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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岁辛 龙飞俊:绛衣禹步,鹤发丹心——上海川沙曹岁辛道长访谈录

http://www.newdu.com 2020-08-04 爱思想 曹岁辛 龙飞俊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 曹岁辛 (1922年—) , 上海浦东新区正一派散居道士。从事道士职业数十年, 以精湛的道艺和热忱的爱教之心闻名于上海道教界, 晚年收集整理道教科仪经书上百卷, 并根据自己的从道经历, 撰写了《道艺速成法》和《道藏写典》两本关于道艺学习的入门书。 ; 龙飞俊, 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实习员200020;
    引言 浦东新区道教概况
    随着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 从“文革”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完全停止, 到后来慢慢复苏, 再到如今宗教气氛渐渐浓厚, 上海浦东地区的道观开放数量逐年增加, 道士人数明显上升1, 进入道观和邀请道士上门做道场的信徒人数也越来越多。目前, 浦东新区正式开放的道教宫观有7所, 分别是钦赐仰殿 (1983年5月恢复对外开放, 位于浦东新区源深路476号) 、崇福道院 (1987年10月恢复对外开放, 位于浦东新区三林镇) 、陈王庙 (1988年恢复对外开放, 位于浦东新区金桥镇) 、龙王庙 (1990年恢复对外开放, 位于浦东新区曹路镇启明村钦公塘西侧) 、三元宫 (1990年恢复对外开放, 位于浦东新区花木镇, 为目前上海地区唯一的全真派坤道院) 、社庄庙 (1995年恢复对外开放, 位于浦东新区金桥镇) 、关帝庙 (2005年10月新开放的一所道观, 位于浦东新区川沙镇) 。以从教人数而言, 目前浦东新区共有45名道士 (分别隶属于上述7所道教宫观, 及浦东新区道教协会) , 另有约200名散居道士。2这45名道士以中青年居多, 进入道观或协会之前一般要接受道教学院的宗教和文化教育。约200名散居道士以中老年为主, 他们在年轻时大多有过做道士的经历。现在每年也有不少青年人加入散居道士的队伍, 因此散居道士中青年的人数也在增加。但青年散居道士学艺多采用“拜师”形式, 不进入道教学院学习。大部分散居道士以俗称的“做道场”为业, 并以此项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 一部分散居道士在闲睱时务农或经商。散居道士与道教宫观没有隶属关系, 有时也会参加道观中的一些科仪道场活动, 因此不少散居道士与宫观道士相识。目前, 为广大信众举行各种形式的道教科仪, 满足其信仰需求, 仍然是浦东道教宫观甚至上海道教宫观最主要的日常宗教活动之一。据调查, 钦赐仰殿作为浦东规模最大的一个道观, 每月平均做道场约50场。浦东新区道教协会成立于2002年7月, 是上海市成立的第一个区级宗教组织, 目前会址设在钦赐仰殿内。
    作为直接且唯一产生于中国文化土壤的宗教, 道教在历史上创造了大量丰富多彩、内容各异的斋醮科仪, 并以此沟通人神, 传达着道教信徒的每一个宗教诉求。笔者于近期访问了居住于上海市浦东川沙地区的曹岁辛道长, 就其一生的从道生涯及其长期对道教科仪的收集整理工作进行了访谈。以下是经过整理后的访谈内容。
    一 绛衣禹步3:我的从道生涯
