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发：《江海学刊》2018年第4期） 【提要】 相关历史文本的考察显示，黑格尔与兰克在历史认识论领域曾发生过激烈的思想交锋。黑格尔代表着从理论或概念出发研究与书写历史的哲学学派，而兰克则代表着从史料或史实出发研究与书写历史的历史主义学派，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对立，各自都在坚持理论或史实在历史研究与书写中的主导权。但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两人也都有不自觉地走向自我原则的反面的表现。总起来看，就理论与史实的关系而言，从理论出发来研究历史，既不可避免，也是值得提倡的。关键在于不能将理论强加于历史事实，而是必须赋予后者对前者的最终检验者的角色。 【关键词】 黑格尔 兰克 历史认识论 理论与史实 一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是19世纪德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大师，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则是同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史学巨匠。就历史研究方法论而言，前者代表着从理论或概念出发研究历史的哲学学派（或称“史观派”），后者则代表着从史实或史料出发的实证主义或历史主义学派（或称“史料派”）。这两个学派之间的争论，从19世纪延续到20世纪，从德国传播到世界各国，在不同的文化、政治、社会条件下以各种方式不断地重演，至今难分伯仲。但鲜为人知的是，两大学派之间的较量不仅是抽象原则的众多追随者之间的争议，就是黑格尔与兰克本人之间也曾经有过一段尖锐的思想交锋。两人所发表的观点具有经典意义，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过时，值得我们仔细回味。 黑格尔与兰克虽然早已成为著名学派与思潮的代表符号，但他们不是虚无缥缈的“思想幽灵”，而是具体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人生轨迹有所交集，尽管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这种交集是如何发生的？ 黑格尔比兰克年长25岁，完全可以算是兰克的父辈。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兰克还没有出生，而黑格尔已经是19岁的热血青年了，他欢呼这场大革命是“壮丽的日出”（ein herrlicher Sonnenaufgang），是新时代的到来。1806年10月，拿破仑军队与普鲁士军队鏖战于耶拿与奥尔斯泰德战役，生活在离战场近30公里的维厄、年仅11岁的兰克曾在家乡眺望远方的战火硝烟。而时任耶拿大学教授的黑格尔则在街头亲眼看到了骑在高头大马上进驻耶拿的拿破仑（称他为“马背上的世界灵魂”，Weltseele auf Pferde）。1818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的兰克受聘于偏僻的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一所中学，在那里担任历史教师。同年，已经名满德意志学术界的黑格尔由海德堡大学北上，应聘于柏林大学，继任费希特的哲学讲席。1824年，中学老师兰克出版了处女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及其附本《近代史家批判》，在学术界声名鹊起，于次年被聘为柏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由此，兰克与黑格尔工作在同一所大学，从1825年4月到1831年11月黑格尔去世，两人“同事”的时间有6年多。但两人的学术与社会地位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如日中天的哲学大师、1829-30年的大学校长，一个还是地位卑微且不稳定的副教授。 虽然年龄与进入学术界的时间相差整整一代，黑格尔与兰克涉足历史领域的时间却是很相近的。如前所述，兰克是1818年开始担任中学历史教师的。而黑格尔明确涉及历史的论述，即其“世界历史哲学”的思想最早出现在1817年出版的《哲学全书纲要》，并在1821年的《法哲学纲要》中得到了拓展。自1822-1823年冬季学期起（具体时间是10月31日），黑格尔开始在柏林大学讲授“世界历史哲学”的课程，以后每隔一年重讲一次，到1831年初共讲了5次。