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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顾颉刚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叙述体系的调整 “层累”说是对传统中国古史学说形成过程的认知，这一认知是动态性的，随着古史研究的进展，顾颉刚对这一动态过程的叙述，是有可能调整的，但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层累”的否定。比如对禹的来源的认知，在1923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他认为禹是动物，出于九鼎；(36)同年，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就改称“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37)到20世纪30年代《州与岳的演变》和《九州之戎与戎禹》等文中，他又认为禹是西方戎族的宗神。(38)但是，无论具体观点如何改变，顾颉刚都没有改变禹的神格，没有给禹以人王的身份，亦即顾颉刚并没有改变“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没有越出他提出的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打破”。(39)我们所说顾颉刚古史观念的不变，即就此层面而言，并非说他任何具体观点都不曾改变。 1940年前后，顾颉刚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叙述体系，确有一次较大调整，但其基本古史观念，并未因此改变。这在他当时编撰的云南大学《中国上古史讲义》(以下简称“云大《讲义》”)中，有明显体现。 首先是“有史时代”的提前。在云大《讲义》中，顾颉刚明确提出商朝为中国“有史时代的开头”： 不知什么时候，在渤海和黄海的西岸上住着一种文化较高的人民，因为他们后来建都在商丘，所以称他们作“商人”；因为他们的国家后来成为东方最大的王国，作诸小国的共主，所以称他们的全盛期为“商朝”。这是我们的有史时代的开头，我们该得大大地注意。(40) 这一说法的重要性在于，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初起之时，顾颉刚和胡适曾提出过“东周以上无史”说法。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曾说：“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态度。”(41)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和《自述古史观书》中也提出“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等说法。(42)这些说法是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疑辨旧有古史学说、构建古史“层累”叙述体系的起点；也是让他备受学者诟病、背上“抹杀”古史罪名的重要原因。(43) 那么，顾颉刚为何会在1940年前后将中国的“有史时代”提前？这和当时的考古发现有关。在“层累”说提出后的十数年中，中国考古学取得了较快发展：在史前考古活动中，中国史前文化的丰富内涵被逐渐揭示出来，改变了1920年以前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认知；(44)在历史考古活动中，1928年史语所开始的殷墟发掘，很快便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处于铜器时代，否定了在此前学界较具影响力的商代可能处于石器时代的推测。(45)因此，到1940年前后顾颉刚编纂云大《讲义》时，就把“有史时代”提前到商朝。他说：“因为他们始创文字，记出了他们的事迹，所以我们称商朝为有史时代的开头。”(46) 将中国的“有史时代”提前到商朝，对于最初以东周为信史起点构建起来的古史“层累”的叙述体系而言，显然是一次重要调整。而这一调整，又是吸收考古学成绩的结果，书中大量征引李济、傅斯年、董作宾、郭沫若、徐中舒等学者利用考古新材料研究古史的著述，即为明证。(47)因此，面对考古学的发展，顾颉刚并未固执于“东周以上无史”说，而是践行了早前“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再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的主张。(48) 其次，关于夏朝存在与否的问题。云大《讲义》第一章为“中国一般古人想象中的天和神”，第二章为“商周间的神权政治”。这种篇章布局说明，顾颉刚依然不相信在经传典籍中作为黄金时代的夏朝的存在。不过，他并不反对在传说中夏朝存在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疆域内曾存在一定程度的文明。云大《讲义》并未过多涉及夏的历史，不过，在顾颉刚的其他讲义中，涉及了这一问题。例如，在1933年《春秋史讲义第一编》中，他就怀疑仰韶时期文化可能是有关夏朝传说的来源。(49)到1942年，他把这份讲义改写为《中国古代史述略》，其中，将考古发现的信息称为“科学的古史”，以区别“传说的古史”。(50)1945年《春秋史要》又将之区别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51)但无论“科学的古史”、“史前时期”具体说法如何改变，顾颉刚都认为，夏的历史茫昧无稽，只能依靠考古发现来建立，而仰韶文化很可能就是传说中夏文化的遗留。如《中国古代史述略》对“茫昧的夏王国”的论述，就是先指出：根据文献材料可以知道“夏王国的政治中心在河南，他们的势力范围大部分在山东，小部分在河北、山西，他们享有了黄河流域的下游和济水流域的全部”，至于其种族来源、如何发展等问题，“没法回答”。然后，又将仰韶文化与传说中的夏朝相比较，认为“这十余年来新石器时代末期遗物的大发现，或者就是给我们看一部夏的历史”。(53) 顾颉刚观点的对错姑且不论，仅从他这种尝试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他对与传说中夏朝相应的历史时期内曾存在一定程度的文明，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依然不相信作为黄金时代的夏朝的存在。由此我们也可看出，在“疑古”和“考古”问题上，顾颉刚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说，有意排斥考古学成果。他区分“传说的古史”和“科学的古史”，主要是不愿将二者强为牵合、混为一谈：传说的古史，可以考证自当相信，不可相信自当扫除；科学古史的建设，则应以考古发现为主，考古发现不足则当阙疑，而不应用古史传说补齐。 最后，顾颉刚在将“有史时代”提前的同时，也将古史成伪时代提前，这一点足以证明其古史观念没有根本改变。