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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战话语、“新殖民主义”和国际主义透镜下的女性主义 毋庸置疑，通过介入亚洲公民社会来渗透美国的价值观念，无疑是一项着眼长期的战略规划。并且，冷战的到来使这项规划变得更为迫切，这才有了诸如亚洲基金会这样的机构诞生以及美国政府联络海外志愿组织和私人基金会展开的联合行动。到196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因媒体曝光而被迫终止了对美国私人志愿组织海外活动的支持时，已经有数百个美国志愿组织在海外从事乡村成人教育、建立计划生育诊所、支持小商业发展、提供社区服务和家庭服务以及帮助亚洲和非洲的女性进入政治生活等活动。(41)在现有资料条件下，我们还无法对这些行动产生的直接效果进行量化和质性分析。然而，通过不同的透镜来解读冷战前期美国在亚洲介入女性发展的历史，可以大致看到这些项目对亚洲女性主义的正面提醒，美国带有“新殖民主义”特征和国际主义诉求的行为方式及其对美国女性主义自身发展的深刻影响。 1.冷战话语中的女性主义 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阿皮西(Christian Appy)评论说，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discourse)之争，“既是为了世界(world)也是为了语言(word)”的斗争。(42)前面提到，美国关注亚洲女性权利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与苏联争夺“和平”话语主导权。斯大林去世后，美国判定苏联发起“和平攻势”，直接将目标对准了亚非新兴国家。在成立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后，1955年4月苏联又主导成立了亚洲团结委员会(Asian Solidarity Committee，ASC)。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国家推行和平运动是为了寻求亚洲新兴国家中民族主义力量的支持，利用独立、中立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来支持苏联的外交政策目标，消除西方在亚洲的影响力，苏联针对的目标群体是亚洲国家的民族知识分子、政治领袖和工人，但同时高度关注女性群体。1955年4月，亚洲团结委员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上专门提到如何提高女性地位和保障儿童利益问题。(43)国际民主妇联也宣布其主要目标是保卫和平，“因为没有和平，家庭幸福就得不到保证，妇女的生活条件也得不到改善”(44)。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更加强调阶级属性，强调反帝反殖是女性解放的大前提。 美国自然不甘落后。在“和平”问题上，美国不仅对其进行了理论重构，比苏联更加强调“和平”内含的社会正义性和能动性，强调女性权利内在于公民社会发展和国家制度建构当中，而且在亚洲地区与苏联展开针锋相对的行动。1956年10月，亚洲基金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等机构资助召开了一次亚洲女性领袖会议。这是一次美苏不在场的冷战话语交锋。巴基斯坦代表对会议成果的解读是，这是亚洲女性聚在一起探讨如何加深相互理解，“以便在变革世界中铸造和平”的会议。(45)日本代表相川小幡(Misao Obata)则直接点明，冷战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而冷战的本质是围绕能否保证“个人主义”制度的生活方式之争。(46)可见在大国对抗的国际秩序下，亚洲女性群体亦不大可能独善其身。 社会主义阵营一方于1960年1月15日在开罗召开亚非女性会议(Afro-Asian Women’s Conference)。这次会议罕见地弱化了政治性，聚焦于亚非女性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然而，会议始终没有办法超越冷战的影响，在女性解放问题上，强调女性在追求自由和维护和平的民族斗争中承担着责任。(47)其后召开的数次和平会议上，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歧扩大以及总体上的激进倾向，“和平”运动愈益向着支持新独立国家的激进解放运动和反新殖民主义运动的方向演化。其时，美国的“现代化”和“消费主义”宣传已经在亚洲初现影响力。(48)因此，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会议开始不断提醒与会亚非国家领袖警惕“帝国主义经济渗透的阴谋”。一些国家主张，只有对殖民主义及其残余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保持独立并建设持久和平。(49) 在东西方两种冷战话语建构下，女性主义被诠释成为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苏联一方的观点认为，有阶级对立就必然有女性压迫，因此女性解放运动是与无产阶级运动同步进行的，女性运动是天然反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的。美国则强调普遍意义上女性权力提高和女性地位的改善，认为只有在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体系下，女性权力才有可能得到保障。事实上，东西方阵营倡导的女性主义主要出于各自的冷战需要，都没有特别关注亚洲女性的真正需求。如果说冷战对于亚洲女性权利发展有正面意义，或许是它促成了东西方的一次大讨论，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至亚洲女性社会地位、亚洲的性别平等和进步等问题上。