因此，黑格尔与兰克开始涉足历史领域的时间大致都在1817/18年左右,而两人的历史著述都是在1820年代开始闻名于学术界，他们的史学理念也是从此发生冲突。 本文试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讲义入手，分析他与兰克在历史认识论上的分歧与争辩。因此对该讲义文本的考察十分重要。这里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黑格尔自1822年10月底起在柏林大学讲授的是“世界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或“哲学的世界历史”（philosophische Weltgeschichte），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或 Geschichtsphilosophie）。长期以来，尤其在国内学术界，人们把黑格尔在历史领域的著述称之为“历史哲学”。例如，王造时的相关译著就以“历史哲学”为名。2015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了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的中译本，给人黑格尔在历史领域有两部著作（一部为《历史哲学》，一部为《世界史哲学》）的模糊印象。这种模糊印象在德国学术界也因不同名称著作的流行而存在着。但是比较一下这些带有不同名称的著作，就会发现，它们的主题与内容都是相同的，都是“世界历史哲学”。尤其在著作开头，黑格尔都是开门见山地指出，他讲的课程的内容是“世界历史哲学”。也就是说，黑格尔从来就没有讲过一门名称为“历史哲学”的课程，而只讲过“世界历史哲学”这门课。 “历史哲学”的名称是在黑格尔身后才出现的。黑格尔于1831年11月去世后，其生前的学生（以“友人”的名义）整理出版其全集，其中包括还未成书的约10门课程的内容。在编辑出版其关于世界历史哲学的讲义时，可能是为了与其他学科（如自然哲学、宗教哲学等）的讲义整齐划一，黑格尔学生爱德华·冈斯（Eduard Gans,或译“干斯”、“甘斯”）就于1837年以“历史哲学”的名称首次出版了“世界历史哲学”的讲义卷（作为第9卷）。1840年黑格尔的儿子卡尔（Karl Hegel）也以“历史哲学”的名称修订与再版了此书。该版本及其书名也被弗里茨·布伦斯泰德（Fritz Brunstäd）1907年的再版本所沿袭。 直到1917年，格奥格·拉松（Georg Lasson）才正式以“世界历史哲学讲义”的书名出版了该讲义。1955年，约翰内斯·霍夫麦斯特（Johannes Hoffmeister）又修订与再版了拉松版的《世界历史哲学讲义》。但此后仍然存在着《历史哲学讲义》与《世界历史哲学讲义》两个不同版本并行的状况。例如，自1969起，苏尔康普（Suhrkamp）出版社在再版黑格尔全集时，仍然使用“历史哲学”的名称出版了其世界历史哲学讲义。而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在整理出版黑格尔全集（即所谓的“科学院版”）时，则直接使用“世界历史哲学讲义”的原名，并且把黑格尔本人的备课手稿与学生课堂笔记分别出版在手稿与笔记两个大类里。另外，承担“科学院版”黑格尔全集出版业务的德国麦内尔出版社又于1996年自行组织出版了黑格尔的讲义系列，而关于世界历史哲学的讲义也使用了其原名。 德国出版界在出版黑格尔历史著作方面的复杂情况也影响到了中国学界对黑格尔著作的翻译与介绍。如1936年王造时的《历史哲学》中译本是以英国学者约翰·西贝利（John Sibree）1857年的英译本为依据，而后者又是以卡尔·黑格尔1840年的版本为基础的。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 1822-1823》则是以麦内尔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版本为基础的。也就是说，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讲义，在1837、1840年被以《历史哲学》的名称在德国整理出版后，首先是通过英译本于1936年由王造时译介给中国学术界的。而以“世界历史哲学”命名的版本则到2015年才正式出现在中国学术界。不过，就内容而言，我们还很难说，《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的版本比《历史哲学》的版本更好。因为旧版本的《历史哲学》整合了1822—1831年黑格尔五次讲课的备课手稿与学生笔记，其内容是比较完备的，尽管其中手稿、笔记与出版者润笔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清楚。