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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日本民俗学学科发展脉络中，“20世纪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及其研究为起点的。有关20世纪日本民俗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之学术动向的探讨，也是为了进一步探寻迈向“21世纪民俗学”的术语。以往的民俗学将研究对象仅限于“民俗”，而将“人”看做“民俗”的载体或“信息来源”。为了摆脱这样的对“人”的观点，新一代日本民俗学者在以往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面向“人”的民俗学，从而使民俗学成为关注“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及生活经验的学问。民俗学研究不该只将“民俗”局限于与传统、传承息息相关的民俗事象，而是应该通过“民俗”探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之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以理解普通人“当下的日常”为目的的面向“人”的民俗学，实则是“回归”民俗学学科本质属性的一种尝试。 关键词：“20世纪民俗学”；“21世纪民俗学”；“人”的再认识；日常生活 作者简介：中村贵(1979-)，男，日本福冈人，文学博士、国际文化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讲师，日本关西学院大学世界民俗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上海，200241)。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口述史视野下的现代在沪日本人生活史研究(1978-2020)”(项目批准号：2018ECNU-HLYT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为“当下之学”的现代民俗学如何面对当今社会?如何了解当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些问题与当今社会的剧变有着密切关系。城镇化导致乡村社会的民俗文化逐渐消失，商业化与市场化也使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变成消费社会，互联网等的高度信息化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并且，随着当代社会的巨变，传承母体(即传统村落)逐渐解体，甚至传统文化也逐步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进到“后传承时代”，只依靠以往的研究范式，难以把握当代社会背景下的民众生活。 面对学科转型，日本民俗学出现了从民俗到日常生活的转向、公共民俗学及vernacular概念的应用等新方向。除此之外，日本新一代民俗学者提倡面向“人”的民俗学。这是不仅涉及研究对象的转向，更涉及研究范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与以往日本民俗学的学术脉络密切相关。它与日本“20世纪民俗学”的成立、发展与演变，及对“20世纪民俗学”的继承、批评与超越有关。日本民俗学从“民俗”到“人”的研究转向，对于相似处境下的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本文试图对这一日本民俗学发展的新动向做整体的阐明。 一、如何超越“20世纪民俗学”? 关于日本民俗学的学术发展脉络，福田亚细男提出“20世纪民俗学”。简而言之，它是“在20世纪由柳田国男等人发起的理解日本的土著文化及其复兴运动，以及对这种理解和复兴加以学术化的运动。”它不仅是20世纪日本民俗学的发展脉络之一，更是探讨继承19世纪民俗学及迈向“21世纪民俗学”的重要概念。 “20世纪民俗学”是从柳田国男及其研究为起点，在20世纪之间日本民俗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的学术动向。实际上，日本民俗学在20世纪的学术脉络，难以用“20世纪民俗学”概括这个世纪的民俗学研究，可以划分几个时间段讲述日本民俗学的研究倾向。那么，福田为何提倡“20世纪民俗学”呢?这是与1990年代日本民俗学遇到的学科危机有着密切相关。这个学科危机的主要原因是90年代日本民俗学界都市民俗学、环境民俗学、佛教与民俗学、民俗主义的引进、吸收社会史的研究、柳田国男论(有关“柳田民俗学”的研究与讨论)、都市传说等各个学派林立，研究内容异彩纷呈，却仍然没有形成关于“21世纪民俗学”学科与理论体系的共识。因此，山折哲雄指出，日本民俗学已处于消失边缘。面对学科消失的危机，日本民俗学该走上哪一条路?继承“20世纪民俗学”?超越“20世纪民俗学”?还是放弃“20世纪民俗学”而创立新的学科?可以说，“20世纪民俗学”是20世纪日本民俗学的学术发展脉络之一，同时也是为了探讨迈向“21世纪民俗学”的术语。 如果柳田国男及其弟子是日本民俗学的第一代，那么以历史民俗学为主的学院派是第二代。“20世纪民俗学”主要是由第一代与第二代学者构成、共同推进发展的学术动向。“21世纪民俗学”是通过第二代学者和新一代民俗学者之间的“对话”展开，当下仍处于构建中的学术倾向。2010年7月31日，在现代民俗学会第六回研究会上，民俗学者们以《(讨论)超越福田亚细男———我们能否从“20世纪民俗学”实现飞跃?》为题目进行了讨论。会议主题是“20世纪民俗学”是什么?其可能性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今后是否还可能对其加以继承?与其诀别是否可能?成为了迈向“21世纪民俗学”的重要学术话题。这次会议主要是以“20世纪民俗学”的代表人物福田亚细男与新一代民俗学者的菅丰、塚原伸治等之间的讨论形式展开的。首先，菅丰对日本民俗学的现状表示担忧，即“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必须去根本性地改变这个一直以之为立脚点，以之为依赖的学术体系的目的和方法、对象。”虽然目前已经进入学科的转型时期，“在从事民俗学的学人之间，对于‘超越’这样的目的、意识和觉悟，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而且，我们只不过是惰性地继承了‘20世纪民俗学’罢了。”到了21世纪，日本民俗学界仍然依靠“20世纪民俗学”的学术脉络，尚未超越“20世纪民俗学”，更不用说创新学科体系。 在新一代学者和福田亚细男间的“对话”中，他们提出了民俗学的定义过于狭窄、传承母体论的局限性、《民俗调查手册》及其问题、缺乏国际视野等观点。这些问题使得新一代学者不断地反思“20世纪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同时也促进创始“21世纪民俗学”的重要动力。实际上，这两代学者之间对“民俗学危机”具有共同认识，也认为需要超越“20世纪民俗学”并改善学科体系。然而，关于“21世纪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及目的，第二代学者和新一代学者的观点截然不同。福田亚细男认为如果民俗学放弃追寻民俗事象的历史变迁的研究方法，就不算是民俗学。与此相反，新一代学者认为历史民俗学只是民俗学的一部分，可以把海外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及跨学科的理论等纳入到民俗学研究里，从而试图实现“多视角的民俗学”。 具体而言，村落研究的新课题(如关注在村落中存在的现代性生活和世界性广度)、从“个人”出发把握民俗(下一节详述)、吸收外国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民俗主义、公共民俗学等)。除此之外，还有回到“柳田民俗学”的民俗学研究(通过民俗事象阐明“眼前的生活疑问”“当下的日常”)、记忆理论的应用等。 总之，以上两代民俗学者之间的“对话”是超越“20世纪民俗学”、迈向“21世纪民俗学”的讨论，也是现代日本民俗学界对学科创新、研究范式及方法的变化所作的回应。尽管这次“对话”没有讨论出结果，然而菅丰强调说作为“普通的学问”的民俗学，“应该是国际化、理论化、先锐化、学际化的，能够实现将不同领域的视角、方法等吸收进来的。”通过吸引海外民俗学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学者之间不断地探讨学科问题，这样才能够实现“多视角的民俗学”，也能够创立“21世纪民俗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