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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之诚是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著述包含大量关于国计民生、风俗习尚等涉及社会生活史的内容，对历代社会生活进行了多方面的展示。他的这一学术取向，深受近代重视研究社会生活的风尚、“新史学”观念、燕京大学的学术氛围等因素的影响。他从生活方式中寻找时代变迁的轨迹，特别重视从民众的实际生存状况来考察各朝代的盛衰得失。他对社会生活史的编撰，以问题为中心，搜集排比史料，突出所记载的社会事项；他重视考据又不轻视对历史的解读，主张论从史出，不轻下断语，文辞上贵真贵简。他的社会生活史著述，在运用史料、编撰体例和评价史实上都独具一格，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邓之诚；社会生活史；历史编撰；新史学 作者简介：王秋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一、研究之时代背景 邓之诚(1887-1960)，近代著名文史学家。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等。原籍江苏江宁(今南京)人，生于四川成都，早年破蒙于私塾，喜读史书。1896年随父母寓居昆明，1909年毕业于云南两级师范学堂，与李根源为同学。辛亥革命前后，他曾任《滇报》编辑、云南第一中学地理教师，并参与“护国运动”，其间结识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1917年，经缪荃孙推荐，应北京大学蔡元培之聘，任教育部国史编纂处民国史纂辑。此后又任《新晨报》总编辑，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史学教授等职。1941年冬，日寇封闭燕大，邓之诚不幸被捕入狱。获释后生活陷入困境，但他宁可以卖书鬻字为生，也坚决不替日伪工作，彰显了崇高的民族气节。1952年院系调整后，邓之诚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1960年1月6日病逝于北京。 邓之诚一生治学严谨，著述等身。已经正式出版并有重大影响力的主要代表作有《护国军纪实》《南冠纪事》《骨董琐记全编》《桑园读书记》《中华二千年史》《东京梦华录注》《清诗纪事初编》等。其发表于报刊之序跋文章更是不胜枚举，至今仍有大量未经整理出版的稿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邓之诚不但承袭了清代乾嘉史学的传统，还吸收了近代“新史学”的诸多要素，对中国通史、断代史、政治制度史、学术史、文化史、地方史，社会生活史等领域的研究贡献极大。在日本学界亦有广泛影响力，所著《东京梦华录注》为日本学者治中国宋代史学必备之参考资料，称引十分频繁。1996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编新版《世界人名录(东洋篇)》收“邓之诚”条目，被誉为“中国通史权威”。他在学术传薪中更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典范作用，培养了如：黄现璠、王重民、顾廷龙、冯家昇、邓嗣禹、翁独健、劳幹、傅振伦、蒙思明、齐思和、单士元、柴德赓、谭其骧、侯仁之、周一良、王钟翰、王世襄、王伊同、徐苹芳等众多文史名家。 邓之诚是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在他的《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全编》《清诗纪事初编》《东京梦华录注》《滇语》等著作中，记载了许多有关国计民生、风俗信仰、文化娱乐等涉及社会生活史的内容。 邓之诚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深受时代之影响。近代中国生活方式的改变，促使了思想意识领域的急剧变化。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新史学”观念的普及，促进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观念和方法的改变。新史学强调方法论，要求借助多学科知识，从多种角度来发现历史、研究历史。