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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历史》2019年第05期） 内容提要半藤一利是日本著名作家，擅长口述史。其作品内容以昭和史为主，主题则有两个：战争的悲惨和战争失败的原因。其作品语言生动，表述有力，大量挖掘历史事件的细节，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民众内心深处的情感诉求，因而很受欢迎。不过，其审视昭和史缺乏世界视野和理论深度，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流于肤浅和表面，并受到日本社会氛围的强大制约，无法达到进步历史学家的境界和高度。半藤一利的历史认识属于中间派，其对一些右翼史观的批判，其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态度，在日本社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其避重就轻的历史反思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也对日本的舆论氛围造成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日本史 半藤一利 昭和史 战争史 民族主义 半藤一利（1930—），日本著名作家，自称“历史侦探”，长期致力于口述史的挖掘。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昭和时代的文章和著作，有人甚至称其为“昭和史研究第一人”。半藤的作品在日本有较大的影响，如《日本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天》一书2015年被拍成电影；《诺门坎之夏》在1998年获得了山本七平奖；《昭和史》在2006年获得了每日出版文化奖特别奖，并在2009年到2015年销售了70万部，成为该类图书中阅读人数最多的作品之一。粗略统计，在其数量庞大的作品中，个人独著的关于昭和历史的作品大约有四十多部，与他人合著的也不少。 半藤并非科班出身的专业历史研究者，但其作品在日本社会却有着较大的影响。大体上来说，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何以专业的历史研究成果应者寥寥，而非专业的历史作品却受到读者青睐？第二，日本流行或者畅销的历史作品，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认识上持何种立场或态度？第三，任何一种作品，都包括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互动，那么，半藤的作品对于日本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基于这三个面向的研究和分析，梳理半藤的昭和史叙事，意在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半藤的昭和史叙事代表一种倾向。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日本右翼进行了详细的揭露和批判，对左翼进步学者也有较好的介绍和分析。实际上，二者之间还存在一个中间地带，这在近些年变得越来越明显。在此，姑且称之为“中间派”。一些日本学者或者作家刻意与右翼、左翼都保持距离，将自己打扮成“中立、客观”的代言人。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多，影响也渐次扩大。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和观点也是认识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稍嫌遗憾的是，中国学界对该领域重视不够，研究也不够。作为中间派有影响的作家，半藤一利具有某种代表性。本文亦欲以他的作品为切入点，就中间派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半藤昭和史叙事的主题 从主题上来说，半藤的昭和史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战争的悲惨；其二是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关于战争的悲惨，半藤既有专门的著作，也在一系列作品中予以很大的关注。他描述了许多具体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是日本民众的悲惨遭遇。这其中既有个人的亲身感受，也有采访的素材，还借鉴了其他作者的记录。半藤本人曾经历了东京大轰炸，当时他“拼命逃离火海，最后跳到中川河里，捡了一条性命。”然而更多的人，却没有他这样幸运。“向岛区的死者超过了8000人”，并且，“九成房屋被烧，15万区民中受灾的达到12万人。”同样的事件，作家坂口安吾以充满文学色彩的语言，描绘出了一幅人间地狱的惨烈景象。半藤经常借用他的文字，譬如“人就像烧焦的鸟儿一样，在各处死去。有的死成一堆，和烤鸟一模一样。⋯⋯”来说明当时的景象。半藤还详细调查了广岛原子弹所造成的灾难，并在《原子弹落下的日子》一书中，详细还原了不同个体在不同地点的遭遇。例如，市立第一女子高中544名女学生被原子弹袭击之后，“闪光瞬间将她们烧毁，爆炸波将焦黑的尸体抛在路面上。死者和半死者的尸体占满了路面，层层叠叠。”在半藤的笔下，作为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东京大轰炸和原子弹爆炸是最引人注目的。不过，其他战争期间民众的各种悲剧，也经常出现在他的笔下。 其次是日本军队的“悲惨命运”。半藤指出并强调了下述事实。第一是日本士兵的非正常死亡。日军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死亡的人数，根据1964年厚生省的调查，大约是210万人。半藤认为，按照广义的定义，这些死者中70%是饿死的。例如，日军士兵“被送到南方的岛屿，无人理睬，药品、粮食的补给都被切断，许多人就饿死了。”