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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论述，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重要意义的“两个共同体理念”，承继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切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的思想脉络。在“两个共同体理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呈现了再释中华民族的概念学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蕴含有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善治理念特征。同时，“两个共同体理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意义，呈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属性。 关键词：“两个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作者简介：张三南，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17ZDA1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重要场合多次提出并阐述了各种主题的“共同体”理念，备受各界关注。我国学界纷纷对这些论述所蕴含的丰富内涵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各学科研究者的研究热情不仅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研究共识”使然，更是价值理性意义上的“政治共识”的自然流露。其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尤其硕果累累。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分别而行之，对前者的研究固然成为了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热点，但对后者的研究更多是集中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哲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无形中有所忽视二者在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紧密内在联系及共同呈现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从中国和世界两个层面关切了诸多领域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形成了具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意义的“两个共同体理念”，1成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民族问题研究视角着手，沿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切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的思想脉络，谈谈“两个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方面的微薄之见。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进程蕴含了关切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的思想脉络。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有必要先行梳理下这个思想脉络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的主要体现。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总体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较少分国内和世界两个层面对他们的论述进行归纳和研究。这或许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色彩较为明显，无形中冲淡了人们对他们论述国内民族问题的感知。然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认为“祖国、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2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民族理论，实际上还十分关注国内层面的民族问题，并将其与世界民族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和论述。在列宁、斯大林时期，随着“一国首先胜利理论”的提出和建立苏联的成功实践，列宁、斯大林在坚持国际主义和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同样十分关注国内民族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则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对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给予了关切。 （一）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关于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肇始于对国内民族问题的思考。从目前出版的文献来看，恩格斯1840年发表的《不来梅通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和马克思写于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早的两部论述民族问题的重要著作。3可以看出，两著均是以德意志民族问题的某个方面为关注点，并同时呈现了如何处理国际（世界）民族问题的思想认识。 在《不来梅通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一文中，时年20岁的恩格斯就展现了关于民族问题的非凡认识。一方面，他把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把德意志作为自己的“祖国”。他在文中描述了拿破仑战争后期“德意志民族数百年来第一次重新奋起并且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和伟大精神对抗外来压迫的那个光荣时代”，并对德国长期“由于四分五裂这一祸根，整个国家十分必需的奋发有为的精神被它的各个部分所吞噬，整个德意志的利益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地方利益”的局面表示了痛心，指出：“只要我们的祖国处在分裂状态，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争取本民族内部的统一”是“第一需要”和“未来自由的基础”。4另一方面，他在肯定德意志民族反抗外来压迫精神的同时，冷静地表达了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观点。1840年9月底10月初，法国新闻界提出了以莱茵河划分德法边界的要求，激起了德国新闻界的民族主义激愤。正是基于反法民族主义情绪的后果将危及德国自身发展的冷静认识，恩格斯特意著文对反法民族主义情绪背后的“德意志狂”现象的特征、实质和危害进行了揭示和批判。恩格斯在文中还强调：“要谋求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有充分的了解”，“决不是去消灭法国人!”4显而易见，恩格斯的观点体现了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处理国际（世界）民族问题的思想萌芽。 《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过程中的重要著作，论述的不仅仅是宗教问题，更是民族问题。1843年，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相继发表《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把犹太人要求政治解放的诉求和犹太民族问题错误视为单纯的宗教问题和神学问题。为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揭示了犹太人要求政治解放和犹太民族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因素，从犹太民族的解放这一具体问题中发现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这种市民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提出了“政治解放”“人类解放”这两个核心概念，指出“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5实际上把实现“人类解放”作为了解决市民社会不合理现象的终极目标。在这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从普鲁士国内层面的犹太民族问题出发，上升到了通过人类解放解决世界民族问题的思想新高度，尤其体现了对所谓的“犹太精神”唯利是图习气的批判。 上述两著发表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民族问题依然十分关注，写下了不少论著，例如《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关于德国的札记》等。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民族问题进行了论述，范围涉及欧洲各国及亚洲的波斯、印度、中国和阿富汗等国。