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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 【提要】素有“日本的东印度公司”之称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组织并推动日本史学界对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大规模的地理和历史调查，试图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提供学理依据。1908年，“满铁”成立“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简称“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以白鸟库吉为首的日本东洋史学者，在大规模调研的基础上出版了系列调查报告和研究专著，建构起一整套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东洋史理论体系和叙事方法。其中的“满鲜史观”强调满洲和朝鲜的“不可分性”，试图从史学角度证明“满鲜一体”，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提供“合法”的历史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对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大陆的侵略扩张过程，与日本史学界加深研究“满鲜史”的活动同步进行。 【关键词】“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 白鸟库吉 东京文献学派 “满鲜史观” 1908年1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京支社设立了“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调查员由白鸟库吉等近代东洋史学者组成，先后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著作。这些著作主要强调朝鲜和满洲地区的“不可分性”，试图从历史上证明“满鲜一体”，反映的史观是为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提供学理依据的“满鲜史观”。 在学术上，对满铁“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期间的研究成果，展开批判性研究的是东洋学派的第二代学者旗田巍。旗田巍在1964年发表的论文《“满鲜史”的虚像—日本的东洋史家的朝鲜观》中，将白鸟库吉、池田宏等人的“满鲜史”研究的基本视角概括为将朝鲜的历史与满洲的历史相融合，归纳成“满鲜史”。从总体上说，战后日本东洋学派的成员大多致力于拓宽东洋学的研究范围，加深对亚洲各国历史的研究，却鲜有对“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期间的“满鲜史”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学的深入研究和评判。进入2000年后，针对满铁“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期间的“满鲜史”研究，日本学界零星出现了批判性观点。泷泽规起认为，“满鲜史”研究试图向大众普及“满洲”和朝鲜这两个地域的“不可分割性”来达到使日本侵略大陆正当化的目的。井上直树认为，“满鲜史”研究是为了对所谓“满鲜一体”进行历史性解释而提出来的。这些观点指出了“满鲜史”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对其具体的学术视角和观点、分析史料的方法等问题进行细致分析。 国内学界关于满铁“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文静的《“满洲历史地理”的学术特征及观点倾向》，重点分析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发表的《满洲历史地理》，指出这本著作的特征是突出历史上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对抗性关系，研究重心聚焦于塞外少数民族政权，历史上中国王朝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是暂时的，各民族争雄才是常态。武向平的《满铁对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及实质》，认为名为 “调查研究”，实为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图谋“满洲经营”。郑毅、李少鹏的《近代日本知识人的满蒙史观研究—以稻叶岩吉的“东亚史观”为中心》，分析了稻叶岩吉的“满蒙不可分论”，认为在军国主义的狂热时代之中，稻叶岩吉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人为国家政治服务的一个代表人物。赵薇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与白鸟库吉东洋史学研究》 ，指出虽然“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但它的成立对白鸟库吉学术体系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依托作用，奠定了白鸟库吉在学术界的地位，也推动了东洋史学的发展。 