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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向“人”及其日常生活的研究 在本书的另一内容是个案研究，每位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与观点来探讨民俗学研究中的“人”的问题。谷口阳子在《村落研究再考———对抗同质化的个人生活史》中讨论村落研究对“人”的认识。山村调查(1934年-36年)与渔村调查(1937年-39年)是以往日本民俗学研究进行的大规模村落调查。其目的是通过村落调查搜集日本各地的大量民俗资料，进行整理与类型化，从而阐明民俗事象的变迁过程。在以往村落研究中的“人”是村落社会和家庭的一员，也是以社会性别、年龄、职业、阶级、阶层类型化的“个人”。可以说，以往民俗学的村落研究主要整体把握村落社会组织与结构，没有从微观的视角关注作为生活者的“人”。 谷口在日本山口县某个渔村进行了调查，其目的是该渔村60岁到80岁女性的工作情况。通过调查，除了了解到她们的工作情况，还发现了她们的两种叙述。一是关于该渔村的典型叙述，二是自我叙述。具体而言，她们讲述1950年代至60年代渔业繁荣、生活富足、互帮互助(与当时的衰落状况恰恰相反)等有关渔村的集体记忆，同时通过讲述自己的生活，呈现出与她人不同的人生、无法替代的自我。谷口认为村落是较为复杂的社会共同体，在该渔村也存在外地人—当地人、渔业—非渔业、工作年龄与养老金金额、居住区、当地方言的掌握程度等社会群体和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y)。她们作为该渔村的村民，共享对渔村的集体记忆，同时在复杂的村落社会关系中，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这就叫对抗同质化的个人生活史。可见，关注村落社会的“个人”叙述，阐明村落社会的复杂性的社会网络，并给村落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民俗学如何看待人权问题?柏木亨介在《从民俗学看人权———有关村八分的解释》中以“村八分”为例探讨社会秩序及其规范问题。“村八分”是指从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开始，日本农村对严重违反村规、严重损害集体利益的村民所实施的，集体与其绝交的一种惩罚方式。 以往民俗学将“村八分”看做故事、传说中出现的民俗资料。可是“村八分”在当今日本社会中仍然存在，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构成侵犯名誉权、恐吓罪等犯罪事实。柏木首先认为以往民俗学主要关注传承民俗的载体(传承主体)，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当今社会生活的“人”。其次，通过分析作为侵犯人权的“村八分”，阐明当今日本社会或村落的社会秩序与个人尊严之间的关系。他以“村八分”为例，指出民俗学研究要改变对“人”的认识与态度，重新认识当今社会中的社会规范与人际关系等问题。 松田睦彦在《关于移动的日常性的视角———以“动态”的视角来看人》中提到从移动、动态的视角来探讨“人”及其日常生活。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因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农村人口移到城市。对农政官僚出身的柳田国男而言，人的移动或人的动态性是一直关心的问题。如在他的《都市与农村》、山村调查与渔村调查中，也关注村民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移动问题。 然而，进入“后柳田时代”，学者们开始关注特定地域的民众与民俗事象。关注特定的土地、历史、集团及约束力的传承母体论，正如体现他们的研究倾向。于是，在民俗学研究中，关注对象由动态的“人”转变为静态的“人”，或可以说是被民俗学者固定化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民俗学研究中流动人口逐渐变成边缘群体，并非构成主要研究对象。因此，松田指出要反思只关注定居于固定地方的“人”的观点，还需要着重于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 他以岛民的外出打工为例，分析了“人”与生计、家属关系及“场域”间的关系。岛屿离不开陆地，岛民的生活也离不开外部社会。就是说，他们的生活由岛屿与外部社会的关系来构成，因而两者之间一定存在“人”的流动。他通过关注外出工作的石匠，试图了解移动给他们带来的意义、产生怎样的(生活)观念。结果发现，他们虽然因外地工作的时间较长，呆在岛屿的时间较少，但是外出打工的人们给予岛屿的经济、生活及规范带来不少影响。