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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元廷赐碑相较于前代，特为兴盛；与之相应的，是多民族碑志文学的生成。就元廷赐碑而言，其作为文化与政治互动的表征，并非仅是出于对汉民族立碑埋铭礼文化属性的认识，更大程度上是对于其所具备的政治功能的运用，这种政治核心化的趋向则凸显为赐碑中独特的生者指向。就多民族碑志文学的生成而言，其固然是官方主导的政治功能取向所影响下的文化风尚，其实质更是文化中心化的趋向，并体现为参与主体的扩大与民族思想的混同等。由此可知碑志文学具有其特定的结构形态。 关 键 词：元延赐碑/多民族碑志文学/结构形态 赐碑①作为中原王朝褒锡人臣的一种高阶汉礼，在元朝有被大加发挥之势。元廷统治者积极利用赐碑之典，诏敕馆臣撰文，怀柔群臣，润色鸿业，使其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不惟如此，元朝作为“内蒙外汉”“诸制并举”的政权，汉民族文士大量为少数民族人士撰写碑志也成为元代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一面。在此，赐碑、撰碑作为政治、文化的活动与碑志作为文学的存在之间，无疑具有特别的张力。因此之故，元廷赐碑之兴及其所密切关涉的元代多元文化、政治与文学之关系，尤其是这之中所昭彰的碑志文学的结构形态，足值深讨。不过目前学界对历朝赐碑之典均很少关注②，元朝赐碑之兴的状况似亦尚未察及，而其与多民族碑志文学之生成的关系，自然也属未发之覆。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出一些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与政治互动的表征：元廷赐碑的兴起与大盛 勒碑埋铭作为传统丧葬礼仪之一项，是一种文化的表征；又由于朝廷敕赐，更添一层政治色彩。在相对稳定的文化与多变的政治互动中，与大臣卒葬制度相配合的中原王朝赐碑显现出其并不均衡的施行轨迹。至晚到汉代初期，便有赐碑之恤。汉惠帝所赠《四皓碑》，南北朝任昉《文章缘起》以其为碑体之始③，亦是“人主赐葬人臣恤典之始”④。但或因文献存佚之故，目前来看，两汉赐碑之例极为有限，尽管东汉“碑碣云起”，但由朝廷敕赐尚属少见。东汉末年，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⑤，以至两汉以降，“终魏之世，略无纪功述行之文。及入晋代，此禁未替，非有殊功特行，无敢私立碑者。沿及宋、齐，至于梁、陈，其立碑之见于史者，寥寥几于无有。”⑥可以说，魏晋六朝之时，除皇室宗亲按例获敕撰墓志外，朝臣获赐碑之恤并不在官方章程之内。至隋、唐碑禁得解，赐碑之典复获重申，由唐及宋，赐碑成为朝廷常行的一种大臣卒葬事宜，辽、金二代亦偶行之。但在元代，赐碑之举却特为频繁。 据现存文献粗略统计，唐代享国289年，敕赐碑志约为一百一十余篇⑦，年平均数约为0.38例；宋代320年，敕赐碑志实际不足百篇⑧，年平均数至多为0.32例；现存辽金二代敕撰碑志文更是仅约三十余篇⑨。而据《全元文》及相关元人别集粗略统计，现存元代敕撰碑志数量在150篇以上。以元廷祚国108年(1260-1368)计，年平均数为1.38例，这一数值几乎是唐宋两个文化大朝的4倍。可以说，元廷百年赐碑之例，从总体数量上看，不仅远超同为百年少数民族政权的辽、金二代，比之国祚三百年左右的唐、宋两个文化大朝亦有大胜之势⑩。 具体来看，世祖朝三十余年，所赐碑约止于8例，对象皆为汉民族士人。