当时，学界通过日本的渠道，翻译、引介了大量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书籍，一大批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顾颉刚等都曾参与其中，对此进行学习并在历史研究中加以运用。邓之诚为学服膺顾炎武，对《日知录》尤为推崇。而《日知录》中就有大量关于社会风俗变迁的记载。受此影响，邓之诚也意识到撰写社会生活史的重要。他很早便开始积累相关史料，在国史编纂处任民国史纂辑时，就撰写了《南北朝风俗志》。邓之诚早年与章太炎相识，存有章太炎翻译的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一书。可见他对当时流行的社会学也抱有极大兴趣，是最早接触到社会学并受其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在《中华二千年史》的序言中表示，“制度为一代典则，不仅观其因革损益，及政治良窳，实欲藉以测其影响于社会者安在”，研究典章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直到1948年，他“以章太炎译《社会学》交其(高贻帉)转赠潘君(潘光旦)”，将此书转赠给了社会学家潘光旦，以备其研习参考之用。可见他从传统史学转向社会生活史研究，是有诸如《社会学》之类的理论著作作为参考或指导的。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都开设了社会学的课程。邓之诚在授课时生动地引入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注重对社会观、生活方式、阶级、风俗等内容的讲解，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他的学生周一良回忆说：“邓先生学识渊博，口才极佳，他讲授魏晋南北朝断代史，娓娓而谈，引人入胜。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就是由邓先生这门课培养而成的。”除授课外，他还指导学生完成了相关领域的毕业论文，经他指导的论文有张仁民的《清代风俗之研究》和蒙思明的《元朝社会阶级制度》等。 二、研究内容 邓之诚论述有关社会生活史的内容，在其各部著作中均有体现，并各具特色。例如，《中华二千年史》是以宏观视野，提纲挈领地记录了自秦迄清的社会生活状况，“非一人之事、琐碎之事”；而《骨董琐记》是从微观的角度，寄社会生活于琐屑微秒之间；《东京梦华录注》以“注解”的方式，诠释了有宋一代京都地区的社会生活风貌；《清诗纪事初编》则“以诗证史”，再现清初社会生活和人文情境。他除了记述关系“生计盈絀”的田制、赋役、商贸外，还记述了衣食住行、礼俗祭祀、文化娱乐、时令节日、民族宗教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结构、社会等级、宗族、家庭、婚姻、妇女等诸多社会问题。限于篇幅，笔者仅从以下四个方面略窥其研究视角与关注内容。 （一）论社会风俗 邓之诚从社会风俗的变迁观察时代的特点。他留意到时代变易之际，特别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后，礼俗表现形式出现多元化的情形： 当变易之际，往往如此。五十年前，相见礼，拜揖而已。自摹西俗，每值昏(婚)、丧，有跪拜者，有拱揖者，有握手者，有鞠躬者，有打千者，纷然杂陈，见之失笑，今犹未尽革也。文字可以时王之制行之而犹不逮，况礼俗之不易除旧布新者哉！此纷纷者，度非旦夕所能齐一矣！邓之诚以社会风俗之厚薄为时代盛衰的尺度，通过论述历代风俗的变迁，来探讨时代递变的特征。例如他论述东汉尚气节，“东汉光武，奖励名节，故士多卓特之行”。述两晋及南北朝的仕宦之风：“风俗浮薄，人慕虚荣，每以得官为能，不以奔竞为耻。”论五代之风俗廉耻丧亡：“按唐末以来，干戈饥馑，暴敛横征，而民不聊生，武夫悍卒，逞其武力，嗜杀为雄，于是人人以苟得为荣，苟免为幸，贬气节、夺廉耻而不惜矣。” 他还进一步分析了风俗与时代盛衰的因果关系。如以风俗观世变，“自晋以后，风俗奢靡，多以厚葬夸耀于人。贤者欲挽颓风，辄制遗命薄葬，盖惩于乱世无不发之墓，虽曰遵礼，而世乱亦可知已”。论扬州奢靡风气下暗含的商业追求，“明代盐之产销，其数略可寻求，岁课四百余万，两淮占其半额，扬州盐商之盛，他处不能比。自嘉靖迄乾隆之末，扬州繁华，亘二百余年，与世风日趋奢侈，至有关系”。论迷信之风易被秘密结社活动利用，是导致社会动荡的弊害，“乾嘉之世，各处迎神赛会之风最盛，白莲无生之教，蔓延尤广。当时士大夫，亦事迷信······朱珪、刘权之、汤金钊则名臣也，纪昀则名儒也，其盛可知。混元、八卦相继举兵，实由官逼民反矣，而信从其教者甚多，故能一呼而集”。 （二）论衣食住行 邓之诚认为服饰的发展是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轨迹。他对各个时代服饰的形制、色彩、纹样、用料等问题均有所说明，对不同时期的流行风尚和制度规范也辟有专条记录，如《瓜皮帽》和《套褂》等。除介绍服饰的实用和审美功能外，他还特别从两方面着意：其一是服饰的文化象征意涵。如记南唐徐铉因毛衫是始自“五胡乱华”时的异族之服，所以他宁肯冻死也不穿，凸显“毛衫”所具有別华夷的象征意义。其二是服饰所代表的等级制度意义。“可见一代衣冠制度，非比寻常泛咏也”，如体现官服等级的《裁帽席帽》和社会职业等级的《明制衣袖》等。邓之诚对这些史料进行辑录排比，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邓之诚有关饮食的记述，一是记地方特产，如《冷淘》《姑嫂饼》等。二是记食品的制作技术，如“糖至唐初，内地始有熬制之法”。三是记食品的保存和运输，如《京师食品》和《京师河鲜》等。四是记饮食消费与社会风气间的关系，如《乾嘉杭州衣食风尚》。五是记饮食文化，如“唐时嗜茶，研究极精”，“茶博士之称，在唐已有之矣”。邓之诚于居住和交通，主要侧重技术制造方面的记载，将自然科技和工艺制造作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部分。例如房屋的建筑样式和构造，屋内陈设，日用器具，道路舟车等的开辟修缮和使用普及等。 （三）论休闲娱乐 邓之诚将娱乐活动与节日时令、地域文化等结合考察，还原再现古人的休闲场景。他所举的娱乐活动主要包括游戏杂技、节日宴游等方面的内容。如讲两晋南北朝时弈棋流行之盛“弈棋亦为当时上下所同噬”，“甚者定立官名，博求能手”，“北周武帝，亲撰《象经》，集群臣而讲说之”，对“弹棋”“掷钱”“象棋”“双陆”“打马”“叶子”“彩选格”等益智游戏的方法和规模皆有论述考证。对健身游戏诸如“打马球”“蹴鞠”“鞬子”等也有记载。“百戏”是古代民间表演艺术的泛称，尤以杂技为主。邓之诚在《跰跰戏》《戴文魁》《杂技》《舞狮子》中就涉及了杂技的特点、时人的观赏喜好、艺人的表演水平、谋生环境和技艺的传承演变等内容。梁启超曾强调对节日生活进行研究的重要性，“若把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节排比起来，加以比较，然后研究为什么要过节，过节如何过法，就可以从这里边看出许多重要的意义。或者是纪念前哲，或者娱乐自己。国民心理的一部分，胥可由此看出。诸如此类的事实很多，散落零乱时，似无价值，一经搜集排比，意义便极其重大。所以历史家的责任，就在会搜集、会排比”。邓之诚正是响应这一倡议的实践者，他认为“宴集关于时令，相沿久远”，将古人的宴会娱乐与节日时令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考察人们的社会需求。同时又注意考察地域独有的节日和习俗，以彰显地方文化，如记古代吴兴地区的“黄明节”瑏瑣，考证北京地区的特殊节日——“燕九节”的来历等。 （四）论女性群体 邓之诚对女性群体予以关注，肯定妇女为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他对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女性形象均有记述，为妇女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中国近代史学在“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下，逐渐重视研究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存在价值。针对传统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舆论偏见和史学误区，邓之诚挖掘历史的真实，希望公正、全面地书写中国女性史。 他探讨不同时代女性的婚姻状态。如论汉代上层女性“婚娶不论行辈，且不讳私夫”瑏瑥，“北齐之人，多不蓄媵妾”，记宋代“选尚公主者，降其父为兄弟行，不行事舅姑之礼”。贵族女子在婚姻和家庭中都有享很高的地位，等级门第高过了男尊女卑。述贵族妇女的社交活动，“自晋人尚清谈，流于放荡，其风渐被闺中，内外防闲，疏于往昔，所谓名门妇女，亦得与士大夫接谈”。引《通典》论唐代嫁娶制度，强调尊重妇女意志，不强迫守节。从邓之诚所发掘的史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女性生活和地位并非一如经典中所掩饰的那样保守和低下。 他记录不同社会领域中的女性形象，赞扬女性对国家和社会做出的贡献。