    我叫曹岁辛, 字斗章, 法名鼎璋, 是一名正一派4散居道士5。我出生于1922年, 至今已虚度了85载春秋。我家中有弟兄三人, 我是老小。祖上几辈都是道士, 我的父亲曹竹书, 字尔昌, 法名宏吉, 出生于1872年, 1937年羽化, 是一名道教的高功法师6。父亲的道艺在川沙一带经常得到同道们的称赞, 说他有“一吹、二坛、三打、四唱、五写、六念”的本领, 是一名全能的道士。一吹, 指父亲的笛、唢呐、箫等乐器吹奏得好;二坛, 指父亲在坛场上的威仪端庄, 声音宏亮, 双手执朝板规范;三打, 指父亲击鼓独一无二;四唱, 指父亲能唱昆曲等数十首曲目;五写, 指父亲的书法工整;六念, 指二职都讲7, 样样都能。我的大哥曹庚辛和二哥曹丽辛 (法名鼎魏) 都是道士。因此, 我从小便接触到道教, 父亲去外面为人家做道场时, 我常常跟在旁边看, 只觉得生动有趣。父亲是一名虔诚的道教徒, 我小的时候, 他常常教我许多道教方面的礼仪, 比如外出遇见道教师长要尊敬礼让, 做道场时法师、笛师、鼓师之位不可以占坐, 念经拜忏必须虔诚, 一鱼一字8, 口齿和唱音要清晰等等, 使我从小便对道教信仰和科仪耳濡目染, 并培养了我对道教的感情。从11岁开始, 我正式跟随父亲学道, 15岁时父亲羽化, 我继续跟着同样是道士的哥哥学道, 17岁时就因道艺出众而成为一名高功法师, 经常被老乡请去做道场法事。1938年至1948年间, 上海地区的民间道教非常兴盛, 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数十次的大型道场活动。当时地处浦东的川沙县9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小县城, 居民建筑大多都是一排排的矮房子, 而县城里又没有什么大庙, 所以遇到需要做大型的道场时, 只能临时搭建大型坛场或醮棚。记得人多的时候, 一个搭建的600平方米的棚内, 一共容纳了120位道士。
    1949年上海解放, 当时我27岁, 从此以后的一段时间, 因为当时的宗教环境与家庭经济压力等原因, 我逐渐远离了道教事业。这段时间, 我白天要务农, 晚上要做账, 已经没有时间再顾及做道士的事情了。1951年至1953年, 我担任当时川沙县四灶乡的民办学校老师;1954年至1956年, 我成为农业互助组的记账员;1956年至1958年初, 我担任乡合作社的会计;1959年至1985年, 我先后从事过大队会计、粮管员等工作;退休后, 我又在一些乡办企业做了一段时间的会计。
    重新开始做道士是在1993年, 那一年我已经70岁出头了。选择再次出去做道场有几个原因:一是我当时已经退休在家, 日常生活较为清闲, 心里有时会想起年轻时做道场的那些情景, 很怀念;二是当时宗教氛围渐渐热起来了, 一些年轻时认识的道士朋友慢慢开始相互走动, 有时人手不够, 也会招呼我一起去做道场;三是做道场的收入可以补贴一部分家用。我重新开始为乡亲做道场是从道观开始的, 1993年一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浦东新区的龙王庙做道场法事。从1994年以后, 我不再固定在道观做科仪法事了, 而是做一名散居道士, 一般都是应乡亲和斋主的邀请, 去他们家中做道场法事。由于我的道艺在散居道士中一直有着很好的声誉, 因此越发忙碌起来, 以至于每周都要外出做好几次道场法事, 最忙的时候一个月也难得休息一天。近两年来, 我年岁已高, 加上健康状况等原因, 家里人都劝我多休息, 也就减少了外出做道场的次数。现在只偶尔参加一些重大的道场活动, 处于半休息状态了。
    二 鹤发丹心:道教科仪的收集与整理
    浦东一境、海上三乡10的道教斋醮科仪都很齐全。记得解放前我年轻的时候, 当时的民间道教非常兴盛, 一户斋主做上3至5天的大道场经常出现, 有时甚至出现对坛11的情况。我跟着父亲和哥哥学习做道场法事, 成为法师后又外出和别的道士一起做道场法事, 总会有很多琳琅满目的法器演示和种类丰富的各种科仪。道场中的乐谱、道服、道具摆设, 以及道士、法师、乐师、外场的杂技师、纸札师等都很齐整。我记得摆设的道教法具、法器有:中虚皇、落地大虚皇、落地大忏亭、落地风灯旗架、五都门、落地鼓亭、对子佛、三屏风大忏亭、三屏风忏牌、八仙亭、四面金牌亭、表官亭、钟馨亭、中忏亭、中风灯幡架、官将瑶台亭、忏牌等。台帏和吊挂则每天调换, 悬挂的圣像有:大头三清、玄帝堂、天师堂、三十六将。供奉的圣像有:太乙、东岳、丰都及十殿阎王。使用的乐器有:笛、箫、笙、大小唢呐、二胡、京胡、板胡、高胡、中胡、梆胡、三弦、琵琶、月琴、净琴、九云锣、扬琴、京板鼓、邦板、脚板、堂鼓、大铜鼓、战鼓、大小锣、手锣、瓦锣、大小钹、三铙大钹等。