同时，陆海军分别有18万人在运输途中被淹死，“为数众多的士兵白白地死去，什么也没有做，连一发子弹也没有发射，就糊里糊涂地被敌方的潜艇或者飞机消灭了。”第二是许多日本士兵无谓地死于“错误的决策”。例如，日军在瓜岛撤退之后，却匪夷所思地发起了新几内亚作战，仅仅因为天皇询问何处可以采取攻势。军队领导人“揣摩上意”，将应该立即发布的“撤退”命令，变更为“发出了‘进攻’的命令。本来可以不死的士兵们就白白地送死了。”第三是许多日本军人成了海外孤魂，“一百一十五万五千的士兵，其中既包括陆军也包括海军，他们的遗骨至今没有回到日本本土。”第四就是日本军人所经历的战场的残酷，战争的无情。例如，半藤描写诺门坎战役时日军的惨状，“有蚊子叮咬，有机关枪频繁不断地扫射，还有炮弹不间断地飞来。白天炎热难耐，晚上温度却降到冰点以下，而且饮用水还十分缺乏。”半藤尤其强调日本军队中的普通士兵也是受害者，也是令人同情的对象。 半藤昭和史叙事的另外一大主题是关于战争（主要是太平洋战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半藤探究日本失败原因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三十多岁的他就萌发了这样的念头：“为什么日本帝国突入了无谋的太平洋战争，并导致悲惨的失败呢？我希望对此进行彻底的分析，从中得到历史的教训，并作为警钟长鸣。”可以说，半藤撰写历史、研究历史、传播历史，大部分是围绕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在进行的。 半藤总结得出的原因和教训非常之多，囊括了各个方面。大体而言，半藤将日本失败的原因主要归之于部分领导人，其中包括决策层面的部分政治家、各级参谋人员，以及执行层面的军队指挥官等。他在《昭和史》一书中，提出了五条历史的教训。其一，不能煽动国民的狂热。其二，在面临最大危机的时候，日本人非常喜欢抽象的观念，而不探讨具体的、理性的解决办法。其三，在日本式的社会中小集团主义贻害无穷。其四，不能客观把握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其五，没有大局观，不能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些教训，针对的都是日本的精英阶层。如果综合考察半藤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其倾向于强调以下的论点。 （一）半藤在其论著中集中分析和讨论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原因。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日本何以发动太平洋战争，其二是日本发动战争之后，何以失败？总体而言，他最为强调的是一种心理因素，即日军乃至日本人流于空想、幻想，不敢正视现实。 这一现象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就是日本政治家和军人昧于世界形势，进退失据，最终导致日美战争的重大后果。早在1938、1939年，围绕着三国同盟问题，日本穷于应付，成为国际上的笑柄。半藤借用宇垣一成日记的内容，说明德国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如同遭遇晴天霹雳，“他们表现出惊讶、狼狈、愤慨、怨恨等各种各样的感情。⋯⋯那帮家伙得意忘形、心不在焉，故而对真实的情况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时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留下了“欧洲新形势复杂奇怪”的“名言”，但“其实并非复杂奇怪，而是由于视而不见：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而看不到真实的世界。”而且，日本领导人并没有接受教训，这样的状况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变。军队上层，例如东条英机、冈敬纯等，想当然地认为即便日本出兵南部法印，美国也不会有什么反应。及至美国反应强烈，对日本全面石油禁运，他们一下子茫然不知所措。半藤指出，这表现了日本人“不能贯彻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日本不能以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即反复计算，审视世界形势的方方面面，进行推理并作出判断。”可以说，“日本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束手无策，它不是以深入的思考研究而仅仅以带有主观愿望的观测做出判断。”所以，关于太平洋战争，半藤认为，“日本人描绘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空中楼阁，仅仅以主观的希望——例如‘大概不要紧吧’，‘下一次一定会顺利的’，‘肯定不打紧的’等——突飞猛进，从而招致巨大的失败。”他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治、军事领导人直线式的、狂热的思考方式，即“丧失了冷静地、合理地进行思考的能力”，乃是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 半藤也发现，同样的思维倾向表现在战场上，从而导致作战过程中的被动和失利。日军领导层重视精神力量，无视日军在武器装备上的劣势。日俄战争之后，“陆军将来自于日俄战争的经验视为金科玉律，这就是攻击意志的信念化，这就是精神主义。”因此，日军上层对于显而易见的装备上的差距，得过且过，并不想办法解决。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军依然使用三八式步枪，在火器上相当落后。其原因听起来有些可笑：“三八式步枪的子弹，虽然不是堆积如山，但却也是怎么用也用不完。因此，在这段时间里必须好歹使着。”再比如，日本坦克铁甲很薄，原因居然是日本铁道是窄轨，运不了重型坦克；同时日本港湾的起重机太小，也吊不起重型坦克。