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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口述史研究是什么，是一个可以不断拷问的话题。它是强调人为本位的历史研究，有别于组织本位的历史研究。据此观察，口述史是活人历史研究，有别于死人历史研究；是直接历史研究，有别于间接研究；是双向的研究，有别于传统的单向研究；是声像形态的历史，有别于文献形态的历史；是活人有感的历史，有别于死人无感的历史。 关 键 词：公众史学/口述历史/活人历史 基金项目：本课题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家谱编修理论与技术研究”(17AZDO23)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钱茂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 口述史肯定有理论，但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却大有讲究。口述史理论与技术研究，首先应是历史文本初生产层面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其次才是历史文本的再研究。在根据文本再研究的经典历史研究模式下，学人的第一反映往往是根据口述史文本(文献的或视频的)做研究。这类口述史文本再研究，实际上看到的是剪裁过的文本。这样的口述史理论研究方式当然需要，然而却有点“矮子观场”的感觉。笔者更关注口述史生产过程中所遇问题的学理与方法思考，主要是口述史生产、传播、应用环节的理论与技术研究。理论是对现象的学理思考，问题是实际遇到的让人有点疼的问题，不是无病呻吟。凡是口述史生产、传播中遇到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做学理分析。这样的口述史问题从哪找？公开出版的文字口述史作品，恐难以找到这样的问题。口述史文本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者往往不会公开表达出来。多数人压根儿不关注，就是采访、倾听而已，缺乏问题意识，遇到问题也不会深想。笔者因为重视理论思考，所以关注口述史生产环节的诸多理论与技术问题。口述史生产中的问题，必须来自于口述史实践活动。具体地说，来自本人的口述史实践，来自于别人的口述史实践。别人的口述史实践活动材料，一方面来源于已经成文的文章或后记，另一方面得有意识地找采访人聊口述采访背后发生的故事及遇到的问题，从中提炼口述史问题。之所以要研究口述史理论，是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促进口述史的生产与传播。口述史理论研究必须来源于实践，最终仍回到实践、指导实践活动。这样的理论思考，才是有生命力的。对口述采访背后、编辑背后的通透观察与思考，才是口述史理论思考的关键。如果光看口述史文本表层，是发现不了口述史背后诸多奥妙的。 口述史研究是什么，是一个可以不断拷问的话题。目前的口述史研究，仍存在几大误区：一是文献史学与口述史学不分，二是历史研究与历史记录不分，三是前代史与当代史不分。笔者提倡的全新观点基本有六：一是人为本位的历史研究，有别于组织本位的历史研究。二是活人历史研究，有别于死人历史研究。三是直接历史研究，有别于间接研究。四是双向的研究，有别于传统的单向研究。五是声像形态的历史，有别于文献形态的历史。六是活人有感的历史，有别于死人无感的历史。①下面详细论述之。 一、口述史是活人历史研究一途 口述史，本质上是当代人历史的研究，它上面更大的建构单位应是“当代公众史”。当代公众史是以当代人为中心的历史建构单位。人为本位的公众历史研究，有别于组织本位的历史研究。传统历史的建构单位，主体是国家，其次是地方、家族，分别称为国史、方志、家谱。这三种历史建构单位实际上仍是组织本位的，只是建构单位级别大小不同而已。笔者近来反复强调的是，要在组织本位的历史建构之外另辟一个战场，以人为中心研究历史。不同的建构单位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建构单位会有不同的特点，所系内容是不同的。