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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史林》2015年第3期） 摘 要：移民殖民主义造成了英语非洲农业部门分裂为大规模商品农业和小规模维生农业，这是由非洲型移民殖民主义的特性所决定的。在非洲人反抗的压力下，白人移民和英国政府不得不实行以保证移民地权为前提的权力转移。执政后的非洲人政府大体实行保持和发展商品农业的政策，特殊环境造成了津巴布韦政府政策重心的转移。作为“系统殖民”方式产物的非洲型移民殖民主义至今仍影响着英语非洲的发展和稳定。 关键词：土地所有制 农业发展 民族政策 移民殖民主义作为殖民主义的一种类型，伴随着殖民帝国的扩张而生却没有随着帝国瓦解而终结，由于其独特的生产模式成为非殖民化最顽固的抵抗者，至今影响着英语非洲特别是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的土地分配，进而关系到当地多数人口的福利。通过历史考察非洲移民殖民主义的特性，梳理其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发展脉络，发掘其在英帝国和非洲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 自从15世纪末，西方各殖民国家纷纷从事殖民活动，本国人口持续外迁形成了一种被学界称为移民殖民主义的现象。有西方学者提出移民殖民主义是一种全球性跨民族的现象，是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的。移民殖民主义形成的基础是奠定新政治秩序的定居移民。移民殖民主义不同于殖民主义，有时候移民殖民主义存在于殖民帝国框架内，有时候他们颠覆它，有时候他们取代它。然而即便殖民主义和移民殖民主义相互渗透和重叠，它们仍旧各成体系。特别是，定居移民想让土著人都消失（自然在消失之前尽量用作劳动力）。有人将移民殖民主义的历史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认为只有在现代两个概念才产生了分野，将移民殖民主义和原来的殖民主义概念等同化。在我看来，这些表述夸大了移民殖民主义研究同殖民主义研究外延的区别，移民殖民主义仍旧应该被包含于殖民主义的研究框架下。近年来，移民殖民主义研究逐步加强的趋向反映了西方学界关注白人移民，注重海外白人史的研究取向加强。将移民殖民主义的历史追溯到古罗马希腊也毫无意义，因为殖民主义在古代本意就是指此，所谓移民殖民主义范畴不过是把近现代殖民主义扩大的意义重新压缩回去。 移民殖民主义作为殖民主义框架内一种专门的殖民形式，历史上对土地的渴望成为驱使母国人口迁移到新地区从事再生产活动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第二英帝国时期，依靠出卖殖民地土地，并向新移民提供借贷的方式，循环往复为移民活动获得充分的资本投入，发展成为系统殖民模式。这样移民殖民地便获得了白人劳动力和资本。由于需要贷款并且谋求产品出口，移民殖民地便被以农产品产地的形态捆绑在宗主国的经济体系之中。著名的历史学家莫斯·费利（Moses Finley）在1975年考虑殖民地的性质时，得出结论认为“土地是建构类型的要素”，是从殖民地看问题的研究路径。他还认为以“习俗”作为建构类型流行方式源于“从宗主国而非从殖民地看问题”的研究路径。可见“土地占有方式”是界定各种殖民地类型的标准之一。 按经济发展模式的“劳动力构成”来看，移民殖民主义又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为“新英格兰”型，发端时期主要人口成分是白人农业垦殖人口，发展出不依赖本土人口的经济模式，例如英属新英格兰殖民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白人占有了几乎全部土地；第二类为“加勒比”型，在毁灭了本土人口后，依靠进口奴隶发展种植园经济，白人占有了全部土地。第三类为“非洲”型，发展出依赖于本土劳动力的经济模式，例如法属阿尔及利亚、英属南罗得西亚、肯尼亚和南非。在此类型中少数白人移民占据了最好的耕地，使土著人口变为依附地位的劳动力，同时动员政府力量遏制土著人口的经济竞争力；由此看，“非洲型”移民殖民地有两个特征：一是黑白人土地占有不平衡；二是经济发展依赖黑人劳动力。白人要从占有的土地中获利需要依赖非洲劳动力，而这些黑人劳动力也不断寻求颠覆白人移民统治。于是，白人移民成为压迫非洲人的急先锋。 几乎每位西方学者都同意20世纪非洲的移民殖民主义既站在土著非洲人的对立面，又要反对宗主国政府，并且同意白人移民被宗主国政府给予了有别于其他人口的特殊关照。