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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天皇权力的实施路径：天皇与元老、天皇与内阁、天皇与议会 如上所述，在明治时期，明治天皇形成了独特的二重权力影像，以政治“自律”为原则，灵活运用权力的虚像与实像参与近代日本国家制度建设。明治天皇一方面是作为萨摩藩、长州藩的旗帜，作为权力的源泉被利用，但另一方面却并非藩阀势力的单纯傀儡。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明治天皇往往会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对日本国家的方向带来强烈影响。(31) 在《明治宪法》的框架下，明治天皇与元老、内阁、议会进行协调，实施其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虚像权力，以及制度化的实像权力。1885年，日本建立了内阁制度。此后，内阁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但是，日本的内阁非常不稳定，更迭频繁发生。例如，自1886年到1945年8月的60年间，国家内阁相继更换了42次。各内阁的执政时间平均不到1年5个月。其中，执政不满1年的内阁为18届，占整体的42.9％，这18届内阁中不满半年的占11届，占全体的26.1％，执政时间最短的只有50多天。 日本内阁频繁更迭的主要原因在于元老的推动。1889年日本元老院成立，元老阶层具有“代行天皇的意志，拥有国家的决定权”的传统。一般来说，首相负责组阁，但是，首相的人选是由元老重臣们向天皇推荐后选择决定的，元老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内阁成员的人选，可以调整内阁组织，甚至强行“向上推荐”，直接干预内阁的政策制定过程。 明治元老主要有九位，即伊藤博文(长州)、黑田清隆(萨摩)、山县有朋(长州)、松方正义(萨摩)、井上馨(长州)、西乡从道(萨摩)、大山严(萨摩)，以及从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新增的桂太郎(长州)、西园寺公望等。除了西园寺以外，其他元老都是萨长两藩(萨摩、长州)出身的所谓“藩阀政治家”。在明治时代，除了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时代的四个月以外，均由上述元老轮流执掌政权。 实际上，明治元老在整个重要国家事务上保持着很强的政治发言权，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更换内阁时向天皇推荐继任首相。在《明治宪法》中，关于首相的任免手续没有任何规定。其具体做法因时而异，但前任首相在辞职时往往进行事先个别酝酿，在元老会议上协商达成共识，然后再向天皇推荐继任首相。当然，根据宪法第十条，内阁官员任免权属于天皇的权力，但天皇从未拒绝元老们推荐的人物而任命自己中意的人选。除此之外，在天皇行使外交大权、与外国缔结条约和决定和战等问题时，实际上元老始终掌握着对其决策的发言权，即所谓的“超实定法的存在”。(32) 在最权威的元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还健在的时期，他们通过明治天皇来干预政策的决策程序，左右着日本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果元老们产生不同意见，天皇亲自出面调停，成为“调停君主”。(33)例如，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长期对立，极大地影响了内阁更迭的走向和首相人选的确认，明治天皇一直在其间调和矛盾。 明治后期以来，藩阀权力团体的第一代元老逐渐去世，继承权力的第二代、第三代大多与过去的元老渊源极深。为此，传统的派阀之争、路线之争并没有消失，而是持续下去，作为近代日本政治的历史基因不断演变与发展。 在元老消失后，天皇开始屡屡亲自裁定，从之前的被动君主，转变为做出独自判断的能动君主。例如，在帝国议会开设之初，主张超然主义的藩阀政府和依靠众议院的政党势力发生了激烈的对立冲突，但明治天皇在“君主机关说”的基础上，屡次颁布诏书，发挥了调停者的作用，避免宪法被停止的局面，确保立宪国家的发展。(34) 但是，明治天皇没有决策权。(35)例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是日本首次面临的近代战争。明治天皇作为立宪君主不公开反对政府方针，但在内心希望和平解决争端。在1894年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明治天皇命令伊藤博文首相停止战争。伊藤博文接受旨意，起初采取了回避战争的态度。(36)但是，由于日本国内要求开战的强烈舆论以及陆奥宗光实行开战外交等压力，伊藤政府于1894年8月1日正式对中国宣战，导致甲午战争爆发。明治天皇对此极为不满，痛斥道：“本次战争非朕本意，因阁臣坚持上奏开战，朕不得已准之，朕甚感苦闷，难以奉告神宫及先帝陵前。”(37)但是，及至开战之后，明治天皇迅即封印个人想法，亲自担任大元帅统领日军作战。尽管明治天皇并未进行具体的作战指挥，但是聚合了民心，发挥了极大的象征作用。