云大《讲义》在介绍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之前，先以两章的篇幅介绍了商周间政治思想的转变。大意如下：商周间盛行神权政治，上帝具有无上权力，人王则主要代上帝管理人间事务，要受上帝与祖宗的监督。但是，殷周革命让周公产生了“天命不永存”的意识，于是提出“德治”以维护统治，即政权能否维系在于统治者是否“敬德”。(53)这一观点并非顾颉刚原创，而是取自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但顾颉刚在此说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到古史成伪问题上。他认为：正是周初“德治”观念在后世的宣传鼓吹，才“使得我们的古代名人个个受了德的洗礼，许许多多的古史也涂上了德的粉饰”，如禹征三苗故事，由《墨子·非攻》中的杀伐，转变为《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感化等。“德治”观念发展到战国，就逐渐形成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道统，古史人物也随之逐渐被修饰成千篇一律的形象。例如文末所说： 我们现在，一想到古帝王，总觉得他们的面目是一例的慈祥，他们的政治是一例的雍容，就为他们的故事都给德治的学说修饰过了，而德治的学说是创始于周公的……二千数百年来的思想就这样的统一了，宗教文化便变作伦理文化了。(54) 可见，顾颉刚把周初“德治”思想的产生，当成了古史成伪的重要因素。我们之所以说这是把古史成伪时代提前，是因为在顾颉刚此前的论述中，中国古史的成伪时代主要集中于战国秦汉间。1935年《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就把伪古史的成因归纳为有意造伪和无意成伪，有意造伪以战国诸子托古改制和汉代学者通经致用最为明显，无意成伪则由前人好古与整齐故事的习性造成，它们集中出现在战国和汉代两个时期。(55)因此，云大《讲义》把古史人物被修饰为千篇一律形象的原因，追溯至“德治的创立和德治学说的开展”，实际也就是把中国古史的成伪时代提前到了周初。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顾颉刚在1940年前后不仅调整了“东周以上无史”说，将中国的“有史时代”提前到商朝，肯定了传说中夏朝存在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疆域内曾存在一定程度的文明，而且将中国古史的成伪时代提前到了周初“德治”思想的产生，并继续以之分析中国旧有古史学说中的“层累”现象。因此，1940年前后，顾颉刚调整了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叙述体系，但这一调整，并没有否定他对“层累”造成的基本判断。 四、1940年前后顾颉刚治学阶段的转变 为何这一调整会出现在1940年前后？我们认为，这是顾颉刚治学阶段自然演变的结果。 “层累”说是试图从根本上颠覆旧有中国古史系统，这一工作的繁难艰深学界早有论述。为了推进这一工作，顾颉刚不仅计划遍读魏晋以前的古书，作“春秋战国秦汉经籍考”，而且，还要研究古器物学、民俗学以及沿革地理等。为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不断地开辟着新的研究领域。今天看来，他在古史、民俗等领域辗转探索，对中国学术发展可谓贡献良多，但就其个人而言，研究领域的不断迁转，却造成他提出的很多观念未能及时阐明，很多问题未能细致清理。例如：(1)掀起“疑古”思潮的“层累”说，实际只是顾颉刚在一封随意性较大的信中提出的，而他打算撰写的严谨、系统的学术论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却始终未能写成；(2)辨伪之初，顾颉刚便要作“《尧典》著作时代考”，到1931年，虽大致写成，但“以牵涉问题尚多，拟暂缓发表”，结果直至去世都未能发表；(3)意在说明中国旧有古史系统定型于汉代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实际只是“半成品”，发表部分24节，计划撰写而未能完成部分也是24节，同样始终未能完成；(4)本欲“把二三千年中造伪和辨伪的两种对抗的势力作一度鸟瞰”的《崔东壁遗书序》，只写成《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待续部分同样始终未能完成，直到去世后，才由王煦华续成；(5)《三皇考》、《夏史三论》、《鲧禹的传说》诸文，虽属完整，但完成时已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而且是得益于杨向奎、童书业等人的协助，如果没有杨、童协助，他能否从容写成，仍是问题。除此之外，还有重要著述《州与岳的演变》、《九州之戎与戎禹》等，意在揭示“州”、“岳”等中国古代核心地理观念的源流，并借此考订《尚书·尧典》诸篇的年代，都没有离开“层累”命题，但其中不少重要观念，同样未得展开论述。如《州与岳的演变》“前记”中说：“仓促编成，前后多不相关照……如果这三年以内能让我多读些书，三年以后又有整段时间给我作研究，那么这正式的论文当可于五年中贡献于读者之前了。”(56)而四年之后，等来的却是“问题既复杂，材料尤多而且乱，非短时间所能整理就绪，将来有暇必当重撰”。(57) 可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在古史、民俗等领域辗转探索，开辟之功固多，但对自己提出的重要观念、命题的彻底解决，却多是等待“将来有暇”。而顾颉刚意识到不应再等待“将来”的转折点，正出现在1940年前后。例如，1939年6月30日，《顾颉刚日记》中写道： 近日在床无事，或中夜忽醒，每思年已如许，苟学不确立，便将终身无成矣。述作之事，预计如下……如均能完成，则我易箦时当含笑而逝，否则死了口眼也不闭的。(58) “预计”内容包括“撰著”和“编辑”两类，“撰著”又分“古史论文集”、“古史材料集”等，“编辑”分“古史辨”、“辨伪丛刊”、“古籍汇编”等。可见，顾颉刚是要清理、总结既有考辨成果，以“确立”自己的学问系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顾颉刚在治学方面，开始产生了从领域拓展转向清理、总结阶段的意识。 但是，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并未给顾颉刚从容治学的环境，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苟学不确立，便将终身无成”的担忧，也表现更加强烈。到1948年，他在兰州大学开设“上古史研究”课程，讲义开篇就提出：“三十年来所致力的，大半偏于零碎问题的考据与研讨”，“这次来兰大，想把三十年来研究的心得，作一番系统的讲述与检讨”。(59)在致其夫人张静秋的信中，他更称之为“苦处”，说道： 我一生勤学，而始终没有建立学问的系统。所以然者何？在三十多岁的时候，觉得来日方长，深恐建立越早就越脆弱，所以只作专篇论文，并未构成一大的系统。自从三十九岁遭遇了九一八事变，要起而救国，精神就分散在民众读物上。