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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贸生活的中心市场 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和军事功能并非凭空形成，其政治和军事的巨大开销也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沉重的财政压力完全是由其特殊的经济活动支撑的。可以说，没有君士坦丁堡完善的经济功能，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功能就无法发挥。正是该城活跃的经济活动为其政治中心地位和军事堡垒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君士坦丁堡经贸活动一直非常活跃，尤其在城区中心偏北靠近“黄金角”的地带建立的巨大商业区，是古代商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的西端。根据文献记载，此地建有规模庞大的商业区，高效管理、及时集散世界各地贩运来的商品，为了管理好不同国家的商人，还为他们各自划分了临时居住区和交易区域。正是由于这里的经贸活动需要金融支持，从君士坦丁时代便发行了金本位的拜占庭金币，这种货币成为国际贸易的硬通货，其使用范围远达中国。帝国的官办作坊和工场大多集中在大皇宫内或附近地区，著名的皇家丝织厂、铸币厂、兵器和金银加工场就在皇宫内，而民营各类手工作坊则散布在全城不同地方，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使君士坦丁堡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28)塞奥多西广场是全城最大的集市贸易区。这里私人作坊店铺遍布，商号钱庄比邻，衣食用行各色商品，应有尽有，分区设立的商业街道井井有条，形成了方圆数里的商业区。 工商业在拜占庭帝国占有同农业一样重要的地位，而君士坦丁堡的经济功能最主要表现在其发达的工商业方面，其中原因还在于这里具有巨大的消费能力。由于拜占庭贵族长期保持着奢侈的生活，因此君士坦丁堡的奢侈品生产具有相当的规模。著名中古旅行家本杰明·图托拉记载，君士坦丁堡的富人都穿戴奢华的服装，他们还喜欢住在宏伟豪华的房子里，用金银丝线装饰其桌椅家具。(29)拜占庭各地仿效首都的奢华生活，对这类奢侈品的需求相对旺盛。同时，诚如俄罗斯拜占庭学家康达克夫所说，拜占庭繁杂的宫廷仪式都通过奢华的服饰装潢追求其戏剧化效果。(30)在人们日常使用的教堂、修道院和礼拜堂里，各种各样的圣礼服装、圣器用具都尽显奢华，甚至那些小教堂里也都拥有大量价值连城的器具，甚至很多家具也镶嵌了金银和宝石。(31)这种巨大的社会需求，直接为拜占庭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旺盛的消费市场，其特色制品也成为拜占庭人行销世界各地的名贵地方产品，我国古籍文献中对此也多有记载。有资料举例涉及各档次的奢侈品，不仅有贵金属艺术品、镶嵌珐琅画、珠宝佩饰、象牙雕刻、多款首饰、青铜制品和玻璃器皿等，还包括织金锦缎、丝绸织物、各式杯盘、精细布料、贵重圣物等，“所有中世纪所能知道的珍奇异宝和精美的奢侈品”源源不断从君士坦丁堡生产出来。(32) 《君士坦丁堡行会法》(也称《市长法》或《市政官法》)向我们揭示出君士坦丁堡的手工业和小商业组织的情况。该城市形成了成熟的工商业行会系统，其行会遍及各个生产销售分支，并组成联合机构，如丝绸业分工的各个行会包括从原丝到成衣各道工序，它们的联合机构统一成丝绸业总会。每个行会都享有垄断权，严格控制工作时间、经营利润、接受新成员的标准、货物出口的限额、出口地、货摊和作坊地点等等。《君士坦丁堡行会法》对食品的监管很严格，牲畜的买卖和屠宰都必须在指定场所，屠宰商要取得个人资质和经营范围；面包师也要按照规定制作面包。(33)这一切工作细节均由君士坦丁堡市长密切监督，随时检查。这种官方控制的垄断和干预使君士坦丁堡成为“垄断和特权的天堂”。(34)显然，君士坦丁堡行会组织能够有效确保商品生产的质量，消除中间商的盘剥，防止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君士坦丁堡施行的工商业制度广泛影响着西欧和西亚，比利时经济史学家甘绍夫(Ganshof，1895-1980)认为12世纪西欧法律中就有大量类似于该法的规定，(35)亚宁神父则提出，土耳其苏丹也忠实地仿效《君士坦丁堡行会法》。(36)我国有学者认为，这部法律的有些规定“即使在当下加以考量也不过时”。(37) 君士坦丁堡是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独一无二的商业大都市。由于君士坦丁堡位于欧洲和亚洲以及欧洲和非洲各路交通的结合处，其优势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商业福地，因此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君士坦丁堡成为控制欧亚两洲之间商路的中转站和两大陆的贸易中心。地中海贸易此时完全掌握在希腊和叙利亚商人手中。”(38)这里的市场与远东的中国和印度保持密切联系，进出口贸易极为活跃，由君士坦丁堡向远东出口昂贵的物资产品一直记载在中国的古籍中，而来自中国的东方奢侈商品特别是丝绸的进口满足了帝国达官显贵的需求。连接中国的陆路穿越波斯(后来是伊斯兰教世界)，或通过印度洋海路，最终都汇集在君士坦丁堡。黑海北部原始森林和东欧大草原的地方物产也是交易的商品，京城贵族们似乎特别青睐土著人手工制品，如首饰串珠、粗纺织品、毛皮皮革等。