以人为中心讲述历史，可以将个人、家族、学校、单位、城市、国家几大方面的历史串联起来，这是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历史记录体。 人，可分为死人与活人。死人与活人的划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大体说来，所谓死人，是指离当下百年、三代以上的人；所谓活人，是当事人尚活着或三代以内相关人(子孙或门生故吏)尚活着。简单地说，当下没有利益感觉的人，就是完全的死人；反之，当下有利益感觉的人就是活人。死人历史研究，可称为前代史；活人历史研究，就是当代史了。当代史是活人史，活人史是一个有利益诉求的世界，历史向来难写。 当代活人史的记录，可以有笔书与口述两种途径。传记、家谱均是文献形态的不同载体，口述史首先是影像形态的作品，其次也是可以改编为文献形态的作品。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不同的参与群体，不同的参与模式，有不同类型作品。前代史研究多数是写作，而当代史研究则可以大量借助口述。作为活人历史研究，口述史有以下特点： 1.通过第一手的大脑记忆来研究。什么是第一手资料？在默认为文献再研究的经典历史研究模式中，档案、日记是第一手文献。有时，正史也成为第一手文献。总之，第一手文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最早的文献。对当代公众史来说，这些都是已经成文的文献，时间都有点晚了。当代公众史则可以搜集到更为前沿的第一手资料，即各人的大脑记忆。大脑记忆才是真正的第一手过往信息。人类是时间动物，所有的言行均有时间性，过了时间点就消失了。即使录像下来，能再现其动态面貌，但它的实体仍消失了，这就是实在的一度性。人类之可贵在于有一颗奇妙的大脑，它是人类自带的一个核心器官，有记录与再现功能。它始终与人同步，人行进的每一步，大脑都会自动记录下来。如此，消失的实在会以实在的记忆形态存在，可称为“不存在的存在”，这是一种认知意义上的存在，历史学关注的正是这种认知意义上的记忆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历史存在就是大脑记忆的存在：没有了大脑记忆，人就是行尸走肉而已。人的一生会遇见无数的人，会经历无数的事，说无数的话，想无数的念，如此，他的大脑会存储无数的信息，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数据库。当然，大脑也有遗忘功能，大量的信息会丢失。即使这样，仍可保留巨量的信息。如果能及时记录下来，可以留下无数的生活史信息。即使不借助文本记录下来，也可靠大脑存储无数的信息。大脑记忆可以进一步加工成文，就是人类的文本。大脑记忆是一切文本建设之本，这正是我们关注大脑记忆的原因所在，也是强调大脑记忆是口述史之本的原因所在。当我们提倡人人参与时，许多人抱怀疑态度。笔者的看法，“人人参与”不是学人的臆想，而是客观要求。因为当代史的过往信息存在于大脑记忆之中，如果当事人不参与口述，何来当代公众史？之所以要提倡做大规模的公众口述史，就是因为真实的历史存在于各人的大脑记忆中，必须通过口述让当事人开口说话，才有可能寻找到真实的历史细节，从而建构更为可靠的历史，怎么可能是后人、旁人说史更为可信呢？ 2.当事人的自我建构可参与进来。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学人的臆想，而是客观现实。消失的实在是如何变成记忆的？当事人是如何认知与记忆的？在日常生活中，当事人是如何加工自己故事的？这些均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一般说来，人们事后会再思，从而丰富对过往事件的认知。有一些想不明白的事，经与他人的分析讨论，会想得更明白。经此内外分析，他的认知与故事建构会更系统，这正是“人人是都是自己历史的历史学家”的原因所在。口述史搜集到的大脑记忆，不完全是纯客观的当时信息，多数经过了当事人的事后加工。