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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学传统由来既久，且硕儒辈出，故其学术底蕴非常深厚。然有清一代文网甚密，加之彼时直隶鲜有著名学者或学派产生，清前中期北学实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近代以降，西学东渐愈发明显，同时地域之间学术交流与熏染亦更加活跃，随着湖湘学术、桐城古文、西学等纷纷引入直隶，北学面貌因之发生嬗变。而恰恰是学风交融之影响与刺激，直隶籍政学人士逐渐意识到重振北学之重要性，于是他们在此共识下重拾谱系建构，开启了北学复兴的大幕。综观这一进程，体现出谱系建构与延续，学风交融与改化，政治与学术复杂交织的三大特色。 关键词：北学直隶；孙奇逢；颜李学；莲池书院；徐世昌 作者简介：王学斌（1981—），男，山东潍坊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一、“北学”释义与千年流变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地自当有一地之学术。揆诸学术界，历来存在以地域之别来命名、划分学术流派的传统，诸如称山东之学为“齐学”“鲁学”，湖南之学为“湘学”，四川之学为“蜀学”，广东之学为“岭学”。甚至更为细致的划分则具体到一府一州之学，张舜徽在论及清代学术时曾言： 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 吴学即惠氏之学，徽学又称皖学，即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流派，扬州之学则以阮元为魁首。由此可见，以地域命名学派在学术界颇为流行，几成通例。然“北学”之概念，却并非仅指河北一地之学术。综观中国古代学术史，作为学术范畴的“北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史籍当在唐初编纂的《隋书·儒林传》：“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可视为北学的第一种含义，即指南北朝时期北朝之经学。如清人皮锡瑞在论述南北朝经学分立情形时写道：“自刘、石十六国并入北魏，与南朝对立，为南北朝分立时代；而其时说经者亦有‘南学’、‘北学’之分”；“北学反胜于南者，由于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故能专宗郑、服，不为伪孔、王、杜所惑。此北学所以纯正胜南也。”与之相对应，南朝之经学则称“南学”。是故，钱穆曾论及：“北人守旧，犹重朴学，理晚汉之坠绪。南人趋新，多尚清谈，有两晋之遗风。”易言之，北朝经学继承汉代传统,特别是郑玄之学,注重章句训诂,排斥玄学清谈；南朝经学则受到魏晋新学风的影响,注重义理,这是南北学风最显著的差异。北学的第二种含义，泛指北方学术。从传统意义上讲，北方学术包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等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内容涵盖诸子学、经学、理学、文学、佛学、道教、书法、美术、音乐、工艺等诸多学科。刘师培从地域角度断定学分南北：“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乎其后。……就近代之学术观之，则北逊于南；而就古代之学术观之，则南逊于北。盖北方之地乃学术发源之区也。”若从地理位置角度考察, 即存在一个历史上的“北”与“燕赵”的指代问题。“北”指北方, “燕赵”明清以来则专指河北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南北”的含义不尽相同。