最早一例是至元十年(1273)赐神道碑于元初著名汉民族将领张柔(《蔡国公神道碑》)。张柔卒于至元五年(1268)，此碑由其子张弘略请赐于朝。其时，距元建翰林国史院已有十年。其他所赐对象，除玄门靖应真人外，若刘秉忠、窦默、史天泽、董文炳、张弘范、郑鼎皆元初开国文臣武勋。成宗朝赐碑今仅见四例，赐碑对象除《袁州普庵禅师塔铭》外，其他三例皆非汉民族(11)。武宗朝赐碑之例有所增长。武宗在位虽仅三年余，但赐碑之数达至6例。赐碑对象除被视作蒙古的汉人贺仁杰外，其余五例悉属蒙古、色目人(12)。这里需辨明的是，尽管武宗朝赐碑例数较多，但实际上武宗海山受儒学教育并不深，其在位之时赐碑之例的增多，并非出于朝廷推行汉法文治之文化举措，而更多是“其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赉太隆，而泛赏之恩溥”(13)的结果。在此，赐碑正迎合了其优厚臣子以求“惟和”的政治目的(14)。 赐碑作为一种儒家文化礼习，其在元廷的真正大盛是在仁宗朝。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通达儒术”(15)，是元朝大兴儒法文治的一位皇帝。其祚位九年，赐碑近五十例，年平均数值超过5例，并在皇庆元年(1312)与延祐三年(1316)达到两个峰值(此二年赐碑皆超出十例)。这一盛况与仁宗朝推行的一系列文治政策莫不紧密切合。仁宗即位于至大四年(1311)三月，五月即“命翰林国史院篡修先帝实录及累朝皇后、功臣列传，俾百司悉上事迹”(16)。次年改元皇庆，仁宗复以“元功大臣，宣力载劳，褒崇弗称”(17)，“甄录勋旧，恩泽所加，荣兼存殁”(18)，开始较大规模地以封赠赐碑的方式褒锡先世功臣或当世朝臣。这一系列举措极大促进了仁宗初年部分重要功臣得获赐碑以纪其功绩，皇庆元年所赐淮安忠武王(伯颜)庙碑、驸马赵王(术安)之先德加封碑、顺德忠献王(哈剌哈孙)纪勋碑、拂林忠献王(爱薛)神道碑、将作院使哈飒不华之昭先碑等，均是明言因此而赐者。此外，元代翰林国史院于皇庆元年升至从一品的历史最高官阶(19)，元代翰林馆臣亦在此期始进入朝廷赐碑队列。如仕至翰林学士承旨的李孟与刘敏中、集贤大学士王约与陈颢，皆通过个人仕宠，使各自先辈获赐碑之恤，而陈颢甚至主导了多例赐碑的开展(20)。而仁宗朝赐碑的另一个高峰，亦即延祐三年，则是仁宗于此年正式颁行封赠之法直接促成的结果。赐碑本与封赠之法挂钩：“人君之御群臣，其于先世所以重追封之典者，要以为厚之道也。厚之极致，则赠典之外，继之以赐碑焉。”(21)而实际上，在元朝建制初期，汉族传统封赠之法并未得到制度性推行，“唯一二勋旧之家以特恩见褒，虽略有成法，未悉行之”(22)。武宗至大二年(1310)，有诏议行封赠，但还未颁行即被罢。仁宗即位初亦有定封赠之制(23)，所以皇庆、延祐初年屡有封赠推恩之例，但封赠之法的正式出台却是在延祐三年(24)。封赠之法的正式颁行不仅极大鼓舞了当时的汉臣子民乞请光恩先世，也带动了一批少数民族士人积极接受与效仿此制。因此促成的多民族赐碑之恤，若《林国昭宣公神道碑》《魏国赵氏先德之碑》《太原宋氏先德之碑》《保定郭氏先茔碑》等，皆是延祐三年为追褒三代、表彰墓道而赐碑的典例。 而仁宗朝的赐碑盛况，不仅在于数量的大增，更重要是通过朝廷君臣更为频繁、亲密的多民族互动，元廷的赐碑对象从民族族属与身份阶层都得到了更为多元化的拓展，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士参与其中，更多不同身份的汉人获赐碑石。从赐碑对象的民族族属与身份阶层来看，仁宗时期的赐碑对象已不再限于蒙古色目世勋及少数开国型汉臣，如均受赐碑的泥波罗匠师阿尼哥、畏兀儿翻译家阿失帖木儿与阿鲁浑萨理及以医术见用的汉人宋超等，一批更为多样化的多民族人才及文武官员广泛进入元廷赐碑的对象之列。