而《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则只是黑格尔第一次授课时三位学生的笔记，不包括黑格尔本人的手稿以及后几次授课中讲述的新内容。到目前为止，1996年以前的，具体地说是1917年拉松版，尤其是1955年霍夫麦斯特版的《世界历史哲学讲义》还没有受到国内学术界的足够关注。除了其他变动以外，拉松版与霍夫麦斯特版都将黑格尔本人的手稿与学生笔记通过不同的字体区别开来，手稿部分在拉松版中为大字号，在霍夫麦斯特版中为斜体，但霍夫麦斯特版还为黑格尔手稿标出了具体的年代。而就在更为仔细的霍夫麦斯特版本中，我们可以发现黑格尔与兰克之间思想交锋的蛛丝马迹。 二 现在我们试以霍夫麦斯特的版本为依据，来分析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讲义”的内容及其与兰克的关系。在讲授其“世界历史哲学”核心内容之前，黑格尔首先以“历史书写的种类”为标题，对西方史学史上各种不同历史书写方法进行了评论，然后又在“世界历史哲学”的导论部分的开头详细阐述与论证了他自己的所谓“哲学的”历史研究与书写方法。 黑格尔主要区分三种历史研究与书写法：原始的、反思的与哲学的历史研究与书写。所谓“原始的历史写作”，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当代史”。其特征在于历史书写者的境界与他所书写的对象是属于同一个时代，历史书写者只是把他看到与听到的人物与事件转述为文字。而在所谓的“反思的历史写作”中，历史书写的对象已经超过了历史书写者所在的时代，他必须回望远离本时代的过去。反思的历史书写又分四种：1、通史写作，即关于一个民族的或全世界的全部历史的汇编式的写作。2、实用性的历史书写，即对历史事实联系现实进行反思的写作，目的是以史为鉴。黑格尔认为这种历史书写是徒劳的，因为各个时代的情况差异太大，人们永远不会从历史中学到什么。3、批判性的历史书写。这种历史书写的主要内容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对以往历史写作的批评。4、局部史或专门史的写作，主要指带有普遍性视角的艺术史、法律史与宗教史。 在介绍前两种历史书写形式的过程中，黑格尔已经对它们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诸多批判。 在讲到反思的历史写作的第一类，即概述或汇编式的通史历史写作时，黑格尔批评这种历史书写法或多或少地放弃了历史现实的个体化叙述，代之以抽象的概括，使历史叙述变得枯燥无味，缺乏鲜活性。而作为这种概括性的历史写作的反面，黑格尔提到了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他们力图生动而如实地叙述所有细节，不是通过自己的加工再现旧时代，而是通过细心的、对历史细节的“忠实”呈现而提供历史时代的一幅图像。“他们到处收集它们。这些丰富多彩的细节、细小的利益、士兵的行动、私人物件，它们对政治利益没有影响，——不能认识整体、一个普遍的目的。” 在霍夫麦斯特的版本中，在“他们到处收集它们”句子之后的括弧里写着“Ranke”的名字，并附以注释g。在该注释里，霍夫麦斯特指出，这是黑格尔著作中唯一提到兰克姓名的地方，并认为，拉松在其1920年的第二版中，把黑格尔手稿中的Ranke 误读为 Ränken（阴谋）。 霍夫麦斯特版在手稿开头有两个日期：[Begonnen] 31.X.1822; [wiederholt] 30.X.1828。这表明该手稿内容是在1822年10月31日开讲，并于1828年10月30日重讲。 笔者认为，既然霍夫麦斯特确定黑格尔在该手稿内容中提到了兰克的名字，那么手稿的相关内容就不可能是1822-1823年冬季学期的，而只能是1828-1829年冬季学期的备课手稿，因为兰克最早的两本著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近代史家批判》是在1824年出版的。黑格尔在1822-1823年之交不可能得知兰克的姓名，即便得知也没有理由把他当作某种历史研究与书写方法的代表人物。而到1828年底，兰克已经因前两本书在柏林大学被聘任为历史学副教授，在学术圈内小有名气，又在1827年出版了《16与17世纪南欧的君主与民族》，黑格尔对兰克的著作应该有所听闻或涉猎。 但黑格尔对兰克所代表的历史学家显然并不欣赏，正如前文所述，黑格尔认为他们呈现的都是一堆各色各样的细节，细小的利益、行为、个人事件，这些细节对政治利益没有影响，不能使人认识到整体以及普遍性目标。用今天的话来说，黑格尔把兰克看成是一个“碎片化”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 黑格尔对兰克本人整体上也不看好，认为兰克“不行”（Nein, mit dem Ranke ist es nichts ），是一个“平庸的历史学家”（ein gewöhnlicher Historiker）。 