总体来说，倘若我们通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献，不难发现他们并没有严格区分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许多相关论述都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国际视野。换言之，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论述发端于具体国家的民族问题，但产生的观点往往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总体上体现了从“各民族平等”到“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思想理路和人类关怀情怀。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在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上，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论观点，又在实践中有所发展。对此，我们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国际主义长期是列宁论述民族问题的思想主线，在这方面，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并没有严格区分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在时空上列宁长期面对的是帝国主义时代和被称为“各族人民牢狱”的沙皇俄国，“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意味着民族压迫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扩大和加剧”，6这就要求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处理民族问题的革命纲领要以国际主义为基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成立后，列宁还积极筹建和领导第三国际。其二，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理论”为处理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带来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列宁曾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同样的历史的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7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精髓，创立了“一国首先胜利理论”，率先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力图“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而其中“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的举措就包括与处理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密切相关的诸多理论与实践，譬如在国内采用联邦制国家结构、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等，在世界层面坚持主张民族自决理论、适时提出和平共处思想等。8 斯大林对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同样有着丰富的论述。他尤其提出了“民族问题三个历史时期”理论，将民族问题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是西方封建主义消灭和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二是西方帝国主义出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已发展为殖民地问题；三是苏维埃时期，即资本主义消灭和民族压迫消除的时期。9可以看出，斯大林这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其中既涉及了世界民族问题（即民族问题的第一、二个时期），也涉及了国内民族问题（即民族问题的第三个时期）。与之呼应的是，他还提出了“民族问题是革命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9应该说，斯大林和列宁一道，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立建设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长期坚持了国际主义的立场和出发点，综合论述了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只是在后期由于现实工作的需要，把国内民族问题作为了关注的重点。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对中国和世界民族问题的关切 总体而言，经典作家对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的关切虽然通常并未作严格区分，但细看还是有所侧重：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世界民族问题，列宁较为均衡，斯大林后期则更多关注国内民族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经典作家越发关注国内民族问题的趋向。10 这实际上容易理解。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推动者和践行者，更是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革命年代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革命胜利后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团结，相对于更为宏大的世界革命和世界民族问题，国内民族问题显得更为现实和迫切，自然成为了主要关注点。而且，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也是将其基本原理“民族化”的过程。早在1936年，时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张闻天就曾主张将共产国际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11两年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2这里所说的“民族化”和“民族形式”，显然是后来通用的“中国化”之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精神。 当然，中国共产党并未局限于国内民族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均有关于世界形势和世界民族问题的宣示。在中共二大《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文献中也有相关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中国一方面同情和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事业，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处理国际关系的国际准则。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重要场合论述国内民族问题的同时，也有诸多关于世界民族问题和世界形势的论述。 党的十八大之后，“两个共同体理念”逐渐成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及随后修改通过的党章。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对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的关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然，这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是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基本国情、世情的科学判断为基础的，并在承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切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思想脉络方面呈现了新的理论意义和理念特征。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具有再释中华民族的概念学意义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32017年10月，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4随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写入党章，这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正式形成。这一理念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实现了对中华民族的再诠释，具有概念学意义。 “中华民族”一词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02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之后，杨度、孙中山、章太炎等同期精英先后基于各自立场采用和阐发了这一概念，也相应启迪了国人中华民族意识的萌发。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借机挑起满蒙问题，从族源问题上肢解中华、蛊惑人心的企图昭然若揭，其狠毒和危险程度甚至不亚于军事上对中国领土的直接侵占。