除馆阁文人所代表的文臣外，主要建功于至元末及大德、至大年间的一批中高级汉族武将，如何玮、高兴、杨闾等，亦受到赐碑之礼的眷顾。并且，在赐碑类型上亦有拓展，出现了如《淮安忠武王庙碑》《赵氏先庙碑》等更进一步深入汉文化祭祀礼仪的庙碑之赐。 其后除元朝诸帝中汉化最浅的泰定帝一朝(四年四例)与在位时间极短暂的明宗、宁宗二朝(无)，颇重视文治的英宗朝(三年八例)与文宗朝(四年十八例)亦多有赐碑之例。并且，赐碑在文宗时期正式作为一项国家礼典写入至顺年间官方所修大型政书《经世大典》之中(25)。元廷最后的惠宗虽为末世之帝，却也颇重赐碑，甚至在至正八年(1348)“缵承鸿业，追念旧勋，不以存亡久近为问，涣颁异数，以照临之”(26)，且诏修《后妃功臣列传》的政策结果下(27)，出现元廷赐碑的又一个高峰，总裁官黄溍奉敕所撰21篇碑文即基本完成于此年及其后两年间，并且出现祠堂碑记之赐。惠宗朝的总体赐碑规模据说超过仁宗朝，元后期重要馆臣欧阳玄对其朝大兴赐碑之风有所总结： 诔者，垒述其前人之功德，以诒其子孙，犹今之赐碑也。汉存周制，故今汉隶之传者，多士大夫家碑志。虽不见其法掌于官与否，其文大略犹有诔体。晋、宋、六代殊失古人饰终劝来之意，而官家墓道禁不得立碑。故六代虽法书名世，而碑志传者甚鲜，其规模狭且陋矣。隋、唐始开其禁，故欧、褚之书，韩、柳之文，碑志甚夥。赵宋有《琬琰集》，专汇公卿碑文，虽非皆出上赐，而无复厉禁。天朝赐臣家碑，盛于至大、延祐，尤盛于今日。洪惟圣恩，昭天漏泉，以彼六代狭陋之规，比之混一六合、垂示来世者，可同年语哉!(28) 欧阳玄(1283-1357)主修三史，“屡奉诏铭诸臣家先陇”(29)，是惠宗朝自虞集退隐江西后最为首要的馆阁鸿笔。其认为元廷赐群臣家碑“尤盛于今日”，自是总结其所亲历。但据现存奉敕碑志文考证，惠宗在位三十五年，赐碑例数仅可见60例，年平均数值不足2例，既不及英宗与文宗二朝，与仁宗朝则更是无法比拟。这种情形的出现，与元朝末年战乱纷起，造成此期文献散佚较为严重的情实密切相关。欧阳玄言元廷赐碑“尤盛于今日”之语是在至正十三年(1353)，但实际今能见及的撰于至正十年后的敕赐碑志篇目已仅余3例；作为此时段最主要的朝廷碑志撰写人，像欧阳玄及稍后的危素，皆是文集大量散佚的元后期作者，碑志之作可谓是百十存一，但文集保存较为完整的黄溍三年之间奉敕撰碑之数仅次于仁宗朝之程钜夫。以此可知欧阳玄所言“以彼六代狭陋之规，比之混一六合、垂示来世者，可同年语哉”的气势与自信并非夸诞。元廷自仁宗朝以来的赐碑盛况亦可概见矣。 二、政治的核心化：元廷赐碑的生者指向 元廷的赐碑活动，在逐渐认可赐碑之文化礼仪特性中，经历了一个从较为被动地遵行汉制到主动发挥汉礼馈赠多民族群臣的演进过程。简言之，从世祖朝赐碑之例的不多见及赐碑对象的仅限于汉人；到成宗尤其是武宗朝，频以赐碑之礼作为奖宠蒙古、色目大臣的一种特权方式；再到仁宗朝赐碑例数的大增、赐碑对象在民族国别与身份阶层等层面的全面扩大，及其后英宗、文宗、顺帝朝的积极延续。而从所赐碑铭的类别来看，则从神道碑、世德碑等拓展至更为深入汉文化祭祀礼习的庙碑、祠堂碑。不过，同样作为赐碑活动，在此需要辨明的是，蒙汉二元政治文化并举的元廷，其在发挥中原赐碑之礼的性质上与前代赐碑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元廷赐碑规模的大开，远不仅是承续唐宋以来“无复厉禁”的结果，而更多是处于复杂政治情势下的元朝统治者阶层利用汉民族立碑埋铭功能笼御群臣之政治选择的结果。换言之，元廷的赐碑行为与其说是出于对汉民族立碑埋铭本质性的礼文化属性的认识，毋宁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所具备的政治功能。 