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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传导社会能量与影响区域平衡的“中转站” 如果要深入理解马鬃山游牧社会的兴衰变迁史，就应该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20世纪上半叶苏联对库伦当局以及新疆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苏联对于周边地区的“社会效应”蔓延到河西走廊的马鬃山，然后以马鬃山为“中转站”，进一步把周边地区的社会能量释放到河西走廊的中、西段地区，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平衡，所产生的社会动荡延续了一段时间。20世纪上半叶国内战乱频繁，加上抗日战争的爆发，西北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些“盲点”。就边远地区的游牧社会而言，农耕社会的地方管理机构无法很好地深入进去。马鬃山的兴衰过程既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反映，也是国内社会秩序的呈现。相对于河西走廊来说，马鬃山的兴衰变迁过程本身就打破了当地的社会平衡。由于河西走廊农耕与游牧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在马鬃山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从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传导，进而影响到整个河西走廊中、西段的社会平衡。 任何区域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总是在平衡与失衡的之间交替进行，只不过有起伏波动和幅度大小的问题。马鬃山作为一块并不起眼的游牧地带，当周边地区出现社会失衡时，自然会波及到作为“辐射区”和“中转站”的马鬃山。纵观20世纪上半叶马鬃山的兴衰发展史，可以发现河西走廊周边地区社会的变迁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库伦当局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当时新疆军阀统治的效应首先波及到马鬃山，然后影响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的社会平衡。马鬃山曾经是库伦当局的社会能量“传输带”，也是新疆天山游牧带族群进入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的“中转站”。根据1932年的统计，当时在马鬃山从事游牧的蒙古民众“已有六百余幕”，“牧于山南山北，盛极一时”[5]（P.9）。毋庸置疑，以马鬃山为中心的大规模族群流动特别是前面提到的几次重大社会事件，打破了当地的社会平衡。 丹毕坚赞进入马鬃山之后，不仅改变了当地的民族分布格局，还打破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丹毕坚赞在经营马鬃山的过程中，首先是筑城，“命其徒众，于滚坡泉南小山中，凿山砌石，筑为坚城，周凡里许，城东蒙幕纵横，宛如街市，城西营房操场，星罗棋布，城周山巅，均有瞭望亭，百里以外，皆可一览无余，俨然军事重镇焉”[5]（P.5）。其次是征税，“民国九年，谈氏除役属山中蒙人课以赋税外，又征收伊克高鲁汉民之鸦片，售价以充军需，逐年增加，汉民不胜其扰”[12]（P.262），“至十一年，伊克高鲁之汉人，始悉数逃散”[5]（P.6）。在丹毕坚赞经营马鬃山期间，大量汉族民众逃离当地，丹毕坚赞改变了马鬃山的族群分布格局。后来丹毕坚赞遇刺以及大量蒙古民众遭到遣返，再次打破了马鬃山的社会平衡，没有丹毕坚赞统治的马鬃山开始呈现出另外一种状态。 1932年库伦当局再次对马鬃山发动了“大清洗”，彻底打破了当地的社会平衡，马鬃山的蒙古民众开始向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迁徙，其中一个重要流向为祁连山游牧带，当然还包括河西走廊的戈壁畜牧区。尽管祁连山游牧带为游牧社会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然而草场质量较好的祁连山游牧带早已被其他游牧族群占据。对于从马鬃山进入祁连山的部分蒙古民众来说，在当地游牧绝非长久之计，他们只能短暂地停留，频繁地更换牧场，辗转游牧于河西走廊的祁连山游牧带和戈壁畜牧圈之间。根据Y·C.铁穆尔、图雅的调查，部分离开马鬃山的喀尔喀部蒙古民众，于1940年之后进入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马蹄西水坂达口、明花海子、大河榆木山以及康乐盖达坂、大肋巴口、小瓷窑干沙泉、马莲沟、幸福沟等地。1945年裕固族大头目安贯布什嘉进行协调，把喀尔喀部蒙古民众安置在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东牛毛山和西牛毛山一带[10]（P.51）。部分逃离马鬃山的喀尔喀部蒙古民众进入河西走廊中段地区，还有部分还进入阿拉善高原。 