其次，由于时代状况、经济、出生地与工作点的关系等复杂原因，他们在外地的生活往往与外地之间的关系破坏，有的离开工作地点去别的地方，也有的回到岛屿等。可见，他们过着一种流动性的生活。通过这样的分析，也许可以摆脱以往民俗学的“特定地方的人”等“静态”的人的观点，从而将目光投向“人”的动态性、“人”的流动性生活等方面。 在民俗学研究中，虽然曾有不少女性研究(如海女、小贩及家庭主妇等)，但是加贺谷真梨在《性别视角的民俗志———再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认为以往研究中的“女性”是过于表象化的，这种表象化导致男女形象的固化，从而构成脱离社会的刻板形象。为了摆脱以往研究关于“女性”的观点及还原“人”与社会间的关系，她提倡了“性别视角的民俗志”，从性别的角度来了解在社会语境下受到规训的“人”。具体而言，以冲绳某岛的老年福利院为个案，加贺谷主要关注老年人、福利院员工、老年人的家属(均为女性)等三种群体，在她们的个人实践与价值判断中，性规范与家规范如何起作用。该岛的大多数女性在外面干活，并通过农产品维持该岛内外的人际网络。可以说，女性对该岛的社会网络的建构与维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同年龄、身份及立场的女性群体带着不同的规范与价值观进入老年福利院，于是这里成为了某岛人际网络的缩影，也成了维持某岛共同性的重要场所。 例如，对于老年人而言，福利院的服务是一个新的生活规范。老年人重视每个家庭的延续性，因注重家庭，注重祖先祭祀而往往不会选择去福利院。福利院员工(以岛民女性为主)对某岛的未来有危机感，她们希望通过作为岛屿根据地的福利院，重组岛屿的社会网络。此外，老年人的家属如果在家有需要护理的老年人，按照家庭的规范，家人(女性)要负责护理，所以利用护理服务比较少。总之，通过分析岛屿福利院发现，三种群体分别按照各自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参与到该福利院中。可见，在“女性”刻板印象的背后存在着不同的女性群体，她们各有不同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这样的研究也促使民俗学摆脱以往有关“女性”“社会”的刻板形象。 如上所述，本章所提到的对“人”的再认识与个案研究，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从日本民俗学学科发展脉络中，新一代民俗学者在吸收以往日本民俗学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反思以往民俗学研究的“只见俗不见人”，并且试图超越以往研究的结果。村落问题、人权问题、流动人口、性别视角等话题都与当今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对于作为“当下之学”的民俗学而言，这些研究给予提供新的视角，在研究领域上开拓新的空间。 结语 日本民俗学经历过“20世纪民俗学”的创建与发展、对“20世纪民俗学”的反思与批评、对“20世纪民俗学”的再反思等发展阶段。面向“人”及其日常生活的民俗学也是在日本民俗学学科发展中产生的新动向。为了摆脱只关注“传承母体”的集体性事象，新一代日本民俗学者提出需要关注“人”的主观性经验、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等，并且试图通过口述访谈来了解“人”的日常生活。面对“人”及其日常生活，应该通过什么视角、路径进行研究?其研究视角、方法等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今后仍需进一步探讨。 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岩本通弥约20年前提出的这一命题，事实上意味着反思“民俗”虽然与传统、传承有着紧密联系，但却疏离了“当下”的研究现状，同时要返回通过“民俗”探讨“当下的日常”的最具有“柳田民俗学”的研究范式。近年来，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从“古俗”“残留物”转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文化。关于这个转向，虽然各有分歧，但是(不管中国还是日本)已经是学界公认的“常识”。 笔者认为民俗学研究不该将“民俗”仅限于与传统、传承息息相关的民俗事象上，而是应该通过“民俗”探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之网”。在当今社会语境中，以理解普通人“当下的日常”为目的的面向“人”的民俗学，实则是“回归”民俗学学科本质属性的一种尝试。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