    可惜经过“文革”这一特殊时期, 几乎所有的道具和科仪经书都被破坏和烧毁了。当农村的宗教气氛重新热起来时, 请散居道士到家中做道场的风俗再次盛行, 而此时道场活动可以依据的科书和道士们所掌握的道艺法术就显得太少了。刚开始时, 不少道士往往都是边做边学、边学边做, 老道士带新道士, 会的带不会的。即便如此, 道教科仪还是面临着缺乏指导、种类单调甚至趋于消亡的危机。众所周知, 科仪法事是道教信仰的一种形象化表达, 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 蕴含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信仰特质和审美取向。一场完整的科仪法事, 最生动地展现了道教信仰的思想和情感。正因为如此, 道教科仪法事才于千百年来不断满足信仰者的需求, 并抚慰着人们的心灵。退休之后, 出于对道教的热爱, 我重操散居道士旧业, 在为斋主和村民做道场的同时, 尽可能地收集和整理道教的各种科仪经书。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正一派散居道士, 但一直很关心我国道教事业的发展。至于收集道教科仪的途径:有从上海各个道观、道院中收集到的遗存科书;也有一些老道长凭借记忆, 重新写出的科书;更有我在民间做道场时偶然发现的不同科仪, 回家后加以记录整理;此外, 我也注意从《道藏》中查找一些关于科仪的记载。至今为此, 我已经整理和收集了40多种道教的科仪, 简单来说包括度亡科仪12和清微科仪13。我收集到的度亡科仪有:亡斗科仪、款王科仪、转殿科仪、九幽地狱灯仪、血湖地狱灯仪、迎真度魄科仪、九阳灯仪、九霄梵气灯仪、八仙灯仪、群仙宴会科仪、九幽朝科仪、血湖朝科仪、血湖三途五苦灯仪、望乡台科仪、招魂归家科仪、金刀断索科仪、青玄济度科仪、起伏尸科仪、青玄专炼科仪、九转九神章科仪、斗姆炼度科仪、开方科仪、放赦科仪、灵前十献科仪、度桥科仪;我收集的清微科仪有:斋天科仪、火司朝科仪、东岳朝科仪、观音朝科仪、龙王朝科仪、观音延寿圣灯仪、过关科仪、消灾延生科仪、玉府送星科仪、移星易宿科仪、和冤翻解科仪、告斗延寿科仪、全堂地司科仪、九宫地司科仪、墓龙地司科仪、净坛请将科仪。上述这些道教科仪, 我经过整理, 全部亲自书写成册, 每个科仪少则一卷, 多则上十卷。这些年, 我陆陆续续写了上百卷道教科书, 现在都保存在家里。遇到学道之人上门求教, 我还自行复印, 无偿相赠, 就是希望能将道教宝贵的科仪文化传播与保存下去, 让后人了解我们传统的宗教文化。
    除了整理和重新编写道教的科仪经书之外, 考虑到当前道教科仪种类逐渐减少和年轻道士对道艺的掌握参差不齐等实际状况, 我利用闲睱时光, 历经三年, 编写了《道艺速成法》一书。这是一本关于道士应该掌握的科仪法术的概述性书籍, 共160多页, 一字一句全都根据自己多年的从道经历写出。书中所附的许多道教乐谱原来是工尺谱14, 为了方便年轻道士学习, 已全部转换为现在常用的简谱, 希望这本道教科仪的入门书能对年轻道士学习道艺有所帮助。2000年夏天至2002年秋天约三年的时间, 我将平时所看到的《道藏》中有关道教科仪的知识整理和汇集起来, 编写了一部约七万字共计132页的《道藏写典》, 自费复印若干册, 送给需要的道门中人或教外的朋友。从道一生, 我的门下现在已经有了10个正式拜师的徒弟。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徒弟们的道艺也已娴熟了, 不少徒弟自己也做了师傅, 广收弟子, 传播道艺和道教文化, 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我热爱道士这个职业, 并以自己是一名道士而自豪。