20世纪30-40年代，哈萨克民众大规模进入河西走廊，与军阀马步芳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为了逃避马步芳军队的迫害，部分哈萨克民众往返于柴达木盆地与河西走廊之间，影响了两地的社会平衡。1938年，500户哈萨克民众从柴达木盆地的茶卡、阿里顿回到河西走廊的酒泉，其中40户进入敦煌[15]（P.94）。1939年，留在酒泉的550户哈萨克民众中的40户从酒泉来到柴达木盆地的尕斯、马海一带[15]（P.95）。为了逃避马步芳的迫害，哈萨克民众还在河西走廊内部进行流动，对当地的社会平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40年1500户哈萨克民众从酒泉到甘州，1941年1100户又返回酒泉[15]（P.95）。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逃离马鬃山的喀尔喀部蒙古民众还是以马鬃山为中转的哈萨克民众，都改变了当时河西走廊中、西段的族群分布格局，他们在游移过程中不仅与周边游牧民族之间进行互动，同时还与农耕民族之间发生关联，对整个河西走廊的社会平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鬃山作为从新疆天山游牧带到祁连山游牧带（青藏高原游牧区）的一个中转站，促成了20世纪30年代哈萨克民众先后分批转经马鬃山进入河西走廊的祁连山游牧带和其他地区。如果从社会平衡的角度分析，和周边地区的蒙古民众进入马鬃山一样，当时哈萨克民众的进入本身就打破了河西走廊游牧社会的平衡。随后围绕马鬃山出现的蒙古民众与哈萨克民众之间争夺资源的冲突，再次打破了马鬃山的社会平衡。对于当时进入河西走廊的哈萨克民众来说，假如马鬃山的游牧资源丰富且他们与蒙古民众之间没有发生冲突，也许他们会在马鬃山长时间从事畜牧业生产或者停留更长一段时间。 马鬃山的族群冲突给当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当时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各级管理部门的重视。1936年，国民党“中央赈务委员会”拨款万元，“赈济马鬃山蒙民，及玉门县属祁连山之哈萨”[19]；1938年，甘肃省政府在玉门设立“哈民管理局”[20]；1942年，甘肃省第七区成立“肃西哈民大队”[21]；1943年，甘肃省政府颁布《安抚哈民实施计划》[15]（P.91）。为了解决马鬃山的族群冲突、难民流动等社会问题，1937年9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呈关于设置“马鬃山设治局”的咨文[22]。甘肃省的咨文很快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复，于1937年10月成立了“马鬃山设治局”，1938年改为“肃北设治局”[12]（P.264）。无论是当时的“马鬃山设治局”还是后来的“肃北设治局”，都是县级行政建制单位，可见马鬃山在当时的重要性。在马鬃山成立“设治局”，主要基于以下几点：首先，马鬃山出现了频繁的社会冲突并酿成了重大社会事件，随之而来的难民问题、新的社会冲突等已经严重影响到河西走廊的商路贸易和社会稳定。其次，由于马鬃山与周边农耕地区的安西、玉门两县有一定的距离，在地方管理上存在诸多不便，这一点在甘肃省呈送的“咨文”中有所提及。再次，随着库伦地区处于半独立状态，马鬃山开始呈现出一定的边疆性特征。1937年，“外蒙越境至伊克高鲁驻兵设卡。七月，外蒙在伊克高鲁以西增设五卡”[12]（P.264），“外蒙”在当地的活动引起了甘肃省政府的高度关注。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河西走廊已经纳入民国边政治理的范畴之内，随着当时兴起的西北开发热潮，西北边疆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正如汪洪亮指出，“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国民党要员在西部建设方面是偏向倚重西北地区的”[23]（P.28）。 20世纪上半叶，随着马鬃山社会秩序的失控，抢劫活动在马鬃山及周边地区时有发生。马鬃山部分蒙古民众“为衣食所迫，遂铤而走险，至以劫掠为生”[5]（P.10），还有部分哈萨克民众从事抢劫。时任马鬃山团总的张玉麟给安西县政府呈交的文书中提到5起抢劫事件，其中涉及哈萨克民众的有3起，涉及蒙古民众的有2起[5]（P.15-16）。在马鬃山及周边地区从事抢劫活动的还有部分汉族民众。在当时社会控制与社会治理薄弱的情况下，马鬃山作为一个容纳“避难者”和“流民”的场所，当地民众为谋求生存而出现社会越轨行为也在所难免。随着马鬃山的衰落，部分蒙古民众相继离开当地，少数留在山中以及在河西走廊内部流动的蒙古民众自然会受到周边地区盗贼的抢劫。就像Y·C.铁穆尔、图雅所说，“散兵游勇和土匪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牲畜，特别是敦煌、玉门、安西、酒泉一带的青、红帮和祁连山惯匪，盗窃抢劫蒙古族牧民的牲畜，使蒙古族人民不断遭到各种不幸和灾难”[10]（P.50-51）。这些社会越轨行为不仅扰乱了马鬃山的社会秩序，对河西走廊中、西段地区的社会稳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盖马鬃山地居新绥商道之要，故在贸易兴盛时，货驼之经过山中者，年至十万之多，即贸易极衰时，亦在一万以上，往来商人，多系十万八万之中等商人”[5]（P.39）。