邓之诚肯定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政绩；称赞蒙古喀喇沁王婶母呈请封禁烟峒山银矿的胆识；尊重那些怀有风雅诗情，并具独立精神和反叛意识的才女，记录其生平佳作，从她们自身的角度对其诗词进行解读，以复原她们当时的生活和思想。邓之诚还发掘出许多在刺绣、编织、铸剑、制陶、制砚、刻字等行业有着精湛技艺的女性能工巧匠，以此说明女性同样是家庭和社会经济的重要生产者和创造者。 他批判迫害女性的制度和恶俗，同情下层妇女的不幸遭遇。邓之诚对缠足、养瘦马等鄙俗恶习都有所考辩。他痛斥北宋时所设官妓、营妓“最为粃政”！对领导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齐王氏、张正隆妻郝氏、许桂香等人物的事迹予以客观评价。他同情身处乱世的女子的命运。他还从心态的角度分析了前人不当的妇女观，例如，他指出汪士铎之所以有极端仇视妇女的思想，是缘于他受“二女皆殉洪杨之难”和晚娶沈氏，苦于女悍，“夫妇勃谿无虚日”的影响。实为泄恨之作，不为客观之论，当与冯衍《与妇弟任武达书》属同一心境。 中国五四时期的妇女史研究，出于对反封建舆论宣传的需要，人们乐于通过儒家典籍和《列女传》等史料来了解古代女性，将重点集中在批判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摧残和压榨上，强调最多的都是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的被动面。邓之诚广采博征，尤其对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具有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等主动面予以述评，无疑给妇女研究添加了一抹亮色。他没有拘限于当时的思维定式，将女性当成无差别的弱势群体来对待，而是从妇女不同的生活情况出发，为妇女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 三、撰述特色 邓之诚在民国初期便撰有《南北朝风俗志》，是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是在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的学术氛围下，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会生活史的，受环境所趋，自然难免不被新史学的观点所影响，这一点，从他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大体不出“新史学”之框架便可看出。然而，他在实际的研究中并未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而是对当时流行的许多主流观点表示不能认同，勇于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因此，重新审视邓之诚的治史特色和他为社会生活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对于当今史学研究仍极具启发意义。 第一，在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方面。 邓之诚特别重视从人们的实际生存状况来考察各朝代的盛衰得失，通过考察民众的生活与疾苦来验证朝廷的制度、政策施行的效果，以期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他不仅关注与民生相关的经济生活，还关心民众的文化风俗和社会价值观。他对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都有所涉及，不仅记载了贵族阶层的礼仪风尚，还记录了平民大众的习俗娱乐，自觉的从社会下层发掘反映时代变动的轨迹。他对社会生活史的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涉及到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衣食住行、文化娱乐、时令节日、生活习俗等方面，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范围。