我曾经多次参加上海市道教协会和浦东新区道教协会的代表会议, 关心道教在当今社会的发展。1992年, 我向上海市道教协会寄去了一份约1.2万字的《关于如何加强散居道士管理工作的报告》。在报告中, 我从一名散居道士的角度, 阐述了自己对现代散居道士管理的设想。因为我认为, 加强散居道士的管理有利于道教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和形象的提高。2002年, 我将自己写的《做一个称职的道士》一文投稿于《上海道教》杂志, 文中提到当前道教应该从道教文书的规范书写、道士 (包括散居道士) 的道装穿戴、道教乐曲的演奏以及道教科仪活动的规范等方面加强管理。
        
    
    
    文章发表后被《中国道教》杂志转载。15我虽已步入迟暮之年, 一头白发, 但关心、热爱道教的丹心常在。
    [口述者简介] 曹岁辛 (1922年—) , 上海浦东新区正一派散居道士。从事道士职业数十年, 以精湛的道艺和热忱的爱教之心闻名于上海道教界, 晚年收集整理道教科仪经书上百卷, 并根据自己的从道经历, 撰写了《道艺速成法》和《道藏写典》两本关于道艺学习的入门书。
    [整理者简介] 龙飞俊, 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200020
    注释
    1 包括隶属于浦东各个道观、浦东新区道教协会的道士, 以及分布在浦东民间的散居道士。
    2 以上关于浦东道教宫观数量及道士人数的信息均来自浦东新区道教协会。
    3 绛衣, 高功法师在大型科仪中行法时所穿法衣的一种。禹步, 原是巫步, 后为道教吸收, 被当成一种对鬼神、外物有禁制作用的神秘步伐, 广泛运用于法术、科仪之中。参见《中华道教大辞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553、681页。
    4 正一派, 是道教发展后期以龙虎宗为主干集合融汇诸符箓派而形成的符箓大派。以元大德八年 (1304) 第38代天师张与材受命为“正一教主, 主领三山符箓”为标志, 形成正一派。此后, 全国道教主要分为正一和全真两大派。正一派道士允许有家室, 可以不出家, 不住宫观。参见《中华道教大辞典》, 第64页。
    5 散居道士是现代道教正一派道士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对于隶属于道教宫观或各级道教协会的正一派道士而言的。
    6 高功, 道教斋醮执事的名称, 同都讲、监斋等合称为“三法师”, 主持斋坛醮仪。参见《中华道教大辞典》, 第502页。
    7 二职指科仪中都讲、监斋二职, 一般为高功法师的助手。这里指曹竹书除了做高功法师外, 还能担任都讲、监斋的道职。
    8 鱼指木鱼, 一鱼一字, 指按照木鱼的节奏诵经。
    9 1992年撤县, 与上海县的三林乡, 黄浦区、南市区、杨浦区的浦东部分合并成立浦东新区。
    10 据曹岁辛老人说, 海上三乡为长人乡、高昌乡、新江乡。元至元二十八年 (1291) , 经中央政府批准, 析华亭县东北的高昌、长人、北亭、新江、海隅五乡设立上海县, 隶属于松江府。今浦东地区属于当时的长人乡、高昌乡, 而新江乡位于今青浦区境内。查考上海的地方文献, 并无“浦东一境、海上三乡”之说, 当为老人自行概括的说法。
    11 坛, 指道教的坛场。对坛, 指同时举行两场道场活动。
    12 这里指为斋主 (活着的人) 亡故的亲友所做的超度科仪。
    13 这里指为斋主所做的祈福、禳灾、延寿之类的科仪。
    14 中国民间传统记谱法之一, 因用工、尺等字记写唱名而得名。
    15 曹岁辛:《做一个称职的道士》, 刊载于《上海道教》2002年第2期, 转臷于《中国道教》2002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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