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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徐家玲｜拜占庭帝国史：心系译事三十载  ▲ 瓦西列夫(1867-1953) 瓦西列夫《拜占庭帝国史》的翻译，从策划到正式出版，经历了30余年的“磨难”。看完最后的清样，颇有如释重负之感，背负多年的重担终于可以放下了。 遥想35年前，经史学泰斗林志纯(日知)先生推荐与斡旋，我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前往希腊进修拜占庭史的学者，于1983年11月到达美丽的希腊北方历史名城萨洛尼卡，进入亚里士多德大学，与我同行的有南开大学的陈志强先生。当时我们雄心勃勃，满怀振兴中国拜占庭学的“凌云壮志”——我们完成进修任务回国后，在《世界历史》上联手发表“应该重视对拜占庭的研究”一文，署名“凌强”，其意即在向学界同仁宣示我们的这一志向。希腊方面非常重视中国学员的学习，安排国际拜占庭学的著名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I. Karayannopulos)教授作为我们的研修导师。他给我们开出的第一批阅读书目中，有两本参考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是瓦西列夫的这本《拜占庭帝国史》，二是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的《拜占庭国家史》(该书由陈志强译出，2006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阅读这些参考书开始，我们踏上了研习拜占庭史的漫长历程。  ▲ 林志纯 在我留学希腊的两年(1983—1985年)时光中，除了苦学希腊语，认真接触和感受饱经忧患沧桑、历史底蕴深厚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希腊历史与文化外，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通读瓦西列夫的这本著作。现在想来，当时选择精读此书，显然源于我们那个时代因接触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较多而养成的阅读习惯。瓦西列夫虽然后来定居于美国(先于威斯康星大学，后入顿巴登橡树园)工作，但其早年(1917—1925年)是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大学任教，这部著作的最初版本是他在俄罗斯授课时期完成的，其研究思路和表述方式，更容易被中国学者所接受。而且，其英文译本文字洗练，简明清晰，相对于学究气更浓的“正宗”英美学者的作品，更容易阅读和理解，非常适合初学者作为入门书籍阅读。 在这两年间，我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初译，并在最初的译稿上标注了许多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属于对英文的把握，有些属于对作品涉及的历史时代和历史事件及其背景的探究；最重要的，则是对一些从来没有相应中文译名的专有名词的思量，即考虑如何找到恰如其分的中文译名。 当时萌生的一个大胆想法，是日后把此书的译稿整理修订成熟，争取在国内出版。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从事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者，苦于研究资料欠缺，常常把出国进修视为获取最珍贵史料的最佳途径。就拜占庭研究而言，新中国成立40年，只有苏联学者列夫臣柯的一部《拜占庭》(1956，1960年版)译著，相关资料和论文则是少之又少。对我国世界史学者而言,不仅需要更多地引进西方学术界的原典作品——限于经费，这一目标要经历很长的时段才能实现——更应该积极地有选择性地翻译一些经典作品，为更多青年学者和高校教师从事研究做一些奠基工作。在那个时代，有机会作为第一批中国学者赴希腊研修拜占庭史，是我的“宿命”，而有机会将这部重要学术著作译出来，介绍给中国学界同仁，则是“宿命”中的“使命”。缘分使然，无可推脱。翻译此书成了我的学术之路的起点。 1985年回国后，我首先完成了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的总校订工作，此后在郭守田先生和朱寰先生支持下，我向商务印书馆历史编辑室提交了《拜占庭帝国史》一书的选题论证报告和翻译申请，很快获得认可。随后我便展开了对原译稿的全面校对与整理，其中的繁复与艰辛，可谓一言难尽。  ▲ 本文作者与朱寰先生，摄于2019年元旦 过去30余年中，作为“归国留学人员”，我在高校工作经历的各种科研和教学工作压力，以及承担的各方面的新的、紧急的任务，多少影响到本书译稿修订的进程；原译稿中遗留的未能解决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更广的视野；原书中各种语言如拉丁、希腊、法、德、意、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语种所涉及的注释，以及参考文献名称的汉译和理解方面的困难，对于译名、专有名词的选择使用和全书的译名统一……诸如此类的棘手问题，都大大推迟了此书的出版。