(38)另一方面，继日俄战争《宣战的诏书》之后，明治天皇制作的诏敕草案，强调了“信教的自由”和“战争的不幸”，但由于没有得到大臣们的签名，最终没有颁布。 日本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指出，《明治宪法》虽采取了“大权中心主义”和“皇室自律主义”，“却造成了不依靠元老重臣等超宪法的存在作媒介就无法使国家意志达到一元化的体制”。(39)由此可见，明治天皇的权力是“自律性”的，同时又是被动性的。明治元老重臣一方面揣度统治的唯一正统性源泉的天皇意志，另一方面通过向天皇进言来对其意志赋予具体内容，明治天皇的权力缺乏实质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日本建立立宪君主制国家制度后，一个重大问题是没有建立责任内阁制。所谓责任内阁制，是指建立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如果失去国民信任，内阁必须辞职。《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拥有总揽统治权，内阁仅对天皇负有责任，内阁对议会无需负责。为此，当内阁与议会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明治天皇有了居中调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产生了一定的主动性作用。 日本学者坂野润治在《明治宪法体制的构成》(40)一书中指出，从开设帝国议会到成立立宪政友会的大约十年间，藩阀政府与政党之间关于政策及政权构想方面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即主张“富国强兵”或“民力休养”、“超然主义”或“政党内阁主义”等。根据1889年2月公布的《明治宪法》，1890年11月，日本召开了东亚史上第一次议会。第一次帝国议会向日本政府提出预算案，被成功审议通过。其后，在第二次帝国议会期间，出现了要求发展民生、休生养息的民党势力与要求积极财政的藩阀政府之间的对立，议会被解散。1892年11月，召开第四次帝国议会，明治政府希望天皇调停政府与议会的矛盾。此次议会提出削减预算案中的军舰建造费用。次年1月，众议院向明治天皇上奏内阁弹劾案。为此，明治天皇在宫中召集政府与议会的相关人员，要求对立的两者相互让步(41)，同时将宫内内廷费的一部分下赐充作军舰制造费用，从而解决了最终预算方案。 如上所述，《明治宪法》具有多元性的含义，在其框架下，明治天皇的权力相对有限，对国家决策途径依然受到上述各种权力者的限制与利用。围绕在努力积极有为的明治天皇身边的维新派政府首脑，例如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通过树立明治天皇的“万机亲裁”的形象维持了国家的统一。 此外，元老们对外交事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明治时期，外务省只是履行外交政策事务的机构，是元老政治的装饰品，没有实际权力。(42)在明治初年，元老们对外交事务起到一元化全面统合的作用。之后，随着外务省的实权逐渐强化，再加上元老们按照自然法则去世，元老和外务省的冲突不断激化。从具体的外交政策来看，例如关于对东亚外交事务中的中国瓜分论方面，采用“日英同盟”政策，还是采用“日俄同盟”政策，元老与外务省之间存在对立的政策主张。 但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取得胜利后，社会的平衡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作为对立缓和剂的元老团体由于种种原因相继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另一方面，外务省大幅度提高了执行外交事务礼仪的功能与能力。此外，由于军队取得战功，日本军部势力大为增强。1907年9月12日交付的第一号军令，规定了关于军队指挥的敕令不需要内阁总理大臣副署，即军队可以直接决定行动，军部的独断专行获得了制度上的依据。进入20世纪10年代的时候，日本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共同拥有《明治宪法》基础的政府，即军人的政府和文官的政府。(43)此后，两者日益对立，在对外关系方面，军部独断专行。一部分政治家和军人滥用天皇的“统治权的总揽者”地位，导致了专制政治，并引发了战争。因此，坚信立宪政治为理想政体的日本，在引进立宪制度之后遭遇到了功能性障碍。(44) 四、影响：明治天皇权力的二重性特征与近代民主主义的发展 综上所述，明治天皇对近代日本建立立宪君主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治宪法》的制定者用近代宪法的形式，赋予明治天皇唯一正统性的源泉，同时规定了明治天皇权力“实像与虚像”的双重结构，限制了天皇权力的运用。 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在力图积极有为的明治天皇的推动下，一大批知识界以及政界精英，探讨日本成为近代国家的设计方案。(45)根据元老重臣伊藤博文主导设计的《明治宪法》，及其次年的“教育敕语”，日本建立了天皇制近代国家体制，确立了立国发展模式，向东亚扩张势力。(46)此后，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在经济方面确立了资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完成了脱亚的目标。 