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社区发展和教育交流：对亚洲女性现代身份意识的提醒 战后初期，亚洲女性给世界的整体形象是前现代的：父权制下的家庭本位、文盲居多，宗教信仰上的半迷信色彩，极少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但与此同时，亚洲前殖民地国家和面临战争威胁国家的女性又普遍具有革命思想和渴望“解放”的意识，这是战后初期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有着空前影响力的社会基础。面对异常庞大的女性群体和异常复杂的女性生存状况，美国官私组织要制订出最佳行动策略，必须以各种方式对亚洲女性群体展开研究。世界知名的女性福利倡导者、美国人鲁思·乌德斯莫(Ruth F.Woodsmall)就曾受华盛顿中东研究所(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委托，福特基金会资助，前往亚洲就女性问题展开研究。她尤其关注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女性地位问题。(17)类似的研究活动从未间断过。亚洲基金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为了更好地在当地开展活动，专门资助有西方女性代表参加的亚洲女性领袖会议，探讨亚洲女性的状况和改变现状的可能策略。总体上，这一时期美国对亚洲女性的基本判断是：其一，她们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往往在家庭关系——与父母、丈夫和孩子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价值。其二，按照亚洲地区大多宗教形式指导下的亚洲生活方式，女性在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都比较低。其三，女性的个性发展(personality development)与其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育儿实践、性别教育或职业指导与政治、国家经济和文化传统问题纠缠在一起，亚洲面临的诸如贫困、文盲、人口压力、民族独立乃至国际紧张局势都会对女性的个性发展产生影响。(18)换言之，如果要唤醒女性的现代权利意识，必须要了解与其密切关联的一系列社会、国家和国际问题。反过来，女性解放亦是解决上述3个层面问题的关键要素。女性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 无论如何，女性志愿组织达成的基本共识是：亚洲女性一定要从传统定位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人”(person)。尽管在变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下，亚洲女性和家庭会面临新的问题，但帮助亚洲女性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寻找到正确的位置非常重要，因为“国家的命运(道路选择)要仰赖一个合理的家庭基础”(19)。在此共识下，女性志愿组织根据自身组织特征来探索并实施影响亚洲女性的方法和路径，在事实上形成一股很强的社会干预力量。 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在亚洲存在历史颇为久远的女性组织，曾经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力。1949年以后，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和成员纷纷转赴中国香港和东南亚，她们本身就带有反共倾向。在中国香港处于多种思想竞争和影响之下时，美、英、加、澳基督教女青年会和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纷纷参与其中，在中国香港女性中展开活动，“施加援手，资助或提供顾问咨询”。(20)基督教女青年会相信只有基督教能够帮助亚洲女性，因为作为上帝子民，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人类价值和人格尊严。(21)从亚洲现实出发，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集中于校园，因为在其看来：(1)校园世界由这个时代最优秀的青年组成。(2)她们是明天的领袖，而她们领袖能力的验证要靠今天的训练。(3)大学生涯决定未来的岁月——决定其未来的工作，决定其生存的价值观，决定其生活的伴侣，决定她们将如何与这个世界的需要紧密关联。(22) 世界女童军协会是总部位于英国的国际组织，其在各国的分支机构有相当高的独立性。关于培育现代女性公民的重要性，世界女童军协会的创建者贝登·鲍威尔(Lord Baden-Powell)在1920年就曾写道：童军活动(Scouting)一词意味着一种通过竞技游戏的方式培训公民的体系……女孩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当一个国家的母亲们是良好公民，具有良好的品质，她们必会留意自己的孩子不要有品质上的缺陷。(23)而战后美国女童军协会则表示要追求性别的“差异性”平等，即当女性走出家庭时，她们要有自己的能力和技能，“不要模仿男性或与男性竞争”(24)。比较而言，美国女童军运动更加强调女性责任和意识，强调女性美和女性符号(symbolism)，因此更加契合美国反击苏联女性主义的冷战要求。 前面提到，虽然基本理念和行动目标不尽相同，但美国官方认为，如果善加利用，诸如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女童军协会这样的组织在亚洲女性群体中的活动，有助于美国“反共产主义”事业的推进，因此要多方加以援助和推动。(25)这方面的事例不可胜数。以亚洲基金会在亚洲推广的“民主种子”项目为例。亚洲基金会一向认为，要促进女性社会意识的觉醒，必须使其参与到各种名目的社会和社区活动中，在其中得到锻炼。“民主种子”项目通过在美国国内募集农业种子，赠送给亚洲农民，以此来减少共产主义在亚洲农村的影响力。随着项目在亚洲地区的推广，其目标进一步发展为：动员起亚洲国家社区的力量，加强“民主组织”并传播“民主观念”。