然而，第三世界的学者往往认为移民殖民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扩张工具，带来非欧洲地区的依附。宗主国政府过于袒护白人移民，压制土著人口的要求。双方争论的核心是移民主体性发挥的程度，是自为的还是母国的工具，即如何界定移民的历史影响。从殖民时期非洲土地占有状况来讲，在白人难以适应的西非地区，大体保留了原来的土著土地制度，加纳和尼日利亚就属于此类情况中的典型。殖民当局用税赋逼迫非洲人不得不种植经济作物，通过对经销领域的垄断，将西非农业生产纳入宗主国的生产体系。殖民统治的合作者也不得不从非洲土著人口中寻觅。在气候较为适宜白人居住的中、东非地区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当局为大公司和白人移民掠夺肥沃土地，迫使当地劳动力到白人的商品农业部门耕作。英国通过培植白人商品农业部门经济将东、南部非州的农业生产纳入自身经济体系，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南非属于此类地区的典型。白人移民成为首选的维持殖民统治的合作者，再加上非洲殖民管理机构的弱小，获得了决定当地事务的大量权力。劳动力控制和对资源的榨取，反过来激发了反殖民主义抗争。 在英属非洲三个移民殖民主义泛滥的主要地区——肯尼亚、罗得西亚和南非成为顽固抵制非殖民化的堡垒。它们都不仅剥夺了非洲人的土地，而且以非洲人作为主要劳动力。这促成了双重农业部门的产生，即白人移民的商品农业和非洲人维生农业，后者在该体系中的价值在于向商品农业和白人移民控制的其他经济部门提供廉价非熟练劳动力。因而移民农业的发展沉重地依赖于政府政策，从税收结构、政府服务到宗主国担保的市场。这反过来使英国政府认同白人移民的“合作者”地位，白人移民具有各种优先的机会获取正式或非正式的当地政府权力。由于最初相当大部分的白人移民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在肯尼亚和罗得西亚农业部门是主要的生产和创汇部门，在南非也长期占据特殊地位。所以，农业部门的白人移民比其他经济部门更积极地寻求和获得了更广泛的政策制定权力。如果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标志着第一英帝国的瓦解，也带来第二帝国时期利用租售土地吸引移民带动资本投入的移民殖民地大发展，那么非洲移民殖民地的非殖民化则意味着第二帝国移民殖民主义循环模式的瓦解。 二 在上述三地，移民殖民主义形成了三个鲜明的特征，直接影响着非殖民化进程。肯尼亚、罗得西亚和南非第一个共同的大特征是黑白人土地占有不平衡问题突出，最好的耕地被白人移民所有，这一特征成为促使非殖民化发生的重要诱因。在肯尼亚，战后欧洲白人和非洲黑人占地不均的情况愈发严重，平均每个欧洲人大约占地216.2英亩（约87.493公顷），是非洲人拥有土地的470倍。南罗得西亚（1965年后称罗得西亚，1980年后称津巴布韦）是一个比肯尼亚白人移民势力更强的地区。自从《1930年土地分配法》（Land Apportionment Act）开始，当地政府便将占全国土地面积一半的肥沃土地保留给白人移民占有，另一半贫瘠的土地留给非洲人，非洲人仅仅能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为了剥削非洲人劳动力，法律规定非洲人不享受“雇员”地位。在1953~1963年间，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曾组成中非联邦。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非洲人则十分担心自己最后的土地会丧失于欧洲殖民者之手，土地问题成为导致中非联邦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非联邦瓦解后，南罗得西亚改称罗得西亚继续以种族分别发展为名，让2.5万名白人移民和480万非洲人平分土地面积。土地问题成为激发罗得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首要动因。在南非，1994年45000名白人农场主（占总人口的约0.11%，占白人人口的约0.84%），控制着80%的农业用地，略少于1/3的黑人人口或约700万黑人，生活在白人农业地区。这一数据不仅显示出黑白人之间土地占有的不平衡，而且揭示出白人移民内部土地占有状况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意义。