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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民族史学科在理论体系建设、教学体系与科研平台建设、研究成果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完成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从初步创建到蓬勃发展的非凡历程，其中蕴含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也反映了某些问题与不足，值得重视和思考。新中国民族史学科七十年的风雨历程表明，国家的繁荣富强是民族史研究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繁荣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史学科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史学科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加强理论建设和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民族史学科话语体系是民族史学科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民族史；学科发展；学科成就；理论体系；学科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彭丰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民族史。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研究项目“历史经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20VMZ001); 中国民族史学科是历史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主要任务是探究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形成演变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民族史学科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根基，传统史学是其重要的学术源头。早在汉代，司马迁《史记》就开创了为少数民族撰写“四夷传”的史学传统，阐述了各民族同根共祖、交融共生的华夷“大一统”民族观。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西学东渐的时代思潮为现代民族史学科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和重要的学术基础。20世纪30年代，吕思勉、林惠祥、王桐龄先后出版《中国民族史》，系统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互动、中华民族逐步形成的历程，标志着中国民族史学科基本形成，也标志着现代中华民族整体史观的初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史学科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完成了从初步创建到蓬勃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不论从梳理学科史的角度，还是从展示新中国七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角度，都非常有必要进行整理和总结。本文尝试客观、理性地回顾和总结民族史学科在新中国七十年的发展、繁荣轨迹，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和动力，从中获取经验与启示。 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的初步创建（1949-1976） 新中国的成立为学术研究带来春天，现代中国民族史学科由此获得开创性发展，进入全面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的新阶段。从1949至1976年近三十年中，中国民族史学科在学科理论体系建设、教学体系与科研平台建设、研究成果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学科理论体系初步创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对民族史研究领域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与争鸣，完成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理论体系的初步创建。 首先，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民族”的定义进行了探讨和争鸣，推动了“民族”定义的中国化历程。“民族”是民族史学科的基本概念。对“民族”作出准确定义，是进行民族史研究的前提，也是确立民族史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新中国建立初期，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即“四要素论”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权威地位。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294 此后，斯大林又提出，民族“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资本主义形成之前出现的人类群体不是民族，而是部族[1]295-301 。部分学者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奉为圭臬，不加分析地用于中国民族史研究和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费孝通、林耀华、范文澜、牙含章等学者冲破思想禁锢，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提出了质疑。费孝通、林耀华撰文指出，在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不能简单照搬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应当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2]。 针对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形成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观点，范文澜通过历史考察，指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否定了斯大林的相关论述[3]。 随后学术界围绕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族、汉民族形成于何时、民族的定义与实质等问题展开大讨论，发表了一批论文，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概念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4]。20世纪60年代初，牙含章围绕“民族”定义的问题发表了系列文章，认为中国学界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存在翻译上的错误，从而导致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误解。同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可以推知，民族形成于古代，汉族在夏代就已形成[5]。关于“民族”定义的讨论体现了中国学术界的独立思考精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为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理论体系开辟了道路。 其次，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民族英雄、中国历史疆域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争鸣，形成了系列共识，充实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理论体系的内容。针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问题，翦伯赞、吴晗、范文澜等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既有和平也有战争，二者是历史上民族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都对民族融合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二方面都应予以关注[6] 。针对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认定问题，白寿彝、周一良等学者一致认为，历史人物的行为是否具有正义性是认定民族英雄的重要标准[7-8] 。围绕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学术界形成了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以白寿彝为代表的“上溯观”,即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应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7]25-28。 