从上述的学术史回顾中，可以大概了解到无论是日本史学界，还是国内史学界，大都对于满铁“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贯穿的“满鲜史观”进行了批判，但对于满铁先后出版的《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著作的编纂框架、学术视角和分析史料的方法等问题都没有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 近几十年，随着边疆史和地域史研究受到追捧，满铁留下的庞大资料再度受到重视。有些学者在使用这些资料的过程中，由于不加分辨地引用了这些著作中的观点，使得二战前日本东洋史学者们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殖民史观”得以借尸还魂。正如日本学者上原淳道在《东洋史学的反省》中所指：“时至今日，清算日本历史学的残渣，即‘去除殖民化’，依然是研究东北亚历史的学者们的重要课题。” 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对满铁出版的《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三部著作的文本分析，对贯穿在这些著作中的“殖民主义史观”即“满鲜史观”进行具体剖析。 一、满铁“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与“东京文献学派”的渊源 （一）满铁“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设立 “满铁”的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俄战争后，中国东北被日本占领，原来由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转让给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为管理铁道，1906年6月7日，日本以天皇的名义发布第142号敕令，公布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之要件》，11月26日在东京正式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资本金2亿日元，首任总裁为后藤新平。1907年，会社总部从东京迁往大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被称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即以公司的名义实行殖民经略。因此“满铁”也被称为“殖民会社”。除了拥有铁路之外，“满铁”还在铁路两侧拥有16.7米至3000米不等的附属地，附属地总面积达482.9平方公里。 1906年就任“满铁”初代总裁的后藤新平，因喜好编制规模宏大的殖民开发和都市营建计划而素有“大风吕敷”（意为“大包裹”）之诨名，更重要的是，后藤新平早在担任日殖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时，就曾召集很多学者，投入大量经费专门调查台湾的“旧有之习”，在法律制度、风土人情、语言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学术调查。后藤新平上任后设立的“满洲历史地理调查课”就是源于其殖民统治台湾期间的经验，是他“文装的武备”这一政治理念的实际运用。后藤主张殖民活动必须遵循“生物学原则”：依据被殖民地区的自然人文特点制定开发计划。后藤新平与白鸟库吉的想法不谋而合。后藤旋即在1908年1月，在“满铁”东京支社成立“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白鸟及其门下弟子津田左右吉、箭内亘、松井等、池内宏、和田清以及内藤湖南得意门生稻叶岩吉等东洋史学者，悉数进入调查部任研究员，分别负责“满州历史地理”和“朝鲜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所谓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事业”正式启动。稍后，白鸟的学生和田清（1890—1963）也加入了这一调查和研究工作，负责“满州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可以说，“东京文献学派”的雏形由此形成。 所谓的“东洋史”，实际上是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亚史，其后逐渐扩大到塞外史、中亚史和中西交涉史乃至亚洲史的全部，同时几乎囊括了除哲学之外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诸种文化层面。“东洋史”概念问世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开战不久，表明这一概念的出笼实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有着直接关系，表现在昔日被中国人视为“小东洋”的日本居然有实力敢与“大中华帝国”兵戎相见了。日本近代“东洋史”新概念诞生之初的“东洋”实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即停滞、落后、野蛮的象征符号。 在确立东洋史学地位的过程中，白鸟库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白鸟库吉把中国研究扩大到周边国家，立志“振兴我国之东洋学，使之达到甚至超过世界水准”。他在回顾自己东洋史研究的初衷时，就直言“为了不输给欧美学者，我们建立了规模很大的东洋历史学会，与实业家、政治家携手，提倡研究东洋根本的必要性。欧美人在东洋研究方面，特别是对中国、蒙古、中亚等的研究，确实取得了非常权威的成就，然而，在满洲和朝鲜研究上，尚未有开拓之处。因此，我们日本人必须要在欧洲人没有进入的满洲、朝鲜的历史地理方面，取得自己的成果”。 