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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述史是声像史学 所谓声像史学，有别于文献史学。在中文中，讲与写是两大系统，这是口述史讨论的前提。多数读书人讨论口述史，往往着眼口述史的文献文本，结果越讲越复杂。习惯于文字文本的读书人，无法摆脱“文献为本”观念的束缚。将口述史转录、编辑成文，特别是经过润色以后，就成为普通的文献。所以，停留于口述史文献文本，是讨论不清楚的。 用声音表达的历史有几个特点： 一是即时性。讲与写是两种不同的文本生产方式。讲说是一种即时生产机制，可以将不同的信息组合起来，将过往的记忆讲出来。口述史，是在采访人问题引导下的当事人过往岁月讲述活动，是当事人自我历史认知、自我历史话语的表达。人类的讲述，都是在特定的话题支配下来讲述出来的。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话题，可以讲述不同的故事。 二是系统性。口述采访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讲述，重在系统地了解对方，有别于熟人见面关注对方现状片段情况。而且，要求录音录像，成为文本。生活世界的讲述与文本世界讲述，区别在于有否录音录像。口述史是一个文本概念，它有别于闲聊的地方，就是成为录音文本、文字文本。平时的声音可以不保留，但系统讲述人生历史时必须保存。这是一种有意识历史讲述活动保存。录音的出现，可以将生活世界人际说话凝固化，成为声音文本。有了录音录像，生活世界的讲述就可成为录音文本，自动转入文本世界。如果不要转录，那是十分方便的事；如果要转录成文，稍微费些劲。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组织的项目对象都是专家，经常采访20次以上。如此，人人都可以整理出一本专书来。 三是主体化。口述史是活人参与的历史讲述，不可能没有情感。有情感是其优点，不是缺点。只有真实，才能感人。他会有自己的有色眼镜，后人不必紧张，研究者会修正，通过其他文本的比对，消除其偏颇之处。只有留下多人的文本，才能使之更为客观与公正。 四是用生活语言。讲话者用的是自己的自然语言，可能是方言，甚至带有职业语言。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为“生活语言”。口述史所用生活常用语，据说只要三千字左右即可。《打工女孩》语言简明，只用了不到3000常用词汇，但不失鲜活与色彩。只有书面写作，才会用上一大堆花哨的复杂的词汇。建立在口述史采访基础上的村史，“某人说”有较为浓厚的口语特色。对于这种口语化表达，读书人是难以接受的，不过非读书人没有问题。笔者的《藕池村史》较多地保留了各人的口语化叙述风格，只在局部作了修饰。之所以这么做有特殊考虑，不想让村史成为过于高大上的精英读物，希望更适合大众阅读。长于口述而短于写作的普通人，习惯的就是这样的风格。弄得过于书面化、标准化，反而不利于他们的阅读理解，标准化也会丢失很多个性化的东西。这种特殊的大众化普及思维，现行的按标准书面语操作的出版社及编辑不太容易接受，也许这是要突破的地方。 五是声像更易动人。之所以怀疑口述史，完全是文献形态观念在作怪，是过往似是而非的经验影响了其判断。大脑记忆有一个特点，须看得见，才说得出来。如果看不见，肯定是说不出来的，甚至要怀疑的、反对的。眼见才信，心动才会行动，这是人类决策的特点。进入声像历史形态，直接听人说往事，你会怀疑对方有问题吗？那是别人的亲身经历，你有没有经历过，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怀疑别人。 口述史是方法或学科？学界一直有争议。笔者更倾向认为，它首先是形态，其次才是方法。口述史是声像形态的历史建构，口述史要放到史学形态的嬗变来观察，才更为清晰。在只有声音没有文字时代，只有生活世界的口耳相传，所以称为史前史。“文字出现，信史时代才算开始，‘历史’才真正出现，故文始即史之始。”(11)有了文字，说话内容可借助文字成为文本，才称被为历史，称为文明社会。在整个古代世界，都是靠文字文本才能保存历史。中国的文字系统主要是建立在象形文字基础上的，与生活世界的声音有较大的区别。中国人来到地球以后，一直无法建立声音本位的历史话语体系。欧洲倒是建立了声音本位的话语体系，但统一的拼音符号体系的确立时间非常晚，大约在15世纪。比较起中国的文字体系，他们的体系与声音更近。