依据恩斯特·西蒙（Ernst Simon）的研究，黑格尔对兰克的这一负面评价是在有人建议让兰克参与其主编的《柏林学术批判年鉴》（Berliner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的相关工作时作出的。西蒙于192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兰克与黑格尔》不仅对黑格尔与兰克的学术理念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而且详细描述了1820-1830年代柏林大学的学术生态。在当时的柏林大学，存在着以黑格尔为首的哲学学派与以神学家施莱叶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罗马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为首的历史学派的尖锐对立。兰克虽然属于历史学派，但因资历浅，并不处于两派斗争的第一线。因此，黑格尔对兰克的负面评价应该更多的是依据对其学术著作的印象而作出的。 仔细阅读一下兰克1824年出版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的前言，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黑格尔对兰克的反感。虽然是年仅29岁的中学历史老师，兰克在其前言里阐述的观点与立场，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篇后来被称之为“历史主义学派”的学术宣言。与以后的各种繁琐的诠释不同，在这里，“历史主义”是可以在字面上得到理解的。“历史主义”就是一种别无他顾，只追求历史本来面目的研究态度。兰克首先解释了他为什么选择“罗曼与日耳曼”的概念，而没有使用“普遍的基督教世界”（eine allgemeine Christenheit）、“欧洲统一体”(Einheit Europa’s)以及“拉丁基督教世界”（lateinische Christenheit）这三种含义相近的概念中的一个：因为这些概念都不适合他的研究对象。“普遍的基督教世界”必须包括亚美尼亚人；“欧洲统一体”牵涉到土耳其与俄罗斯，要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历史就必须涉及全亚洲的历史；“拉丁基督教世界”又包括斯拉夫、拉脱维亚、马札尔部落，它们有着该书不涉及的独特性。因此，兰克决定只选择讲述部落起源上接近的民族（stammverwandte Nationen）的历史，即起源于纯日耳曼或日耳曼——罗曼部落的民族的历史。他同时认为，这些民族的历史是近代历史的核心。另外，兰克强调，他提供的只是“一些历史，而不是那个历史”（nur Geschichten, nicht die Geschichte）。可见，兰克对概念是十分挑剔的，他不愿意使用过于笼统、庞大，超越史实范围的大概念，也谦逊地说自己只是提供了部分历史，不是历史的主体。但他也不经意地透露出认为罗曼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是近代史核心的观点。其次，兰克在前言中表达的，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对历史书写的道德评判与教育功能的拒绝：以往人们赋予了历史学评判过去、为了未来教育同代人的职责，但他的这次尝试不敢承担如此崇高的责任，它只想显示历史的本来面目（er will blos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其三，兰克交代了该书研究的资料基础：首先是那个历史时代的回忆录、日记、信件、使馆报告以及见证人的原始叙述，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些“到处收集起来的细节”。然后是引自上述原始材料或因某一独特的认识可以被视为同等可信的材料。该书的每一页都要展示所引用的材料。并且，如前所述，兰克同时出版了一本名为《近代史家批判》的附本，对前人在本领域的成果作出了细致的评价，尤其是对圭恰尔迪尼文学创作式的历史写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四，与这种对演义式的历史写作的批判相一致，兰克也拒绝读者对史学著作的文学艺术性的期待：“对事实的严谨的叙述，不管它有多么局限与丑陋，无疑是最高的准则”。他也拒绝在开篇概述欧洲各民族的总况，而只是在每个民族、国家、个人真正介入历史进程时才详细论述到它们。总之，兰克的写史原则是只求真，不求全，不求美，只追求他所呈现的历史是真实的，哪怕它只是片段、局部。