20世纪上半叶，随着新绥商业大道的兴盛，马鬃山及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商业驿站，大量驼商经过马鬃山周边地区，也为抢劫等社会越轨行为提供了机会。张玉麟担任马鬃山团总期间，为了加强当地的社会安全治理，曾对过路商队实施保护政策，“凡驮运商品经过马鬃山之驼队，由团局派汉蒙团丁二人护送”[5]（P.15），这一举措为马鬃山及周边地区的商路安全提供了保障，扭转了混乱局面，恢复了马鬃山及周边地区的社会平衡。 河西走廊南、北两侧的山地历来是游牧区域，长期以来不同的游牧族群在此放牧，周边游牧区域的不同族群也时常出没于河西走廊，不断打破当地的社会平衡。因此，历史上河西走廊的游牧社会一直处于打破平衡与恢复平衡的张力之中。河西走廊游牧社会内部秩序的变动，自然会波及周边的农耕社会。20世纪上半叶，库伦当局的社会动荡与新疆天山游牧带不同族群因内部纠葛所产生的社会能量传输到马鬃山，然后扩散到河西走廊中、西段地区，还有部分传入青藏高原和阿拉善高原。在社会能量的传导过程中，马鬃山作为一个承接点，不仅一定程度地释放了来自某一方向的社会能量，还将其向周边地区传导，进而影响了河西走廊和周边地区的社会平衡。 结 语 走廊的意义在于多元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历史上河西走廊内部的不同族群一直处于流动态势。即便是在20世纪上半叶，河西走廊的族群分布格局也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柴达木盆地的和硕特部蒙古民众、新疆天山游牧带的和硕特部与土尔扈特部蒙古民众、库伦地区的喀尔喀部蒙古民众、阿拉善高原的蒙古民众、新疆的哈萨克民众先后进入河西走廊，不仅为河西走廊增加了新的族群，同时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还形塑了河西走廊的多民族分布格局。1946年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后，马鬃山的意义开始发生转变，从释放周边地区社会能量的基地转变为边疆地带。曾经有一段时间马鬃山的边疆意义凸显出来，其国家安全战略地位也随之上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鬃山及河西走廊的族群冲突结束，在当地形成了多民族团结共融的新格局。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河西走廊境内的一些民族区域自治机构先后得以成立，曾经在河西走廊流动的不同民族的民众得以妥善安置，河西走廊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基本定型。 20世纪以来，马鬃山对当代河西走廊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塑有着重要的意义，周边地区的不同族群曾经把马鬃山作为“跳板”进入河西走廊，在走廊内部实现了从流动到定居的基本格局。以马鬃山为基地，20世纪上半叶河西走廊接纳了哈萨克族，蒙古族中的部分族群，使其成为河西走廊多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于20世纪以前的多民族分布格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河西走廊内部不同民族之间因资源竞争而引发的冲突现象完全消失，接下来便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新局面。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过程中，逐渐生成了新型的民族关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与地方实践经验。② 注释： ①参见李玉宁主编《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志》（内部资料），1989年，第15页。《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志》中关于肃北蒙古族来源于青海额鲁特和硕特部北左翼右旗、北右翼末旗的说法，与南文渊《可可淖尔蒙古：走向边缘的历史》（修订版）（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中关于柴达木地区“蒙古八旗”的名称有一定的出入。 ②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河西学院“丝绸之路经济带河西走廊智库”供稿。 参考文献： [1]袁剑.何以为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与实践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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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