他将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不但论述影响社会发展的大事件，还在“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等“细微而难见者”处着墨，以期寻求“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著名学者张中行就拿邓之诚的《骨董琐记》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作了一个对比，他说：“可以拉来赵翼《廿二史札记》做个比较，那也是抄旧书加观感，读者的所得则有别：它谈的人和事物多偏于大，所谓有关国计民生，读后的所得呢，不过是‘知晓’；读琐记就不同，其中不少人和事物是微末的，常常无关于国计民生，可是读后的所得却是‘思念’”，所以“我总觉得，于考史之外，它还有以雨露滋润生活的大用”。 第二，在社会生活史的史料探索方面。 在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中，相关资料的搜集是一大难点，特别是有关民众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材料，更是零散难寻。但邓之诚却不畏繁难，在社会史的研究中搜集、采录的资料非常丰富，包括正史、笔记、诗集、文集、碑刻、戏曲、小说、图像等等，同时对这些史料加以考订，确保史料的真实可靠。他对史料的挖掘，既突破了传统的史料观，又挑战了梁启超所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新史学”观念。 邓之诚反对梁启超对正史的过度批判。他利用“二十五史”的材料解释社会生活史上的问题，“若正史之类，果能不畏烦难而细读之，亦未始非求新之一助也”。他在为撰述《中华二千年史》人民生活部分时，选材首重正史，强调正史的价值和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他说：“今人重视野史，斯编乃多取正史者，非谓正史以外无史，亦非轻信前人所信，诚以自来史职甚尊，断代之书，所以累代不废，即由无以相易。”“故之诚以为读史修史，皆贵有识。史贵求真，正不当独取野史而忽略正史也”他从正史的本纪、列传、书志中搜集相关记录，综合排比，不但展现了王公贵族等上层社会的生活状况，还描绘了街头巷里、市井平民的日常生活。纠正了梁启超将“二十四史”视为“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的偏见。他向世人证明：“二十四史”中也是有“民生”的！中国正史并非如梁启超所谓，“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除在正史中爬梳社会生活史的素材外，邓之诚对于私人日记、书信、文集、诗集、札记、碑记墓志、契约文书、戏曲、小说等反映时人生活细节和生活观念的史料也予以重视采纳。邓珂说：“当时人颇有以先父独重正史而忽视野史相讥者。不知先父喜以正史教人者，非谓正史以外无史，亦非轻信正史所述。”他只在《骨董琐记》一书中就引用私家撰著达二百余种。 邓之诚还特别善于运用外国文献中的中国社会史史料。他在平日的研究中，非常重视域外文献并时常翻阅，“镇日翻阅日本所印《支那文化史迹》十册，《西域考古图谱》二册，《支那名画宝鉴》一册”，经他阅读和札记过的域外著作就有日本人所印《支那佛教史迹》、日本森清太郎《岭南纪胜》、朝鲜李民寏《栅中日录》《建州闻见录》等等。他在论述唐与日本文化之沟通的问题上，就引用了日本源松苗《(日本)国史略》中的记载。从日本学者的视角，说明了唐与日本文化关系甚密，“制度典章，衣冠礼乐，一依唐制，遂为日本文化之源泉”。他还注意搜集中国学者辑录的相关外国人的日记等二手资料。例如，他摘抄了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中所载的俄国使臣义滋柏阿朗特义迭思著的《聘盟日记》中的相关内容，并评价说，“读此觉康熙时风俗物情，历历如在目前，不当作寻常聘问日记观也”。此外，邓之诚还对能够引用域外文献论述问题的学者予以肯定。他在日记中就称赞宁可《论唐租赋与户籍》一文，能够于唐代之书外，“更考及东洋人著作，在今日为难能矣”！ 第三，在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法方面。 邓之诚“以物证史”，将不会说话的死资料变成了活资料。实物资料，如金石陶甋、礼器兵器、度量衡等，是人们活动与观念的重要产物。梁启超说：“此类之器，除所携文字足补史阙者甚多，当于次条别论外，吾侪观其数量之多，可以想见当时社会崇尚此物之程度；观其种类之异，可以想见当时他种器物之配置；观其质相之纯固，可以想见当时铸治术之精良；观其花纹之复杂优美，图案之新奇源雅，可以想见当时审美观念之发达。凡此皆大有造于史学者也。”