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在三地都创造出二元农业经济，一方面是大规模从事商品农业生产的大农场，另一方面，广大非洲土著人口碎片化的维生农业经济。同时，也让土地问题成为动员乡村参与政治活动的利器。 从三地的情况来讲，白人移民内部土地占有存在两极分化，这是第二个共同特征，这一特性部分决定了非殖民化进程的残酷程度。经过调查，肯尼亚殖民地政府农业部认为除了奈洛比附近精耕的咖啡农场外，在白人高地上1500英亩（约607.028公顷）以下的农场不具有商业开发价值。3500户白人农场中超过60%都属于此列。在1960年“白人高地”上有3500个农场占据了大约750万英亩（约303.514万公顷）土地。这些农场的规模不等，有几百英亩的、一百英亩以下的，也有超过50000英亩（约20234.282公顷）的14家大的种植园。占地面积大的多为公司所有的种植园，其面积占到“白人高地”的一半。在1958年这个部门生产了肯尼亚出口农产品的80%。那为何在殖民地政府和英国政府那里，都要将不具有关键经济意义的白人移民小农场推到前台呢？这是因为担心白人移民大量离开肯尼亚，会引发土地市场崩溃。非洲农民会涌入白人高地，动摇公司所有大农场的财产权。所以在殖民统治最后的年头里，较小规模的白人移民农场成为讨价还价的对象。由于不愿意增加自己的负担，英国内阁对如何给予白人农场主以土地补偿和肯尼亚民族主义者争论了两年时间。 南罗得西亚白人移民同样存在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在1956年有13%的白人就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7.7%的白人地主拥有欧洲人土地所有土地份额的52%，平均每个地主拥有超过16000公顷的土地。罗得西亚三份之二的土地大量的土地被闲置，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富有的地主手中，结果只有三分之一白人私人掌握的土地被耕种。那些散布于大地产之间的小型白人移民农场扮演了非理性经济人的角色。首先，他们无法扩大再生产。白人移民往往是通过抵押土地从土地银行获得购买资金的，银行按照纯粹的商业原则运作，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不会提供给农民短期贷款改进生产。结果这些人很难扩大生产。肯尼亚土地银行的资本来自向伦敦的贷款24，0000镑，这些资金以6.5%的利息贷给农民，低于商业银行8%的利息，主要业务是提供小额解困而非发展资金。南罗得西亚的土地银行也是按照救急原则而非鼓励生产效率原则建立的。其次，他们商品化生产的维持依赖于政府倾斜性政策的保护。政府则通过人为提高玉米和牛的价格，禁止或者限制非洲人耕种或售卖来补贴白人移民农业。伦敦资本家想过以合并土地建立种植园的形式提高生产率，遭到白人小农场主的抵制，他们不愿意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而仅仅成为资本的经理人。在整个经济体制中，白人小农场依靠对土地的种族化占有，依靠农场中的非洲佃户劳动力，依靠在市场上排斥非洲人成为熟练劳工或非洲人农业产品，来获得生存。当地政府的这些政策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白人人口，用政治的眼光来看待白人农业。白人移民占据了最肥沃的土地，享受着政府在交通设施、储藏设备上的补贴，并且为了避免本土非洲人农业的竞争，禁止非洲人拥有土地、种植经济作物，扼杀非洲人中产阶级的成长。随着非殖民化进程，这种政策取向特别是对非洲人拥有土地和种植经济作物的限制逐渐松弛，其程度决定了现今三国的稳定。 三地最大的不同在于非殖民化时期仅仅肯尼亚存在非洲乡村中产阶级。茅茅起义爆发之后，肯尼亚殖民地政府对茅茅运动的直接反应是认为非洲人保留地中的村社集体土地所有制已经不能再起到稳定殖民统治的作用，稳定的新基础应该是建立在个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非洲农业生产者。1952年10月20日，肯尼亚殖民地政府在宣布紧急状态的同时宣布实行“土地合并和注册”计划，英国政府为其提供1600万英镑赠款，试图培育出一个私人土地所有者阶层，作为统治的新合作者。在1952年后期，英国政府派遣了一个调查团来调查肯尼亚的土地问题。该调查团认为仅仅将土地改为个人所有是不足的。未来的成功在于将非洲农村人口整合进世界经济之中。这就需要解除原来禁止或限制非洲人种植咖啡等经济作物的规定。如果这些措施得以实现，新兴的非洲农产品生产者就可以代替白人移民原有的位置。