白鸟库吉的研究特色概括来说就是采用了西方近代方法。以往的日本学者多半深受国学者和汉学家的影响。白鸟库吉却运用了西洋近代的文献批判和实证考证等“科学方法”，从全新的视角对旧问题做出新阐释。他博采地理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知识，通过考证地名、年代，研究战争史、政治史等，阐释了满蒙的历史、地理、人种、民族、语言、风俗、思想、文化等各种重大问题。这种以西洋之法治东洋之史，在东洋史领域引进西方的近代化、实证化、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白鸟库吉可以算是日本第一人。 一些中外学者认为“白鸟库吉开创东洋史学”，同时“将战前的东洋史研究等同于白鸟的研究生涯”。早在1906年筹备组建“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简称调查部）之时，白鸟库吉等人就曾旅行朝鲜、中国各地，实地踏查史地资料。调查部成立后，背靠“满铁”这课大树，白鸟等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进行过多次大规模实地勘察，取得了许多重大发现，如1909年，在白城（今阿城）发现了上京府碑，从而明确了当时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金国古都问题。白鸟库吉等人的调查也包括搜集各种文字资料，仅1906年“满洲朝鲜之行”和1908年“朝鲜之行”带回各类图文资料就达5000余册。凭借这些资料，调查部先后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2卷）、《满洲大地图》、《朝鲜历史地理》（2卷）等一系列历史地理著作。上述资料收集工作不仅为“满铁”的殖民开发提供了基础情报，也为日后白鸟库吉等人的东洋史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为“东京文献学派”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1919年“满铁”出版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中对成立“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目的进行了以下说明：“横跨满洲、朝鲜的历史及古代地理属于历史上最不明确的部分，不免在学术上留下重大空白。满铁认为此方面调查与公司诸事业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为了奖励学术研究的趣旨，1908年在东京之社设置‘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任命精通历史的白鸟（库吉）博士，指挥数名的学士及其他人进行调研……1914年因其他事由一时终止本调查”。 从以上满铁社史的记载可得知，由于“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基础研究学术性过强，多为地理历史方面的成果，认为对当时“满铁”从事的经济殖民活动帮助不大，经济效益不明显，这违背以营利为目的“满铁”宗旨，为此，1915年1月，“满铁”以调查部无经济效益为由予以撤废。但是，白鸟库吉领导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和研究工作并未因此终止，在“满铁”的资金赞助下，这些调查和研究活动转移到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内继续展开。 （二）“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对东京文献学派形成、确立中的影响 “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尽管在“满铁”只存在七年，也没有达到最终的研究目的，但是它对东京文献学派的东洋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对于白鸟库吉为首的东京文献学派的东洋史研究起到了依托、促进、推动的作用，奠定了东洋史在日本学术界的地位。“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成立，给东京文献学派的东洋史研究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让东洋史学在官方支持下受到足够的重视，并逐渐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第二，“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东京文献学派研究团队的形成，为东洋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人力基础。在“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从事研究的学者，后来都成为东洋史学界的重要学者。第三，在“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期间获取的资料为东京文献学派的后期研究提供了支撑。东京文献学派的东洋史学研究是建立在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基础之上，包括朝鲜史、满洲史、中国史等古籍和资料。第四，“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对东京文献学派的重考证与实证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对于“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收集到的丰富资料，白鸟库吉始终努力寻找各种史料中的“纰漏”，由此开辟了日本近代的疑古思潮。