何兹全、方国瑜、翦伯赞等学者均撰文表示支持。另一种是以孙祚民为代表的“顺叙观”，即认为应当按照历史时间顺序，以当时各个王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9]。 以上两种历史疆域观在具体细节上存在明显区别，但都强调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共同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同时，学术界在其他民族史理论问题上形成了系列共识，如倡导民族平等思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民族史学科理论体系不仅形成了初步框架，具体内容也得到充实。 2.教学体系与科研平台初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高等教学科研工作十分重视，民族史教学体系与科研平台得以创建和发展。1952年，国家启动了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工作。通过调整、合并相关院校和专业，历史学、民族学等基础性学科得到加强。保留、调整后的相关院系是新中国民族史学科教学体系与科研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等成为民族史研究重镇。同时，国家新建了一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特别是1951至1958年期间，先后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等十所民族院校。在新设立的民族院校以及设立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高等院校中，大多设有历史学系、民族学系和民族史研究机构，开设中国民族史课程，开展民族史教学科研工作。与此同时，陆续成立了一批国家级、省级专业性研究机构。1954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10]。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正式成立[11]。这些机构聚集了一批民族史知名学者，如牙含章、翁独健、王静如、冯家昇等人，为新中国民族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石。 随着新中国高等教育科研体系的初步形成，民族史专业人才培养机制逐渐形成。部分院校逐步设立中国民族史专业，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例如1955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设立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室。同年，云南大学历史系成立中国民族史教研室和研究室。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设立历史系，设置少数民族历史与民族学两个专业，招生本科生与硕士生。1959年，云南大学设立中国民族史本科专业并招生。1961年，云南大学设立“中国少数民族史专门化”专业，招收中国民族史专业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12]。 新中国高等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为新中国培养、储备了一批民族史教学科研人才，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教育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这一时期，民族史学科学术交流平台得到较大发展，涌现了《历史研究》《民族研究》《文史哲》等一批影响较大的专业性期刊。此外，《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常常发表民族史研究的相关论文，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政治文化影响。各省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创办的学刊和各高校的学报也是重要的民族史学术阵地。 3.奠基性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奠基性民族史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一时期的成果总量虽然无法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相比，特别是出版的专著相对较少，但成果质量很高，大多数为经典之作、奠基之作。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民族史领域学术活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5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自治区地方概况等“三套丛书”初稿，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民族史研究成果。1956－1964年，新中国开展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这次调查收集、保存了大量民族历史资料，其中，很多是即将消亡的第一手珍稀资料，具有资料“抢救”性质。此外，还拍摄了十几部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收集了一批少数民族历史文物[13－14]。 以这次调查资料为基础，中国科学院民族所组织编写了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自治地方概况系列丛书，简称“三套丛书”。丛书于1963年完成初稿，总共400余万字，作为内部资料铅印成册。[14] 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初稿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且没有正式出版，但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保存和整理了丰富的第一手调研资料，开创了为少数民族撰写族别通史、通志的先河，为后来国家民委主持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奠定了基础。 同时，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民族史专家，出版或发表了一批民族史经典论著，对民族史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有深度的探索与争鸣，奠定了民族史多个领域的研究基础。 在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马长寿、姚薇元、林幹、唐长孺、韩儒林、白寿彝、翁独健、杨志玖、周清澍、岑仲勉、王锺翰、贾敬颜、金毓黻、陈述等学者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马长寿《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中华书局1958年版）等学术专著的出版，奠定了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基础。同时，围绕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发表了不少有深度、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研究热点广泛涉及匈奴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发展阶段，汉匈战争的正义性，成吉思汗、忽必烈的历史功过，蒙古族的形成、发展与历史贡献，满族入关前的社会形态，历史上西北各民族的族源、社会形态、民族政权的建立等问题。 在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方国瑜、林惠祥、江应樑、潘光旦、杨堃等学者的成就较为突出。江应樑《明清时期云南土官土司事迹》（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是有关土司研究的较早专著。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对傣族史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奠定了傣族史研究的基础。此外，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研究热点聚焦于古代民族政权南诏的族属、族源问题和现代南方诸多民族的族源问题。当时国外学者提出所谓南诏王室为泰人的说法。中国民族史学者经过严谨科学的研究，提出南诏王室彝族说或白族说的观点，有力回击了南诏王室泰人说。如刘尧汉《南诏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方国瑜《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载《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历史上的南方诸族的族源问题也得到关注。 多语种民族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亮点。西夏文、契丹文、回鹘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资料得到整理和研究，为民族史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资料宝库之门，冯家昇、王静如、陈述、史金波等学者为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例如冯家昇发表《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研究报告》(1953年《考古学集刊两种》第一号)等三篇关于回鹘文研究的论文，王静如发表《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文物》1972年第11期）等关于西夏文、契丹文研究的论文，史金波发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质疑》（《考古》 1974年第6期）等关于西夏文研究的论文。