1954年英国政府和肯尼亚殖民地政府正式出台了一项促进此种设想的政策，即斯维纳顿计划（Swynnerton Plan）。该计划鼓励非洲小所有者农场的发展，提供给小农场贷款和技术援助，鼓励非洲人种植菠萝、茶叶、除虫菊还有曾经不允许非洲人普遍种植的咖啡等经济作物。以图开发保留地本身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并保护“白人高地”大规模的商业化农业生产。所以说，白人移民仍旧被英国政府和肯尼亚殖民政府视作肯尼亚殖民地社会的基石，他们既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政治基础。 城市未能消化被从白人高地赶出来的劳动力和土地改革带来的失地劳动力，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为了维护肯尼亚社会的稳定，为了即将于1960年召开的兰开斯特大会，英国政府不得不出台了1959年《土著土地占有法》（Native Land Tenure Act）规定不分种族都可以自由拥有土地。至此，白人高地土地可以被任何种族所有，实质上是肯尼亚从一个以白人定居者为基础的殖民地向独立的多数人统治的国家过渡的关键性步骤。至此，英国政策决定性地转移到创造出非洲人的资本主义农场，作为白人农场主经济和非洲保留地经济的缓冲区。此外，土地占有的非种族化也是为了缓解白人农场主大批离去的局面。 类似于斯维纳顿计划的鼓励措施，没有发生在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非洲农民被限制在低价值的食物生产上。尽管允许非洲人在划定的地区内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允许非洲人购买的土地不仅质差，而且价格更贵、首付款更多、贷款利息更高、还款周期更短。同样为了分化非洲人，《1951罗得西亚土著土地管理法案（Rhodesia Native Land Husbandry of 1951）》规定保留地中土地的所有权必须归持有者，从而在法律上瓦解了部族土地所有制，让土地能够集中到少数非洲小农场主手中。为了免除非洲农民对白人移民农业的竞争，除了不许种植经济作物烟草外，另两项主要的作物玉米和肉牛，都由南罗得西亚市场委员会和法令委员会（the statutory Board）制定出专门针对白人移民和非洲人的收购价格以及生产配额，从而使白人移民的产品中包含了垄断利润。而这一机制也曾在肯尼亚以及东非许多地区实行过。一名肯尼亚土著委员（A Kenya Chief Native Commissioner）曾说过：“自从约瑟夫在埃及培育出所有谷物以来，非洲人所知晓的最为明目张胆和彻底的空手套白狼式的剥削。”这打击了非洲人农业，从1956/7到1959/60年度，由于收购非洲人的玉米价格和牛的价格同比例受到抑制，非洲人玉米交货量降低不少。非洲人不愿扩大生产规模的原因，并非可以用懒惰和非理性来加以解释，非洲人并非市场中自由的理性人，而是一个处处在游戏中受限制者。到1980年，占有小块土地的黑人商业农场仅占罗得西亚所有土地面积的4%。普通非洲农业人口78%的现金收入不是得自自己土地上的农业生产。这些现金的大部分要作为税赋交给政府。依此可以得出另一个判断，非洲人从经济发展中几乎毫无所获。普遍而言，非洲人乡村仍旧处在自然经济之下。非洲人农业一直无法发展，其根本原因之一便是白人移民垄断商品农作物生产。结果，按照《移民殖民主义：经济发展和阶级形成》一文的说法，肯尼亚有了一个强大的非洲人中产阶级，而罗得西亚没有。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南非，南非严苛限制非洲人的土地占有，甚至发展出班图斯坦计划，剥夺非洲人的南非国籍，原本出现的农业中产阶级萌芽也被扼杀了。 三 上述特征代表了一种结构，保留这种结构的核心便是确保白人移民土地权。于是，白人土地权问题成为权力转移最后阶段谈判的关键点。1962年兰开斯特大会为肯尼亚未来的宪法添加了一部《民权法》（Bill of Rights），其中保护财产权的条款成为肯尼亚民族主义者和英国政府谈判的最大焦点。英国政府支持白人移民保护自己土地所有权的要求，而肯尼亚民族主义者要求重新安排白人占有的土地。双方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界定“公共用途土地”上。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与会各方即刻拿出土地改革方案。所以，该问题只能被留到会后处理。双方仅仅就出于公共目的“征用”私人财产应提供补偿达成一致，双方还允许财产所有人直接上诉最高法院，以便保护少数定居者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对土地转移计划的争论，助长了英国政府分散未来肯尼亚中央政府权力的图谋。 