我们可以看到，在此基础上，东京文献学派的主要观点包括：首先，突出历史上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对抗、敌对关系，甚者将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定位为“敌国”；其次，研究重心聚焦于塞外少数民族政权，突出少数民族政权在强盛时期与中原王朝的军事较量；最后，认为历史上中原王朝对“满洲”地区的控制是暂时的，各民族争雄才是常态。 东京文献学派在“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被撤销后陆续出版《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的同时，参与研究报告的学者们都出版了大量的“满鲜史”书籍，推广和普及了东京文献学派的学术观点。如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松井等的《东洋史讲座》第4卷（《清初至现代》）、《东洋史讲座》第8卷（《满洲民族盛衰时代》）、《东洋史讲座》第9卷（《新支那时代》）、《东洋史精粹》、等。这样，在日本史学界，东京文献学派以“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期间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和初步成果为基础，构筑了包括“满鲜史”、蒙古史乃至中亚史的完整研究体系，奠定了日本东洋史学的研究基础。 二、《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的编纂内容与“满鲜史观” （一）《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的编纂框架 “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在七年时间里，经过系统的梳理和考据，于1913年9月至12月相继出版《满洲历史地理》（2卷）和《朝鲜历史地理》（2卷）等。这两部著作从原始民族出现于“满洲”和朝鲜半岛开始，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高句丽政权的地理位置、领土构成、疆域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梳理。 白鸟库吉在 《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的绪言中，阐述了其“满洲史”的研究计划“由于古代之事迹，史籍甚为贫乏，不便展开研究，故欲先阐明材料比较丰富之近代，后言及古代，此为适当之顺序。据此方针，关于满洲，第一期之研究事项定于辽代以后。由稻叶岩吉负责明清时代，箭内亘负责元明时代，松井等负责辽金时代，收录于本书第二卷。及至完成上述研究，进入第二期，由松井等承担隋唐时代、箭内亘承担南北朝时代及汉魏时代之一部分、稻叶岩吉承担汉代之一部分，以此移至古代之研究，其成果收录于本书第一卷。”1913年，《满洲历史地理》和《朝鲜历史地理》出版时，后藤新平特地将书赠送给天皇和皇室成员，并以此标榜“我们的拓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样历史调查的稳固的基础之上”。 表1《满洲历史地理》第一·二卷 目录
表2《朝鲜历史地理》第一·二卷 目录
“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撤销后，东京文献学派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为研究基地，由“满铁”继续提供研究基金，持续进行后续研究。其核心成果是1915年12月至1941年10月陆续出版的《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6册）。 表3《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十六册） 目录
（二）《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及《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中“满鲜史观”的体现 《满洲历史地理》的主要框架是按照中原王朝的更迭顺序叙述，采用按年代叙史的成书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朝鲜》这个似乎应当放到《朝鲜历史地理》中的篇目，被置于《满洲历史地理》的第一卷第一篇这个重要位置，俨然是开宗明义。白鸟库吉并未对为何如此安排做出解释。不过，如果对照津田左右吉的 《朝鲜历史地理》第一卷的框架便可获得答案。《朝鲜历史地理》第一卷第一篇《浿水考》考证了浿水为哪条河，位于何处。由此可见，两部著作在考证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上有明确分工，《满洲历史地理》中的《汉代的朝鲜》旨在考证自汉武帝至后汉时期，汉王朝在朝鲜半岛置郡的地理沿革，而《朝鲜历史地理》旨在考证在汉王朝控制范围之外的朝鲜半岛上政权的疆域及变迁。换言之，以白鸟库吉为首的东京文献学派认为，在《满洲历史地理》中出现的《汉代的朝鲜》特指在汉王朝政权控制范围内的朝鲜，因而属于满洲史范畴。按着他们的思路，满洲史与朝鲜史合并成“满鲜史”就是必然的趋势。 在《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的框架当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在叙述每个统一王朝的 “满洲”的篇目下，其下一级目录都要分为中国中央王朝领土以内的“满洲”和中原王朝领土以外的“满洲”。这种研究框架渗透出试图厘清在统一的中央王朝控制时期，中原王朝政权辐射到“满洲”边缘线的研究初衷。