魏晋时期及以前, 多以黄河划分南北；南北朝隋唐至明清前, 多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南北；明清以来, 多以长江划分南北。于传统的北方主流文化中, 中州文化曾属于“南”, 三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西”, 齐鲁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东”, 唯独“燕赵”始终保持在“北”的核心位置。自古以来, 河北省的南部是以黄河划界的, 其地域包括今河南省和山东省黄河以北的地界, 是名副其实的河北。因此, 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唯河北堪称为“北”。北学的第三种含义，则是特指以河北地区为核心的北方之学。清初孙奇逢命弟子魏一鳌、汤斌分别辑录《北学编》和《洛学编》，后来尹会一接续前贤，补撰《续北学编》和《续洛学编》。可见在他们看来，河北之学与河南之学互有差异，不可混淆。同时，孙、尹等人的字里行间，透露出鲜明的地域文化意识。例如，孙奇逢指出：“余谓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前有创而后有承，人杰地灵，相需甚殷，亦后学之大幸也。居其乡，居其国，而不能尽友乡国之善，士何能进而友天下、友千古哉？”即将传承与扬播本土学术视为己任。尹会一认为，总结北学有助于学术整体繁荣，故言：“余续订是编，在北言北，亦犹之乎在洛言洛，在关言关耳？至于学无南北，惟道是趋，五事五伦，昭如大路，学者读是书而兴起，拔乎俗而不为，苟同志于道而不为，苟异千里百里犹若比肩而立者，孔曾思孟道而还，濂洛关闽其揆一也，畴得而歧之，视此为北方之学也哉。”因而，此类学人所言之“北”即河北地区，所倡扬之“北学”亦即河北一域的学术。 本文所讲之“北学”，取自第三种含义，即特指以河北地区为核心的北方之学。 “北学”能独成一派，自然有其与众不同的学术特质。古今学人对北学的诸种特色多有谈及，其中尤以刘师培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在《幽蓟颜门学案序》中，刘氏把北学特质言简意赅地归纳为： 燕赵之地，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读高达夫《燕歌行》，振武之风自昔已著。又地土瘠，民风重厚而朴质，故士之产其间者，率治趋实之学，与南学浮华无根者迥殊。 短短数语，刘氏已由表及里将北学的三种特质道尽无遗。 第一，北学在学术精神上崇尚慷慨节义。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前后相因，代不乏人。东汉卢植不畏董卓之淫威，对其篡权行径大加驳斥，魏一鳌慕卢之高风行义，赞其“不肯随董卓废立，方是读书人”。有明一代，河北仗节死义者更是层出不穷。杨继盛弹劾奸臣严嵩，备受迫害，堪为北人燕赵精神的集中体现，无怪乎孙奇逢极言：“明代忠臣多矣！如公之轰烈惊天动地者，实为第一！”时至明末，魏忠贤暴虐横行，东林党人深受其害，河北孙奇逢、鹿正、张果中冒死营救左光斗、杨涟等义士，被时人誉为“范阳三烈士”。这种精神渗透于学术研究之中，便体现为一种崇尚节义的风貌。例如，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义例中强调节义之重要性时说：“是编有素推节义者。盖节义与侠气不同，学问须除侠气，而不能不本之节义。第有所以处死之道，而不外乎天，则非可与徒慕其名，而轻蹈白刃者比。”此可谓对北学之慷慨节义精神的最佳注脚。 第二，北学在学术风格上强调简朴厚重。这种学术风格的形成，与河北一地的自然环境、民众风俗息息相关。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曾对此有过经典总结：“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在此环境与民风的熏染下，河北学者自然陶铸出追求简朴厚重，不喜求异求新的学术风格。