半藤指出这是“傲慢的无知”，即“不单是无知，而是尽管知道实情却固执地采取无视的态度。”司马辽太郎认为“昭和前期的日本军部乃是富于攻击性的空想家集团”，半藤的看法亦复如是。 （二）日本是在不断扩大战争规模的过程中走向日美战争的。日军何以不断扩大战争？半藤强调日军内部的以下犯上、军令不畅、军纪不彰，以至于一小撮好战分子绑架了日本的舆论和政策，左右了日本的前途命运。 “七·七”事变之所以迅速扩大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担任现场指挥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积极、好战、名誉心强，乃是引起事变扩大的直接原因”。该人更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再次擅作主张，发动了英帕尔战役：“只是一个作战军司令官，却无视作为上司的缅甸方面军（负责人），以及其上的南方军（负责人），还有参谋本部，独自推进作战设想。”当然，最终的结局是惨败。同样，在诺门坎战斗中，y政信等参谋以下犯上，独断专行，甚至擅自以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的名义发送电报。半藤对此的评论是：“他们应该立即被罢免，并从军队开除，那才是恰当的处理方式。⋯⋯遗憾的是，日本陆军当时已经堕落，无法做到令行禁止，纪律严明。” 就海军而言，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乃是海军军令部下级幕僚推动的结果。这直接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从而导致了日美两国走向摊牌。 （三）从执行的层面来说，或者说从战役的层面来说，半藤强调军队领导人的轻敌和傲慢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败。 半藤认为，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军队逐渐变得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从而为其后的挫败埋下了隐患。他说，日俄战争“被美化、被小说化，只留下隐瞒了真实情况的故事。”陆军大学、海军大学所讲授的内容都是如此，从而强化了日本民族“优秀、勇敢、善于作战”的观念。这种虚幻的自我认知逐渐固化，傲慢自大成为日军的一大痼疾，并在一些重大的战争和战役中产生了致命的后果。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他们看不起中国军队，所谓的“一击论”一时甚嚣尘上。 在诺门坎战役中，战役指挥官小松原师团长极其狂妄，其作战计划不是建立在准确掌握敌情之上的。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日军出动，苏蒙军队就会退却。半藤指出，小松原“只看到了革命后（指十月革命——笔者注）一个失误接着一个失误的苏联，从而难以磨灭地具有苏联不足惧的先入之见”。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取得了所谓的“赫赫战果”。日本海军洋洋得意，开始认为美军不堪一击。关于中途岛海战战败，半藤严厉指责航母舰队司令南云忠一，“慢腾腾地在一些无谓的通信应酬上浪费时间，下达对敌机动部队攻击的命令已经是凌晨5时55分。这将近一个半小时的延误，在与时间赛跑的空战中，不得不说是致命的”。他也赞成时任航母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的观点，即中途岛海战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傲慢。除此之外没有真正的败因”。 总体来看，半藤对于日本失败原因的各种分析十分庞杂，涉及方方面面。他的论述倾向于强调日本政府和军队没有展现出良好的素质，在决策、执行、组织纪律上有很多瑕疵。这样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思维惯性和价值取向。当然，他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维度的看法，譬如，“日本的失败在于不能理解其他民族自立的精神、民族主义。”遗憾的是，类似的看法是片段的、一闪而过的，缺乏相应的扎实论证和系统性的分析，因而在其思想意识中的地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二、半藤昭和史叙事受欢迎的原因 半藤所撰写的历史类作品为何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这是作为专业历史学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笔者以为，从大的方面来讲，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可读性强。 其一，半藤文字的表现力很强，生动而细致，这是诸多的历史研究论文所无法比拟的。一个一个场景生动的描述，人物对话的模拟再现，心理状态的分析刻画，都构成了其叙事的重要特点。如此一来，读者的现场感极强，不知不觉身临其境，追随作者进入设计好的叙事框架。有评论者注意到：“半藤氏文章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形容词尤其多。例如，他在评价陆军参谋的时候，就一口气列举了‘愚蠢、不负责任、无谋、自以为是、临时抱佛脚、只顾眼前不计长远、令人恐惧的恶魔、夜郎自大、得意忘形’这样一堆形容词。”显然，形容词使叙事的对象多彩多姿，能够活跃读者的神经末梢。半藤在写作中还较多地运用人物对话。应该说，历史学的传统之一，就是运用对话来展示所要表达的内容。《史记》用口语记载了很多人物的对话，十分生动，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半藤曾和他人合著过一本书《史记和日本人》，这说明，《史记》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遗憾的是，当今日本许多历史研究的成果，文字干巴，形式死板。