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一直有一套白话声音体系，只是因为没有录音，无法进入文本世界，成为研究之物。直到工业革命以后的18世纪末，产生了录音、录像、照相。有了这些工具，人类可以保存讲话、外貌，甚至动作。如此，历史记录的文本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进入声像形态期。今日，因为有了智能手机，录音录像技术得以普及，完全可以倡导建立口述史学体系。通过说历史，成为声像文本，就是一种表达历史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文盲”不再是问题，“科盲”才成为新的问题。 有了录音技术，人类可以回归更为基础的口述，通过说就可以完成历史书写。有了录音，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可以实现无缝接轨。因为它撇开了文字的限制，直接将讲话与文本接轨了。中国文字在文本积累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有了汉文字，才有中国文化。然而文字有其天然的不足，那就是门槛高，只有小部分人可以读书。虽然在古代世界，中国的读书人是最多的。中国文字是一套符号体系，多数与声音没有直接的关联。口说，是人类最基本的思想表达方式。有了录音录像技术，人类可以通过录音完成文本化，不必再借助文字。虽然，大家仍喜欢转录成文，但声像史学的成为风气是迟早的事。 说历史、听历史，这是声音本位的历史话语体系。突破文字本位传统，直接让大家来说历史与听历史，这是历史学的全新革命所在。由文献本位向声像本位的转型，这就是口述史学的实质意义所在。当下中国的口述史研究，仍停留于文献形态，强调转录成文，要进一步编辑成文，仍是传统的文献史学观念作祟的结果。唐德刚既扩大了口述史在中文世界的影响，又误导了口述史学的发展方向。唐氏之所以要如此做，正是传统中国文献本位观念影响的结果。外行或新手上来普遍会问“口述史可信吗”，实际上也是建立在文献形态上的。今日讲口述史学，必须从清理文献史学影响入手。在文献形态下，是无法正确理解口述史的，甚至会将司马迁开始的社会调查也当作口述史。严格说来，它已经成文化，不再是口述史了。只有放在声像形态下，才能理解口述史的意义。有了声像口述史，历史成文形态成为声像文本了。它不是文献的补充，而是独立的形态，是更大众化的历史记录形态。 口述史的直接形态是声像，所以在线讲故事是口述史的未来出路所在，声像出版也是口述史的基本路径。老想着转录成稿，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中国是一个重文献文本的国家，有几千年的传统。今日，文献文本仍是主流形态，即使数据化仍是文字。文字是直观的，可以处处再现。视频的直观，须借助终端设备来再现。从多形态来说，声像史学应包括图像、声音、视频，我们应逐步转变观念，适应声像时代史学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起点是高的，他们直接进入了口述录像模式时代。对电视媒体从业人来说，声像再现是十分普通的技术，但对以文献为主导的历史学界来说，仍是不太习惯的。 四、口述史是活人有感的历史 所谓“活人有感”，是一个特殊的当代史文本真伪与合适与否的活人检验标准问题。不同于死人历史，口述史作为活人历史，是活人有感的历史。死人历史如何写完全由作者说了算，死人没有话语权；而活人历史，当事人或相关人均有话语权，存在一个当事人与相关人检验问题。活人历史研究不同于死人历史研究，这是以前历史研究中没有遇到过的。或者说虽遇到了此类问题，但没有提炼出相关的理论，仅仅说“当代史难写”，而没有研究当代史难写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远远不够的。这涉及的是口述史作品的编辑、出版、传播中诸多难题研究。 口述史是活人有感的历史，所谓活人有感，首先表现为当事人有感。文本世界是生活世界的再现，自己的事情自己最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一次采访某位私交尚不错的老教授，研究生整理出文稿以后，笔者擅自作主在微信号上刊登了。原以为老先生不会关注，不料他看到了，非常生气地打电话给笔者，认为细节出入较大。笔者立马道歉，发回稿子让其核对，重新刊登其审核稿。又有一次，《公众史学评论》出版以后，因为收录的2014年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发言未经当事人审核，某位朋友收到书后，因某些话有所出入，大为不悦，费时一天加以辨析，给笔者发来邮件。