而且此风格一旦形成，便于河北一地流衍不绝。清初颜元崛起于河北，其学力追三代，向原始儒学复归，其言其行无不散发出北学所独有的厚朴特色。例如，在政治制度上，颜元主张恢复封建，再设井田，重开征辟；在治学上，要求士人勿耽于文墨，“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故应精研“六府、三事、三物”之学，其学术恰是北学简朴厚重的代表。 第三，北学在学术宗旨上追求经世致用。注重经世致用，是北学最为核心的特质。固然经世致用历来被公认为是中国学术中的普遍特征，但北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与诸种南方之学相比，还是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北学历来不甚重视内圣方面的修养之功，而是直奔外王主题、经世主旨，其实用性的色彩极为鲜明。如被尹会一誉为“北地儒宗”的董仲舒，便以荀子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作为其思想资源，敏锐把握西汉政治之脉动，将儒家学说改造成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官方哲学。而后世北学传人亦多如此，如孙奇逢便强调儒生积极入世，注重践履外王之学，“吾儒以经世为业，可以兼二氏之长；二氏以出世为心，自不能合并吾儒为用”。“学问之事，要得趣于日用饮食，而有裨于纲常名教。”继孙奇逢而起的颜李学派，其实践特征更加明显。这从其强调六艺之学的言论中即可见一斑： 孔门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性情，长人仁义。一时学行，受一时之福；一日习行，受一日之福；一人体之，锡福一人；一家体之，锡福一家；一国、天下皆然。小之却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为其动生阳和，不积痰郁气，安内悍外也。 用之于个人，则强健体魄、陶冶性情；用之于社会，则可收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效。这种学即所用、用即所学的主张，恰恰折射出北学经世致用的主旨，无怪乎梁启超曾把颜李之学称之为“实践实用主义”。 目前公认的北学开山鼻祖，当为荀子。荀子学说在先秦诸子中最具实用和综合精神，正可谓“奠定了北学的基础,规范了北学的发展方向,确立了北学的基本特征”。其对外王之学的追求，亦成为留给北学后人的精神遗产。荀卿之后，董仲舒扛起扬播北学之大旗，秉承荀子精神，研治《春秋公羊学》，积极为现实政治提供理论支持。是以，“《贤良三策》实能见道之大原，而深契乎内圣外王之学，其告君必以尧舜而求其端于天，推其本于正心，尽其事于设诚，致行举其要于择吏养贤立教，更化久为艺林所传诵，故不具载，考其生平，可谓知仁谊重礼节，安处善乐循理矣。盖孔孟后继承道统之人，匪直北地儒宗也。” 钱穆曾言，“论一时代之学术者，首贵乎明其思想主潮之所在”。两汉至南北朝时期，儒学进入经学时代，北学之主流亦乃是学。一时间，燕赵间经学硕儒层出不穷。东汉末年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中山有张吾贵，武邑有刘兰，博陵有刘献之，阜城有熊安生，熊之弟子刘焯、刘炫更是青出于蓝，“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蔚为一代儒宗。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初，北学大师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兼采南北经学，自此“天下统一之后，经学亦统一，而北学从此绝矣”，“北学终亡，南宗独盛”。