笔者曾在《日本的近现代史研究：问题与挑战》一文中指出，日本的专业历史研究杂志和相关作品，由于专业性太强，叙述方式和风格脱离普通民众，所以影响力有很大的局限。历史学者永原庆二提出：“如果通过重要史实的发掘、收集，确保历史学的方法和理论，同时历史事实、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又前所未有的鲜明生动，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唤醒了人们内心文学的感动，这应该说是历史学家的胜利。”问题是，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半藤一利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叙述方式的成功：其主要手段，便是借助文学的方式来书写历史。 其二，半藤的历史叙事经常借助于合理的推理和想象。如此，他可以弥补史料的短缺和逻辑的中断，进一步完善了现场感。一般来说，这样的推理和想象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定原则的，也是需要一定素养的。作家坂口安吾指出：“对于史家来说，大量阅读史料也是重要的学问，但分析史实的侦探眼光和推理能力如果不正常的话，一切都是零。”对此，半藤一利深表赞同，并进一步发挥道，“为了正确认知历史，通过推理来弥补史料的不足，从而否定通说的‘史眼’十分必要。所谓史眼，就是正确、合理而缜密的推理”。他同时还强调，推理需要常识，不顾常识的推理是危险的：“非常识的东西，或者出乎意料的推理是不行的。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极其常识性的、合理的推理是最为重要的。”显然，这样的常识，需要不断地学习，也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半藤文章中的推理和想象能够“发人所未发”，带来新颖活泼的议论，这是其长处。 其三，半藤的历史叙事更多地关注细节。从其著作的题目，也能看出他的关注点在于具体的细节。譬如，《日本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天》就是聚焦于8月15日那一天的具体的历史；《原子弹落下的日子》聚焦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那一天的历史；《珍珠港的一天》聚焦日本偷袭珍珠港那一天的历史。而《诺门坎战役》则聚焦于一次具体的战役，《莱特湾海战》也是如此。还有以具体的人物为主题的，例如，《圣断——昭和天皇与铃木贯太郎》《安吾的太平洋战争》《山本五十六》等。即便是《昭和史》这样宏大的题目，其叙述的风格，也是将一个个具体的事实串联起来的。 吉田裕提出，历史文章需要留意“兼顾大的时代与国民个人战争体验的细节”，而战争亲历者的回忆等素材意义非凡，“如果体验可以被视为知识和思想的桥梁的话，体验者所具有的独特感觉和真实性可以融入知识和思想中。”半藤在历史题材的写作中，将回忆录、采访等素材的优势比较好地发挥了出来。可以说，他避免了宏大的议论，规律性的阐释，而专注于具体的真实性、鲜活性和生动性。同时，可以说，对细节的关注，也是对某些学者大而空的历史叙述的一种纠偏。 其次，半藤的历史叙事中有大量的感情流露。 半藤心目中理想的史学作品，是类似《古事记》那样的经典。他赞扬《古事记》作者“不只是喋喋不休地叙述历史事实，或者像诵念佛经那样干干巴巴地陈述历史事实，而是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全身心而且略带自负地述说历史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他在作品中更加看重的，不是论证或者推理出某个道理，而是抒发某种感情。应该指出，其风格很受司马辽太郎的影响，表现出“极端的好恶与愤怒的感情，也就是对于登场人物强烈的感情移入”；而对于读者来说，这样的作品“通俗易懂，而且十分有趣。好人坏人的区别十分清楚，读者读了之后便陶醉其中，仿佛自己成了主人公”。 半藤描述人物的感情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倾向。 其一，强调一些历史人物的悲剧性一面。 半藤对日本的普通士兵抱有同情，甚至不吝颂扬。其关于日本官兵“英勇奋战”的描写很多。 半藤将日军定位为“受害者”，并附和其他人的类似观点，声称“对顽强战斗的士兵们充满敬意，他们虽然身处奴隶一般的处境，却从军队强制的忠诚之外发现了战斗的意义。”半藤为士兵鸣冤叫屈，批评战后的一些战争文学“以战后思潮的视点片面地对过去的战争定罪”。他认为日军不应该是被谴责的对象，相反，“战场上的士兵中，也有忠实履行义务、在炮火中不失人性而默默殉国的勇士。或者说，士兵们各自孤立地按照自己的道义或美学勇敢地死去。他们的死不是没有任何意义”。半藤将士兵们的死亡定义为“殉国”，并且赋予其道德意义和美学色彩。即便对于臭名昭著的神风敢死队，半藤依然同意这样的主张：“我强烈诅咒战争。但是，我永远赞美特攻队。”可见，所谓“爱国”的情感对于半藤而言是根深蒂固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半藤和右翼的界限变得模糊。 同时，半藤有选择地对一些军队高层不吝同情和赞美。对于山本五十六，半藤基本上是以正面人物的形象进行叙述的。半藤将山本的一些观点，或一时的观点，进行了放大和美化。他坚持认为山本五十六反对日美战争：“山本的信念⋯⋯是避免对英美的战争。”但是，面对山本偷袭珍珠港这样铁一般的事实，半藤又悄悄偷换了概念，强调山本反对日美之间的长期战争：“山本的信念是不能被拖入长期持久战，因为国力的差距不允许。”在半藤的笔下，山本不是战争贩子，而是一心避免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即使避免不了，他也是为国家着想，通过速战速决和美国讲和：“山本不是为了胜利而战，而是为了结束战争而战。”他如此断章取义，感情的因素太多了，而冷静的分析和批评缺位了。 其二，半藤倾向于抒发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 尽管半藤主要是反思战争，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抒发“民族自豪感”。