为了配合1962年再次召开的兰开斯特大会，英国政府不得不推出“百万英亩计划”。这来自肯尼亚最大的地主德拉米尔勋爵（Delamere Lord）的构思，目的在于稳定地价，受到全体和肯尼亚利益相关白人的欢迎。原因在于白人移民的信心已经濒于崩溃，无论是移民势力还是公司势力都要求英国政府投入更大的援助金额。英国政府同意给予专项基金购买准备离开肯尼亚的白人移民的土地，试图将土地价格稳定在1960年兰开斯特大会前的价格水平上，根本目的还在于避免白人移民大规模出走。英国政府提供的资金将被用来补偿英国公民拥有的农场，不对诸如在肯尼亚的南非农场主进行补偿。这部分南非籍的农场主连同其他白人农场主有相当部分撤退到了南非。肯尼亚创造了一个后来广为应用的先例，即土地转移要在“愿买愿卖”的前提下实行。 肯尼亚的情况具有普遍性。1965年11月11日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面对此种情况，英国威尔逊政府提出了给予独立的条件，即以1961年宪法为基础逐步过渡到多数人统治，这个“逐步”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而罗得西亚白人政府想立即获得无条件独立。英国政府担心赞比亚向英国的铜供应会被罗得西亚切断，又忧虑对罗得西亚严厉封锁会导致不得不用外汇购买烟草，还害怕罗得西亚会倒向南非，故而不愿意对罗得西亚白人政府施加太多压力。同时，慑于非洲国家对罗得西亚问题的态度，英国政府又不敢过于接近罗得西亚白人政府。在1974年前由于南非的帮助，英国对罗得西亚半心半意的经济制裁，并没起多大作用，罗得西亚反而经历了制造业繁荣。繁荣导致资本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在1964年，农业贡献了21.1%的GDP，超过了任何一个其他经济部门。6年以后，制造业占据了20.9%的GDP，农业仅仅占据了15.5%。通过降低非洲人的生活水平，制裁的部分困难转嫁给了非洲人。到1971年，农村非洲人收入降低了三分之一，凋敝的乡村为民族解放战争不断添薪加火。 民族解放战争和国际制裁大大削弱了白人移民商品农业，特别是其核心——烟草种植业。在1966-1968年间，2600名烟草种植农场主中有900名不再种植烟草。到了1970年代，政府的补助已经不能再保护烟草行业的基本发展。如一名烟草种植园主所说的：“尽管烟草种植者收到120万元的补助，然而仍旧不能阻止衰退。如果我们是多余的现在就请告诉我们。不要告诉我们船还没有触礁。我们已经不在船上了。”在1975-1976年种植季，既存的60%的农场主都不够缴纳所得税的标准。白人移民庄园被大量废弃。资本农业得到了集中的土地，但却无法耕种。走肯尼亚式的道路培植一个稳定的非洲人中产阶级，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资本农业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成为当地白人移民的一种选择。对国际资本而言，通过引入多数人统治，建立一个能够维持稳定政治秩序的地方政府，继续维持对津巴布韦的资本统治，保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同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十年不变的独立宪法为白人移民保留了专门的席位，使保护白人移民土地所有权的宪法无法被修改。津巴布韦非洲人政府遵循肯尼亚先例，只能在“愿买愿卖”的前提下通过赎买转移土地所有权。南非后来的土地转移也遵循了此一原则。英国如同在肯尼亚的作为一样在津巴布韦土地转移中保持了中间人的角色，整合新的非洲领导人到亲资本主义的阵营中。在保护财产权的终极目标下，任何代理人政府，不管是殖民地政府也好、自行宣布独立的白人移民政府也好，都可以舍弃。政治上的非殖民化并未立即改变非洲人的经济依附地位。既存的经济结构让非洲人执政后无法迅速改变这种局面。 在非洲人掌握政权前后，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南非都实施了6项措施：（1）保证生产持续发展，按照宪法规定用“赎买”原则处理土地问题；（2）吸引外资；（3）改革收入分配机制，致力于扭转原有的有利于白人的分配机制；（4）在某些部门进行结构性改革，消除白人的垄断地位；（5）清除所有种族歧视性的残余；（6）通过“非洲化”来巩固政府权力。