北学因之折入理学时期。 理学时期，北学的第一位旗帜性人物为邵雍。虽然邵氏的学术体系、治学方法、路数均迥异于之前的北学诸人，但其对北学经世宗旨的承继上与前辈并无二致。“康节先生本是经世之学，为他精《易》数，于事物之成败始终，人之祸福修短，算得来无毫发差错，却看小了他学问”。其后，北学之重镇是元儒刘因。孙奇逢对刘因推崇有加，“畿辅理学以静修为开山，文章节义为有元一代大儒。嗣后，衍薪传之绪，大约皆宗静修”。“先生身在运会之中，道超运会之外，教授燕赵，成就英才甚多。”由此可知，刘因在传承北学流脉中的作用颇为重要。 明末清初，北学发展到又一个高峰。其代表人物便是孙奇逢和颜元。其时，以孙奇逢为代表的北学与黄宗羲的南学、李颙的关学鼎足而立。孙氏之学兼容并包，气象宏大，北方学者无不受其熏染。其弟子如汤斌、费密、耿介、王余佑、魏一鳌、申涵光、杜越、赵御众等皆名重士林，形成著名的夏峰学派，故孙氏“诚不愧当时北学之冠冕”。颜元正是“得交苏门弟子王五修、王介祺，盖有闻于夏峰之规模而兴者”。颜李学派更将北学的经世品质发挥得淋漓精致，“先生之学以事物为归，而生平未尝以空言立教”。其对事功之学孜孜以求的态度是北学经世宗旨的最佳诠释，可归为北学之左翼。 时值清代中叶，以颜李学为代表的北学实际上从有“学”有“派”的局面沦为有“学”无“派”，仅剩下学说的流传与研讨。此情形直至晚清，亦未得到扭转。是故，北学由此一蹶不振。虽有直隶籍的清廷重臣尹会一续撰《北学编》，力图挽回河北“正学之失传久矣”的尴尬局面。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尹会一所辑的这部《续北学编》，于百余年后，居然“板久无存，吾乡鲜知有是书者”。北学衰微之严重，实令人难以置信。 二、清季复兴 经历百余年之沉寂，晦而不彰的北学曾于清季民初一度呈现复兴态势，而引发这股北学重振潮流的学术中心，正是清代著名省级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在以莲池书院为核心的这一学术场域中，直隶官绅群体于清季民初变局中聚拢内外人才，融纳中西学术，因创结合，最终实现了北学短暂复振。 启其端绪者，乃晚清名臣曾国藩。1868年，曾氏出任直隶总督，于短短近两载任期中，撰写《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采取三路并进的方式：一是振兴直隶文教事业；二是秉持湘学精神；三是倡导桐城文风。同时，结合北学传统，改化直隶学风、文风与士风，欲图实现“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植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治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土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此正是湘学渗透后的结果。其最终意图或许在于以经世思想作为湘学与北学之共识，为沟通两派学说搭建桥梁，纳经济于义理之中，擢湘学至北学之上。不过，振兴直隶文教，改化北学风貌，绝非一日之功，无怪乎曾氏有“风气朴陋，虽欲稍加宏奖，卒难期虎气之遽腾，豹文之骤变。自愧学术浅薄，不足以资感召”之慨叹。不过，曾国藩此举实已开启重铸莲池学风、转移直隶文教之肇端。 继之而起者，为曾门高足李鸿章。李氏督直期间，承继曾国藩之文教思路并有所改进。李氏就任不久，即延聘被曾国藩誉为“此天分独绝，万不可学而至”的名儒黄彭年出任《畿辅通志》总纂，编修了有关直隶一省的大部头地方志。对于所纂《畿辅通志》，黄彭年有其独到的学术意图。在其看来，撰写通志并非仅是一件官方公务，尚有其学术关怀蕴含其内：“述前事史家艺文书目，撰人志乘，淆杂诗文，并陈北学渊源，说经之祖，子史集部富有千古，方志为类于古无征，便于稽考，切于事情。”由此可知黄氏有意识地将北学源流谱系融入编纂《畿辅通志》的过程当中。