在元前，赐碑是一项具有政治意味的文化礼习，但究其本质终归还是属于大臣卒葬制度的一项内容：一是元前统治者阶层自身遵奉建碑埋铭之葬俗；二是赐碑类别上，墓志(埋于地下私域，主致祭于内、为死者顾)与碑铭(立于地面公域，主彰德于外、为生者观)并行；三是除德政碑这类特定的生碑之赐外，基本为配合勋戚大臣的卒葬之礼而赐(30)，“勒碑致祭”是赐碑的主要诉求。而在元代，蒙古统治者虽赐碑锡臣，然而其自身并未接受这种俾金石以垂不朽的汉文化传统，历任蒙古统治者皆持守草原礼习，“密葬”于漠北，“其墓无塚，以马践蹂，使如平地”(31)，以致今人不能确考其所葬之处。因此之故，在唐、宋、辽、金朝赐碑之例中，均所在不少的赐予帝胄姻戚、宗亲大臣的墓志铭类，在元廷赐碑之例中是没有的。元廷赐碑的类别主要是以神道碑为主的纪勋碑，次及于元代始行赠赐的先德、先茔、昭先等类碑。不仅后者本来主以奖宠在世臣子所以赐碑追褒其先世，前者亦多非为配合卒葬之礼而赐：一为褒彰先臣之绩。如赐已行蒙古丧制，密葬于北漠的月吕鲁“植碑通逵，载扬丕绩”(32)，仿月吕鲁例为月赤察儿“建碑都城健德门外”(33)，赐安童之神道碑“树于王所食采地范阳之通逵，因临幸而观焉”(34)，在这里，神道碑赐已不再限立于墓道。二为奖宠当世朝臣。如《张忠献公神道碑》为文宗欲嘉金界奴之才，命筑其父张九思神道之碑“以宠之”(35)，前所述及翰林馆臣李孟、王约、刘敏中先世之获赐神道碑亦与此类。就连开国大儒许衡于卒后五十六年终获赐碑，亦多缘于朝廷欲抚恤其子许师敬之故(36)，而非许衡本身成就直接主导的结果。藉此来看稍处其后的吴澄神道碑之赐，则很难说不是在许衡获赐碑后受“北有许衡，南有吴澄”(37)的公众舆论推动下的附带结果。 在元代盛行起来的先茔、世勋碑类之赐，加之传统碑例的“异变”之赐，可以说使得统合着多民族的元廷统治者对当朝功臣与宠臣的赐碑褒锡之礼得以及时有效地实现，赐碑以昭彰君恩、笼御群臣的政治功能被最大化，“使知国恩之厚”“又因以告夫他臣之受是恩者，相率以厚我国家之报”(38)成为更主要、更直接的赐碑诉求。赐碑的产物，即敕赐碑铭，作为载述朝廷施行恤典之事实的一种官方性与公众性的历史实体，正是能直观、有效传达这种怀柔思想的一种友好而不失严肃意味的政治宣传手段。与这种趋势相伴随的，是在元前少见的“年久赐碑”现象在元代趋于普遍化，卒葬十年以上之后受赐碑者在元代赐碑之例中为大多数，四十年以上者，若惠宗朝之赐阿剌罕、也速解儿、合剌普华、刘国杰、程钜夫及前所述及之许衡、杜瑛等碑，亦不为少见。赐碑为生者目瞻心念的目的可谓直接且热烈。甚至很多碑例主述生者事，极端之例如至正八年(1348)顺帝连赐翰林承旨买奴父答失蛮神道碑两次，后赐之碑只为详载以买奴为主的答失蛮“嗣人、历官、行事”(39)情况。馆臣马祖常奉敕撰《杜瑛神道碑》以赐御史丞杜秉彝时，曾感叹“我国家褒恤宠臣之意，盖益有征矣”(40)，此中“褒恤宠臣之意”无疑指向的不是已成过去式的卒葬之臣，而是当下如杜秉彝般正为统治者所宠所用之臣；“益有征”之语也表明了这种趋向的愈益多见的情况。也因此，赐碑行为往往担负着政治宣传的功能。例如仁宗朝虽大兴崇佛之举，但同时亦承袭元开国以来对各种宗教“因其俗以柔其人”(41)的兼容并包政策。因此，不仅作为元廷对释教人士至高恩典的十余例赐碑(42)大半在仁宗朝，而且作为示南方正一道教以“天子异眷”(43)的《敕赐玄真妙应渊德慈济元君之碑》亦在此期获赐。 赐碑的政治化操作在元廷皇权更迭之际最为显见。元朝皇权继承无定制，多数皇帝皆是通过较大的武装政变上位，即位后对主要功臣论功行赏，赐碑往往是其中一项。若武宗之赐其朝中书宰丞床兀儿父(土土哈)勋绩碑、乞台普济先德碑、教化父(李阿噜)神道碑，三人实际皆为迎立武宗有大功者。