例如，半藤描述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日本军人乃至日本人的心情。他说，“一种情绪上的亢奋也伴随他们，因为这一举冲刷了白色人种所施加给黄色人种的劣等感”。同时，对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几乎是得意扬扬地写道：“⋯⋯战果赫赫⋯⋯总之，这是世界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大胜利”。即便是引发大失败的大胜利，对于半藤而言，也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半藤相信，在中途岛海战中，日本取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悔恨、惋惜之情溢于笔端：“如果日本舰队在中途岛海战中取胜的话⋯⋯实际上也有取胜的实力。南云忠一中将指挥的机动部队连战连胜，当时是太平洋的王者。”他描绘了一个美妙的场景，也就是日本联合舰队消灭美国机动部队，“广大的太平洋将成为日本的内海，其可以发动第二次珍珠港攻击，进一步攻占夏威夷，甚至有可能攻击美国本土的太平洋沿岸。”作者的潜台词似乎是，如此的话，美国真有可能抵挡不住，向日本乞降了！如此的描写和分析，传递了如下的信息：如果日军运气好一点，如果他们再小心谨慎一点，那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会完全不同。 总之，半藤的昭和史叙事，借助自己的文学功底，辅以各种推理想象，通过一些历史细节，抒发当今部分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情感诉求，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半藤的写作中，对民众苦难的渲染、对普通日本士兵、对一些军国主义分子——他所谓的“悲剧人物”的同情甚至赞美、对民族的自豪（即便是想象的、虚幻的）乃是其情感的主要诉求。 三、半藤昭和史叙事的错误和缺陷 半藤的历史作品吸引了日本国内大量的读者。不过，如果站在客观的角度，以及学术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其思想和观点存在很大局限性，有些还是很严重的错误。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半藤作品所描述的战争的残酷，主要是抒发受害者的哀怨和不满，但缺乏对加害者的批判和反思。 半藤对于战争残酷性的叙述，基本上关注的是日本人如何遭受苦难的，而关于日本军队对于其他国家所造成的苦难，则鲜有涉及，即便涉及了，也是蜻蜓点水，无关痛痒。譬如，关于南京大屠杀，半藤着墨更多的不是忏悔和反思，而是为日军暴行进行一些辩护。他对于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表示承认和道歉，这值得肯定。他说：“日军在南京的大量屠杀和各种不良行为是不可撼动的事实。作为一名日本人，我衷心向中国国民道歉。”可是，他费了更多的笔墨，对上述态度进行修饰甚至扭曲。首先，对于中国的相关主张，他一口否认，并断定：“中国说三十万人被杀，东京审判也认为如此，但这是不可能的。当时南京市民被疏散，总共也没有三十万人，军队也不应该有那么多人。”其次，他还委婉地暗示，日军在中国面临着艰苦的战斗环境，实施暴行有些迫不得已。他认为，中国人没有前线和后方的概念，从而造成了混乱。因此，日军分不清中国的士兵和平民，“越是难以区分敌人和民众，就越是不得不将全部民众作为对手。结果，有时候就犯下了掠夺、强奸、杀人等非人的行为。”按照这种逻辑，日本的暴行也是源于“中国人的过错“，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再次，半藤还强调，对于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不可一概而论。“进攻南京的时候，日军是从东、南和长江三个方向进行的。从南边攻进来的部队没有进行屠杀，他们遵守纪律，堂堂正正地进行战斗。”也就是说，只有部分日军进行了“屠杀”，因而不能笼统地说日军“屠杀”。从以上半藤的论述可以发现，作为一个接触了大量历史真实的作者，他还不至于胡说八道，一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是，其打着实证主义旗号提出的似是而非的辩词，则反映了其内心深处的肤浅、狡黠和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综观半藤的作品内容，可以发现，对于加害的问题，他或者回避，或者轻描淡写，或者寻找借口，从而与当今日本社会的右倾化潮流一致，这样不至于引发激烈的冲突，招来激烈的批判。有论者提出：“大概他对舆论非常敏感吧，于是从各方面搜集信息来把握大势的变化，见风使舵，说变就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半藤虽然总是强调实证主义的重要性，但其自觉不自觉地偏向了保守的意识形态论调。 同时，半藤在叙述日本民众特别是日本军人的苦难时，无视或者忽视了日本当时侵略他国的大背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对杜鲁门总统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提出质疑和批判，痛批“战争的狂热使人变得愚蠢和不负责任。”可是，如果无视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而单单以原子弹的残酷性来评判相关事件的话，欠缺应有的客观性。事实上，一个明显不过的逻辑是这样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了痛苦和灾难，这是因；日本民众也在战争中经历痛苦和灾难，这是果。半藤在进行论述的时候，显然忘记了一个前提——日本是一个侵略国。而在评判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时，如果忘记了这样的前提，就会背离历史的真相。 第二，半藤对日本失败原因的探讨，虽然不乏可取之处，但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没有把握历史的趋势。 