在此背景下，顾颉刚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此文虽引发不少争议，但对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1988年，曾参与当时大讨论的费孝通在时隔半世纪后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再次引发广泛关注，成为学界后续讨论的基础性议题。学者们围绕中华民族的涵义和实质、历史与现实、“自在”与“自觉”、“实体”与“复合体”、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关系等方面发表了诸多有见地、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对此本文不赘述。 从字面上看，“中华民族”是“中华”和“民族”的集合体。“中华”一词古来有之，譬如人们熟知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等传世名言。“民族”一词虽古有出现，但普遍认为是舶来品。从这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和外来民族理论共同作用的结果。提出至今的百余年历史也见证了国人对中华民族概念逐渐意识和内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对中华民族的诠释更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最为重要的体现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文献和领导人著述中，曾多次使用“中国民族”这一称谓，为后来改称“中华民族”提供了基础。1939年冬，毛泽东在党内同志协助下，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进行了专题论述，基于国情对中华民族的起源、结构和历史发展作了全面诠释。文章指出，在中华民族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5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诠释，使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16的思想认知。这一诠释，冲决了数千年民族尊卑有别的思想窠臼和历史俗制，对彻底变革旧民族观和国家观具有重要意义。 概要而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诠释，最突出的贡献是明确了中华民族各组成部分（即数十个民族）的地位。这一诠释，直接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之前，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和界定各民族地位时，普遍推行的是华夷有别的俗制。即使是取代两千年封建王朝，宣扬“五族共和”的国民党政府也难逃大汉族主义“宗亲论”的窠臼。毛泽东的诠释，明确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认定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如此尊重和彰显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拥有民族平等地位并最终高唱“56个民族，56朵花”的全国各族人民，也在共同呵护和建设盛开各民族之花的共有家园，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这一过程。当然，在此过程中，仍存在有人认识不到位的现象，主要体现为未能正确看待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将二者对立起来，“有人提出，讲中华民族，就不能讲各民族；讲各民族，就等于否定了中华民族”。13 对于这种既不符合事实，也有害于实际工作的观点和现象，不仅要在实践中加以纠正和正确引导，也要在理论上增进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贴切性的话语表述。在这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可起到这样的作用。 如果说数十年前，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诠释正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于“民族”概念的中国化进程的话，那么当前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对中华民族的再诠释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再次推进。相比毛泽东的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增进了两点：一是强调了共同性，即加上了“共同体”这一表述，二是明确了“多元一体性”。毛泽东当时主要讲中华民族由几十个民族构成，没有明确讲到这两个性质。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则把这两点明确表达出来了。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是对毛泽东民族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成果的发展。尤其是对“多元一体”的彰显，既强调56个民族构成上的多元，又重视共同体性质上的一体，二者缺一不可。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17 “中华民族共同体”看似只是在“中华民族”基础上增加了“共同体”这一表述，但却非常自然和直观地把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多元一体性”的意涵呈现出来了。它不是经典作家民族概念中“共同体”意涵的简单重复，而是一方面体现了对这种意涵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应有的强调，另一方面表明了这种“共同体”是各民族的“共同体”，“大家庭”是各民族的“大家庭”。它通过朴实易懂的话语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而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宣教效果。它启示着全国各族人民：既要坚持“多民族的大一统”，又要深刻领悟“各民族多元一体”；既要准确把握“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又要贯彻“大一统”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它强调中国是一个以中华民族为共同载体和共有精神家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蕴含着反分裂、促统一的政治涵义，并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战略方向。这个战略方向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不仅仅是有学者所称的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理论”，18更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统筹处理新时代国内民族问题的思想纲领，具有再释中华民族的概念学创新意义。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有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善治理念特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在学术论文中最早出现于1989年，19之后20多年陆续有论著提及。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采用了这一术语，提出在国际关系中要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精神，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年3月，他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2015年9月，他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系统阐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2017年1月，他在日内瓦“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了这一理念的思想内涵。2017年10月，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第十二部分专门进行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告。随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道写入了党章，这也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式形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丰富内涵，在许多领域均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其涵义，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1 显而易见，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首先提到的是“每个民族”。这是蕴有深意的，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时也蕴含有关切世界民族问题的思想成分。如果我们沿着“承继原理想→改变旧思维→呈现新思想”的研究路径，不难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继承和发展经典作家基本思想的同时，也蕴含有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善治理念特征。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继了经典作家共同体思想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理想 “共同体”一词源于古希腊语Koinonia，原指集体、群体、联盟与联合等意，当时是作为一种道德价值而呈现，体现了人类对善的追求和人文关怀色彩。