人人事后会再思、会解释、会建构、会沟通，人人是自我历史的解释者与建构者，是第一层面的历史建构者，所以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是客观现象。后人搜集到的大脑记忆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即过往记忆及其解释，这也突显了当事人在当代历史建构中话语权。 3.由内而外的亲历感。为什么必须要当事人来讲而不是由别人代讲，换言之，当事人讲述的优势是什么？由内而外的讲述有直觉性。大脑记忆的特点是，看得见才说得出。《宫女谈往录》②述及当事人何荣儿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就是大家只能看到故宫的“外壳儿”，无法闻到故宫“味儿”。身历其地的人可以闻着味儿，这正是当事人由内而外讲往事的优势所在。后人由外而内的视野，只能看到外壳，无法闻到内在的味道。这种身历其事后形成的第一直觉性真实，是旁人、后人无法体悟到的、言说的，这才是真实的第一手历史，这正是提倡“心灵考古”③的意义所在。 4.有情感的讲述。经典的专业史学有一大要求，强调客观性，尽量避免主观性，这是从自然科学那儿引申出来的规则。这在死人历史为主的前代史研究、文献的再研究上不成问题，但在以活人为主的当代历史书写上，却是不太合适的要求。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研究，一则声音与文字的性质是不同的，文字是描述性的，是冰冷的；而讲述是带情感的直接表达，是有温度的。二则源于大脑记忆的初研究与源于文献的再研究。建立在文献再研究基础上的历史研究，要求说理、客观是可以做到的。源于大脑记忆的当代公众历史书写则应有不同的游戏规则，它要求当事人开口说话。当事人是有情感的活人，是有价值观的人，所以他的讲述必定是带有情感的，有价值观的。这不是坏事。 5.是理解人的最有效手段。经典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单向的文献解读，“对于人的内心变化，往往无所着力”④。口述史“与活人对话”⑤，转向了心灵打捞层面，直接的对话可以读懂对方的心。罗志田说：“史学本是一门理解人的学问。……要理解你身旁的人，理解过去的人，理解很遥远的人。”⑥口述史采访是了解他人的理想途径。年龄段近似、经历相似的同时代人，显然更容易理解对方。关注身边人的历史，也可让年轻人得以转变视野，关注身边亲朋的过往历程，增加谈资话题的深度与广度。 6.大脑记忆是“一人记忆”，一人记忆就难免有认知的局限。要承认一人记忆的合法性，以前说法是“主观的”，现在的说法是“主体的”。只有当代人留下了无数的个人记忆，后来的史家才能进一步建构更为复杂、更为客观的群体历史。期望口述史者解决后面史家的问题是不现实的。要给后人留碗饭，不同时代的人做不同的事，口述史者做当代人的事，后代史家做后代史家职责的事，不能将两者混淆。职业史家往往无法接受口述历史，将之视为拖油儿，正是因为混淆了初研究与再研究的区别。笔者的想法是，第一层面的历史建构允许有情感，有情感才是真实的；第二层面的分析则要剔除其中的情感、利益与价值观成分。 二、口述史是双主体参与的直接研究 活人历史研究要遵循共建模式。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双主体参与，是共修历史。所谓双主体，是对相于单主体而言的。过往笔书的历史研究多是单主体修史，一切由作者搞定，决定其对否。双主体研究意味着有双方力量参与，即采访方与口述方。双方可能是各一个人，也可能是各多个人。即口述人有亲友陪同，采访人也有一个团队，特别是录像模式下的口述史摄录活动须有一个多人团队。在双主体中，各人的作用是不同的。采访人是演戏的导演，口述人是唱戏的主角。口述史采访是主动出击，更为积极。自我回忆，必须具备自我历史意识。对没有自我历史意识的人来说，必须通过外来的口述史的主动出击，才能完成。这是一种主动的、公共的、有意识的历史保存活动。如果不是采访人来问，当事人没有机会叙说。口述史不同于平时生活中老人自动的片段叙说，它是采访人有意识的历史采集工作。采访人是提问题的人，是老人直接历史研究者。在一定的时空框架下，老人的历史会一点点呈现出来，它是系统的、有意识的梳理与研究。 双主体参与可以弥补双方的不足。