邓之诚搜罗古器物之殊异者，考形象，述源流，存什一于千百，以供后之研索，“凡举金石、书画、陶瓷、雕绣，兼及朝章国故、遗文轶事，靡不兼综条贯。计征书二百余种，所辑都七百余则，间有旁证，别加案语，裒然成帙”。 邓之诚虽重视实物史料的运用，但又不盲目趋势，他特别指出实物史料的局限性，意欲纠正时风下过于讲求实物证史的偏颇。他说：“又今人治史，多重金石。金石足贵，此亦诚然。特其所以足贵者，亦只官阶、地理、姓名、世系、年月，或足以补证史阙而已。至于行实则蔡邕作碑，唯郭林宗不愧，韩愈不免谀墓。南朝禁立碑，亦正厌其虚美。人情所向，子孙万无丑其尊亲之理。”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奠定者的章太炎，正为此产生了共鸣，他在1934年2月9日写给邓之诚的回信中说，“若三代彝器，作伪者众，更有乍得奇物，不知年月名号者。其器既非可信，而欲持是以为考史之专，益见其愚诬也。总由史部繁富，躁人不及审视，而又耻其不知，故不惮多为妄论以摧破之”。邓之诚强调了金石碑刻等实物史料仅是历史的旁证和依据，而并非“历史”，不能将二者混同，更不可任意拔高，“故以金石为旁证可也，闰位代嫡，谓金石以外无史，窃以为稍过矣，故斯编所取金石文字甚少。又今人喜胪前人实物，宝为重要史料。实物较金石，种类尤多，且关于制作，其足以发千古之秘，正未有艾。特凡此种种，不过证史而已。史若可废，考证奚施？且实物发现，较之史书所纪，固已多少不侔矣”。 邓之诚继承黄宗羲“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他在《清诗纪事初编》序中说：“兵饷不继，胥吏苛求，更若水旱地震之灾，奢侈贪黩之习，商贾之操纵盈絀，巨室之为患乡里，是时兵、刑、河、漕，号为大政。而不能无得失利病。又值通海，梯航远至，西学西器，渐入中土。书史但称是时之盛，民生疾苦，不能尽知。唯诗人咏叹，时一流露，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睹。”他将诗词作为社会生活史的心灵反映，以诗系事，以诗补史，从清人的诗文集当中考证出大量有关民生疾苦的史实，在诗词中寻迹社会生活之变迁，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开启了新的研究范式。 邓之诚发挥“左图右史”的传统，利用大量图像资料，以图证史。关于对晚清社会历史的叙述手段，陈平原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文字、图像与实物，“文字最具深度感，实物长于直观性，图像的优势，则在这两者之间”。邓之诚在有关社会史的论述中，已经意识到宋代郑樵所言“见书不见图”的弊端，积极发挥图像证史的优势，以期达到“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的理想状态。他收集运用的图像包括绘画、照片、画报、雕刻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他捐献给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照片就多达597种，其单张照片5180张，相册51本，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具有特殊价值的证据。雷梦水曾谈及他特别喜欢收藏清末民初的人像，有关风俗以及中外名胜古迹的照片，“其中人像和风俗方面的照片，为研究民俗学提供了重要珍贵的资料”。譬如民国三年王闿运在积水潭高庙的照片，西湖风景、维尔纳写真、京都名胜、意大利弗洛林撒城等照片，都是非常稀见的文献资料。他又重视画报的文献价值，善于解读图像所传递的社会生活信息，如他借助《点石斋画报》观察社会生活的变化，“足以见彼时社会腐旧状况，以视今日，不可谓非进步矣”！ 邓之诚试图通过典型的图像来描绘当时的社会。他自言道： 吾不惜捐金求此，盖欲求八九十年来世变之迹。世无不变，而无此八九十年所变之速，而且多不唯政也。风俗之移易者多矣！皆洋货入口迫之使变也。然有当变者，有不当变者，有及今尚未变，而终必变者，未知视“五胡”时为何？亦未知昔之人有慨叹者否？今不曰变，而曰进步，语言文字亦随之而变矣！吾蓄此，未必怀旧思古，姑作今昔观，以验其变之迟速，而进步即在其中，未尝非承流宣化之一事也。 他着意收藏人物风俗与地理变迁的图像，是欲借此窥探历史长河中的风俗移易与世事变迁，为史之旁证，可见他是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来面对这些捕捉了历史瞬间的图像的。