兰克知道他这种做法的缺陷，估计人们可能会认为他的叙述太“生硬、不连贯、无色彩、令人疲倦”。但他坚信自己的路子是正确的，并为失败做好了心理准备。 兰克在当时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是其史学理念代表着当时德国兴起中的历史主义思潮，代表着历史学对启蒙哲学的进步理念的质疑与抵抗。而黑格尔在其世界历史哲学讲义的导论中对西方史学史上常见的历史研究书写方法进行的系统批判，目的就在于论证其“哲学的历史研究与书写”（philosophische Geschichte）的合理性。对于历史学家直接或间接表达的对历史学的特殊性与独立性的坚持以及对哲学家“侵犯”历史学的质疑，黑格尔显然是十分恼怒的，其导论也可以说是对这种质疑的总清算。在黑格尔的论述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位哲学大师的敏锐与犀利，但也可以看他的霸气以及学理上的窘迫。他首先要面对的质疑是，哲学家把“先验的”、非历史的概念带入了历史研究。对此质疑，黑格尔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只是霸气十足地认为，哲学带入历史学的唯一思想，是理性的思想，即关于理性主导着世界，也主导着世界历史的进程的思想。这一思想是观察历史的先提条件，但不是哲学的先提条件，哲学不需要它，因为它已经被思辨哲学所证明了。对于听课的学生，他可以说进行了一种“信仰的胁迫”，先是要求他们对理性抱有信仰，但又觉得这是不妥的，与学术规范相违背的，就说他的关于理性主导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思想，不是他从外部带来的理念，而是他研究世界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只不过为了方便学生的理解作为概论先放在前面讲了。最后他又退缩到（一般无人质疑的）对上帝的信仰的保护壳里，认为，既然上帝的意志可以显现在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里，那么它也应该出现在世界历史之中。理性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哲学虽然不依靠宗教信仰的真理，但也没有必要回避它。既然人们在宗教上信仰上帝，也就应该在知识领域相信上帝无所不在的威力。黑格尔甚至认为，其世界历史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论证一个万能且公正的上帝的存在（Theodizee），坚定人们关于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有意义的、善良压过邪恶的过程的信念。 在黑格尔的这些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与兰克的思想交锋，乃至语句上的“接茬”。如前所述，兰克曾表示，他的著作只是试图显示历史的本来面目（er will blos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而黑格尔则在其世界历史哲学的导论里这样叙述时人关于历史学与哲学的对立的印象：哲学家是带着哲学的思想来研究历史，把它当做材料，不是把它按原样处理（lassen sie nicht, wie es ist），而是按照思想来组织它，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先验地构建它。历史学只是去理解现在与过去所存在的事件与行动（Die Geschichte hat nur das rein aufzufassen, was ist, was gewesen ist, die Begebenheiten und Taten），而且越是贴近事实，就越真实，那么哲学的任务与这种研究法之间就存在着矛盾，而这一矛盾以及从中产生的对思辨的指责应该在这里得到解释，并被驳斥。在布伦斯泰德1907年的，也就是卡尔·黑格尔1840年版本中，黑格尔的相关语句与兰克的说法更为相近。 黑格尔与兰克关于历史学任务的语句上的相似性，是否是笔者的过度解读呢？应该不是，因为恩斯特·西蒙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但他认为，这是偶然的，黑格尔的这些话在1822年第一次讲课时就说了，是在兰克处女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出版之前，因此不可能是受了兰克的影响，而兰克也不是受了黑格尔的影响才那么说的。西蒙的依据是拉松1920年版的黑格尔手稿内容。而该版本并没有标出该手稿的年份，我们在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中也看不到类似的话。