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史学科获得可喜的成就，打破了盲从苏联模式的思想桎梏，开创了建设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民族史学科新局面、新气象，奠定了新中国民族史学科基础。然而，“文革”十年动乱打断了民族史学科发展的正常步伐。由于恶劣的政治环境，大部分学术工作被迫停止，民族史学科亦不能幸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仅有极少数特殊领域，如民族考古领域、多语种民族语言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领域得以勉强艰难存活。 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的蓬勃发展（1977-2019） “十年动乱”结束后，由于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及广大科研人员的热诚奉献，学术研究爆发前所未有的学术激情与创造活力。1977－2019年，历经四十余年的努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科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学科理论体系日臻成熟，教学体系与科研平台建设蒸蒸日上，研究成果空前丰硕。特别是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引，中国民族史学术界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史学科开展了大量切实的工作，民族史学科呈现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面貌。 1.学科理论体系日臻成熟。这一时期，学术界继续对系列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与争鸣，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民族史学科理论体系日臻成熟，中国特色更加突出。 首先，学术界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民族”定义、汉民族形成时间、民族关系、民族英雄等问题进行探讨，巩固和深化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牙含章、费孝通发表系列论著，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民族”定义应该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反对盲目照搬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观点[15]。 汉民族形成问题继续得到关注。徐杰舜提出汉民族形成于汉代且具有多元起源的观点，被学术界普遍接受[16]。 1981年5月，在黄现璠、翁独健、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的倡议下，学术界在北京香山联合举办“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会议形成诸多学术共识，重新对民族史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再次强调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观点。此后翁独健、白寿彝多次作重要学术发言，强调各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发生的战争应当作为国家内部矛盾来处理，但是战争的敌对双方仍有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明确提出凡是在促进本民族发展、维护本民族大多数人利益、反抗民族压迫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都是民族英雄[7]39-79[17]。 其次，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科学论证了中华民族的结构和特点，回答了关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18]。 这一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学术界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再次，围绕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展开探讨，推动了民族史理论的深入研究。重要的成果有陈育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云南出版社1994年版）、卢勋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李大龙《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内蒙古出版社2018年版）等。王明珂的“边缘理论”令人耳目一新，其代表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版）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 2.教学体系与科研平台建设蒸蒸日上。这一时期，民族史学科在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学术交流平台、学科总结等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教学体系与科研平台建设呈现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面貌。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史学科建设获得迅速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硕士、博士授权点不断增加，招生规模逐步扩大，为中国民族史专业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1981年，云南大学设立中国首个民族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其后，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继增设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中国民族史专业的博士后流动站。完备的民族史学科人才培养机制逐渐形成。在科研项目方面，中国民族史科研项目获得强有力的国家政策支持和财力支持，科研经费充足。近年来，多个民族史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支持。例如史金波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于2011年立项，刘正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于2012年立项，胡小鹏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于2016年立项。在学术交流平台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史研究社团如雨后春笋，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为推动民族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较为活跃的学术团体有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蒙古史学会、元史研究会、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等。中国民族史学会自1983年成立以来，团结了全国大批民族史教学科研人员，开展了大量学术活动，已连续举办22次全国规模的民族史学术年会，对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组织和促进作用。同时，国内、国际学术活动空前活跃，国内民族史学科教学机构和科研平台积极举办学术会议、学术讲座、读书会等活动，有力推动了民族史学科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下，中国民族史学者的国际学术交流机会增加，国际学术影响力得到明显提升。 学术界对学科建设的回顾、总结与反思逐渐增加，这是民族史学科繁荣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翁独健、白寿彝、杨堃等老一辈学者对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史学理论、方法进行了反思，认为当时学术界过于学习套用苏联的民族理论，具有诸多弊端[19]。 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多角度、多方位反思、总结民族史学科成就的论文，出现了对民族史学科成就进行综合性、总结性整理的著作，如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史金波、关志国《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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