三地政策的主旨都是要继续吸引外资，继续保持大规模商品化的农业生产，以便从中抽取资源支持非洲人的教育和医疗等社会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的花费。这也是西方所支持的路线。从1980年独立到2001年津巴布韦政府推出“快车道”土改计划的20年间，津巴布韦似乎也遵循了肯尼亚的道路。然而，津巴布韦最终放弃了土地赎买政策，采取了强制分配的政策。南非目前还在沿着类似肯尼亚的道路前进，但是土地再分配缓慢也引发了国内争议。在许多方面津巴布韦和肯尼亚或者南非都极其相似，是何因素导致津巴布韦采取激进的土地重分政策，该种因素是否在三个地区中具有普遍性，这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许多方面，三地的情况都形似而质异。 第一，从经济层面上看，三地对大规模商品化农业生产的依赖性不同。肯尼亚独立时咖啡、茶和剑麻出口占出口额的2/3。津巴布韦的工业化程度更高、更多样化，出口的矿产品有石棉、铬、煤、铜和黄金，出口的农产品有烟草、牛肉、玉米和食糖。津巴布韦的制造业产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而肯尼亚的制造业在1963年仅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津巴布韦人口中有14%是挣工资的雇佣劳动者，肯尼亚在1963年独立时仅仅有6%的人口属于挣工资的雇佣劳动者。经济多样化的状况使得津巴布韦更有能力疏导土地和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津巴布韦独立后没有立即实行肯尼亚那样规模的非洲人小块土地分配，仍能长期繁荣的重要原因。南非则早已实现了工业化，1978年城镇黑人人口已占黑人总数57%，达1000万人以上，农业仅仅具有战略性意义，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远没有肯尼亚和津巴布韦严重，拥有更大的政策选择余地。津巴布韦本身以商品农业为主要出口物，工业化程度要低于南非，所以土地所有权引发的暴力冲突的可能性要远高于南非。 第二，黑人和白人在农业生产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在三地中肯尼亚比较特殊，肯尼亚存在着非洲人商品化农业生产的萌芽，茅茅起义又大大打击了白人移民的政治权力，受斯维纳顿计划鼓励的非洲人商品化农业生产有所扩张。在南非和津巴布韦白人农业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津巴布韦由于土地短缺、众多的人口和战争，削弱了非洲人出口农业。这就导致津巴布韦政府更不能轻易触动白人移民的大农场。在南非，有人认为南非黑人新农场是无效率的，土地改革计划威胁到了南非食物安全，反对进行更为激烈的土地变革。即便有人认为应该修改原来规定“赎买”的宪法，更多发挥政府的作用，但这些人也不愿意发生津巴布韦快车道改革的后果。因而，这一因素致使三地政府需要掌握一种平衡：即处理维持农业生产又要处于土地重分，纠正过去的历史不公正。 第三，非洲人执政后，三地政府面临的政治局势不同。相对而言，在三地执政党中，津巴布韦执政党的地位最为不稳。1999年以工会为依托的民主变革运动党兴起。政治逐渐突破民族界限，而转变为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利用激进的土地重分来凝聚人心成为执政党的选项，也成为政府以官僚机构替代乡村传统权威或白人大农场主权威最可利用的选择。如果从解决非洲人土地问题和现代化乡村管理体制的角度来看，津巴布韦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如何利用现有土地改革成果推行更深层次的农业改革是摆在津巴布韦执政党面前的问题，毕竟食物危机会动摇土地重分带来的动员力。南非执政党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清算了白人种族主义的罪孽，通过肯定土地重分计划获得了乡村的支持，但目前还没有面临类似津巴布韦那样政治局面，还无需应用废除愿买愿卖原则的土地重分计划来进一步动员乡村支持，将土地重分计划作为一项类似肯尼亚那样长期政治资源的可能性较大。 第四，三地都是在经历武装斗争之后，通过谈判获得独立的，英国在谈判中占据的地位不同，外部援助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肯尼亚1952~1956年有茅茅起义，之后也持续有小规模的武装反抗活动。到50年代中期，开始了跨种族间的谈判。