幸处理及时，双方谈妥，在微信号上重新刊登审核稿。还有一位朋友，仅因会议通讯稿中“士绅”被学生打成同音的“次生”，审核时没有发现，感觉有损他的形象，大光其火。当然，也有处事理性之人。第一期《火红岁月：甬城全国劳模口述史》出版以后，因为通信录找不到而没有给当事人寄书，当事方风平浪静。第二期《时代华章：宁波全国劳模口述史》出版以后给当事人寄书，出了点小问题。笔者单位一位劳模给笔者发了邮件，以为有几处细节不当。笔者因为不常用此邮箱，较长时间才看到。事后反思这件事，确定过于胆大、偷懒了，连本校同事都没有让他们审核。 其次是第三方有感。口述史不完全是个人自我历史，也会涉及交往圈人物往事。这样口述史就会涉及第三方利益，口述人、采访人、整理人因为盲点而没有感觉，而第三方会在意，甚至会告发。蒋孝章是蒋经国女儿，嫁给俞大维子俞扬和，两人年龄相差超过二十岁，俞扬和有两次婚姻纪录，蒋经国反对他们的婚事，前联勤总司令温哈熊《温哈熊先生访问纪录》涉及此往事。为此，在美国生活的俞扬和、蒋孝章夫妇2001年控告温哈熊毁谤，这就是台湾口述史上著名的“温哈熊案”。可见其内容涉及第三方利益，应属不可公布之例。前副总理吴桂贤告前全国人大副主任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的口述史案，也是涉及第三方利益，说吴桂贤是“四人帮”那边的人，这种过于敏感的事自然会让吴桂贤非常不悦。(12) 笔者主修了三部村史，已经出版了两部，两部村史均遇到了小小的麻烦。第一部村史是前任村支书责怪后任村支书说话不当，涉及了一场状告村里的经济官司。第二部村史，也是前任村支书责怪后任村支书说话不当，似乎阻碍了后任书记出任乡卫生所所长，导致后任书记无法享受到国家养老金。两部村史出版之前经过了村人的反复审核，结果出版以后仍会出现说话分寸上下问题，说明口述史性村史无人能承担全部校对之任，因为各人的记忆有限，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作为外人的主编，更没有感觉了。这也证明，口述史容易起争议或被人告发的地方，主要是涉及第三方利益。表扬别人，没有问题；说别人“坏话”，容易被人告。当代不可说的话，可以婉转地表达，让当事人有一点面子。汉语的表达方式极为丰富的，完全可以灵活处理。 当代史信息存在一个全程参与问题。虽然当事人参与了口述，但最终成为文本以后仍可能出问题。其因有二：一是信息递减，理解有误。讲者、听者、读者、相关方，这是口述史涉及的四方人员，是口述史要处理的四大关系。从信息对称角度来说，讲者与利益相关方是最清楚的，完全对称。听者与读者，由于信息不对称，盲点相当多。讲者的信息到听者层面，开始递减；到转录时，又递减一层；最后到读者层面，可能完全是盲点。听者尽管在场，由于受自己知识结构与听力的影响，转录时会出现偏差。到读者层面时，完全是雾里看花，根本不知所云，不知真实意图是什么。也就是说，人的自我表达存在盲点与亮点问题。别人转述、编辑时，更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古人所谓“鲁鱼亥豕”“三人成虎”原因所在。二是传播空间大小问题。口述史是活人的历史，是活人的历史经验，对别人的品头评足是有个人价值观倾向的。口述采访属房间内的两人聊天，是小空间的，别人没有听见；即使听见了，因为没有录音，说过就算了。但形成文本以后，它就凝固化了。文本的优势是凝固化，缺陷也是凝固化。这种不当话一旦印进书中，容易引起非议，别人会在意某些话。也就说，从口述采访到公开传播存在一个再筛选的问题，涉及第三方的评价话要慎重，不能原封不动地用，这是传播中要注意的问题。从相关口述史案例来看，平时比较重视面子、有点文化但又不算太高的人，容易成为纠缠者；相反，文化程度高、比较宽容的人，则会看淡此事。 如何解决活人有感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自我清查。从三部村史来看，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成问题的，只有部分有利益冲突的个别细节不能写入。能讲述的东西都是没有利益冲突的事。口述史整理要做的是，将有利益冲突、负面评价性语句删除，以免留下后遗症。口述史稿不能过分追求原汁原味，过于原生态的东西不适合当下传播。尤其要让当事人亲自参与审核。文本世界是生活世界的再现，生活世界的人最有资格判断文本世界的再现是否有盲点。笔者做《藕池村民口述史》时探索出一种办法，转录稿出来后打印一份，让当事人审核。不过没有全面执行，因为多数人不识字无法审核。