古罗马时期，人们继而从法的视角来理解，强调其政法和契约精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超越了古典共同体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同体实质是基于共同利益与共同诉求而形成的共同关系，是在追求人的自由与人类解放的价值指引下形成的对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价值关怀，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自由与全面发展。他们“用‘共同存在物’（Gemeinwesen）来标志古代共同体，用‘市民社会’（BuerglicheGesellschaft）或异化的‘社会’（Gesellschaft）来标志资本主义这一‘虚假的共同体’，而用‘共同体’（Gemeinschaft）来标志未来共产主义”，22并进而提出“真正的共同体”概念，用于指称共产主义这种自由人联合体和人人能自由发展的社会。列宁的论述更为具体，明确强调了无产阶级紧密组成跨民族共同体的必要性。他指出，“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的各种民族主义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必须使各无产阶级组织极紧密地结成一个跨民族的共同体。”23这种跨民族共同体形式，体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 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立足于关注民族这种共同体形式的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将民族问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中进行思考，根本目标同样在于人类解放。这里所说的人类解放，当然包含各种民族问题得以解决的意思。也就是说，经典作家共同体思想与其民族理论共同指向的就是人类解放。二者的思想内涵是一脉相承的，与其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理想是一致的。而这种内涵和理想，在当今正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种新的形式承继着。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的这句中国古语本身就体现了朴实的共同体情怀。不仅如此，他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承继了经典作家共同体思想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原有理想。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人类进步事业的关切正是经典作家追求人类解放理想的承继。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这一理念时曾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4这说明这一理念面向的是全人类和世界各民族，契合了经典作家追求人类解放的理想，其中同样包含有处理世界民族问题之意。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丰富具体的实践方略践行了经典作家的理想。中国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在各地区各领域具体推动区域性、多边性和专题性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如区域性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多边性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专题性的“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中国还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建设，其中近年取得长足进展的“一带一路”建设尤为典范。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了“零和博弈”生存斗争观这种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思维痼疾 产生世界民族问题的原因很多，分析和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方式也很多。然而，其中不少也属于旧思维范畴。例如，貌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族类心理观，笃定文明之间必有冲突的文明冲突论，等等。一言以蔽之，这些都是民族间、国家间“零和博弈”生存斗争观在背后起作用。长期以来，在有的人心目中，“零和博弈”似乎成为了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生存与斗争”似乎成为了“历史主线”，“战争与革命”似乎成为了“时代主题”，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生存斗争观在事实上拥有了不少拥趸。 不仅如此，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强调（阶级）斗争的学说。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经典作家始终有着崇尚平等、自由与合作的朴实情怀，追求人类解放和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更是其根本目标和最高理想。经典作家认为，不能仅仅把人类历史和社会生产活动理解为生存斗争。在1875年11月致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恩格斯高度赞赏并引用了拉甫罗夫“把全人类都包括在内，使全人类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兄弟社会，而与另一个矿物、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相对立”的观点。24在他看来，人类应该“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兄弟社会”，“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24需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享受”一词不应作庸俗意义上的解读，更应被理解为通俗意义上的“美好生活”。换言之，人类应该团结起来，共同追求美好生活。可见，全面理解经典作家的思想内涵，对于理解包括处理世界民族问题在内的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尤为重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25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零和博弈”生存斗争观这种处理世界民族问题思维痼疾的摒弃。当今世界，许多热点问题与民族问题息息相关。面对各种挑战，人类社会需携手共进。这就要求各国各族人民摒弃“零和博弈”生存斗争观，规避“囚徒困境”，而将斗争精神凝集在共同应对危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的挑战方面，共同向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生态恶化、疾病传染等问题，以及诸多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思维痼疾作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涵义的诠释，彰显的正是这种精神，肇始于对“每个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切，落脚于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一种有别于旧思维方式的新理念。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呈现的新国际主义特征彰显了处理世界民族问题应有的包容性 众所周知，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也是经典作家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最近数十年，随着时代的演变，尤其是国际共运陷入低潮等因素的影响，“国际主义”一词在政学各界的话语中逐渐淡出。然而，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地探索国际主义的诠释和践行方式。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经典作家所倡导的国际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在他们看来，国际主义概念本身就体现了对国家的存在及它们在内部事务上自主和独立的尊重，“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26从经典作家的论述可以推论，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民族国家仍是国际政治基本单元的当今时代，如何与时俱进诠释和践行国际主义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的重要课题。可喜的是，我国学者业已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探索，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新国际主义这一契合时代特征的新概念，并相继进行了有见地的诠释。 秦亚青、朱立群认为，“新国际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国际主义。加入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寻求合作共赢，参与建构地区共同体，是新国际主义的基本理念。”