但我们可以在霍夫麦斯特1955年版本及其重印本中看到，黑格尔的语句Die Geschichte hat nur das rein aufzufassen, was ist, was gewesen ist, die Begebenheiten und Taten是出于1830年的手稿，而此时兰克的处女作早已出版。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肯定黑格尔的相关语句是受了兰克的影响，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在强调自己关于理性主导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观点不是先验的，而是研究世界历史后得出的结论之后，黑格尔又作了战略收缩，说出了又一句与兰克名言相似的话：“而历史，我们必须如实地接受它，必须历史地、依据史实来开展研究”（Die Geschichte aber haben wir zu nehmen, wie sie ist; wir haben historisch, empirisch zu verfahren.）。然后他反戈一击，开始攻击德国历史学家。他呼吁学生们不要受专业历史学家的蒙蔽，因为他们，尤其是那些权威的德国历史学家自己还在做着他们指责哲学家的事情，即在历史中进行先验的捏造（apriorische Erdichtungen）。他指出了罗马史方面的不实传说，矛头直指当时的罗马史权威尼布尔。对于兰克，黑格尔也有进一步的间接的批判。可以说，其犀利程度不亚于后现代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黑格尔认为，像“如实”、“理解”这些概念也存在着许多猫腻。哪怕一个“平庸的历史学家”（ein gewöhnlicher und mittelmässiger Historiker）也会说，他只是在接受历史，只是投入到客观的历史之中，但他的思想也不是被动的，他也是带着他的范畴来观察历史的，并透过它们来观察所存在的历史事实的。 黑格尔主张明确地把世界历史当作上帝意志实现的过程、上帝的杰作进行阐述与肯定，并且将其发展阶段具体落实到各民族的历史之上。对于那些声称信仰上帝及其无所不在的作用力，但不愿意以一种具体的历史理论来论证上帝的作用的历史学家，黑格尔揭示了他们内心深处可能存在的私念：他们拒绝以明确的历史理论来论证上帝的存在，目的无非是给自己主观的历史解释留下更大的空间，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黑格尔这样说，无疑是把对上帝的信仰与他个人的世界历史哲学捆绑在一起。但无论如何，兰克确实反对“历史哲学”及其进步史观，不管是否带有宗教的外衣。早在1830年代，兰克就对此发表了个人的意见。他认为，历史哲学是一种“不成熟的哲学”，其关于人类历史是逐步实现自我完美的进步史观是不可信的。首先，哲学家们对此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其次，这种进步史观只是以几个民族的历史为基础，其他民族的历史则被视为不存在或是无关紧要的附属品。但只要关注一下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梗概，就可以发现，它们自始至终一直处于极其不同的状态之中。世界历史的书写，不能依靠这种历史哲学，而是要依靠专注于个体，但同时注意普遍性问题的专业历史研究。 在上述对进步史观的批判中，兰克还是以费希特的理性概念为例的，没有点到黑格尔的大名。到1854年，在其给巴伐利亚国王所作的关于近代史的演讲中，兰克对进步史学以及黑格尔的“主导精神”（leitender Geist）则有了更为明确与深刻的批判。其思路的清晰与思想的深刻程度足以给兰克带来一位理论家的声誉。首先，他质疑其“进步”概念。他认为，如果说整个人类是从一个原始状态向一个积极的目标发展的话，那么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想象这一过程：要么，有一个普遍的主导意志在推进人类从一个点向另一个点发展；要么，在人类中有着一种精神特征，它带着必然性将事物推向一个确定的目标。兰克认为，这两种观点在哲学上站不住脚，在历史上也得不到证实。因为，在哲学上，它在第一种情况下等于取消了人的自由，把人当成了无意志的工具，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人要么是上帝，要么什么都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观点也得不到证实。虽然兰克认为，日耳曼民族那里有着持续的精神上的发展，但在其他民族那里就很难说了。