从这个意义来讲，冷战对于亚洲女性主义、对亚洲女性现代身份意识的建构有深远的影响。 2.美国“新殖民主义”诉求下的亚洲女性项目 学术界对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是否可以界定为“新殖民主义”意见不一。(50)但不可否认的是，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新兴海外市场。此外，美国总统杜鲁门将冷战界定为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严酷选择，美国冷战自由主义者要将美式“自由机制”推广到全世界的行动和决心，这些无不带有鲜明的新式殖民特征。与传统殖民主义不同的是，美国一方面致力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建立并维持有利于美国的世界秩序和海外市场，另一方面非常注意自身在海外商业活动中的正面形象，有着宣传美式“自由”思想的强烈使命感，(51)同时迫切希望美国发展模式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当其在亚洲遇到苏联发展模式的挑战时，这就变得尤为明显。 美国志愿团体在亚洲开展活动时，或多或少会遇到当地反殖民主义情绪的抵触与反抗，这与其带有“新殖民主义”特征的态度和方法不无关系。在实施海外女性项目时，女性志愿组织的西方优越感仍旧存在，歧视性的话语和态度清晰可见。一些女性志愿组织将亚洲女性比喻为“小孩子”(small children)，指责她们不知道如何利用外部援助。还有一些志愿组织抱怨“新手”国家得到大量现金支持，可这些国家的女性并没有处理钱财的经验，也没有做预算的想法，“她们所做的是把这些援助一点点浪费掉”(52)。或许这些志愿组织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态度和行为更像高高在上的指导者或干预者。到1950年代末，随着美国官私组织在亚洲活动的增多，一些亚洲国家开始明确抵制这种“试图把(女性)运动领导权继续操控在西方手中”的行为。(53)可见，殖民主义仍是亚洲人挥之不去的阴影。亚洲基金会自1951年起在亚洲地区开展文化和社会活动，对此深有体会。毋庸置疑，亚洲基金会一以贯之的使命是“告诉亚洲人美国的生活是多么的精彩，美国的制度是多么的美好以及共产主义是如何邪恶与危险”。但在实施项目时，它会尽量移除“美国标签”，尽可能利用当地组织。当美国女童军协会在一些国家遭遇抵制时，亚洲基金会驻地代表亦提醒说，尽量选派亚洲面孔来领导当地的活动。(54)亚洲女性活动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更加令人反感的是，美国是根据自身冷战需要，而非亚洲女性的实际需求来推进女性行动议程。如前文所述，出于国家安全这一至高需要和“冷战共识”的政治氛围，美国志愿团体和官方机构在亚洲女性项目的目标上达成一致。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美国官私组织的女性项目大多是以遏制和反击共产主义为指向的、带有极强政治意味的资助项目。对美国来说，赢得美苏之间展开的“人类智识之争”是冷战题中之意，因此冷战的重心是争取包括女性在内的亚非拉“有识领袖和公民”。因为只有他们受到相应的教育，成为合格的公民，才能做出正确选择，“才能认识到公正民主政府必须建立在自由的、负责任的基石上”。(55)这是美国实施亚洲女性项目的主要原因。另外，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后文会提到的，美国女性主义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使美国志愿组织没能有的放矢，针对亚洲国家女性的特殊需求，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3.“国际主义”视角下美国和亚洲女性主义进程 看似悖论的是，1950年代，当美国志愿团体在亚洲开展广泛的女性运动时，美国本土的女权运动正处于低潮期。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亦表明，由于美苏冷战对抗的影响，美国社会大力倡导男性气概(Masculinity)，主张女性要在家庭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引导消费潮流，负责民防安全。(56)尽管如此，美国女性志愿组织还是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到亚洲帮助那里的女性。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传统的宗教使命感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冷战共识”下美利坚主义的国家意识发挥作用。 美国女性组织一向认为它们应当在外国女性的民主化教育或再教育中承担领导责任。1946年，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发布了一个旨在扩大美国女性对其他国家女性帮助的“重建”计划。截止1949年，已经募集到2244470美元。在其领导层看来，亚洲女性向美国女性寻求帮助是非常自然的，因为美国女性是世界上享有最多特权和最为进步的群体。她们选择基督教女青年会来寻求帮助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帮助女性自助”的先锋。(57)即便没有冷战对抗这一外在因素的影响，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内的美国女性组织依然会在海外推进女性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急于将我们的民主理念告知全世界”(58)。