邓之诚利用传统的治史方法，解决了有关社会生活史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方法和问题的逐渐积累，为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长期有效而可行的框架。 第四，在社会生活史的编撰方面。 其一，以问题为中心，搜集排比史料，突出所记载的事项。邓之诚有关社会生活史方面的记载，大都采用近于纲目式的札记体，“斯编职在排比，与撰述殊科，直录旧文，体则然耳”。直录旧闻的札记体在今天看来，似乎早已过时，所以大多学者认为他仅仅是钞撮史料，而没有自己的新意。但是札记本身就包含着一个选择去取的过程，是罗列材料向形成观点的转移。正如顾炎武所说“善读书不如善抄书”，抄书实际是一个有选择的积累材料，渐进学术的基础，由札记而汇为长编，再由长编抉择去取而成巨制。因此，认为邓之诚只是一味钞撮材料的看法就不免偏颇，他的著述虽然并不做过多的阐发，但每条史料都已经过了严格的考证，在行文之中，往往已经包含了他对于材料的解读，表明了自己的独到识见。张中行评价说，“其中有抄，有自己的观感。抄，信笔之所之加点油醋，看似容易，其实不然。须勤读多读是一难。还有其二是大海捞针，要能捞有用的。其三是要看准价值的所在，有助后学”，“更可贵的是有见识，记录旧闻能够严去取，精剪裁，既使照抄也能使读者领会褒贬，分辨得失”。由此可见，邓之诚在撰述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往往更注重表现内容，他将史料横断纵切，方便读者有所比较以资推论。 其二，重视考据但不轻视对历史的解读，主张论从史出，不轻下断语，文辞上贵真贵简，长话短说，言尽为止。“诚不欲轻下断语，徒滋空论，致贻他日悔恨；亦以排比之责已尽，任读者随时随事，自能以其见解解之。”邓之诚撰述社会生活史的一大显著特色是引用大量可靠史料，将要表达的史意蕴含在史料的排比中，“斯编排比，颇事综合，自不必费词解说，而后微意乃见”，寓论断于叙事。所以在邓之诚的著述里，极少看到他关于史事的大段评价。他以为褒贬应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应以记载史实为本，而不应空发议论，“在中国史学，本有史评一派，积久流为空疏，遂不为人所重。诚以见解随时而异，随地而异，今日之所见，已异于昔日，则来日之所见，未必不异于今日”，“以材料供人者，世变而长存；以思想供人者，时移而改易”。在这里，邓之诚已经看到历史事实与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史实是亘古不变的，是不容歪曲的，而人们的观念，对史实的看法则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同，是变化的。因此他始终以直录实书为史家的最高职志，“之诚端居读史，历数十年，深信史学以纪载为本，颇与时贤异趣”。 邓之诚是我国早期重视研究社会生活史的学者，他将关注的问题分纲列目，对原始资料加以排比论说。在今天看来，其研究内容虽然宽泛但研究深度则略显不足，这在当时又不仅见于邓之诚一人之著作，其他如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尚秉和《历代风俗事物考》、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等同类著作都有所体现。可见这在20世纪上半期，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起步阶段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这类著作的贡献则在于：史料发掘翔实、新颖，归类细微，有利于启迪后人进一步探索和创新，为社会生活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科学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史研究的逐步完善，邓之诚的观点越来越得到各界学者的认可。当今学者冯尔康就建议研究社会史的初学者，要对邓之诚的有关著作予以关注，“他们的著述虽然业已问世多半个世纪，然而他们对于‘二十五史’和其他史籍的史料的爬梳，仍对我们查阅史书有启发的作用”。邓之诚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是他忧国忧民、发扬经世致用史学精神的体现。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家在传统价值观发生危机，新思潮汹涌而至的环境下，为近代史学转型所做出的努力。其著作对当今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