也正因有此设想，黄氏召集地方名流和90多名莲池书院学者参加了此次编修工作，培育了诸如王树枏、贾恩绂、傅增湘等学术人才。 纂修通志之际，黄氏与直隶本地士绅王灏合作，搜集刊刻《畿辅丛书》。黄氏慧眼独具的是，其协助王灏搜辑畿辅文献，更大的学术关怀仍在于进一步缕清北学历代谱系：“自丑子家言易而有韩商孟，但荀卿言礼而有卢植、二刘，毛苌、韩婴言诗而有韩伯高、贯长卿，秦恭、鲍宣言书而有胡常、卢景裕，董仲舒言春秋而有严彭祖、颜安乐。至于唐之孔、贾而五经大义备矣。史则张晏、孟康，子则荀卿、慎到，词赋则张超、崔骃，算学则高允、李冶，小学则崔瑗、张楫。历代以来，递相祖述，诸史艺文著录者，千有余家，北学之盛，由来旧矣。”(P1)这为其后北学复兴预作文献基础。之后，黄氏更是出任莲池书院山长，注重朴学训练，倡导“穷则以孝悌忠信化其乡，达则以经济文章酬乎世”（卷9，《莲池书院记》）的教育理念，令直隶学风更加趋实。 黄氏之后，张裕钊继之主掌莲池。入主莲池书院，张氏在延续前任黄彭年教育理念的基础之上，又引入新的内容。首先，“裕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因而十分注重引导学生拓宽知识面，接触西学知识。其次，身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张氏秉承恩师遗训，向书院士子讲授桐城义法，培养古文人才。“廉卿博综经史，治古文宗桐城家法，而益神明变化之，以是负文誉。主莲池书院最久，畿辅治古文者踵起，皆廉卿开之。”经过数年执教，古文之风已悄然于北地勃兴，不少后辈学人承张氏学术衣钵，渐成气候。张氏目睹莲池书院学风之变化，自然喜不自禁，与友人书信中多有展露。如他认为王树枏、贺涛“尤为北方学者之冠”，“王晋卿于许、郑之学，已得要领，他日当以经学名家”；贺涛“其文由曾文正以上窥昌黎，创意造言，已卓然远绝流俗，十八九可望有成。得此士尤以为快也”。另外，“此间肄业诸生，有崔栋上之、孟庆荣芾臣、刘彤儒翼文、张殿士丹卿，皆毣毣雅才。经学以崔生为最，其余颇识考证塗（途）辙，文笔亦并可造就”。自此，以莲池书院为中心的直隶古文圈渐有雏形。 接掌张氏教鞭者，乃同为曾门高足的吴汝纶。“桐城后劲”吴汝纶来到莲池时，此地学风已日趋笃实，文风也愈发透露出桐城韵味，这为吴氏推行一系列教育革新提供了良好条件。在执掌书院十三年时间内，吴汝纶放宽招生条件，增加经费投入，强化激励机制，改革考试办法，从而为广大直隶学子创造了较为优裕的求学氛围。同时，吴氏对西学的重视程度相比张裕钊而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积极购置西学书籍和时政报刊供学生阅读，并详加指导。“洋务，国之大事，诸生不可不讲。今新出之书，有《泰西新史揽要》，西人李提摩太所编，而华人为之润色者。其书皆百年以来各国转弱为强之事迹，最为有益于中国。又有《自西徂东》一书，所分子目甚多，每篇皆历道中国盛衰，而结以外国制度，以甚可观。至若《中东战纪》，西人亦归入蓝皮书……掌故书也。”“其余则同文馆及上海广方言馆所译诸书，皆可考览，而尤以阅《万国公报》为总持要领。近来京城官书局有报，而上海又有《时务报》，皆可购而阅之。”其次，于莲池书院设立西文学堂和东文学堂，以保证学生不再单纯依赖中文译本，可直接阅读外文书籍。对于此举，吴氏不无自豪地称：“书院中兼习西文，亦恐止莲池一处也。”当然，作为清末桐城文派魁首，吴汝纶在直隶地区为推播古文出力尤多。吴氏之提倡古文，确同其师曾国藩有一脉相承之处，亦欲图以桐城古文为载体，融传统文化与近代新学于一炉，以期达到经世致用之效。吴氏认同恩师曾国藩学术与事功合一，并赓续其理学经世之遗志，以求有助于国计民生的抱负。 不过，站在后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吴氏之经世业绩，恐怕主要还是体现在培育人才，改化直隶之士风、学风及文风等方面。作为莲池书院培养的优秀人才与古文后劲，直隶武强人贺涛在秉承张、吴二师桐城文风之外，注重与北学厚重特质的结合，终使莲池文派古文风格趋于雄奇。