苏联作家吉洪诺夫曾嘲讽说，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100年仍停步不前，她们竟然还大言不惭地吹嘘“美国生活方式”的一切故事，简直荒唐无稽。(59)这种批评并未偏离事实。 “冷战共识”下，美国女性组织对共产主义的恐慌是又一重原因。由于相信杜鲁门政府宣称的冷战是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展开的生死斗争，一些女性组织主动站在行政机构一边，为保卫美国“生活方式”而行动。还有一些女性组织，如通讯委员会的领导者，生怕发展中国家女性领袖受苏联“谎言”及其对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的“负面”宣传的误导，担心美国会在这场“争夺人心”的冷战斗争中失败，所以主动与美国官方合作来推动在亚洲的女性运动。(60)有学者评价说，美国女性组织在二战后就拥抱了国际主义，然而，她们只是看似在履行其国际使命。在面对共产主义时，她们坚定地认为美国生活方式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美国女性组织在冷战中扮演的角色，使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本该有的观点、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多样化，失去了生存空间。“美国女性，以国际身份为掩护，事实上还是遵从一个清晰的国家议程。”(61) 然而，美国女性团体并非铁板一块，也并非僵化不变。由于女性运动的跨国特征，美国女性团体中有与共产主义运动保持密切联系的偏左翼团体，如美共女性组织，也有与行政机构密切合作，激烈反共的通讯委员会。“冷战共识”时期，绝大多数女性团体虽然持反共立场，但不愿太过公开地参与官方活动。在国际会议和教育交流中，致力于影响外部世界的美国女性团体，或多或少也会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进入1960年代，随着全球反战、反核军备竞赛的和平运动再度兴起，美国女性主义逐渐迎来新高潮。(62)1961年成立的女性和平斗争联盟(Women Strike for Peace)在美国和平运动历史上有着标志性的地位。它的行动表明，“在反抗冷战意识形态和政治压迫方面，美国女性超越了男性，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更有原则的立场”(63)。 女性国际主义运动中的能动因素，不仅改变着美国女性组织，也反过来启迪了亚洲女性。以情况最为复杂的越南为例。由于在南越的特殊地位，美国可以比较从容地推行一系列促进“民主机制”的改革。南越的女性团体和组织较之其他东南亚国家更为齐备，如市场女性联盟(Market Women’s Union)、高级将领夫人俱乐部(Wives of Prominent Generals)、副省长级别夫人俱乐部(Wives of Deputy Province Chiefs)、家庭经济女性联盟(the “Home Economics” Women of the Home Service)等。(64)然而，这些上层社会女性组织并不得人心。1966年，作为美国在南越推进现代化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美驻越使馆开始推动越南“大选”，并希望有更多越南女性参与。美国著名特工兰斯代尔(Ed Lansdale)是这一活动主要推动者，这很能说明活动的性质。美国驻南越大使夫人洛奇(Lodge)专门组织在越美国女性和越南女性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劝说南越女性参与选举活动。(65)事实证明，这种半强制性的劝导活动，效果不佳。 而就在南越“大选”的前一年即1965年7月，在印尼女性大会(Indonesian Women’s Congress)资助下，女性和平斗争联盟代表与北越以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South Vietnam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的“姐妹们”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了为期4 天的会议，谴责美国扩大越战的行为，并寻求终止越南战争。印尼总统苏加诺接见了与会代表。会议及后续采访活动引发了高度关注，印尼女性大会主席苏班德里约(Subandrio)评价道：“会议具有重大政治意义。”(66)反越战运动后来演变成全球和平运动，而和平运动又转过来推动了美国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性运动的广泛开展。(67)在冷战背景下，国际和平运动为美国和亚洲女性运动发展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亚洲开展女性项目的美国私人志愿组织中，有一些是单纯出于国际主义目的，将启发女性身份意识和权利意识当作自身的使命，但客观上有助于美国冷战目标的实现。有一些有着充分的冷战自觉，在“冷战共识”影响下，试图将国际主义使命与国家利益诉求紧密结合起来。还有一些则是坚定的反共组织，与行政机构密切协作，在国际女性运动和亚洲女性项目中贯彻反共的思想和理念。无论如何，处于特殊历史时期，“冷战”是影响美国女性组织在亚洲活动的潜在有效因素。出于“人心之争”和“生活方式之争”的冷战考虑，美苏在亚洲各自鼓励和促进的女性运动不乏积极成分。从长期来看，有助于亚洲女性现代意识的觉醒。更重要的是，女性跨国运动中的能动因素，不仅启迪和提醒着亚洲女性的身份意识，也反过来改变了美国女性运动自身的轨迹。196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运动高潮的到来，与冷战形势、跨国思想流动和女性组织的自我反省不无关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