但商务印书馆历史室同仁对于选题的支持程度从未改变。 本书的成稿(手写稿)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从手抄稿到手动打字稿，再到电脑书写稿的各个阶段。由于本书翻译工作历时太长，图书出版印刷规则几经调整，人名地名翻译也有新的统一规范，以至于整个书稿不得不进行多次全面通校。本书成稿整理完成之后，曾长期在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间“内部传阅”，对他们完成学位论文发挥过一定积极作用，这使我在久未出版的遗憾中也获得了些许欣慰。 本书出版之际，我内心充满感激之情。首先要感谢日知先生，正是他发展古典学和拜占庭研究的远见卓识和积极筹划，促成了东北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连续两届四名学者(王敦书、郝际陶、徐家玲、陈志强)赴希腊进行研究与进修的计划；感谢我的硕士导师郭守田先生、朱寰先生对这项翻译工作一以贯之的支持和鼓励；感谢我的同门学友，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百忙之中对书稿的审阅，修改中译本序言；感谢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辑(于殿利、王明毅、杜廷广)在本书翻译和整理过程中与译者的积极沟通与切磋；感谢学术上的朋友和曾经的学生(沈之兴、郭建淮、张晓华)与我一起学习和讨论拜占庭历史，帮助我校订和整理译稿；感谢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韩宾娜教授在百忙之中帮我手绘《拜占庭帝国史》一书的地图——由于现在出版手段的发展，手绘图的方式已经不再使用了，但同事之间的真挚友情始终暖人心扉；感谢唐艳凤博士和李强博士及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外籍专家学者们对译文中的俄语、德语、希腊语、拉丁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小语种”的文献译名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我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帮助我手工抄录译稿，又将手抄稿键入电脑。 需要说明的是，以现在的翻译原则，有些参考书是不需要给出译名的。但本书早于20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翻译，译者已经尽其所能完成了参考书目中的英、法、德、意、西班牙、保加利亚、俄、希腊、拉丁语等诸语种文献和引文的翻译，现任责编表示尊重译者付出的劳动，将其“照单全收”，但对书稿做这样的处理显然大大增加了编辑的工作量。在此，特别感谢现任编辑杜廷广先生对译者的信任，对译文各方面问题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在翻译和整理这部译稿的漫长时段里，译者本人也经历了“浴火重生”的“涅槃”过程：当年青涩的初学者，在完成了研修拜占庭史的所有阶段，经历了学术研究的壮年之后，自己的人生也走近了“古稀之年”。佛家偈语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但学海没有回头路，我们不能回头。我们这一代人当年选定了拜占庭研究之路，已经完成了我国拜占庭研究开拓阶段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学生和他们的后续者们，定将沿着这条“不归路”继续前行。此书的正式出版，或许可以视为译者多年坚守“初心”的最后成果，也可视为译者交出的一份特殊的“拜占庭研究”的答卷，是否合格，敬请学界同仁评判。 徐家玲 2018年6月21日于长春净月东师家园 【本文为《拜占庭帝国史》后记，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拜占庭研究专家】 《拜占庭帝国史》 [美] A.A.瓦西列夫 著 徐家玲 译 商务印书馆2019年1月出版 大量分析拜占庭的原始文献 又充分利用前人研究的一部经典 把拜占庭的文化成就置于与政治方面同等地位 全面阐述了拜占庭各方面的成就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在每一章的最后一部分，都专设栏目介绍本章所述同一时代的学术、文化及艺术成就，相对于涉及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同类学术著作，这种处理方式显示了作者对于各个时期拜占庭文化-文学-史学和艺术等的特别关注和全面把握。 读者只须阅读每章的这一部分，就会很明晰地掌握拜占庭文学-史学-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历史学家和历史作品特别做了系统的介绍和理性的分析阐释，有助于读者把握这一脉络，寻找和搜集更多更好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译者徐家玲教授导读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xMTcxNjQ2OA%3D%3D.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