白人移民和英国政府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1979年底，白人移民控制的罗得西亚军队和民族主义武装之间的战斗停止，双方开始谈判。白人移民已经多年不遵循英国政府政令。这是英国政府在两地实施不同援助力度的重要原因。在肯尼亚独立后两年内，在外部资金注入下有15%的前“白人高地”土地转移到非洲人手中。在津巴布韦，注入的资金到1982年4月才促成了2%的土地转移。英国欺骗了非洲民族主义者，没有给津巴布韦提供充足的赎买资金。虽然南非也存在武装斗争的时期，却是三地中黑白人武装力量对比最弱的地区，英国在黑白人谈判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也未提供“赎买”援助。在1994年，南非非国大（ANC）试图解决土地问题，计划2014年将30%农地分配给黑人。到2009年，即这个目标提出16年后，仅有6.7%的土地在黑人手上。现在的目标是到2014年转移2460万公顷的土地到黑人手中，解决的步伐是三地中最为缓慢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津巴布韦的激进土地改革，是基于其独特社会发展状况的突变，并不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从宏观上讲，其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状态，决定了其政治态势转变为城市和乡村的分野，而城市又不敌乡村。肯尼亚的非农力量并未壮大到挑战农业的地位，而南非工业化已较成熟，农业力量已不足构成对城市的挑战。津巴布韦激进土地改革可以理解为自民族解放战争以来土地要求的实现，但换个角度考虑，激进土地政策可以说是二十年来执政党土地政策的突变。这种突变却又有蕴藏着深刻的历史逻辑。民盟在同罗得西亚白人移民政权长期的战斗中，借用土地问题充分动员民众，获得政权后又不得不压制先前的允诺，损害了执政基础。又由于该地白人移民势力较强，同英国关系较为疏远，英国没有如肯尼亚那样对赎买承担贷款援助义务，执政党只好快速使用重分白人移民土地这项政治资源。 白人移民势力最弱，较快实行土地转移的肯尼亚，其政治生活也被移民殖民主义的遗留影响着。作为一个农业国家的肯尼亚，政治问题被转化为土地分配问题。从独立至今，土地问题仍旧是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问题，政治稳定、政府结构、公民权益和社会关系紧张都围绕着如何购买、分配原白人移民遗留土地展开。自从殖民政府以来，如何分配土地便成为了执政者获取合作者的有力手段。独立后，每任总统都会对土地分配的人群有所偏向，导致总统大选总是伴随暴力事件。然而，自肯雅塔确立了经济上自由放任、政治上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国策以来，土地分配虽屡有争议，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仍能作为一种可持续使用的政治资源存在，这是肯尼亚民族国家构建没有出现剧烈动荡的根本原因。 从肯尼亚、罗得西亚到南非，土地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以找到土地转移牺牲的对象。学界对于小移民农场严重依赖殖民政府的政策支持没有争议，小移民农场本来就是为了吸引白人定居人口，维护殖民体制而来的，随着非殖民化对殖民体制的放弃，退守保护财产这一最后防线是合理的选择。自北向南可供缓冲的土地数量越来越少，实行土地重分的难度越来越大。难以用简单地撤出政策支持的方法，使土地自动发生转移，这一点不仅在津巴布韦激进改革中获得证明，而且在南非缓慢的土地转移过程中获得了验证。南非白人移民势力最强，土地集中化程度最高，更容易集中使用影响力，实现土地改革的难度最大。故而土地转移过程十分缓慢，需要更长的时间酝酿。另一方面，南非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农业占产值比例不大，缓冲余地较大，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土地问题的解决。 四 英国战后实行的政策是其他宗主国政策的缩影。英国实施殖民地开发计划以图援助本土的经济困难。英国政府认为非洲人农业无望增产，将希望放在了扩大白人移民农业上。为此，帮助白人移民扩张土地，想方设法吸引白人移民移居非洲。法国和葡萄牙都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地方殖民政府和移民在四个关键政策上形成一致，作为合作的基础，即土地政策、移民和定居政策、劳动力政策（针对非洲人）、税收和公共开支政策。移民在相关委员会中都有代表。