他以亚洲为例（实指中国），认为在古代，亚洲的文化很繁荣，但在蒙古人入侵后，亚洲的文化“就完全灭绝了”。另外，他还举例欧洲艺术史：15至16世纪上半叶是欧洲的艺术最为繁华的时期，但在17世纪末与18世纪的前四分之三世纪，欧洲的艺术最为没落，因此就单个领域而言，也不存在一个持续几百年的发展与进步时期。兰克认为，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某种持续向前的内在运动。这种内在运动是一种宏大的具体的精神趋势，在它占主导地位时，别的趋势就退居后位，它的出现又会引发另一种主导趋势。但兰克反对关于人类一代接一代向前发展的进步史观，认为这等于就把最后一代视为最佳，把中间世代只是视为下一代的阶梯，它们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兰克坚持认为，每个时代都是直达上帝的，其价值不在于它的结果是什么，而是其存在本身。在上帝面前，人类的所有世代都是平等的，而历史学家也必须这么看。 就黑格尔所谓的历史上的 “主导观念”（leitende Idee），兰克也提出了异议。如果兰克不是还在强调上帝的观念的话，我们可以说，他的批判已经达到了唯物主义的边缘。他认为，按照黑格尔学派的观点，只有观念才拥有独立的生命，所有人都只是成了被赋予精神的影子。那种认为世界精神几乎可以通过欺骗而创造事物，利用人们的激情以实现其目的的观点，其基础是一种使得上帝与人类毫无尊严的想象。它最终也只能导致泛神论。在那种想象中，人类犹如一个形成中的上帝，他通过一个其本质中拥有的精神的过程，产生了自我。兰克最多同意将所谓的“主导观念”称为“主导趋势”(leitende Tendenzen)。但他认为，这些趋势只能被描写，而不能彻底地总结于一个概念。人类历史就是多种趋势的综合体。“从上帝观念的角度出发，我只能这样想象，人类包含着无限的发展的多样性，它们逐步地并且按照我们还不认识的规律显现出来，比我们的想象更神秘、更伟大”。 显然，与黑格尔不同，兰克虽也认为，历史是上帝的杰作，但上帝的意志隐藏在历史的表象后面，只是偶然露面，历史学家不可预先知晓与指定，只能在与历史材料接触的时刻发现上帝的足迹，揣摩上帝的意志。就文学、历史与哲学三大近邻学科的关系而言，兰克作为现代历史学的代表，十分坚决地与文学以及哲学“分了家”，为历史学独立了门户，将文学与哲学（但不是宗教）驱逐出了历史学，尽管他本身的历史写作还存在不可摆脱的“隐文学”或“隐哲学”元素。当然，黑格尔可以恶意地说，这只不过是把对上帝的诠释权留给历史学家自己，是虚荣与专横的表现。 三 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是一种用宏观的历史理论解释世界历史进程的空前尝试。但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历史理论是以哲学的真理（理性主导着世界）为后盾的，而哲学的真理又是以宗教的真理（上帝的意志主导着世界）为后盾的。这一点恰恰在黑格尔进行自我辩护时暴露无遗。一种其可信度必须由哲学的真理以及宗教的信仰来支撑的历史理论，总归不是一种接地气的历史理论。这不仅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是行不通的，即便在信仰上帝的兰克看来也是不可信的。而兰克与黑格尔在历史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不是宗教信仰上的分歧，而是学理上的宏观理论与具体史实之间的矛盾的体现。在兰克看来，黑格尔的进步史观是千疮百孔、不堪一击的，随意就可以举出几个击垮其理论大厦的历史反例。上帝的意志虽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可以作为世界历史的最终解释钥匙，但不可明确为一种研究前就形成，然后在研究中强加给历史事实的宏观理论。应该说，不预先提出宏观理论，这在研究与书写策略上也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可以避免理论与史实无法融合之尴尬。不过，历史学者其间可能存在的，以上帝的名义任意解释历史事实的私念，并没有逃过黑格尔的法眼。 如果真如黑格尔有时说的那样，其世界历史哲学不是先验的，而是其对世界历史进程进行具体研究所作出的结论，只不过是出于教学的目的先交代给学生，那么像兰克那样不事先亮出宏观结论的历史学家的行为就不一定是对上帝虔诚的表现，反而有些学术懦弱的嫌疑了。因为，不管历史学者是否可以使用先验的理论来研究历史事实，在成书后把结论放在书前事先告知读者总是可以做到的。但作为一部《世界历史》的作者，纯粹在具体的史实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宏观的结论，又是何等的艰难。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其实是一种宏观理论与具体史实的混合体，但其结合是不成功的。