然而，在《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中，第一卷的这种框架并未出现，这是由于辽代以后，中原历代王朝相继在“满洲”确立了完整的统治体系，中原领土以外的“满洲”已经找寻不到的缘故。 高句丽史研究在日本的东洋史学里是被放在“满鲜史”的范畴中。曾经属于“朝鲜史”的高句丽史，在第一个阶段的《满洲历史地理》里它是作为“满鲜史”的一部分被提及的，但是到了第二阶段的《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中它已经划归到“满洲史”当中，从这个显著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东京文献学派的史观的调整脉络。从这些大调整中我们可以窥见日本学者的意图，即“满洲史”不再是中国史的一部分，而是把它跟朝鲜史统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独立于中国史之外的“满鲜史”，“满鲜史”重点强调的是“满鲜不可分”，而在“满鲜史”中高句丽史和渤海史的比重最大且集中。 满铁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有关高句丽史研究的论文有：白鸟库吉、箭内亘的《汉代的朝鲜》；稻叶岩吉的《汉代的满洲》；箭内亘的《三国时代的满洲》、《晋代的满洲》、《南北朝时代的满洲》；松井等的《隋唐二朝高句丽远征的地理》；津田左右吉的《好太王征服地考》、《长寿王征服地考》、《高句丽战役新罗进军路》等，这些论文分别收录在1913年出版的《满洲历史地理》（2卷）和《朝鲜历史地理》（2卷）里。其中《满洲历史地理》还被译为德语等语言，向国际学界广泛介绍。由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研究出版的《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6册）里，关于高句丽的内容有津田左右吉的《三国史记高句丽纪的批判》和池内宏的《在高句丽讨灭之役中唐军的行动》等。 在高句丽史和渤海史的研究方面，以白鸟库吉为首的东洋学者提出的观点认为，扶余族、高句丽族、秽貊族、沃沮、渤海人等属于北方通古斯民族，高句丽族是从扶余族中分离出来的一支，并不是形成今日朝鲜民族主体的韩族。他们把高句丽视为“满洲最早的独立国”，认为高句丽的广开土王、长寿王时期，领土不断向北扩张，实现了“满洲族国家的第一次的全盛时期”。他们认为，对隋唐两朝的武力威胁，高句丽没有屈服，显示出满洲民族的英勇气概；高句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在满洲和朝鲜境内建立了国家，它的存在真正体现了“满鲜一如”，而日本对满洲地区的占领则是“追随高句丽的脚步”。 同时他们认为朝鲜古代史是以新罗为中心的历史，新罗统一以前，朝鲜半岛还没有形成统一民族，满洲民族（最具代表性的高句丽）在朝鲜史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以满洲为活动舞台的高句丽和渤海等是“满洲史”的一部分。 今西龙在《檀君考》中指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檀君本来是包括扶余、高句丽、满洲、蒙古等通古斯民族中扶余的神人，并非是形成今日朝鲜民族主体的韩种族的神。” 从《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名称就可以看出，“满鲜史”研究比较集中于地理研究。日本的由朝鲜总督府策划的朝鲜史编纂工作，最终以《朝鲜史》公诸于世。在《朝鲜史》中没有收录渤海史，其理由就是因为，当时日本研究者中有人认为渤海史不属于朝鲜史，应该属于满洲史的一部分。日本在进行“满鲜史”研究的过程中，之所以重视高句丽史的研究，主要是为了给日本统治的伪“满洲国”和殖民统治朝鲜找到所谓的历史依据和企图赋予某种正当性。 《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里刊载的论文，研究领域广泛，横跨满洲史、韩国史、蒙古史、中国思想史等多个领域。执笔者箭内亘和池内宏等都已成为东大教授，津田左右吉为早稻田大学教授，松井等为国学院教授。从第12册开始，和田青也加入执笔者行列。《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在继续对“满洲”历史上主要民族进行考据性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满洲”历史上的民族盛衰、政治军事制度、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专题研究。其学术风格大体上继承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重视历史地理考证传统，其核心观点就是将乌桓、鲜卑、扶余、勿吉等民族的活动疆域排除在中原汉族王朝的疆域之外，突出“满洲史”的自主性发展，试图为日本政治宣传中的“满韩一体”理念提供学理依据。 （三）“满鲜史观” “满鲜史”或者“满鲜史学”指的是把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历史作为一个共同历史单位来看待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称之为“满鲜史观”。“满鲜史”从何时、由谁命名等都无从考证，但至少可以推断是与日俄战争爆发前后的“满韩经营”成为社会热点、日本的东洋史学者开始研究“满鲜史”直接有关，是为了推动日本的“大陆政策”。到了明治末、大正初年，“满鲜史”的说法在学界普遍被采用。所谓“满鲜史观”包含两个基础性观点：一是将“满洲”与朝鲜视为历史上拥有同质文化、习俗、信仰乃至相同人种的区域，即所谓“满鲜一体”；二是强调“满鲜”与中国从人种到文化全方位的异质性。这两种观点则是白鸟等人通过对这一区域历史上的语言、文化、经济、政治乃至人种进行严密考证“研究”得出的结论。1937年白鸟又进一步提出东洋史“南北对抗论”，即认为东洋史的发展是以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民的游牧文化两者的对抗，兴衰更替为主线。