采访人与当事人作为不同的主体，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群，彼此间有两大矛盾：一是信息不对称，一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多人的历史往事；二是精力有限，一人难管那么多人。如果让当事人或相关人参与进来，就可解决这两大矛盾。双主体参与可以打破独立建构。活人的记录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自我回忆来进行，这就是独立建构。口述史是共同建构，是在采访人的问题框架下呈现自我历史的。有人会说，口述史不就是你问我答吗，这太简单了。有时口述史确实是这么回事，有时要复杂得多。口述史也是一种历史研究，采访是一种直接的历史研究活动，一方提问，另一方回答。得找主题，提炼问题，只有知道了要什么，才能找到有用的信息。在倾听的过程中，要善于捕捉题材的价值与意义。中间遇上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会进一步拷问，自然更是深度研究。在询问过程中，会不断地深化活人历史的认知。它遵循一般历史研究规律，要有问题意识，要提出你的问题，才能搜集到你想要的历史。如加上一些因果关系提问，结构会更复杂更严密。也就是说，问题可分两类，一类是提示性问题，另一类是追问式的问题。这与通过文献来研究，没有本质区别。 有了口述史，历史学研究形态也可增加一种，原来是间接研究，现在可以直接研究了。直接研究与间接研究的区别，在于有否有活人。没有活人，完全凭文献进行的研究，是间接研究。直接研究，指根据活人大脑记忆进行的研究，意味着不再完全靠文献，直接找人就可做历史研究了。历史研究的门槛降低，效率也可提升。从事前代史研究要靠外来的前代历史数据库，而从事当代公众史则靠自带的当代历史数据库。解释模式也不同，前者是外来解释，后者是本体解释。前者难度大，只有部分人可能掌握前代史数据库；后者是靠自我经历积累，门槛低，人人可以参与。从当代史角度来说，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个体经过丰富的人生经历，积累了无数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输出来，就可成为当代公众历史文本。他们既是创造者，又是历史讲述者，甚至是历史编纂者，可称为当代历史记录者。从前代史角度来，确实只有专业史家适合研究；但进入当代历史领域，则人人可参与研究。从能力上说，人人会说，所以人人可参与。从资格上说，人人的历史都是历史，所以人人有资格修史。资格、能力、资料三者具备，就可以参与修当代公众史，这就是当代公众历史记录的优势所在。他们缺乏的是历史意识与技术。如果有历史意识，有更方便的技术，他们就可以人人参与说史了。 口述史的出现让普通人得以开口说话。录音的出现使普通的人声音可以保存，也可以转录成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说史。史家本质上是声音的加工者与编辑者，以前是根据文献来写史，现在则可以根据口述史编纂成文。以前没有口述史，必须通过别人的记录，普通人的声音没有机会表达出来。现在不需要等别人了，只要自己有意识，或别人来采访，就可以开口说话了。无非有的人会讲故事，有的人不会讲故事。让更多的民众在文本世界开口说话，是今日最大的观念突破。民众是生活世界的主角，但往往不是文本世界的主角。他们在生活世界里说话，不过他们的声音不会自动成为文本进入文本世界。历史的世界是一个文本的世界，没有转成文本，就听不到声音，看不见其历史。生活世界具有一度性，消失了就看不见了。文本世界是生活世界的再现，是符号化了的世界。如果能成为文本，它就可以存在。要让更多的民众在文本世界开口说话，要让民众在文本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历来的中国历史编纂之所以只有帝王将相，那是因为士大夫掌握文字，他们优先将重要的君臣活动记录下来，从而进入文本世界，成为历史。而普通百姓的国家作用小，百姓自己也没有这样的意识，不在史官的记录视野范围内，结果民众的历史就未被记录下来，导致文本世界民众史的阙如。如何才能让更多民众在文本世界发出声音？多做口述史是一条捷径。