皇帝查士丁二世(Justin Ⅱ)与突厥人签署的协议反映出，拜占庭人极力扩大本国的海上东方贸易。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设法引进中国的育蚕制丝技术千古流传，此后，君士坦丁堡、安条克、提里、贝鲁特、科林斯等地先后兴起了丝织业，它们成为帝国手工业重要的税收和关税来源。(39)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对国内贸易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君士坦丁堡这样拥有百万之众的中古城市，如果没有完善高效的商业贸易体系就无法维持城市的生活必需品供给。除了大宗的谷物贸易外，某些酒类和蔬菜水果也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用品。为商业贸易建立的大量设施，如储藏商品的庞大公共仓库，大量的市场和商队旅店等，对于保持安全繁荣的商业，稳定物价和消费信心都是不可少的。很多情况下，行会组织除了确保手工业生产的商品质量，有时还买断全部进口库存以满足君士坦丁堡的市场需求。君士坦丁堡还制定了周详的规章，使那些逗留在君士坦丁堡的外国人服从监管，同时也为他们提供生活服务。据称，外国商人均可以毫无困难地获得逗留甚至定居君士坦丁堡的许可。在中古时代的欧洲地中海世界，定居在君士坦丁堡的外国人数量之多可能超过了任何其他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君士坦丁堡经济活动的重要媒介的拜占庭货币，在很多世纪里保持着稳定的信誉。拜占庭金币“索里德”(或“诺米斯马”)成为国际硬通货，在长达近千年间为帝国提供了交易工具，并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吸引到这个大城市来。根据考古调查，君士坦丁堡大皇宫内的铸币厂铸造标准的拜占庭金币，它成为遍布地中海沿岸其他20多个帝国铸币厂的模板。(40)这种信誉稳定的拜占庭金币遍布欧亚旧大陆，中国至今发现有百余枚此类金币，其数量仅次于波斯银币。(41)拜占庭帝国的外交政策积极鼓励进行国际贸易，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官员也支持外国商人的贸易活动，极力促使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城市进行过境贸易，以至于拜占庭京城到处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外族人”。朝廷还为这些外来商人提供优惠政策，特别重要的货物储存在特别的仓库里，甚至开辟特殊市场保护他们的交易。(42)君士坦丁堡当局通过海关税收从商业贸易中获得直接的利益，海关为帝国政府收缴了大量金钱，同时也规范了商业贸易活动，据考证，拜占庭海关进出口税率均在10%以上。(43)诚如查尔斯·迪尔(Charles Diehl)所说：“直到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前，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世界贸易的巨大集散地和中心，甚至当帝国不再存在以后，意大利各个大城市仍然从中获利不菲。”(44) 四 文化和信仰中心 君士坦丁堡的文化功能是其上述政治、军事和经济功能相互结合发挥综合效应的必然结果。在“新罗马”高大的城墙内，集聚着拜占庭帝国最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这首先得益于拜占庭朝廷长期施行的褒奖教俗文化的政策，得益于官方提供的保护，特别是拜占庭武装力量提供的安全保障。庞大的城市聚集的众多居民凭借其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巨量财富，为帝国文人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特别是新都居民高质量的生活和对艺术美感的追求营造出特殊的文化氛围和信仰条件。基督教自君士坦丁大帝后便逐渐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也有力地促使君士坦丁堡成为信仰活动的中心和崇拜上帝的最高祭坛。 君士坦丁堡教区最初在古罗马帝国境内形成的五大教区中地位并不高，罗马、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条克都排在它前面。但是新都政治地位的提高迅速推升了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宗教地位，其作用越来越重要，排名也很快蹿升到第一。(45)皇帝刻意公开支持“新罗马”教区超过旧罗马，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则从地方教区主教升任为整个帝国的牧首。在皇帝严密的控制下，牧首成为皇帝处理教会事务的助手。所有的高级教士，包括罗马主教和各地教区大主教都必须随时听候皇帝的召唤，或到首都参加会议，或面君接受皇帝的训示。如果皇帝不满意，则可以任意撤换罗马教区的主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世纪中期教宗国建立为止。 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功能是其政治功能的延伸。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该城市的宗教功能，原因在于拜占庭帝国具有特别鲜明的基督教色彩。