半藤对日本失败原因的一些分析确实令人深思。但是，综合来看，其分析和总结流于碎片化，流于强调偶然性的、表面的、不涉及本质的因素。从他的一些结论不难推论：日本的失败也是具有某种偶然性、或然性的东西，而如果日军小心谨慎、正确认识对手的实力，予以认真对待的话，就可以避免失败，甚至可以取得胜利。在这里，半藤缺乏的是“将历史中的个别现象作为历史的、社会的构造的一环，并随时间的变化来把握其总体趋势”的能力，认识不到“所谓的历史认识，并非单纯的个别事实，而是历史学家依据一定的历史评价，选择取舍个别事实，并进行负责任的解释的结果”。日本的失败是有其必然性的，这里仅参照半藤论及的两个方面来进行说明。 半藤认为，日本领导人昧于世界形势，不能正视现实，乃是日本失败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这是一个现象。很早之前，日本进步的历史学家，就深入探究了日本领导人不能正确认识国际形势的原因，从而发现了更为本质的因素。安部博纯认为，日本“法西斯基于新的世界观而欲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其国际认识并非仅仅是客观认识当时的国际形势，而是通过独有的世界观这个有色眼镜来认识国际形势。通过有色眼镜而认识到的世界，并非客观的存在，不过是被个人主观愿望、期待所歪曲的虚像。”也就是说，日本领导人的世界观才是其无法正确认识世界的根本原因。可见，日本外交的窘境和其领导人侵略扩张的野心息息相关，是其系统性地走上法西斯道路的一个必然后果。 半藤将日本领导人选择对美开战的原因归结于赌博心理、不负责任等，但这是肤浅的。实际上，日本法西斯蓄谋已久，一直准备对美开战。美国很早就是日本的假想敌。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文O内阁成立。其基本方针包括：为建立包括东南亚的英、法、荷、葡殖民地在内的“东亚新秩序”而“采取积极行动”；以坚强的决心，排除美国（对上述方针）的实力干涉等。历史学家井上清说：“这为后来的‘大东亚战争’铺设了轨道，而且，万事都要顺着这一轨道进行了。”当然，面对强大的美国，日本法西斯不是没有表现出犹豫，但已经骑虎难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因为其一，日本不愿意让步，这是由日本法西斯的贪婪本性决定的。学者藤原彰指出，“日本之所以向美国发起无谋而不合理的挑战，乃是因为不愿意从中国撤兵，即不愿意承认自己在日中战争中的失败。”其二，日本法西斯自己煽动的形势已经无可转圜，如果“承认日中战争的失败，就会引起国民的不信任和不满，就会带来内乱和革命。⋯⋯害怕战败，害怕革命，明知是危险的赌博但依然下了开战的决心”。其三，德国法西斯闪电战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日本。其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意图挣脱灭亡的命运。“1940年5月德国在西欧作战的成功引发世界性的变动。日本追随德国，使南进政策付诸实施，意欲打破日中战争的僵局。”然而，这样的举措，反而使日本陷入更大的僵局之中。总之，偶然性因素不能从根本上说明日本失败的原因。 日本失败之必然性的论调近些年不受欢迎，受到冷落。对于一些日本人来说，这样的思考太辛苦，这样的观点过于残酷。一部历史，自始至终被涂上灰暗的色调，难免会令人感到压抑，感到悲观，甚至绝望。应该说，这大概是日本社会、日本学术界的一种深层次心理状态吧。半藤的一些论调，反其道而行之，只是麻醉了读者，并没有为日本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第三，半藤不能正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存在糊涂认识，蕴含着危险性。 前文提到，半藤写作有两个主题，其一是日本遭受的苦难，其二是日本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在反思日本侵略战争的问题上，有三个关键词，这就是苦难、失败和罪恶。前两方面在半藤的作品中表现得比较充分，但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却难觅其踪，或者被刻意掩饰。 即便稍有涉及的，半藤也淡化了其犯罪的色彩。关于南京大屠杀，前文已经有所议论，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其关于BC级战犯的论点。半藤虽然承认这些战犯从事了虐杀俘虏、屠杀平民的事实，但企图从两个方面改变人们对这些战犯的固有认识。其一，他指出，大多数战犯是好人，但在特殊的环境下做了坏事。“在众多BC级审判中的事件，都是在故国被家人爱戴、被友人仰慕的平凡、善良的人所实施的‘犯罪’。”其二，他强调，“应该正视日本与盟军战争犯罪的类似性，认识到战争犯罪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特殊性质所产生的，而是人类普遍的一个负面。”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就是为BC级战犯翻案。 从半藤的写作中，不难看出这样的倾向：对日本军国主义并不完全否定，在有的情况下甚至还是肯定的。一般而言，他倾向成王败寇式的论断：对于日本获胜的战争，基本上持肯定的立场，如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等；对于日本落败的战争，基本上持否定的立场，例如太平洋战争。在落败的战争中，他也有两种态度：对于反对战争（即便是在某一时间持反对意见）的人，表示同情和赞扬，认为他们代表了日本的良知，代表了正确的一方；而对于制定或推动相关政策的人，则进行批判和谴责，认为他们愚蠢、自私，没有理智。当然，即便对于批判和谴责的对象，他似乎也坚守着某种界限。例如，关于日本决策者，他愿意讨论决策的对与错，但否定他们有道德问题。他说，日本人没有希特勒那样的邪恶，“三宅坂（战前日本参谋本部所在地——笔者注）上的秀才参谋们（不过是）把日本帝国看作皇国，坚信其神秘性以及肩负的使命，以此来看，不妨可以说他们是善良的”。似乎可以说，即便是面对着那场“愚蠢的、悲惨”的战争，半藤依然在意日本的“脸面”，不愿意撕下其最后的遮羞布。