一一采访，虽然比较费时，但效率比较高。有机会被采访，就是有机会成为直接历史研究对象，从而留下文本，留名青史。在文献文本一家独大时代，民众不太有机会入史，因为他们自己不会写，也没有人来替他们写。进入录音时代，有了口述史，留史的门槛降低了，只要开口讲述自己的过往，就有机会留史。有了这种方式，历史也好写了，历史记者的任务也轻松了，就是抛出话题，让当事人说，然后整理成稿。这样的方式更为便捷，上至精英下至百姓都可参与进来。通过口述史，可以呈现个体视野的历史。有了这些个人史，就可以建构不同类型的群体史与集体史。 共建的当代公众史也要共享。双主体参与，要求在图书内容的建构模式上也体现出来。转录的文本多会保留一问一答格式，但编辑成稿时往往会被删除提问。如果删除提问，剩下口述人言说，就变成自述了，抹杀了采访人的导演与主角贡献。所以，理想的口述史作品应保留问答格式。笔者做第一期《火红岁月：甬城全国劳模口述史》时，缺乏经验，用的是自述模式，做第二期《时代华章：全国劳模口述史》时⑦，观念更新，部分稿件保留了一问一答的格式。之所以人说是部分，是某些过碎的一问一答，感观与阅读效果不好，放弃了。卢敦基主编的《永康手艺人口述史》⑧坚持了一问一答格式，值得肯定。不过一问一答过碎，说明采访人经验不足，口述人也没讲好，这可能是底层百姓口述的特色。另一方面，仅保留当事人的口述，也会让人产生稿子编辑不成熟的表现。当笔者将《藕池村史》初稿给某些熟悉传统史著体例的人看时，他们普遍无法接受。有人说，这是资料汇编。有人说，多是口述，不成村史。也有人说，书中引用“某人说”太烦琐。似乎是说，笔者没有尽力编纂，使之成一家之言。这么做显然不是笔者偷懒，背后有一套理念支撑，就是双主体参与，要让当事人开口说话，不是完全由编者一人来代人发言。简单地说，经典的史学研究写作强调一家之言，作者既是提问人，又是寻找材料、作出分析、做出回答的人，属“自问自答”。而建立在口述史基础上的当代史建构，则是“我问人答”，也就是说，采访人提出相关问题，然后请相关当事人做出回答。当代往往是一个没有文献的领域，大家看到的“某人说”，不是现存的“资料”，而是进行直接历史研究后获得的答案。在双主体参与下，这个答案不是由研究者以第三人称来说出来的，而是由历史当事人以第一人称来说，这正是我们提倡的“大家来说历史”原因所在。“某人说”之所以显得“不厌其烦”，也正是因为他们详细地提供了答案。这是一种全新的当代历史写作模式，表面上都是“某人说”，似乎是堆砌，实际上是精心建构过的，中间有严密的逻辑顺序，只是省略了提问环节而已。这样的疑虑，当然是熟悉著作体的学界提出的。至于村民本身没有传统文本参照系，自然也不存在难接受问题。 在双主体参与原则下，口述史作品的署名权也是双主体的。这样才符合著作规范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拼音之父”周有光告儿子与编者李怀宇，是因为在著作权上出了问题，只有采访人李怀宇有著作权，周有光没有著作权。周有光要编文集时，发现难用此书，于是才出现打官司现象。⑨仅采访人署名，肯定是不对的，这可能是李怀宇与周有光不熟悉口述史作品的署名方式，它应是双主体署名的。据说，冯其庸老先生非常重视口述史的著述权，怕别人乱改。著述权必须抓在自己手中，才是主动、安全的。在双主体参与模式下，谁主谁辅呢？从人问我答的结构来说，采访人是主，回答人是次。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谁先谁后，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采访对象的知名度大小。遇小人物，自然会遵循“采访人前、口述人后”模式；如遇大人物，可能就得遵循“口述人前、采访人后”模式。总的说来，谁前谁后，要看双方约定。如《风雨人生：冯其庸口述自传》，署名“冯其庸口述，宋本蓉记录整理”⑩。严格说来，这样的署名是不完整的。采访的主题是由宋本蓉提出的，整理是由宋本蓉与当事人共同完成的。冯其庸参与了全程的修订、定稿工作，贡献更大些，所以署名在前是对的。“记录整理”，似有不当之处。严格说来，不存在“记录”。转录，也是外包给速记员的，所以署“采编”更为合适些。 总之，活人历史研究要遵循共建共享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