对于拜占庭人从始至终笃信基督教的原因学界多有讨论，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多族群构成的拜占庭人需要追寻共同的信仰以强化其身份认同。正因为如此，拜占庭人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把崇拜上帝和完成基督教信徒的圣礼作为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作为首都的君士坦丁堡必然成为拜占庭国家最大的宗教中心，其宗教功能也因此特别强烈。有学者经过细致研究得出结论，确认君士坦丁堡拥有的教堂、修道院和其他教会附设组织，以及教会机构的数量和教士人数在整个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都是最多的。(46) 君士坦丁堡教会在皇帝的支持下，一直居于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地位，对后世基督教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前七次“大公会议”(即全体主教大会)都是在首都或附近城市，由皇帝亲自主持召开的。例如，381年的第二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就是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皇帝塞奥多西再度确认由君士坦丁皇帝确定的正统信仰，肯定和强化了“尼西亚信经”，宣布了基督教信条的最终形式。(47)该信经至今仍然是基督教各派承认的共同信仰。也是在此次会议上，基督教获得了唯一合法宗教的地位，而其他宗教及信仰都丧失了合法存在的权利。换言之，基督教从此成为排斥其他宗教的国教，其他教派和宗教均被斥责为异教或异端。 事实上，在东地中海各教会争夺最高宗教权力的斗争中，君士坦丁堡就是依靠其强势的政治、宗教地位取得了胜利。基督教发展的初期，亚历山大教区在东方各教会中势力最大。但是，444年希利尔主教的去世改变了教会势力的格局，继任主教迪奥斯克鲁(Dioscorus)未能分化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教区结成的反对亚历山大派的联合阵线，最终丧失了希利尔主教时代亚历山大教区的优势地位，在对“三位一体”教义的解释中处于劣势。他在反对聂斯脱利派低估基督神性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导致基督一性论派的形成。君士坦丁堡教会正是利用这一教义之争，在皇帝的直接支持下，对主张基督神、人两性在其肉身中转化为单一神性的亚历山大的“一性论派”和主张基督神、人两性并存的“聂斯脱利派”进行批判，指责它们为异端派别。为此举行的君士坦丁堡专题大公会议(σúνoδo  εvδημoúσα)谴责了异端派别，罗马主教利奥一世也公开支持君士坦丁堡大教长。(48)君士坦丁堡在制定教义方面和在确定基督教方针事务方面取得的最终胜利，均得益于它是帝国的政治首府。由于其至高地位和在东方教会中的领导位置，该城逐渐得到基督教世界的认可。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位在罗马大主教之后，拥有不可动摇的基督教教会最高权力地位。(49)在罗马教会帮助下战胜亚历山大教会后，君士坦丁堡教会又凭借位于首都的特权扩大势力范围，从而导致与其罗马盟友的斗争。这一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并且愈演愈烈，最终导致1054年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产生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而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教堂不仅成为拜占庭建筑标志性作品，更是东正教世界最高的圣地。(50)君士坦丁堡的宗教作用还表现在君士坦丁堡教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利奥一世(Leo I，457-474年在位)以前的拜占庭历代皇帝，虽然均坚持信仰基督教，但他们大多保持着古代罗马帝国的政治传统，其加冕礼或者是从某位高级官吏或将军手中接受皇冠，或者是站立在军队将士抬举的盾牌上接受军队、民众和元老院的欢呼。(51)然而，从利奥一世开始，这种古代传统即被改变，改为由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加冕。这一事实表明，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也因此取得了政治和宗教上更为有利的地位。从此以后，拜占庭皇帝都要接受首都大教长的加冕，隆重的加冕仪式主要采取宗教典礼方式。这种宗教加冕仪式此后被一再强化并延续为一种定制。 与君士坦丁堡宗教功能极大强化同时，新都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和地中海最大的文化中心。富足的物质生活必然要求丰富的精神生活相适配。君士坦丁堡高大坚固的城墙内呈现的安定舒适的环境和拥有良好氛围的繁荣昌盛的物质生活，极大地吸引着整个拜占庭社会的知识界，原本分散在帝国各地城市中的文人墨客、专家学者都以任职于新都为荣，再有才华的文人如果不能得到君士坦丁堡的认可也难以成为“大家”。