27唐志君认为，新国际主义“淡化意识形态纷争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抗，通过参与国际体系、国际机制及区域共同体的构建，在民族利益、自尊与人类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之间谋求最大限度的安全、合作、共赢”。28郭树勇则在其相关专著的扉页强调：“国际主义不仅是阶级的范畴，也是历史的范畴，在当代应该赋之以国际公共精神与人类关怀的含义。”29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经历了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的发展历程，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呈现了新国际主义的发展态势。 从学界对新国际主义的诠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契合了新国际主义的思想特征，是其当代体现。其一，它契合了当今时代主题和新国际主义的时代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而在十九大报告中被郑重宣示。在理论上，它也契合了“新国际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国际主义”的时代特征。其二，它推崇合作共赢，体现了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各种差异的包容性。它有别于传统国际主义对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强调，并未囿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民族宗教等门户之见，而是充分认识到全球化大势及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积极推动各种“共同体”建设，体现了国际公共精神、人类关怀及对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最大限度彰显了处理世界民族问题应有的包容性。 以上三点，同时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善治理念特征。善治（goodgovernance）是最近20年备受我国学界关注的一个概念，往往用以讨论国家治理方面的议题之用。30实际上，这一概念不仅用于国家治理范畴，在全球治理方面同样适用。应该说，世界民族问题也属全球治理范畴，同样需要良好的治理理念。而作为一种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显然符合善治的基本内涵。它一方面已初见成效，“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赞同，……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21另一方面体现了广泛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因此契合了“良好的效果”和“广泛的参与度”这两个善治的基本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秉持和推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平等互信的新型义利观、包容互鉴的文明交流观以及合作共赢的可持续发展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说明在处理世界民族问题方面蕴含有善治理念特征，还由于“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价值”，31呈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四、“两个共同体理念”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理论观点的承继 上文从两方面分别谈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再释中华民族概念的概念学意义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有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善治理念特征。不仅如此，“两个共同体理念”还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理论观点的承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发展。 （一）“两个共同体理念”彰显了经典作家“两种趋势理论”的当代意义 “两种趋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揭示民族问题演变规律的科学理论。经典作家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32诚然，“两种趋势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趋势。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仍是主要国家形态的当今世界，以资本主义时代为立论背景的“两种趋势理论”仍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概而言之，理解“两种趋势理论”的关键词是民族国家和全球化，这也启迪着人们要辩证认识民族国家和全球化问题。 “两个共同体理念”紧紧把握了民族国家和全球化这两个核心问题，正是“两种趋势理论”在当代的彰显。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两种趋势理论”所蕴含的民族国家观。经典作家充分肯定了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及被压迫民族建立民族国家诉求的历史进步性，并做出了“民族国家是世界历史经验中的通例”32的论断。经典作家曾指出，中国觉悟的无产者“只能走民族的道路”，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为民族国家”。7可以说，这一目标今日中国已经实现，而且是以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形式屹立于当今民族国家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成员，自然具有民族国家的基本属性，而“中华民族”正是代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民族”。33明确这点十分重要。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这个意涵值得中华民族所有成员领会和谨记，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准确把握了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对世界发展趋势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判断，尤其顺应了全球化大势及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共同关切。同“两种趋势理论”一样，这一理念充满着辩证的光辉，兼顾了民族国家时代的长期性和全球化的深远影响。同时，这一理念也是体现中国智慧、中国担当的思想方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反对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25 （二）“两个共同体理念”契合了经典作家民族国家观的思想内涵 经典作家民族国家观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三点内容：其一是民族国家初创时期的形成及其历史进步性。经典作家指出，“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9“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Staaten]的趋向，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34其二是民族国家是世界历史经验中的通例。其三是民族国家的结构形式。 这三点中，第一点已成公认的历史常识，本文不赘述。关于第二点，前文在谈到“两个共同体理念”彰显了经典作家“两种趋势理论”的当代意义时，曾提到其与当今民族国家时代的契合。对此，需要补充两个基本认识：一是要认清时代背景和世界潮流。民族国家是世界历史经验中的通例，在当今时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二是中国在民族国家仍是国际政治基本单元的时代，要“增强战略定力”，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20这两个基本认识同时也是理解“两个共同体理念”的应有之义。本文重点要谈的是“两个共同体理念”对上述第三点思想内涵的契合。 对于民族国家的结构形式，我们不能因为经典作家（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关注的是民族国家初创时期的西欧单一民族国家，也不能囿于西方“一族一国理论”对民族国家的片面解释，而忽视经典作家实际上充分意识到“多民族”民族国家结构形式的存在。早在1849年2月，恩格斯就曾写道：“这个小小的所谓塞尔维亚民族国家有70万德意志人、瓦拉几亚人和马扎尔人等等，与此相应的是90万塞尔维亚人。”35请注意，恩格斯所提到的“塞尔维亚民族国家”（实为伏伊伏丁那）包含了塞尔维亚人、德意志人、瓦拉几亚人和马扎尔人等多个民族，这个所谓的“民族国家”实际上具有典型的“多民族”民族国家特性。恩格斯后来进一步指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不同的民族处于同一个政府管辖之下。……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36列宁后来在《统计学和社会学》一文中也指出，即使在巴尔干的那些民族国家小国，结构也非单一的，“异族居民也占5%～10%”。2经典作家所说的这些情况，难道不是印证了多民族是民族国家结构形式的常见现象吗? 答案是肯定的。经典作家充分意识到民族国家结构形式的复杂性，体现了对民族国家普遍存在多民族结构形式的尊重。理解经典作家这一思想内涵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方面的重要论述，正是新时代契合经典作家民族国家观思想内涵的体现。