《藕池村史》编纂成稿后请相关有知识之人审稿，先让一位资深的小学老师审核。她女儿发现另一位小学老师口述往事时涉及这位老师，称其文革间也被斗倒，“因为男女关系问题”。此话让参与审核的老师非常生气，给笔者打了半个小时电话，反复声称不存在这种事。由此说明，此类涉及第三方人事千万要小心。原来计划让其审核全稿，结果发现这位老师只关注自己一部分，由此也让笔者悟出，普通人只关注自己部分，不太会关注别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将相关片段摘出来，让当事人审核。鉴于过往二部村史出版以后前任村支书容易计较，所以笔者特别关注书记部分的审核。笔者让一位前任村支书审核相关片段时，果然看得十分认真，上面涂涂改改了不少。尤其是涉及第三方利益的话，他主动提出要删除。由此证明，让当事人参与审核相关片段，这是最为有效的措施。如此可彻底解决涉及第三方利益说辞，容易引起争议的传统毛病。 让当事人参与审核也可提升口述史的质量。双主体以后，须由双方来保证。在顺序上，似乎增加麻烦，实际上是好事。因为，稿子编辑好后，本来就要找人审核。当事人直接承担审核之任，就可减少专家审核任务。爱惜羽毛、自我紧张，这也是学者的特点。懂文字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对文字的质量要求比较高。他们读惯了别人的文字，不适应口述史讲话成稿模式，会感觉说得十分乱，没有条理。所以，事前让当事人审阅，不完全是校对错误问题，也是重新处理文字的过程。让当事方事前审核，这也是一种知情权，见一种团结人的手法。当事人的过往言行在人的大脑记忆中，当事人最清楚。事前让当事人知情，事后就不会陷入被动局面。当代史生产中的难题，如果事前处理得当，可以成为历史民主化的一种方式，即让当事人参与进来，共同书写他们的历史。提供口述史机会，让其参与进来，大家来讲历史。转录成稿以后，应进一步让当事人审阅，让当事人参与审核。有人来告状，正说明事前成稿过程中的当事方参与不足。如果当事人参与了，他们就会成为共同的当代公众史建设力量，成为共同的推手。事后知道会相当被动，让他们成为反对力量，让作者麻烦不已。口述史公开出版是一种探索的动力所在，将可能的问题消灭于事前才是本事。这种本事须通过实践探索获得，现有的书本不会提供现成的答案。 最后，口述史作品出版以后遇问题怎么处理？尊重当事人，取得当事人的认可，这是解决问题的技术。好商量的人，争取出一个修订版，在微信上发表。其次，是修订文本中的相关片段。台湾的法院最后以口述历史属于言论自由，判决温哈熊无罪。于《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出版社同意删除相关内容。《史家码村史》的最后处理之法是，将涉事一段话重新编纂、印刷、插页。《江六村史》的处理之法，让出版社重新印了二册。不过当事人仍不肯罢休，无限上纲上线。村史是公开出版之物，经过政治审核，自然不存在政治问题。最后谈妥共同修订，再出修订本。在网络时代，因为网络传播广，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影响。口述史作品的出版，是容易引起暗雷爆炸的，这是无法避免的一个话题，只能靠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步思考解决之道。 建构一套普通人听得懂的口述史理论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普通人是如何认知口述史的，他们又是如何认知历史建构意义的，如何让普通人听得懂，如何让普通人容易接受，这些问题是必须回答的。要了解普通人的想法，通过不同的对话，让他们接受口述史。学人能懂的话语体系与普通人外行可懂的话语体系不完全不同。公众史学的建设，必须建立两套话语体系，或者说要直接建立一套普通外行都听得懂的话语体系才算成功。公众史学不同于美国的公共史学，比美国的公共史学更有水平。不必以美国为标准为标准，这是丧失自我学术话语体系的表现，中国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公众史学体系。中国的公众史学建设，可以解决历史学的大众化问题，这是真正的公众史学。 口述史，人人有资格参与进来，成为历史记录的主人，人人是历史的记录者，这才是意义所在。向来的历史记录靠文字写作来完成，如果不会写作，没有来人帮你写作，则人过往记忆的文本化工作就无法完成。现在，只要口述就可以完成文本，大大方便了普通人。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第三方代理记录的模式，当事人可以自理了，可以直接讲述，使之成为文本，此乃一大巨变。