无怪乎曾为贺涛同年的徐世昌称赞：“研精典籍，若蠲生命，沉潜专到，突过时流，其文章导源盛汉，泛滥周秦诸子，唐以后不屑也。其规模藩域，一仿曾、张、吴三公，宏伟几与相埒，而矜练生刱，意境自成，不蹈袭前辈蹊径，独树一宗，不为三先生所掩，盖继吴先生后卓然为一大家，非余人所能及也。”可谓至评，非虚美也。 与此同时，彼时在京师任职的直隶籍仕宦群体也基于南北派系之争和扬播北学的目的，借助崇祀乡贤的方式，创建了畿辅先哲祠，构成了清季北学复兴的另一场域。该活动之缘起，可追溯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是年直隶大旱，正值居家守制的北清流领袖李鸿藻总筹赈捐事务，与居京直隶籍官员议定用余款筹建畿辅先哲祠。于是，此后两年间，张之洞、张佩纶、张人骏、张曾敭、桑彬等诸人在李鸿藻的引领下，共同筹谋建祠事宜。翌年二月二十五日，畿辅先哲祠创成，李鸿藻主持首次春祭，与祭者总计67人。就祠内所祭先哲的分类，李鸿藻有过较为细致的交代：“或危身以捍国艰，或敦行以修人纪，或树经纶之业，或流恺悌之声，以及学海宏通、艺林尔雅、孤行狂狷、蛮遁嘉贞，途虽异而同归，名虽遐而不朽。而艺文志九流之别，各有渊源；如鲁论语四科之分，皆关名教。”循如此标准，进入先哲祠的前贤被分为圣贤、忠义、孝友、名臣、循吏、儒林、文苑、独行、隐逸等九类，且为了防止过于冒滥，进入者须离世当在30年以上。由此可见，其择取门槛颇高。就畿辅先哲祠的创建初衷，深度参与其间的张佩纶一语道破：“张北学，隆上都”，可知接续北学恐怕是其中甚为关键的一个隐因。故之后30余载间，直隶籍仕宦群体围绕畿辅先哲祠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为民初北学一度兴起预埋伏线。从清季创建畿辅先哲祠到民初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这种较长时段的演进脉络，其实可以从中窥见清季民初直隶政治文化递嬗的不少信息。 要之，历数清末40余载北学风气之改易，堪称四变：黄彭年承乾嘉考据遗绪，强调朴学；张裕钊接续曾国藩之衣钵，推展桐城古文；吴汝纶以古文为基石，侧重近代新学传播；贺涛集二师大成，力铸北学古文新风。几代学人共同努力，以莲池书院作为“北学关会”，加之京师直隶籍仕宦群体的时常奥援，遂使古文于清末直隶映射出一缕余晖。 三、民初余波 经过大儒黄彭年及曾门弟子张裕钊、吴汝纶的拓展及其后继者的坚守与倡扬，北学于清季民初的新式学术共同体——莲池学派孕育而生。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甚至认为：“近五十年间，北方风化之转移，人文之勃兴，自先公知深冀、守天津，启其端，及莲池十载而极其大成，驯致有后来今日之盛，此天下所共见也。”（《吴门弟子集序》）此派绵延近百年，相承历六代，其成员主要任职于教育界、政界、新闻界，有姓名可考者约400人，有文学成果者不下百人。此派是清季民初学坛、政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民国，徐世昌又接续复兴北学重任。莲池学派诸人或从政，或任教，或出国，或隐居，星散各地，分任其职，然并未放弃对北学的传播与倡扬。1914年，由徐世昌牵头组织编纂的《大清畿辅先哲传》，即是莲池学人欲图复兴北学的一次尝试。《大清畿辅先哲传》之编纂，其动因在于1914年北京政府出资设馆纂修《清史》，时任国务卿的徐世昌基于清初纂修《明史》之教训，“编辑诸公多系南人，北方名彦遗漏颇多，万季野曾痛切言之。今值创修清史之时，窃恐二百数十年文献，仅凭官家采访，不无遗漏，因设局搜集”，以备清史馆采择。另外，徐世昌等编纂此书，恐怕也是苦于以往尚无较为理想的梳理与表彰北学人物之著作。对于魏一鳌及后来尹会一等续写的《北学编》，徐世昌等认为该书“专取理学一门，规模稍狭，后之再续三续，依形就范，又有语焉不详之憾。学问之道无尽，识大识小皆为圣人所师，不可以一格拘也。