而在世界范围内，随着时代的发展，多民族早已成为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形式，当今世界已难觅几个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仅是倡导合作共赢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还充分体现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多民族结构形式这一民族政治现实的尊重，以及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和维护以此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三）“两个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样有着关于民族主义的丰富论述。经典作家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采取“批判”的基本立场，同时认识到其历史进步性，进行了“借助和吸纳”。37总体而言，反对民族主义是经典作家民族主义观的主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在国际层面反对各种形式的利己民族主义和泛民族主义。列宁、斯大林则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基本立场基础上逐渐侧重于在国内层面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38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延续了侧重于在国内层面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观。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通过了包括“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39内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首次以具有国家大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形式规定了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毛泽东曾说：“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40邓小平也曾指出：“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41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42虽然在各个时期，“两种民族主义”的具体提法有所不同，但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一贯的。 不仅如此，在世界层面，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诸多论述同样蕴含有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当然，这种思想内涵没有像在国内层面那样清晰地归纳为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但似乎也可归纳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对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二是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前者主要体现为对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西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反对和批判，后者主要体现为反对普遍意义的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 而“两个共同体理念”，正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思想内涵的内在要求。 从国内层面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和“家底”的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指的“共同体”是各个民族的“共同体”，是56个民族共同的“大家庭”。正是在这样的“共同体”和“大家庭”内，各民族实现了平等，本身也要求各民族坚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基本要义。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本身就蕴含了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意涵和要求。 从世界层面来看，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阴魂不散，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多有回潮，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诸多消极影响。面对如此背景，不难推论而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样蕴含着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这也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一道，秉承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精神，彰显了极大的包容性和建设性，体现了反对民族主义的内在要求。多年来，中国一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主张国际公平正义，并通过“一带一路”等实践平台造福各国各民族，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形成了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成为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维护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的典范，可谓以新的话语形式彰显了对包括民族主义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理论观点的承继。 五、余论：“两个共同体理念”的内在联系及其“两个大局”意义 郝时远研究员在谈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时曾指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致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和成效，决定着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和成效”。43此外，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谈到了二者的关系，如马俊毅编审指出：“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的建构是我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31乌小花教授等认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44赵杰教授则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民族学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在治国安邦、民族复兴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现实作用”。45这些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从不同视角鲜明地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重要关系。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述，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一直蕴含有关切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的思想传统，而近年提出的“两个共同体理念”更是通过对中国和世界两个层面美好愿景的关切彰显了其中的紧密内在联系。 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中国最为著名的两句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两句标语的意涵丰富而又易懂，传承着中国人民对于国家和世界的美好愿景。这种美好愿景在今天又可归纳为两个梦想：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是构建共有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二者是紧密联系的。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实现中国梦不仅关系中国的命运，也关乎世界的发展，与构建共有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梦息息相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我们在思考和应对中国和世界民族问题时，同样离不开“两个大局”意识。我们要意识到：要实现中国梦，离不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实现世界梦，同样需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我们还要意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伟大中国梦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实现构建共有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同样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成功经验和贡献。