仁宗通过“武仁授受”合理上位，上述仁宗朝所赐哈剌哈孙、术安之碑虽亦可说有此中之意，但此意在褒崇大臣的多元取向中则尚浅。而这一褒锡之礼的政治化操作，主要还是在文宗图帖睦尔手中运用得最为熟稔与典型。深具汉文化修养的文宗以两都之战大败天顺政权上位，又藉由天历政变毒杀明宗复位，其两次在位时间共四年，年赐碑例数仅稍次于仁宗。其中就有数例之赐是与拥立其上位的权臣燕帖木儿有直接关联的：天历元年(1328)，“皇帝拨乱反正，以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儿有建谋力战之功，思其祖、父之绩”(44)，敕赐《句容郡王世绩碑》；二年(1329)十月，文宗在明宗被毒杀后复位，再度“以燕帖木儿有大勋劳于王室”封赠其三代，又“欲昭其勋，诏命礼部尚书马祖常制文，立石于北郊”(45)，以传统卒葬碑例生赐之《太师太平王定策元勋之碑》，并命艺文监刊其《世家》以行；随即又应燕帖木儿请奏，赐天历政变功臣也速迭儿先世《曹南王勋德碑》；皆受赐世勋碑的帖木儿补化(《高昌王世勋碑》)与建班都(《孙都思氏世勋碑》)亦为助力文宗上位的重要武勋(46)。这些赐碑之例，往往通过馆臣的文字撰写，建构与传达着文宗上位的“正义”与“天命”之路，《太师太平王定策元勋之碑》更是不避杀伐，整篇详述燕帖木儿谋助文宗上位的军事过程。其叙事之详细，细节之具体，表面展示的是燕帖木儿的勇武谋略，深层面的何尝不是在传达文宗“以天纵之资，历造昧之久，奋名义以致讨夙逆，应天人而归履大位，固历数之所在也”(47)之上位史的正义性与必然性？而讳莫如深的明宗之死则被一笔带过，成为文宗复位的自然历史缘由。 其后继燕帖木儿而兴的权臣伯颜亦得其拥立上位的新主惠宗生赐《太师秦王佐命元勋之碑》。惠宗妥懂帖睦尔是明宗长子，其即位是文宗朝势力扶植傀儡的权宜之计，时年仅十四，此碑所赐当由伯颜或其党人主导而赐。八年后伯颜在惠宗与大臣脱脱的联合下轰然倒台，惠宗诏撤文宗庙主，徙太皇太后不答失里东安州安置，流放太子燕帖古思于高丽并弑之于途(48)。惠宗朝的赐碑情形亦基本可以此为界：此前主要以伯颜、太后旧党为主导，受赐碑者如王懋德、耿焕、傅岩起、张住童、撒而吉思监、马合马沙等基本为其利益集团人员(49)；此后则是一条围绕惠宗治下中书权力分配与更迭的赐碑链条。尽管现存惠宗朝此期赐碑情况很不完整，但还是可以看到，惠宗亲政后出任过中书宰臣的脱脱、朵儿直班、朵儿只、铁木儿塔识、忽都不花、太平、达识帖木儿、斡乐等，在其执政中书时或先世受碑，或因其奏使他臣受碑之况屡屡有之。在这样的对比中，赐碑与元廷政治权力挂钩的特质不揭而明。 元廷赐碑显现的这种由传统的死者指向走向鲜明的生者指向、由卒葬文化驱动走向政治需求驱动的特性，诚然是元朝二元体制下，统治者发挥中原赐碑之礼本身固有的政治与文化属性使然，但其后明王朝并未延续此种特质。虽然皇权主导的赐碑之例难免其基本的政治意味，但宋濂、刘基、方孝孺、台阁三杨、李东阳等明人相关文章，显见的是赐碑指向已回归卒葬之功臣勋烈，明廷赐碑基本为配合少数重要卒葬大臣之礼而行。在元廷大兴的最具生者指向性的赐予在世功臣与宠臣先世之神道、先茔、世德之类碑，在明代已渐少见及。从此一层面上来说，元廷赐碑的政治特性是其时代特色所在，也是仁宗以来赐碑规模大盛的重要缘由所在。在此际，政治与文化的互动中，无疑是政治具有核心化的趋向。而元廷赐碑尚有一现象颇有意味，可作一旁证。此即前文言及的赐碑大兴的历史情实之下，元代无赐墓志之例的现象。不难想见，墓志铭作为埋于地下之物，实无碑所具有的昭示天下的功能，这意味着碑铭具有某种高于墓志的政治特性。明乎此，则无怪乎碑铭呈现出上述政治核心化的趋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