念是：中国旧有古史系统是在后世古人特别是战国秦汉间人有选择地传承与弥缝中，逐渐层累叠加而成。“古史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破这一陈陈相因的旧系统，为建设客观、可信的新古史扫清尘障。“古史辨”初兴之时，除了极个别的学者，如柳诒徵提出了一些无关宏旨的苛责外，(19)即便是偏于保守的刘掞藜、胡堇人等，都不否认旧有古史系统应当打破，他们所争论的，主要是应“破”到何种程度。(20)换句话说，无论赞同与否，当时的争论基本都是围绕打破旧古史展开，大体保持在“层累”说的范畴之内。 但是，到1930年前后，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焦点，逐渐转向了如何建设可信的上古史，不再是如何打破旧古史。围绕“层累”说、“古史辨”的主要争议，也随之从批评其疑古过激，逐渐转向责难其方法、材料不敷建设新古史之用。这中间存在一个对象转换问题，实际已越出了“层累”说“扫清尘障”的主旨，多少有些“求全之毁”。 对此，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二、三册序言中(分别写于1930年、1931年)曾有明确回应。如在破坏与建设问题上，他说：“古史的破坏和建设，事情何等多，哪里可由我一手包办。”(21)在方法方面，如前所引：“我深知我所用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必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古史问题；但我也深信我所用的方法自有其适当的领域”。(22)在材料问题上，他说：“书本上的材料诚然不足建设真实的古史……但若要考明尧、舜、禹的故事在战国、秦、汉间的发展的情状，书本上的材料还算得直接的材料，唯一的材料呢。我们先把书籍上的材料考明，徐待考古学上的发见，这不是应当有的事情吗？”(23)但这种自我澄清，并未得到学界谅解。在方法方面，1933年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基本否定了“历史演进方法”，亦即顾颉刚所说“我所用的方法”的可靠性，而且，该文的主要批评对象之一就是顾颉刚。(24)在材料方面，直到1937年卫聚贤仍批评说，《古史辨》“多在书本子上找材料，闹来闹去，没有什么结果”，“这是他不知考古之故”，(25)显然是对顾颉刚的自我澄清置若罔闻。学界的不谅解，导致顾颉刚论学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在考辨古史的同时，不断地进行自辨。这一点，在他为各册《古史辨》所写序言及其他古史著述的序跋中，有明显体现。至少在顾颉刚自己看来，当时学界对“层累”说、“古史辨”的批评，始终存在误解，即便他屡屡自我澄清，也无济于事。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所说“适当领域”内分量较重的论文，在当时尚未出现。例如，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到1938年才写成，顾颉刚独著或与人合著的《三皇考》、《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等，均是1936年完成，而《鲧禹的传说》1939年才完成。所以，顾颉刚当时的自我澄清，主要在说理层面，缺乏研究成果的支撑。 因此，到1940年，当他看到以考辨夏以前传说人物为主题、收录上述论文的第七册《古史辨》目录时，便在《序》中一吐长久以来被误解、被批评的压抑，说出了诸如“贵耳贱目”等带有情绪的话。在类似“现在这第七册出版……大家看了可以想想，研究传说的演进是不是只能用这一种方法？”等话语中，我们能够看出的是他对“历史演进方法”的坚持，而不是转变。 在古史研究材料问题上，同样如此。在《古史辨》第二、三册《自序》中，顾颉刚就批评那些认为舍考古材料不足以言古史的观念，是对过去“只取经书而不取遗物”观念的“阳违而阴袭”。在《古史辨》第七册《序》中，他继续申说： 固然，要建设真古史必须借重田野考古工作的发现。但这工作的结果只能建设史前的历史系统……却不能建设有史时期的古史传说的系统……我们要建设其古史传说的系统，经子乃占极大部分的材料。能有新材料可用，我们固然表示极度的欢迎，就是没有新材料可用，我们也并不感觉觖望，因为我们自有其研究的领域，在这领域中自有其工作的方法在。(26)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的同样是顾颉刚对古史“层累”理念、方法自有其适用领域的坚守，而不是改变。 