这充分说明，深刻领会“两个共同体理念”蕴含的紧密内在联系，从统筹“两个大局”思想高度践行“两个共同体理念”，对于新时代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论之树常青”，“两个共同体理念”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语言表述上的一种自然结合，更是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属性，它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及所涉及的诸多理论现实问题值得学界不断推进研究。 注释 1.本文之所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归纳表述为“两个共同体理念”，一是考虑到话语表述简练的需要。在中文语境下，通常会归纳采用“两种趋势”“两个大局”“两个共同”等言简意赅的表述。二是因为从民族问题研究视角来看，二者本身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从中国和世界两个层面共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2.《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3、369页。 3.需说明的是，我国学界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的论著，普遍认为《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论述民族问题（民族理论）的第一部著作，但对恩格斯的首部著作介绍得不是很统一和明确。对此，笔者综合查阅了经典作家早期文献，尤其参考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的选编体例，最终认为：恩格斯1840年发表的《不来梅通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和马克思写于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应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早的两部论述民族问题的重要著作。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两著之前也有若干涉及民族问题的文献，比如诗歌、信件以及中学、大学期间的作品，但从这些文献的主旨内容及其观点的成熟程度来看，笔者认为难以取代上述两著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卷）（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8，12页。 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犹太精神”，德文原文是Judentum。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Judentum一词：一种是在宗教意义上，指犹太人信仰的宗教，中文译为“犹太教”；一种是在世俗意义上，指犹太人在经商牟利的活动中表现出的唯利是图、追逐金钱的思想和习气，中文译为“犹太精神”。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编者注。 6.《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7页。 7.《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5、35页。 8.关于联邦制国家结构、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理论方面的论著有很多，不赘列。关于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研究成果，可参见苑秀丽：《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陶季邑：《列宁和平共处思想三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8期；等等。应该说，列宁和平共处思想主要考量的是国家间关系，但其中同样包含有如何处理民族问题的内涵。 9.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6-198、423、37页。 10.一个重要体现是，在我国出版的相关文献中，收录的绝大多数是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参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 11.《张闻天文集》（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80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页。 1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52、29页。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57-5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2页。 16.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08页。 1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9页。 18.关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理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19.参见杨运忠：《论当前国际关系的新特征》，《世界经济研究》1989年第1期。 2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2、247-249页。 21.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页。 22.侯才：《马克思的“个体”和“共同体”概念》，《哲学研究》2012年第1期。 23.《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7-28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3、412页。 2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2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4页。 27.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 28.唐志君：《新国际主义理念与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理论月刊》2006年第11期。 29.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扉页。 30.学界关于善治涵义的论述有很多，本文采用的是其最基本和最朴实之意（即“好的治理”）。至于其基本要素，则认为其中最应该包含两点，即“良好的效果”和“广泛的参与度”。 31.马俊毅：《从民族精神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价值》，《思想战线》2018年第5期。 32.《列宁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9、293页。 33.需说明的是，“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在提法上并不矛盾，二者侧重点不一样。经典作家视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时代的“通例”，但并未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国家问题做出明确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经典作家民族国家观。同时，在“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本身也是对西方“一族一国理论”的超越。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9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4-225页。 37.参见王希恩：《批判、借助和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38.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可参见拙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及当代意义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 3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67页。 40.《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7页。 41.《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 42.《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 43.郝时远：《改革开放四十年民族事务的实践与讨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44.乌小花、艾易斯：《“一带一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理念、价值与实现路径》，《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 45.赵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