不过，当有这样的机会时，当事人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一日遇某位前副校长，与他说及此事，他就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当然是自谦之词，也确实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历史学向来与公众无关，没有服务公众历史记录的传统，他们自然没有这样的习惯。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史是根据大脑记忆的整理来完成的学术研究。比起完全靠文献来做的间接研究，显然成本更低。人人有其过往经历，人人有大脑记忆，人人会说。有了智能手机，人人可以录音录像照相。这种方式不需要外借大量文献，就可以做历史研究，这就是当代人说当代史、写当代史的优势所在。由此，可以开创一种全新的、直接的、低成本的、人人可参与的、人人得成为书写对象的历史研究模式。读与写的门槛均高，说与录的门槛显然低得多。因为有了智能手机，录制已经便捷化了。寻找特定的主题，寻找特定的当事人，稍花时间即可完成。有了口述史，历史学更活了，形态更丰富了，参与人更多了，服务对象更明确了。口述史的引进是历史学形态的革新，是参与方式的革新，参与人群的革新。从这角度来说，将口述史独立成学科是可以考虑的。口述史学，既是形态，又是方法。当然，将之放在公众史学，更容易受到史界认可，否则它就是孤魂野鬼。 活人历史研究的提出，为历史学的发展打开了一个魔盒。笔者主张历史学要建立双中心研究体系，一是死人历史研究体系，一是活人历史研究体系。要以活人历史研究为主，死人历史研究为辅。从人力投入来说，活人历史研究兵力投入80%，死人历史研究投入20%。当代人说当代史、写当代史，应成为历史学优先关注的事项。提倡做当代史，就可以及时梳理当下人、组织过往经历，为当下所用。当代史是大家直接经历过的、可以感知的历史，更有借鉴意义。 口述史是增量研究。口述史是一种历史文本初生产方式，是于没有文本处建立文本的机制，可以直接开挖大脑记忆资源。通过口述史方式搜集大脑记忆资料容易，难度系数低，可以保存更多的原生态信息资源，从而实现增量研究。 注释： ①钱茂伟《公众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史性质及意义》(《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期)涉及部分观点。 ②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③[美]乔治·弗兰克尔：《心灵考古》，褚振飞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陈墨将此应用于口述史，见陈墨《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④陆扬：《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新史学1902，2019年6月14日。 ⑤定宜庄《“跟活人对话”》，大众网2018年5月5日。 ⑥罗志田、赵妍杰：《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中思考》，《中国近代史》2016年第2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微信号2016年6月4日。 ⑦宁波党史研究室编：《火红岁月：甬城全国劳模口述史》、《时代华章：全国劳模口述史》，宁波出版社2015年版、2017年版。 ⑧卢敦基主编：《永康手艺人口述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⑨吴小攀：《周有光将儿子告上法庭》，《羊城晚报》2011年4月17日；《“周有光状告儿子”是怎么回事？》，扶桑旸谷的博客2011年5月11日。 ⑩冯其庸口述、宋本蓉记录整理：《风雨人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1)龚鹏程：《龚鹏程谈汉字：独有真文开世界》，凤凰网综合2018年3月29日。 (12)白玉：《中国原副总理吴桂贤起诉六被告侵犯名誉权》，广东新闻网2006年6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