从方法论角度看，其立论依据正是从当时流行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认为中国是由汉族地区构成，具有文化构成的单一性，中国北部边疆的其他民族皆不属于中国之范畴。 白鸟库吉根据中国的古典文献考证朝鲜古代史传说，质疑檀君、箕子存在的真实性，认为他们都是后来人塑造的人物形象，不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白鸟库吉以朝鲜史为出发点，后来将研究扩展到满洲、蒙古、中国等领域时，也大都采取疑古、文献主义、史料批判、语言文字考证等方法从事东洋史研究，这成为东京文献学派的特点。东京文献学派提出的观点有白鸟库吉的“朝鲜古传说否定论”、“尧舜禹抹杀论”、“中国文明停滞论”、“中国南北二元对抗论”等；津田左右吉的“记纪作伪说”、“神代史抹杀论”、“东洋文化抹杀论”；稻叶岩吉的“满鲜不可分论”等，突出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对抗性关系，研究重心聚焦于塞外少数民族政权；突出少数民族政权在势力强盛时期与中原王朝的军事较量，夸大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独立性，欲要证明满洲和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不在中国中央王朝控制的范围之内，为日本侵略满洲寻找历史依据，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 （四）稻叶岩吉的“满鲜不可分论” 稻叶岩吉可以说是东京文献学派中的“满鲜不可分论”的集大成者。稻叶岩吉（1876—1940)是明治至昭和前期的东洋史学者，号君山，早年研习汉语，是内藤湖南的得意门生,专攻清史；1936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他1897年从一桥外国语学校毕业后，1900年留学中国。1904年他在日俄战争期间任随军翻译，到过中国东北的满族发祥地“考察”。1908年他参与白鸟库吉的“满铁”调查部《满洲历史地理》编修工作。1919年至1922年，他在内藤湖南的指导下从事《满蒙丛书》的复刻工作。1922年他又作为朝鲜总督府的修史官编修《朝鲜史》35卷。稻叶岩吉参与“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和朝鲜总督府的朝鲜史编纂工作，都与内藤湖南的大力举荐分不开。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韩国古代史，而且侧重于地名的考证。他的主要著作有《清朝全史》、《满洲发达史》等。《满洲发达史》是当时日本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其古代部分尤受重视。他的这本《满洲发达史》和两卷本的《清朝全史》曾被译成中文。 他在“满鲜史”方面的代表作有《光海君时代的满鲜关系》，主要以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栅中日录》为基本依据，论述明代中期至清代的“满鲜”关系，其中阐述了当时朝鲜对明清战争的态度等问题。稻叶岩吉之所以主张朝鲜与满洲的密切关系并重视满洲，是与他所关心的清史研究和受到内藤湖南的影响有关。稻叶岩吉在论文《满鲜不可分的历史考察》中，从民族、领土、经济等三方面，论证了朝鲜自古以来与大陆特别是与满洲有不可分的密切联系，否认了朝鲜的自主性与独立性。1932年后，他又进一步发展了“满鲜不可分论”，发表了《满鲜史体系的再认识》，在这篇论文中，他强调了朝鲜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大陆政局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持“满鲜史观”的学者对日本的殖民统治韩国以及侵略中国东北表示积极支持。 二战后，日本东洋学派的学者对战前“满鲜史”研究进行的史学反思很少。在学术上对东京文献学派的研究成果展开批判性研究的有东洋学派的第二代学者旗田巍。旗田巍在1964年发表的论文《“满鲜史”的虚像—日本的东洋史家的朝鲜观》中，将白鸟库吉、池内宏等学者的“满鲜史”研究基本概括为将朝鲜史与满洲史相融合，归纳成“满鲜史”。井上直树认为，“满鲜史”研究是为了对所谓“满韩一体”进行历史考证而提出来的。 结 论 近代日本东洋史学者为了在学理上为其殖民统治找到依据，以近代实证主义方法重点研究“满洲”和朝鲜半岛古代史，建构起“满鲜史”，并提出“满鲜不可分论”等主张，试图为自身的侵略行径穿上一件合法性外衣，明显带有“去中国、朝鲜之历史”的侵略色彩。白鸟库吉为首的东京文献学派提出诸如“朝鲜古传说否定论”、“满鲜不可分论”等主张，说明了即便是运用近代实证主义方法，由于研究者的“主观动机不纯”等原因，所得出的结论未必与历史事实相符。因此后世学者在引用战前日本东洋史方面的庞大研究著作，尤其是满铁资料时，就需要深究隐藏在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后面的研究视角、研究意图、研究目的等深层的动机问题，不然就会不知不觉中沿用这些有毒的殖民史观—“满鲜史观”。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二战前日本东洋史学者的“满鲜史”研究成果积累不少，然而当时的东洋史学者提出的“满鲜史观”，明显带有严重偏见和重大缺陷。日本东洋史学界对“满鲜史”等的研究，在学术上看似是对近代学术的追求，在政治上却是为重新建构“东亚新秩序”的国家对外扩张战略而服务的理论工具。因此，在探讨“东洋史”相关问题时，清算日本殖民主义史学的残渣，即“去除殖民化”，依然是学者们的重要课题。 (注释略) （文春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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