阿尔及利亚的白人移民占据了大多数肥沃的土地，建立强迫劳动制度，拒绝任何对本土人口的让步，引发了白人移民和土著之间的战争，进而引发了法国人的内斗。在阿尔及利亚如同在肯尼亚一样，宗主国干预的目的是结束移民同土著之间的战斗。这主要通过加强白人移民的权力来实现。当其他非洲殖民地已经开始非殖民化的时候，白人移民地位反而加强了。非洲型移民殖民地经济建立在众多土著人劳动力之上的历史事实，使它不同于其他白人移民经济类型。虽然非洲白人人口规模不能和澳大利亚和北美相比，但是地方白人移民其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并不比两者少多少。 非洲型移民殖民主义主要依靠本土廉价劳工劳动，没有给白人农场工人经济空间，如北美或澳大利亚的白人契约工不可能出现在非洲，结果非洲也不可能走澳大利亚式道路。从长时段来看，非洲大量充沛的劳动力仅仅被当作生产要素，没有制度性地为他们提供一个类似白人契约工的上升渠道，社会流动性仅仅局限于白人小圈子，是引发种族矛盾的根源，也形成了独特的非殖民化特点。这种非殖民化不同于北美或澳大利亚的过程，在那里殖民化过程中土著人文明已经被摧毁，非殖民化成为单纯的白人移民反对宗主国控制的运动。非洲型移民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还包含着土著反对白人移民的过程。这个双重过程在肯尼亚是同时完成的，在罗得西亚和南非则分为两个阶段，先是白人移民谋求摆脱宗主国的控制，稍后便爆发了土著人反对白人移民的非殖民化。显然白人移民力量的强弱能够对非殖民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土地问题作为非洲型移民殖民主义的基础长期影响了非洲特别是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南非三地的发展稳定。白人移民影响的表现之一便是黑白人土地占有的极不平衡，以种族不平等掩盖了白人移民内部存在巨大的两极分化，前种不平衡决定了非殖民化的发生，后种分化决定了非殖民化进程的惨烈程度，分化程度越高则进程越惨烈。白人移民主义面临非殖民化的原因同其宗主国一样，过度关注资本积累，却忘记了集中的土地仍旧需要非洲劳动力和安定的配套环境。权力转移谈判中白人移民依靠宪法以“市场”原则为名最大化保存了自己土地所有权，让地权纷争进入非洲人政府时期。对大规模商品化农业生产的依赖性不同，非洲人乡村中产阶级的力量不同，非洲人执政后政府面临的政治局势不同，英国扮演的角色不同等因素，都伴随土地权的纷争影响着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南非三地民族国家构建和经济繁荣。 英国学者往往将宗主国描绘为遏制白人移民侵夺非洲人权益的保护者，有时又将宗主国化身为白人移民的救护者。实际上，英国政府一直试图玩弄“分而治之”的手法，主要利用白人移民作为维持殖民统治和依附经济结构的支柱，同时利用保护非洲人权益的名义制衡白人移民。当难以承受反殖压力时，宗主国以放弃殖民政治体制为筹码，尽量保护本国资本和白人移民的地权，以尽可能维持依附经济结构。非洲人执政后受制于既存体制，仅能缓慢地利用政治权力改变依附性的经济结构。 移民殖民主义对非洲造成的影响可以被包含到殖民主义的影响之中或有所不同吗？诚然，非洲白人移民独自实施土地所有权垄断的能力造成了西非和中东南非的社会发育道路的部分不同，造成了英国对当地事务影响力的不同，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其与殖民主义的本质区别。在非洲，所有的白人移民社会都难以摆脱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工具的职能，这既是从经济上的依附着眼，也从其同母国的特殊关系来讲。发达殖民主义的经济原则已经实现：“在农业部门内重新分配资源，这些资源从流向各种非农业的任务（乡村工业）到增加出口产品的专业化。”自从19世纪后期起，非洲矿业而非农业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占据突出地位，从事工矿业的白人人口增多，第二英帝国移民殖民地赖以建立的“系统殖民”方式逐渐失去原本的工具价值，仅仅作为殖民地起源时期的历史遗留发挥影响，被新的形式如南非国家制度化的种族隔离制度所取代。南非非洲人获得政权标志着第二英帝国移民殖民事业的正式终结。然而，移民殖民主义给非洲留下的双重农业部门（大土地占有制下的商品农业生产和小土地持有的谋生农业）仍旧影响着当今非洲的发展和稳定。 （注释略） （杭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