这是他讨巧的地方，也是他与日本一些势力达成的某种默契，从而迎合了右倾思潮泛滥的社会环境。但是，这种论调，却充满了危险性，因为这样往往背离历史的真实，滑向对军国主义的粉饰。 四、半藤昭和史叙事的积极因素 半藤的历史认识或者说思想主张，大致可以界定为中间派，因为他大体走在既非右翼又非左翼的道路上。试举几个主要的例证加以说明。其一，关于二战前日本失败的原因。日本左翼知识分子进行深入的全面思考，认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邪恶、贪婪、残暴导致了日本的战败；中间派的认识是，国家领导人的过失、预见错误和判断失误造成了日本的失败，主要归咎于能力不足；而右翼则认为“日本努力了，但可惜失败了”，将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外部的因素。其二，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性质。半藤倾向于将太平洋战争规定为“拘泥于非合理的设想、没有胜算的战争，也是以最拙劣的手法来进行的一场战争”，同时，反对左、右翼的如下两种观点：“一种思想是将太平洋战争视为对亚洲的侵略战争，与此截然相反，另一种思想则视之为圣战——解放战争，即打倒亚洲欧美列强的殖民统治。”其三，关于甲级战犯，半藤认为，他们不是“战犯”，也不是“殉难者”，而是“战争责任者：仅此而已，不能再高，也不能再低”。其四，关于东京审判。半藤说过，那“当然是一场骗局”。不过，在另外的地方，他也说“以（东京审判）不够完美为依据，甚至将显而易见的事实，视为‘东京裁判史观’而全盘否定，则是错误的”。对于审判的影响，他一方面有所否定，“看一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战争，就不得不对战犯审判做出否定的评价，东京审判、BC级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的论点就可能占据了上风”；另一方面，却也有所肯定，指出“如果看一看国际社会全体的动向，战犯审判就绝不是以复仇而告终，其理念的种子虽然缓慢但确实地成长起来，并结出了果实”。 因此，半藤关于昭和史的思想和看法，就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可以概括的，而是表现出了突出的矛盾和复杂性。一方面，其言论主张表现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某种同情、肯定甚至赞美，具有误导性，从而使其对侵略战争的反思水准降低了一个层次；但另一方面，他与日本右翼有所不同，其相关论述中有一些观点值得思考，其中合理的、积极的因素也不能忽视。大致说来，在以下三个方面，半藤在日本舆论场上发挥了值得肯定的作用。 其一，他对右翼的批判，有的时候十分尖锐，有助于弱化右翼思想的影响力。 半藤有民族主义的乡愁，但还是和右翼的狂热有着明显的不同。 他反对右翼的盲目自大，空谈“爱国”。事实上，半藤在分析问题的时候，都是从合理主义的角度，来考察日本何以失败。他认为太平洋战争之所以被称为“无谋的战争”，就在于所谓的“精神主义”罔顾日美之间显而易见的实力差距。鉴于此，他对于日本的大国主义志向，十分警惕。他批评日本的历史教育压根儿就没有讲授“日本的大国主义无视自身的国力是何等错误，膨胀主义是何等误国”，所以“奇奇怪怪的历史观就获得了不断侵蚀社会的余地”。他甚至断言，“没有谁像顽固的爱国者那样更多地祸害国家、毁灭国家”。而他对日本的定位，是比较客观的。他说：“这样一个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借款超过一千兆日元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大国的。这就是现实。” 他也反对右翼的非实证主义的胡言乱语。他讽刺这些人：“一旦发现符合自己信奉的历史观的‘事实’，就不辨真伪，视为至宝。”例如，有一两个外国人在书中说炸死张作霖是共产国际的阴谋，他们就立即以此为论据，得出“所以日本没错”的结论。 2015年是日本战败七十周年。半藤一利在一个共同声明上签名，要求日本首相明确地承认日本发动的战争为“违法的侵略战争”。这表现了一个历史工作者所应该有的态度。 其二，半藤主张以史为鉴，对日本政府的一些不当行为表示怀疑和反对。 半藤对于安倍晋三的许多做法提出批评。2017年，安倍晋三以所谓的“国难”为借口，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对此，半藤表示了不满。他批评说：“安倍声称这次解散是‘突破国难的解散’，一味地煽动危机感，使人感到强烈的时空错位。”他以日中战争时期为例，指出日本强横霸道，不认真对话协商，最终使战争不断扩大，而使自己陷于泥潭之中。半藤还批评日本政府对于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对于他的夸耀实力、胁迫他国，不敢稍有微词。他讥讽安倍“只是贴近特朗普总统。这使人联想到，日本与希特勒的德国缔结三国同盟，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导致了失败”。 半藤也反对日本政府出台的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2013年，日本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2015年，又通过了《安全保障法制》。半藤将这些法案定位为“准备战争”政策。关于前者，他将其与战前臭名昭著的《治安维持法》相提并论。他说，“从研究历史中得出的经验是：发动战争的国家必定镇压反战人士。原来利用治安维持法，现在则以共谋罪取而代之。但二者在侵犯内心自由这点上极其相似”。这样的认识，从历史反思现实，点明了安倍相关政策的潜在危险性。 其三，半藤拥护和平宪法。 半藤拥护现行宪法，反对日本政界修宪。关于宪法的性质，他并不认同所谓“强加的宪法”的观点。他指出，“战后新选举法增加了妇女参政权。其选出的议员经过彻底讨论，在GHQ方案之上，加入了日本人的意见和感情，最后定案为宪法。如果这是强加的话，现在集团自卫权的法案更是强加的了。”这样的说法，符合历史事实。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乃是半藤关于宪法认识的根据。