(26)借助这一项目，亚洲基金会把在亚洲活动的美国和亚洲男童军、女童军、4-H俱乐部(27)、青年商会、妇女俱乐部、救世军、社会福利管理机构、基督教男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10余个组织协调起来，(28)最大限度地扩大项目的影响力。美国女童军协会是该项目最积极的支持者，其下辖的《女童军领袖》(The Girl Scout Leader)和《美国女孩》(American Girl)杂志负责为“民主种子”项目刊登广告。(29)“民主种子”项目是全面动员美国女性和亚洲女性力量，参与社区发展，促进亚洲社会“民主机制”的典型个案。 除了社区发展项目，美国官私组织在亚洲女性中还着重推行教育交流活动。从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起，美国决策层相信传递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为有效的方式莫过于“亲身体验”。(30)美国公民外交项目(people-to-people program)、富布赖特项目、青年领袖项目和和平队项目都或多或少贯彻了这一原则。前面提到的4-H运动，发源于美国，1948年开始推动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4-H运动的一种形式是推动“亲身体验”的双向教育交流。1948-1960年间，约有2500名各国青年人参与了该项目。(31)尽管没有关于女性参与者的准确数字统计，但从后续报告来看，女性参与的比例非常高。4-H项目参加者平均旅行32000多千米，与8500以上听众进行100次对话，接受平均11次的电视和广播采访，提交40篇新闻报道或报告。无论是去尼泊尔还是去印度的女性参与者都认为，项目最为成功之处是一个短发美国女孩站在当地人面前时，对她们的巨大冲击。(32)一位参加4-H项目的女孩格特鲁德(Gertrude Ellen Kramer)在印度最偏远的农村居住了几周，她评价自己对印度女性带来的可能影响：“我在印度的数周，通过向印度女性展示一个对美国文化全面赞同、只身周游世界的独立女性形象，能够为软化她们对女性自由(理念)的传统抵制情绪略尽微薄之力。”(33) 泛太平洋和东南亚妇女协会(PPSEAWA)是专注亚洲女性活动的美国志愿组织，与美国国务院、美国新闻处、亚洲基金会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其名目繁多的项目之一是引导访美的亚洲女性参加课程讨论，学习美国历史，利用参观活动向亚洲女性展示一个多元化的美国社会。(34)另一个女性组织——通讯委员会(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35)则与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在其文档中，记载了影响亚洲女性的多个成功案例，如新加坡人玛格丽特(Margaret Smith，nee Wee Kiat Neo)受邀赴美，自称在美3周受到的影响远超“在高校三年的学习”。玛格丽特返回新加坡后开始信仰基督教，引导新加坡女性参与政治生活。她本来就有反共情绪，回国后反共思想愈浓，自此就新加坡国内政治和女性活动与通讯委员会进行了长期联络，相互交换信息。(36)不断有亚洲女性反馈自己从美国志愿组织的项目中“获益”，可见“经验”和“效仿”是推动女性项目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在人力和资金都相对有限的情况下，美国官私组织发现，以培养当地精英人物为主的女性领袖项目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既可以带动整个地区女性运动的发展，也是推动亚洲女性政治意识觉醒的极佳路径。在美国志愿组织推动下，第一次亚洲女性领袖会议在日本召开，第二次会议在印度召开。两次会议都强调关注“社会变革中的女性问题”，决议要通过国际合作、民主程序和共同愿景的建立来打破人类“思想和精神的束缚”。(37)通讯委员会则在其组织的一次亚洲女性会议中，明确自己的目标是通过女性领导人间的思想和经验交流，确认公民在自由社会中的责任。(38)亚洲基金会主要负责资助参会代表。如其资助了5位巴基斯坦代表参加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女性领袖会议，希望巴基斯坦代表增强与他国女性的接触，学习并带回有关应对社会服务、成人教育和儿童福利问题的技能和方法，使巴基斯坦女性亦能在组织化的层面展开这些活动，同时将巴基斯坦的经验与他国女性分享。(39)诸如此类在亚洲召开女性领袖会议，资助亚洲女性到世界各地考察和参会等交流活动，构成了冷战时期女性主义思想跨国流动的特殊场景。 美国志愿组织在亚洲女性群体中的活动林林总总，没有什么系统性，甚至没有采取特别激烈的意识形态灌输方法，但所有努力的方向清晰可见。一是要使亚洲女性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承担责任。二是要加强女性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增强信息沟通和互换，通过组织化的女性力量来实现一定的权利诉求。三是资助亚洲精英女性参加区域和国际会议，以便领导当地未来的女性运动。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外事务分委会副主席约翰·亨尼曼夫人(John B.Henneman)在与亚洲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布仑姆(Robert Blum)的通信中明确表示，两个机构的理念是一致的：“我们在亚洲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尽快被替代。我们受邀来到这些国家，发现领导层，进而取代我们的工作。”(40)这在后来成为美国官私组织在亚洲活动的一个根本目标，即寻求帮助亚洲女性实现“自助”(aided self-help)。所有这些活动都在总体上有助于美国在亚洲树立良好形象，反击苏联的“和平”与“反殖反帝”宣传。美国政府希望，在类似的活动中，亚洲女性可以接收到更多有关美国文化和社会的信息，进而“见贤思齐”，赞同乃至模仿美国的发展样板，最终实现“争夺人心”的冷战政策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