特别是由中央政府开设的各类学府吸引了各地的语法学家和哲学家到首都讲授语言或开办学校，向贵族子弟传授古希腊和罗马语言知识。会不会讲标准的希腊语、能不能随口咏读背诵古典名句和圣经雅言成为判断个人教养的标准。讲求生活的典雅舒适是君士坦丁堡人的追求，因此艺术工匠来到首都开设作坊，广招当时急需的建筑和艺术类的学徒，承包工程，或制作艺术品。他们似乎总是有大量的完不成的订单。根据考古研究所知，他们从最初仿造古希腊的绘画雕刻艺术，逐渐发展到创作具有独特风格的宗教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众多法学家也来到君士坦丁堡开办法律学校，培训多层次的司法人才，以满足拜占庭帝国对大量司法官员的需求，因为谙熟法律是为官从政的基本要求。要在政府中谋求职位，没有通过司法考试就是缺乏基本的入门资格。中央政府还规定，通过全国性考试，招贤纳才，选择和任命国立学校教师。(52)为了整理古代图书，拜占庭帝国政府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翻译注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重要文献。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大兴尚古之风，学习古希腊语、拉丁语，搜集抄写古籍文书蔚然成风，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热衷于研究古代哲学和戏剧、钻研古代文法和修辞，古代名言和圣经警句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我们今天所知的古典文献中的2/3都依据以拜占庭希腊语为基础的拜占庭译本，以及亚历山大柯普特译本和叙利亚译本，它们都成为后世学人翻译古典杰作的依据。(53) 君士坦丁堡的文化生活极为丰富，除了上层社会的高雅文化，民间流行艺术也广受欢迎。大型赛车活动、体育竞技活动大多由官方组织，传统剧目、说唱活动则多在民间举行，身处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养成了彻夜狂欢的习惯。除了城市娱乐活动，拜占庭教育水平最高的学府都集中在新都，学界领袖和文人巨匠促使该城的教育始终保持一流水准，以至于欧洲地中海世界各地王公贵族及其子弟都向往首都求学。与拜占庭学生一同在君士坦丁堡公私学校中接受教育的，不仅有来自西欧各国的年轻人，还有来自西亚和中欧的留学生。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个案来观察君士坦丁堡高雅的文化生活。皇帝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Ⅱ，408-450年在位)的妻子尤多西亚(Athenais-Eudocia)是信奉异教的雅典修辞学教授的女儿，她热衷于雅典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是基督教信仰的虔诚信徒，既撰写世俗诗歌，也写作教会赞美诗，影响广泛，闻名遐迩。正是在她的影响下，君士坦丁堡大学于425年重新组织扩建，使这所自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建立以来一直缓慢发展的大学，迅速发展成为一所新型高等学府。①它增设了多个教席，包括10个希腊语文法教授和10个拉丁语文法教授，以及5个希腊修辞学教授和3个拉丁修辞学教授，另外还聘请了1位哲学家和2位法学家。该大学变成拜占庭帝国和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教育中心。 总而言之，君士坦丁堡具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文化功能是拜占庭帝国特殊的国情特别是皇帝集权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是拜占庭历史剧目上演的中心舞台，充分浓缩了上千年拜占庭文明成长的过程，而且全面代表了拜占庭文明具有的几个突出特征，成了解拜占庭文化的典型例证。从这个城市被启用为帝国东都之初，其政治功能就表现得最为突出，政治中心的作用也最为强大。而君士坦丁堡特殊的政治地位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军事地理优势。这种优势确实得到了充分发挥，该城军事功能最为突出的是其防御性军事技术，这为拜占庭帝国统治提供了安全保证。在拜占庭帝国对外战争成为常态的环境中，该城能够千年立于不败之地，显然是其军事功能充分发挥的结果。 君士坦丁堡的经济地理优势也赋予它极为重要的经济功能，活跃的工商业经济活动不仅为其政治和军事活动开销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为其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造就了坚实的舞台，可以说，其经济功能是其他功能的保证。君士坦丁堡长期发挥的宗教文化功能既是官方保护的结果，也是新都军事要塞提供安全环境的结果，也有赖于其繁荣昌盛的经济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和深厚的文化生活氛围。同时，其宗教文化功能强化了其他功能。总之，上述君士坦丁堡的多种功能是它们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其突出的典型意义是中古时期欧洲地中海世界独一无二的，故此值得我们给予更为充分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