关于天皇的条款，他反对一些令人不安的改变。一些修宪论者提出要在宪法中写入“天皇乃日本国的元首”，半藤就此指出，“不能忘记天皇拥有政治权力和军事统帅权，却突入无谋的战争、招致毁灭性失败的经历。”关于安全保障，半藤一利强调非武力手段的重要性，因为战前的经验证明武力是靠不住的。他认识到日本海岸线很长，还有许多核电站，因而“仅仅依靠武力是守也守不住的，而以贸易和外交为中心才好”。半藤一利高度评价日本宪法第九条，他说“日本宪法第九条的主旨就是放弃以武力作为外交手段，亦即不依靠武力，而是以各种协商的手段来追求和平”。2017年5月6日，半藤一利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说：“人们只说‘依靠军队的安全’，但‘摆脱军队的安全’的视角也是必要的”。这表明，他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有着比较独到的见解，并非人云亦云。 半藤对战争的危险性保持着警惕。他提醒年轻人，如果日本拥有真正的军队，甚至像有些人所说的拥有核武器，那么，日本就得大量增加税收，也可能实行征兵制。他还认为，如果日本有了真正的军队，可能面临着和战前一样的困境，即：“（军队）可以发动政变，因此其在国内的发言力和影响力会不断增大。”他也就日本的现状提出警告：“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狂热——我称之为‘集团催眠’，使战争不可避免。在网络时代如果发生了同样的集团催眠，就有可能再次迎来惨痛的悲剧。”这样的言论值得日本各界人士深入思考。 大体而言，半藤是站在学术客观性的立场上，同时站在汲取历史教训的角度上，对右翼进行批判，从而与右翼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不仅如此，半藤还积极发声，介入国家政治，呼吁日本政府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战前失败的覆辙。这说明，作为中间派，仅仅从日本自身所经历的苦难和失败中，或者说仅仅从受害者的历史认知中，依然可以汲取一些对日本社会有益的东西。而做到这一步的前提，就是对历史事实——即便是自己不喜欢的事实，有起码的尊重和敬畏。 结 语 半藤的中间派观点体现出两个方面的倾向。一方面，其强调实证主义，主张观点要建立在一定的历史资料基础上。但半藤所依据的资料主体是个人体验、感性认识，以日本国内的口述史料为主，代表了部分日本人的感情和主张。不难发现，这些资料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偏颇性，并不能完整地呈现日本侵略战争的全貌。另一方面，其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果深入其作品的深层，字里行间贯穿始终的价值观乃是日本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当然也包括民族的颜面，而超越其上的价值体系要么不存在，要么非常淡漠。如此，就可能忽视甚至践踏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 半藤的中间派观点有其社会基础。他写作的原材料大部分来源于旧军人，他们“留下了无数的记录和证词，尤其是下层士兵的记录和证词，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关于战争和战场的实态”。这些人铭记着战争的残酷，也以各自的角度反思着日本的所作所为，并“深知帝国陆海军是怎样非人的、不合理的组织，是何等深深分裂、分断的组织即成员之间缺乏一体感的组织”。因此，大部分旧军人是主张和平的，其作为日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战后日本“虽然有自卫队这样的军事组织，但能够维持军事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士兵的军队观和战争观浸透到整个社会”。也就是说，虽然旧军人的军队观、战争观各种各样，有的甚至是极端错误的，但总体上看，“他们没有成为过激的民族主义的温床”。半藤在大量的采访中，聆听、分享甚至是接受了旧军人的情感、立场，通过某种形式的再创作，将之以文章、书籍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可以说，半藤的作品大致反映了旧军人的观点和立场。这样的历史认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并没有市场。半藤曾经提到，自己仅仅有兴趣研究战争，就被视为“右翼”。不过，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社会的整体右倾化十分明显：“日本社会完全走向‘向右转’的方向，这样的政治倾向更加露骨。”在这种情况下，就整个社会的状况而言，半藤的思想和主张就大致处于中间的位置。另一方面，战后很长时间“左右翼常常产生冲突，中间的人则根本不关心、不参与、不发表。结果历史问题总表现为左右对立，主流的中间群体没有声音”。这些中间群体，其主张和诉求在新的形势下有所彰显。他们既不喜欢右翼，也不认同左翼，而半藤等人就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半藤的写作反映了或者说迎合了中间派的情感和情绪。 以半藤为代表的中间派的历史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日本社会的复杂性，以及探讨历史问题的艰难。其所选择的中间道路，避免了右翼那样的激进、歇斯底里，以及无所不在的谬误和邪恶。同时，中间派也无法做到如左翼那样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其放弃了左翼历史学者的道德高度和理论深度，放弃了对日本自身的罪责追究和灵魂拷问，在某种程度上随波逐流，从而助长了各种各样错误历史观的泛滥。中间派只是适应了社会的某些情绪，却无法也不愿意引领社会的向上和升华。右翼史观之所以猖獗，中间派的暧昧态度、软弱无力也难辞其咎。 （注释略） （张跃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