是编义在表彰贤者，博采宏搜，苟可信征，不嫌词费”。是故，全面搜集畿辅文献和大力表彰清代畿辅名宦硕儒，便自然成为编纂该书之主旨。此书保存了清代一朝的北方文献，分名臣、名将、师儒、文学、高士、贤能、忠义、孝友，并附以列女传，共计九大类，“有清一代畿辅先哲，大半具于是编”，为此后学术界研究清代北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徐世昌认为，若想复兴北学，必须推崇最具北学特质的学术流派，以其作为争夺民初学术话语权的有力武器，颜李学无疑是最佳选择。是故于这次编纂过程中，颜李学被徐世昌等视为“畿辅自有之学派”，甚至声称：“（颜）元年谱记躬行实践，（李）塨年谱详经济作用。后有兴者，践迹而入，由元、塨以上，寻孔孟之教，尧舜禹汤文周之治时，会既至用以康济民艰，廑求上理，育万物，位天地，二帝三王，古昔郅治之隆，庶几其不远人，而西人所谓乌托邦，亦庶几其于吾国见之也。”从而一跃跻身为北学之最佳代表，这也就为后来“颜李从祀事件”和创办四存学会埋下伏笔。 通过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徐世昌诸人已将颜李学升格为“北学之魁首”，然而若想使“一地学”跃升为“天下学”，使颜李二人跻身孔门圣贤的行列，从而博取更多的学术话语权，则必须依靠强大的政治资源方可实现。于是待徐世昌当选民国大总统后，更宏大的推崇颜李学风潮——“颜李从祀事件”由之兴起。此事件看似烜赫一时，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效果不佳。难怪亲历此事的民国学人陈登原就四存学会诸人对颜李学的诠释评论道：“得无令人有‘颜、李为我’而非‘我为颜、李’之疑乎？”故陈氏认定徐世昌从祀颜李之举绝非该学术之福音，亦改变不了其学术支流的现状。“夫以一人而移易天下之视听者，非大智大勇不可，若赖一人之力，凭其权势货殖，虽欲移易视听，而不知其人一去，而其业顿衰；此虽不足污习斋，然足以证颜学之不张矣。” 徐氏下野之后，仍念念不忘尊崇北学。其人生最后十年招集前清遗民宿儒所编纂总结清代学术的《清儒学案》，亦特意加重北学名儒分量。例如，编者将孙奇逢学案置于全书开篇首卷，称誉其“与同时梨洲、二曲两派同出阳明，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承明季讲学之后，气象规模，最为广大，被其教者，出为名臣，处为醇儒，世以比唐初河汾之盛云。”对于颜李之学，徐世昌诸人在篇幅甚短的总序里着意交代一句：“习斋、恕谷，艰苦卓绝，别辟门庭而不诡于正者也。”可见北学名家在其心中分量之重。具体到颜李二人的评价，亦大致延续了徐氏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中的观点，如其认为颜元“直揭其于周、孔之道，体用犹未大备，此二千年学术之转关。当时汉学诸家亦思力矫宋儒，而仍囿于章句，颜、李之说引而未申；使推阐其说而昌大之，礼、乐、兵、农、工、虞、水、火，胥显其用，即欧西之科学、哲学，亦不出其范围，治术、学术庶获一贯之效欤！”至于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贺涛、王树枏、范当世等诸位与北学复兴关联甚密的学人，学案也逐一为之树传，予以好评，从而彰显北学之显赫与脉络之清晰。 四、结语 回顾清季民初北学嬗变之历程，可谓曲折复杂。北学传统由来既久，且硕儒辈出，故其学术底蕴非常深厚。然由于有清一代文化政策之束缚，加之彼时直隶鲜有著名学者或学派产生，清前中期北学实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近代以降，西学东渐愈发明显，同时地域之间学术交流与熏染亦更加活跃，随着湖湘学术、桐城古文、西学等纷纷引入直隶，北学面貌因之发生嬗变。而恰恰是学风交融之影响与刺激，直隶籍政学人士逐渐意识到重振北学之重要性，并在此共识下重拾北学谱系之建构，开启北学复兴的大幕。