抗战之后，东奔西走……无法从事学问……自九一八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年纪愈长，就觉得平生所学愈有系统化的必要。这次兰大授课，就要实现这个愿望。(60) 可见，自1940年前后顾颉刚意识到“苟学不确立，便将终身无成”后，清理、总结既有成果，以“建立学问的系统”的思想，贯穿了整个20世纪40年代。 需略作说明的是，这里并不是说直到1940年前后顾颉刚才有了“建立学问的系统”的愿望或计划，而是说顾颉刚明确意识到已经有必要把这种愿望或计划付诸行动，不能再等待“将来有暇”，是在1940年前后。“建立学问的系统”的愿望他早已有之，比如20世纪20年代在回应学界对古史讨论结果的追问时，他就表示“我并不是没有把我的研究构成一个系统的野心……我到老年时一定要把自己的创见和考定的他人之说建立一个清楚的系统”，但当时他觉得“现在还谈不到此”。(61) 那么，这里的“建立系统”是否如有些学者所理解，是由“破坏”转向了人们一般所说的“古史建设”？或者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顾颉刚是否改变对旧有中国古史乃“层累”造成的基本认知？ 首先，就上述1939年日记中“预计”的“述作之事”看，顾颉刚将“撰著”类中的“古史论文集”和“古史材料集”视为“学问本业”，其中，“古史材料集”又是“古史论文集”的基础，所以，“古史论文集”是其一生学问的重中之重。对此，他说： 此为予精力之所集中，亦为本行职业，当将已发表诸篇……逐渐修改，使各单篇能成一个大系统。尤以前所拟作之“古史四考”(帝系考，王制考，道统考，经学考)“古籍四考”(尧典考，禹贡考，王制考，月令考)为其中心。(62) 拟作“古史四考”的想法，是顾颉刚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燕京大学)、《古史辨》第二册《自序》、第四册《序》中逐渐提出的。作“古史四考”的目的，如其自述：“这四种，我深信为旧系统下的伪史的中心；倘能作好，我们所要破坏的伪史已再不能支持其寿命。”(63)1939年日记中仍视之为“学问本业”之“中心”，可见其古史观念并未改变。 其次，就1948年兰州大学“上古史研究”课程看，顾颉刚自述其旨趣道： 我这次所讲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古史的材料，把古书分析，认识其真伪与先后，作研究的凭借；一部分是古史上的学说，中国古史之所以难研究，即为史实与学说的混杂，弄不清楚，造成了许多纠纷，如今我把战国秦汉间的许多学说的头绪理了出来，使人懂得这是诸子百家的臆想，不是真的史实，然后一部真的“中国古代史”可以出现。这是我一生工作的归宿，必有了这归宿，方如“百川朝宗于海”似的，为古史学立一个究竟。(64) 可见，顾颉刚此时的研究重心仍是扫除“诸子百家的臆想”，至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古史建设”则是“然后”的事。 前述顾颉刚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叙述体系进行调整的云南大学《中国上古史讲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既然顾颉刚要清理、整合多年疑辨古史的具体成果，以考定结论，建立系统，那他吸收古史研究的新成果，对先前论断作出调整，当属情理之中。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着顾颉刚基本古史观念的改变。事实上，对于云南大学和兰州大学两部讲义在其学术演进历程中的定位，顾颉刚是有明确论述的，如1949年油印《浪口村随笔·序》所说： 予自毕业大学，立志从事古史，迄今垂三十年，发表文字已不止百万言，而始终未出一整个系统……年已老大，苟不早从考索之功进于独断之学……则此生终有一大事未了……两大学中所讲(按：即云南大学和兰州大学)，特粗引其绪，至于确然立一系统，示后学而无疑，其事尚远。(65)由此亦可看出，从1939年云南大学《中国上古史讲义》到1948年兰州大学《上古史研究》，都是顾颉刚治学阶段转向“建立学问系统”的结果。序文中所说“从考索之功进于独断之学”，正是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也是上述诸多调整的根源所在。但无论“考索”还是“独断”，其背后的核心观念都是中国古史“层累”造成说，这一点是不曾改变的。 大致在1940年前后，顾颉刚治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有意识地清理、整合先前考辨古史的成果，“使各单篇能成一个大系统”，“建立学问的系统”，亦即其自谓“从考索之功进于独断之学”。在这一背景下，他吸收当时古史研究的新成果，对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的叙述体系进行了调整，如将中国的有史时代和古史的成伪时代提前等。这些都是顾颉刚古史研究中的变动，但这些变动都是其治学阶段自然演进的结果。无论叙述体系如何调整，学问系统如何构建，他对中国旧有古史系统乃“层累”造成的基本观念，始终是没有改变的。 学界常有论者见到顾颉刚的著述中出现类似“建立系统”的说法，便称其古史研究转向“建设”。这是对“建设”概念的泛用，容易造成对顾颉刚古史观念的误解。在围绕顾颉刚及其“古史辨”的相关问题上，“疑古”、“信古”、“破坏”、“建设”、“重建”等概念，都有大致固定的内涵：“疑古”、“信古”、“破坏”等，针对的是旧有古史系统、古史学说；“建设”、“重建”等针对的则主要是客观、可信的新古史。1940年前后，顾颉刚所要建立的系统，是“层累”观念下的系统，不同于当时语境下的“建设”或“重建”。 同时，我们讨论顾颉刚古史观念转变与否时，常将之置于“疑”与“信”、“破坏”与“建设”等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这些框架，可以适度采用，但不宜简单套用。在“古史辨”的语境中，“疑古”与“信古”可以视为对立关系，但“疑古”与“建设”则不同。“疑古”并不意味着不能“建设”新古史，而“建设”新古史，也不意味着不能坚持“层累”观念。事实上，在“古史辨”之后从事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多数学者中，是承认“层累”现象的存在的，只是程度或有不同，这二者之间应属前后相继的关系。如果不明确这些概念在当时语境下的内涵及关系，那在今天的讨论中，很容易造成“破坏”与“建设”对立不相容的认识，甚至出现类似顾颉刚由“疑”转“信”的说法。 