黑格尔1822年开讲世界历史哲学时，还谈不上对世界历史的具体研究，却抱着“理性主导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坚定信念，企图以此融会贯通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但在涉及具体的各民族的文化与历史时，黑格尔又十分重视他能得到的历史资料与细节。如果只是看其关于具体历史事实的描述，我们也可以把他视为尊重史实的历史主义者。问题在于，其宏观理论与具体史实之间结合不是有机的，在具有内在逻辑的宏观理论与基本尊重材料的史实陈述之间，只存在着一条脆弱的纽带。 恩斯特·西蒙有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论断：黑格尔思想虽然有许多空想成分，但他仍然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中与材料以及事实接触最密切（der stoffreichste und empirischste）的哲学家，而兰克则是德国客观主义历史学家中最执着地寻找他的那些事实似乎在暗示的思想的一个。黑格尔与兰克在历史认识论上的分歧，集中代表了人类在理论与史实关系问题上必然存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存在于每一位学者的内心。哪怕是一位某一极端立场的坚持者，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只要其理性思维还没有完全泯灭，另一极端思路的成分又会不自觉地显现出来。黑格尔是如此，兰克也是如此。在黑格尔那里，是对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具体研究与阐述，扰乱了其世界历史哲学的预设思路。在兰克那里，当他不顾耄耋高龄投入多卷本的《世界史》写作的时候，他也不得不与黑格尔一样，以一种宏观的历史哲学来规划与论证自己的世界史写作。兰克心目中的世界历史是一部人类各民族的交往与关联的历史，但因知识结构的局限与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这部《世界史》呈现的只是与欧洲以外的世界（主要是中东地区）沾点边的世界历史。早已闻名于世的古代中华文明被视作停滞不前、与其他文明无重要交往而被完全忽视。因此，兰克的世界史写作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一样，也存在着“理论先行”所带来的缺陷。 那么理论与史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应该说，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历史，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行的。说不可避免，是因为人们总是试图利用已经获得的知识来理解未知的事物，以免一无所依或一切都从头做起，产生重复劳动。而这种已经获得的、被认为大致适合下一个认识对象的知识，就可以被视为理论。这种理论的来源与种类又不能过于局限化，即便是宗教、哲学、乃至数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都应该有入选历史研究方法的资格。因为一方面，所有现象本质上是属于同一个世界，历史领域的问题也是其他学科研究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就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即便一个平庸的、宣称只接受与投入历史事实的历史学家也会带着自己的范畴去观察与研究历史。理论的使用，不管表明或不表明，都在进行着，因此最好在阳光下公开进行。但关键在于，理论的使用不应该是以理论强制史实，而应该是一个以历史事实检验理论的过程。各种理论都应该有被检验的资格，但最终的“否决权”（das Vetorecht）应该掌握在史实手中。研究的过程应该是否定错误理论，完善有缺陷的理论，形成更符合历史事实的新理论的过程，当然也是正确的理论得到论证的过程，因此它可以坦然接受史实的检验。如此，理论与史实可以各得其所，发挥各自应有的功能，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学派与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之间的对立也可以得到化解。 （注释略） （景德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