综观这一进程，大致有如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北学谱系不断构建是直隶学人极其关注的重要议题。明末清初，大儒孙奇逢开建构北学谱系之先河，其弟子魏一鳌、后世乡人尹会一等几代北学学人的建构、补充与完善，北学谱系愈见清晰，大体成型，逐渐成为后世学人较为认可的一条学术脉络。正是确立了这条主峰可指、源流有序的学术脉络，为清季民初的北学复兴提供了至为关键、可供凭依的学术资源与素材。故北学得以在晚清复兴，谱系建构之功不可或缺。而清季民初直隶学者也将重拾与再塑北学谱系视为复兴北学的一大枢纽，故王树枏对于清代中期之后北学谱系无人接绪的情形耿耿于怀，“读魏莲陆、尹元孚《北学正续》诸编，叹其取材太狭，且不无入主出奴门户之私识者病焉。光绪初元，树枏尝辑直隶人物，依圣门四科之目分类纂录，曰德行科，性理之学属之；曰言语科，词章之学属之；曰政事科，经济之学属之；曰文学科，考据之学属之，总名之曰《北学师承记》。惜其时搜讨未备，迄未成书。”进入民国，徐世昌又接续复兴北学重任，莲池学派遂重新聚拢在徐氏左右。1914年，由徐世昌牵头组织编纂的《大清畿辅先哲传》即是莲池学人欲图复兴北学的一次尝试。诚如沈云龙所言，该丛书“重在扶名教而植纲常，正人心而维教化，不只于表彰先达，保存一乡一邦之文献而已”。其赓续北学谱系之用心，至为明显。 第二，清季民初北学之复兴，体现出异地学术与本土学术相融合的趋势。由前文可知，清季民初北学的崛起，既非夏峰北学的重新复苏，也不是颜李学派的再领风骚，而是多种异地学术及西学与北学交融互动下的结果。时值晚清，曾国藩出督直隶，在其身体力行之下，直隶一地之学风、文风与士风为之一变。曾氏撰写《劝学篇》，名为振兴北学，意在扩张湘学，推广古文，实有一番深意蕴含其间。曾氏之后，其得意门生李鸿章出掌直督，其间与其后张树声、袁世凯诸人亦曾接踵署理该职。李氏督直期间，承继其师曾国藩的文教思路并有所改进。李氏就任不久，延聘名儒黄彭年出任《畿辅通志》总纂，编修了有关直隶一省的大部头地方志。纂修通志之际，黄氏与直隶本地士绅王灏合作，搜集刊刻《畿辅丛书》，为其后北学复兴预作文献基础。之后，黄氏更是出任莲池书院山长，引入朴学，令直隶学风更加趋实。黄氏之后，张裕钊继之主掌莲池。入主莲池书院，张氏在延续前任黄彭年教育理念的基础之上，又引入新的内容。接掌张氏教鞭者，乃同为曾门高足的吴汝纶。吴氏在继续强调古文熏染之余，大力引介西学，使得莲池古文兼具时代韵味，诚可谓借桐城古文为载体，融传统文化与近代新学于一炉，以期达到经世致用之效。 第三，清季民初北学于复兴的过程中，直隶籍政学人士出力尤多，且彼此间渗透联合，体现出学术与政治互动而缠绕的独特态势。直隶籍政学人士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等如何利用北学资源，聚集人脉，共同参与一些政治、学术事务的谋划与运作，十分值得深入研讨。且步入民初，徐世昌延续直隶政学之传统，利用莲池书院相应的学术资源和人才储备，对清初颜李学进行大力尊崇，这实由北学复振与政治需求两相合力促成。身为天津籍旧式政客，徐世昌进入民初仍对权力充满觊觎之心。当登上总统之位后，徐氏急需一套儒家学说来为自己的正统合法性加以辩护，亦要应对风云汹涌的五四新文化思潮。因之，徐世昌对北学的地域文化认同和之前曾经主持北学丛书《大清畿辅先哲传》的编纂工作，使其自然而然地极力将颜李学这一“畿辅自有之学派”抬升为“天下学”，以为其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服务，这是徐氏尊崇颜李学的现实动因。故民初的北学复振，并非纯粹停留在学术研讨的层面，而是呈现出学术与政治的复杂交织。 由上可知，谱系建构与延续，学风交融与改化，政治与学术复杂交织，乃清季民初北学发展的三大特色。诚然，限于学养与精力，对于北学在近代儒学地域化中的位置、直隶籍政学官绅如何利用北学资源来聚合力量，参与政学事务，涉及较少，此乃笔者今后研究当着力之方向。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