由于《明治宪法》制度化的设计框架限制，明治天皇的权力结构呈现出二重性特征。从虚像上看，明治天皇是日本的“国家象征”，也是形式上的“万机亲裁”的强权君主。(47)但是，从实像上看，明治天皇更多是作为“调停君主”调和明治元老、内阁、议会等势力集团的政策主张，其本质依然是“无力君主”，更多地发挥了国家象征作用。但正是因为明治天皇采取传统的政治“自律”态度，不主动介入政治事务，而是固守“国家象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统合国民”意志，故确保了近代日本社会的存续和稳定发展。 实际上，明治天皇形成“万机亲裁”(48)的形象和他的成长经历相关。由于身处幕府末年至明治维新的激烈动荡时期，少年明治天皇逐步养成了武士军人式的强悍性格，到20岁左右形成了适应文明开化的武人“大元帅”的形象，和以往近世深居简出的天皇形象完全不同。为了维护天皇的正统地位与权力，明治天皇颁布了一系列诏书和训诫。例如，明治十一年(1878年)，日本陆军卿(陆军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要求军人必须效忠天皇。明治十四年(1881年)发布《军人敕谕》。1882年11月，明治天皇向各地方长官发布了扩充军备的敕谕，12月又向中央各省卿发出了谕令，提出“顾方今宇内形势，整备陆海军实为不得已之事，此际宜酌定时机，竭尽庙议，庶几不误国家之长久之计”。(49)1889年制定了《明治宪法》以及《皇室典范》，进一步明确了天皇的权力地位以及皇室权威。 另一方面，在明治时期，日本政府(包括保守派)和民权团体拥有共同的国家目标，即建立宪法体系，使公民能够参与国家事务，形成以天皇为中心的“政府与人民的融合”，建设一个与欧美列强并立的繁荣强国。 事实上，1889年，明治政府压制自由民权运动，否定“民定宪法”草案，颁布了钦定的专制的《明治宪法》，加强了明治天皇的权力。(50)但是，《明治宪法》本身是各种政治势力妥协的产物，其中包含了权力分立结构(51)，发布了反映国民要求的内容。(52)实际上，在颁布的当日，明治天皇大赦了被关押在监牢中的自由民权派人士。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明治宪法》的精髓中一直蕴含着日本无法扑灭的自由民权诉求的火花，其中仍然包含着民权、法治、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以及立宪主义的基本要素。正如日本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指出，在明治时代的思想中，民权与国权保持了较为健全的平衡关系。(53) 此后，日本民主化运动不断兴起，1890年日本开设帝国议会，民主运动开始制度化。(54)明治日本有着丰富的民主思想与运动，在明治历史中，存在着“主权在民论”(立志社—中江兆民路线)与“两大政党制论”(交询社—福泽渝吉路线)等民主主义思想的分歧。在1884年，福泽谕吉提出，日本应脱离朝鲜、中国等东亚各国，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伙伴，并将其称为“脱亚”。包括福泽在内的明治时期日本思想家们，提出要建立像英国一样的议会权限很强的立宪君主制，像美国和法国那样以国民主权为目标建立日本的国体，主张实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55) 从1900年前后的历史来看(56)，日本实现了在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的现代化，但政治民主化遭到失败。(57)因此，在明治末年、大正初期，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运动高涨，对日本政治与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 注释： ①中山和芳：「ミカドの外交儀礼」，朝日新聞社，2010年。 ②John Breen：「近代外交体制の創出と天皇」，荒野泰典他編：『日本の外交関係と近代化する日本』，吉川弘文館，2012年。 ③伊藤之雄：『明治天皇』，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年，248～257頁。 ④坂野潤治：『日本近代史』，筑摩書房，2012年，112頁。 ⑤勝田政治：『明治国家と万国対峙』，株式会社KADOKAWA，2017年，78頁。 ⑥滝井一博：『文明史のなかの明治憲法』，株式会社講談社，2003年，64頁。 ⑦井上清：『日本の歴史』，岩波書店，1966年。 ⑧⑨「憲法制定の建言書」，『木戸文書』第八巻，123、128頁。 (10)滝井一博：『文明史のなかの明治憲法』，株式会社講談社，2003年，70頁。 (11)「明治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付西郷隆盛·吉井友実宛大久保書簡」，『大久保文書』第四巻，492頁。 (12)「立憲政体に関する意見書」，『大久保文書』第五巻，186頁。 (13)春畝公追頌会(編集)：『伊藤博文伝』上巻、統正社，1943，798頁。 (14)鳥海靖：『日本近代史講義』，東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51頁。 (15)加藤弘之：「鄰艸」，文久元年(1861年)12月7日，『明治文化全集』(改版)第三巻政治編，東京大学資料室藏，「鄰艸」原本により校訂，日本評論社，1967年，4頁。 (16)中江兆民：「君民共治之説」，『東洋自由新聞』第三号社説，明治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17)家永三郎、松永昌三、江村栄一編：『明治前期の憲法構想』(増補版)，福村出版，1967年，4～5頁。 (18)「人心教導意見案」，『井上毅伝』第一巻，国学院大学圖書馆，1986年，251頁。 (19)鳥海靖：『日本近代史講義——明治立憲制の形成とその理念』，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9頁。 (20)戸部良一編：『近代日本のリーダーシップ-岐路に立つ指導者たち』，千倉書房，2014年。 (21)柴田勇之助编：「大日本憲法發布の詔勅」，『明治詔勅全集』，皇道館事務所，1907年，26～27D頁。 (22)芦部信喜著，高橋和之補訂：『憲法(第六版)』，岩波書店，2015年，45～46頁。 (23)【日本国憲法第1条】天皇は，日本国の象徴であり日本国民統合の象徴であって，この地位は，主権の存する日本国民の総意に基く。 (24)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吉川弘文館，1991年，248頁。 (25)三谷太一郎：『日本の近代とは何であったかー―問題史的考察』，株式会社岩波書店，2017年，213～217頁。 (26)エルンスト·H·カントーロヴィチ著，小林 公 翻訳：『王の二つの身体―中世政治神学研究』， (27)【大日本帝国憲法(抄)】第4条 天皇ハ国ノ元首ニシテ統治権ヲ総攬シ此ノ憲法ノ条規ニ依リ之ヲ行フ第5条 天皇ハ帝国議会ノ協賛ヲ以テ立法権ヲ行フ～(中略)～第55条1項 国務各大臣ハ天皇ヲ輔弼シ其ノ責ニ任ス 2項 凡テ法律勅令其ノ他国務ニ関ル詔勅ハ国務大臣ノ副署ヲ要ス(以下省略) (28)『藤侯実歴』，博文館，1899年，188頁。 (29)瀧井一博：『明治国家をつくった人びと』，株式会社Y講談社，2013年，305頁。 (30)『明治天皇紀』第11巻，吉川弘文館，1975年，492頁。 (31)牧原憲夫：『民権と憲法』，岩波書店，2006年。 (32)鳥海靖：『日本近代史講義——明治立憲制の形成とその理念』，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272頁。 (33)伊藤之雄、川田稔編：『「20世紀日本と東アジアの形成」1867～2006』，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13頁。 (34)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内政と外交，1889-1898」，吉川弘文館，1999年。 (35)安丸良夫、宮地正人編：『宗教と国家(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988年，431頁。 (36)(37)(41)宮内省臨時帝室編修局(編集)：『明治天皇紀』，第8巻，吉川弘文館，2000年，456、481～482、206頁。 (38)佐谷真木人：『日清戦争——「国民」の誕生』，講談社現代新書，2009年。 (39)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3巻，岩波書店，2003年，225頁。 (40)坂野潤治：『明治憲法体制の確立』，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 (42)石井菊次郎：『外交余録』，1930年，70、73頁。 (43)《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10巻，大日本帝国议会志刊行会，1926～1927年，1093頁。 (44)鳥海靖、三谷博、西川誠、矢野信幸編：『日本立憲政治の形成と変質』，吉川弘文館，2005年。 (45)山室信一：「法制官僚の時代―国家の設計と知の歴程―」，木鐸社，1984年。 (46)坂野潤治：『帝国と立憲——日中戦争はなぜ防げなかったのか』，筑摩書房，2017年。 (47)(48)伊藤之雄、川田稔編：『「20世紀日本と東アジアの形成」1867～2006』，1、5頁。 (49)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教育社，1980年，26頁。 (50)(52)瀧井一博：『明治国家をつくった人びと』，株式会社講談社，2013年，291、293頁。 (51)鳥海靖：『日本近代史講義——明治立憲制の形成とその理念』，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28頁。 (53)安川寿之輔：『福沢諭吉と丸山眞男』，高文研，2003年。 (54)三谷博：『維新史再考』，NHK出版，2017年，403頁。 (55)坂野潤治：『近代日本の国家構想1871～1936』，株式会社岩波書店，2009年，39～41頁。 (56)坂野潤治：『近代日本の出発——大系日本の歴史13』，小学館，1993年，15頁。 (57)坂野潤治：『明治デモクラシー』，岩波新書，2005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