在此需略作说明的是，《古史辨》第二、三册《自序》相关说法，常被有些学者解读为顾颉刚主动“收缩”研究范围或“调整疑古运动的方向”。(27)在顾颉刚的著述中，确实出现过“收缩范围”的字眼。不过，我们不应忽略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现代考古学、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整个上古史研究的视角、领域是在不断扩张的，相形之下，顾颉刚所自守的领域，才会显出“收缩”的表象，但与初提“层累”说时相比，实际发生变化的并不是顾颉刚。自1923年以来，他的研究重心始终都是对旧有古史学说的考辨，不但没有“收缩”，反倒是为了考辨古史、古书的真伪、年代等问题，进一步拓展到沿革地理等领域。 总之，从《古史辨》第七册《序》来看，1940年前后，顾颉刚的古史观念并未出现根本转变。 其次，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成果看，其古史观念也未改变。除《古史辨》第七册《序》外，1940年前后，顾颉刚还发表了与童书业合著的《鲧禹的传说》(1939年)，以及独著的《古代巴蜀与中原关系说及其批判》(1941年)等论文。这些论文是考察其古史观念的重要材料。 《鲧禹的传说》讨论鲧、禹由“天神”演变为“伟人”的可能，认为这一传说由西方九州之戎的活动区域逐渐传到中原，其故事情节因战国时势的激荡而发生转变：鲧、禹本是各自独立的人物，受墨家尚贤、禅让说的影响，才与尧、舜等人发生了联系。(28)此文和《三皇考》、《夏史三论》等文同属一个系列，都是对古史人物来源的考辨，都符合顾颉刚在“古史辨”之初提出的“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29)这显然是古史“层累”理念的延续。 《古代巴蜀与中原关系说及其批判》意在拆解巴蜀与中原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有不可分割关系的旧说，认为古蜀国的文化是独立发展，它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是战国以来的事。此文实际可以视为“层累”理念在区域古史研究中的实践，文中更明确提出：“从前人搭架得很像样的一个历史系统，现在给我们一分析之后，真是个‘七宝楼台，拆卸下来，不成片段’……这是在‘求真’的目的之下所必有的收获，大家不必替它惋惜。历史是一个破罐头，罐已经破了，无论用什么好的泥土补上去，总是补的而不是原的。破处让他破着”，“没有彻底的破坏，何来合理的建设!”(30)因此，1940年前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中，依旧遵循着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基本理念。 最后，从顾颉刚的治学计划看，其古史观念也未改变。如前所述，抗战时期，很多学人因为境况改变而偏离了先前学术轨迹，顾颉刚也不例外，他甚至一度以为古史考辨的志业不得不就此搁浅，如其自述：“抗战军兴，三年来如沸如汤，我自己也以为只得停止了。”(31)不过，当1939年他在童书业的信中看到第七册《古史辨》拟目，得知《古史辨》“在上海销路甚好”，便立即表示“有自编古代地理考证文字为一册之意”。(32)此后，他又表示“继续由我或请他人编纂，希望在我世中能出至二十册”。(33)到1943年，他在《日记》中更拟定了各册《古史辨》要讨论的主题，摘引如下： 拟编《古史辨》：第八册——古地理；第九册——《春秋》三传、《国语》；第十册——三礼、制度；第十一册——民间传说；第十二册——《尚书》；第十三册——诸子(三)；第十四册——天文历法；第十五册——研究古史之方法论、辨伪史；第十六册——禹及他种神话；第十七册——《竹书纪年》、《史记》……等古史籍；第十八册——古器物。(34) 可见，1940年前后，续出“古史辨”始终是顾颉刚关心的问题，此其一。其二，从这一主题清单看，如果顾颉刚的计划得以付诸实践，那后续的“古史辨”仍是围绕古书、古史与神话传说展开，亦即顾颉刚古史研究的重心，在短期内不会有较大转变。顾颉刚曾自述：“《古史辨》是出不完的，只要中国古史方面有问题在讨论，就有续出《古史辨》的可能。《古史辨》不是一人的书，也不是一世的书，而是一种问题的讨论的记录。”(35)按照这种说法，“古史辨”的主题和顾颉刚的研究重心，不是没有转变的可能，但从他拟定的各册“古史辨”主题看，这种转变要等到“层累”说范畴内的问题辨明结清之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