注释： ①如杨向奎以1930年《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为据，认为顾颉刚“恢复到今文学派康有为的立场”(杨向奎：《论“古史辨派”》，顾潮编：《顾颉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7页)；冯峰从现代考古学兴起对“古史辨”影响的角度，认为1930年前后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关注点，从上古史实转向了“上古观念史”(冯峰：《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德里克在讨论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提出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在治学方法上出现了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彭明辉依据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提出20世纪30年代其古史观出现了从“破坏”到“建设”的转变迹象(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43-164页)。 ②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00、207页。 ③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3-34页。 ④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6，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页。 ⑤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1-85页。 ⑥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第118页。 ⑦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第118页。 ⑧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第116页。 ⑨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第89、98、103页。 ⑩顾颉刚：《浪口村随笔》，《责善半月刊》1940年3月创刊号。 (11)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4，第74页。 (12)顾颉刚：《发刊词》，《责善半月刊》1940年3月创刊号。 (13)顾颉刚：《浪口村随笔》，《责善半月刊》1940年3月创刊号。 (14)顾颉刚：《后记》，《齐大国学季刊》1940年11月新第1卷第1期。 (15)顾颉刚：《文史杂志复刊词》，《宝树园文存》卷2，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47页。 (16)顾颉刚：《发刊词》，《责善半月刊》1940年3月创刊号。 (17)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6，第11页。 (18)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5-146页。 (19)柳诒徵曾发文批评顾颉刚不懂“《说文》之谊例”，但从文章内容看，他似乎并不了解顾颉刚等人讨论的问题是什么，随后便被顾颉刚、钱玄同、魏建功、容庚等人所反驳。参见柳诒徵《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容庚《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等文，均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217-264页。 (20)参见刘掞藜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和《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胡堇人的《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均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82-92、151-186、92-96页。 (21)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94页。 (22)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04页。 (23)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94页。 (24)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139页。 (25)卫聚贤：《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抗战前十年之中国》，龙田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第637页。 (26)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46-147页。 (27)许冠三曾有“缩小研究范围，集中精力于东周以下的若干专题”说法(《新史学九十年》，第202页)。王汎森征引许书观点提出了顾颉刚因受傅斯年影响“决定调整疑古运动的方向”一说(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31页)。张京华有“略带有些自守的倾向”说法，但认为这“只是他(顾颉刚)学术自守的最低‘下限’”(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188页)。 (28)顾颉刚、童书业：《鲧禹的传说》，《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499-552页。 (29)《三皇考》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2，第1-242页；《夏史三论》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553-611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见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203页。 (30)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关系说及其批判》，《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5，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43-344、292页。 (31)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47页。 (3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1939年3月1日，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4页。 (33)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1939年6月30日，第245页。 (3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年3月7日，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页。 (35)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47页。 (36)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83页。 (37)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230页。 (38)《州与岳的演变》和《九州之戎与戎禹》两文参见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5，第43-74、118-139页。 (39)四个“打破”，见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202-204页。 (40)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云南大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3，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68页。 (4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页。 (4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37页；《致王伯祥：自述古史观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76页。 (43)李扬眉《“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文史哲》2006年第5期)一文，对“东周以上无史”说的内涵及相关批评，有较为客观深入的分析。 (44)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7页。 (45)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李济文集》卷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509页。 (46)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云南大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3，第473页。这里需略作说明的是，在云大《讲义》之前，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春秋史讲义第一编》(1933年)和《春秋史讲义》(1936-1937年)已经肯定了商朝“有史”，但相对而言，云大《讲义》叙述更为系统。 (47)详见《中国上古史讲义》(云南大学)各章注释。 (48)胡适：《自述古史观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2页。 (49)顾颉刚：《春秋战国史讲义第一编》，《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2-120页。 (50)顾颉刚：《中国古代史述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第413-416页。 (51)顾颉刚：《春秋史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第423-424页。 (52)顾颉刚：《中国古代史述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4，第415-416页。 (53)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云南大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3，第452-467页。 (54)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云南大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3，第466页。 (55)参见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一》，《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7，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1-110页。《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经王煦华续作后，改题《崔东壁遗书序》，收入《顾颉刚全集》时，又改题《崔东壁遗书序一》。 (56)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5，第43页。 (57)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5，第139页。 (58)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1939年6月30日，第244页。 (59)顾颉刚：《上古史研究》，《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7，第275页。 (60)顾颉刚：《致张静秋》(1948年8月22日)，《顾颉刚书信集》卷5，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9页。 (61)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3页。 (6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1939年6月30日，第244页。 (63)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09页。 (64)顾颉刚：《致张静秋》(1948年8月29日)，《顾颉刚书信集》卷5，第254页。 (65)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序》，《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6，第1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