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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陈寿在《诸葛亮传》中称其“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后人解读这句话时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魏晋时期出现了陈寿因私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虽有崔浩为陈寿辩解，但贬抑说被唐修《晋书》采用，后为学者广泛征引，遂成定论。两宋之际陈寿饱受批评，直至明代学者胡应麟发现他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似贬实褒地表达了对诸葛亮的推崇，公案才现转机。此观点被王鸣盛等人接受，并逐渐成为主流。当代学者又指出以往批评陈寿的两件事不可信。至此，陈寿所受的千年非议终得澄清。使用材料不严谨与不加考辨地引用前人观点，是导致陈寿长久蒙冤的两个原因。而时至今日还有普及性著述承前人之谬，这表明正确历史观点、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需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 关 键 词：陈寿/贬抑/诸葛亮/胡应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史通》文献集成与研究”(项目编号：14BZS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嘉川(1971- )，男，河北卢龙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樊建增(1991- )，男，山西吕梁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能否“秉笔直书”是中国先秦以来评价史学家的重要依据，“书法不隐”[1]663的董狐以及“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卷上二，2738的司马迁都被树为史官的典范，与之相反，未能客观、公正地记述历史的史学家则往往受到世人的批评。如本文所要论述的陈寿就因对诸葛亮的评价而被称为“作史私且陋”[3]卷七，213。但陈寿是否真的贬抑了诸葛亮？他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否客观如实？千余年来，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成为史学史上的一段公案。仔细梳理这段公案，可以发现所谓的“贬抑”，源自后人对《三国志》文本的误读与误判。不过内中情节颇为复杂，一些文史大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卷入其中，很值得学界关注。 一、公案的肇始与持论双方的初期交锋 陈寿(233-297)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诸葛亮“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甚至将他视为管仲、萧何一样的治世良才。之后笔锋一转，以“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4]卷三五，930-934结束全文。显然，他是用这个带有明显疑问性的含糊话语评价了诸葛亮的军事能力。可是后人却忽视了陈寿的疑问性语气，直接认为是陈寿认定诸葛亮不善将略，然后以此为基础评价，以致掀起了极大波澜，酿成这段延续千年的公案。 据传世文献可知，在陈寿去世三四十年后，就出现了陈寿因私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 王隐《晋书》曰：“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好学，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寿父为马谡参军，诸葛亮诛谡，髡其父头，亮子瞻又轻寿，故寿撰《蜀志》，以爱憎为评也。”[5]卷二五，434-435 王隐生卒年不详，但据《晋书》本传“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的记载，可知在东晋初年，王隐已经在从事《晋书》的编撰工作。王隐遭排挤，“书遂不就”，后“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庾亮于咸和九年(334)出镇武昌，则王隐《晋书》成书要晚于334年，此时距陈寿去世不过三十余年。在王隐看来，陈寿父亲曾被诸葛亮施以髡刑，陈寿自己又被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所轻视，因此陈寿挟两代私恨称诸葛亮不善将略。 王隐的著述虽被称为“文辞鄙拙，芜舛不伦”[6]卷八二，2143，“其事非要，其言不经”[7]卷八，214，但他的说法应该并非纯出个人杜撰，而是基于当时流行的一些传言。南朝刘宋时期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收入了一条类似的材料：“晋永和三年(347)，蜀史常璩说蜀长老云：‘陈寿尝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此事归恶黄皓，而云瞻不能匡矫也’。”[4［卷三五，933此处没有涉及诸葛亮，但提到了陈寿曾被诸葛瞻所侮辱，与王隐“瞻又轻寿”所表达的内容基本相同。常璩明确指出这个说法是蜀地长者所言，并非源自王隐《晋书》。常璩于永和四年开始撰写《华阳国志》，其中《陈寿传》并无此内容，可知常璩已认为此说法不足信，所以未将其收入书中。 南朝刘宋时期《世说新语》记载道：“郄司空(郄愔)拜北府，王黄门(王徽之)诣郄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郄仓(郄融)谓嘉宾(郗超)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5]卷二五，434-435据《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附《郗愔传》，桓温主政时，迁郄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不久桓温北伐，愔先请督所部出河上，既以己非将帅才，不堪军旅，又固辞解职，劝温并领己所统。转冠军将军、会稽内史。后加镇军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在其升职拜官之时，王徽之前往道喜，用“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称之，并反复吟诵。无论如何，这句话表面上有贬抑之意，因此引起了郗愔次子郄融的不满。不过王徽之与郄愔是亲戚关系，也素无矛盾，没有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当众贬斥郄愔。王徽之在生活中任诞洒脱，常做惊人事，说惊人语。他清楚这句话是贬义的，但在他看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并没有损害诸葛亮的英名，所以他才大胆地用似贬实褒的方式将郄愔比作诸葛亮来夸赞郄愔。郗超准确地捕捉到了王徽之的意旨，因而他告诉弟弟，王徽之是借用陈寿的话，将父亲比作诸葛亮，此乃无以复加的荣耀，而绝非言语不逊。因此，这段记载至少说明三件事情：第一，诸葛亮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有很高地位。第二，陈寿那句本来带有明显疑问性的含糊话语“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到这里变成了完全肯定性的话语，但这个语气变化带来的字面上的贬抑之意，丝毫没有影响诸葛亮的形象，反而成为后人借用来评价他人的正面褒扬用语。第三，由第二层意思可知，在王徽之、郗超等人看来，陈寿的“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不论是疑问还是肯定用语，都没有贬抑诸葛亮之意。 南朝梁陈时徐陵说：“若夫伊尹庖厨贱宰，霍光阶闼小臣，诸葛亮无应变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佐，论其世业，较彼勤劳，书契以来，罕有明德。”[8]卷六，646此处，徐陵对伊尹、霍光的称呼有明显的轻视之意，对管仲、诸葛亮的评价也并非正面肯定，但他又极力称赞了四人的功业。这表明，他虽认为诸葛亮无应变之才属实，但还是历史上少有的值得肯定的“明德”之人。既然如此，在徐陵的语境中，也就无所谓陈寿贬抑诸葛亮之事。 由以上两则材料可以看出，东晋南朝时期，诸葛亮虽被一些人认为不善将略，但依然是功业卓著的代表。更应注意的是，后人引用陈寿说法之时，已然忽视了他原有的疑问语气，如刘孝标亦称：“《蜀志》陈寿评曰：‘亮连年动众而无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也’。”[5]卷二五，434曲解了他的原意，于是陈寿评价诸葛亮不善将略一事被逐渐坐实。 资料显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的故事中，诸葛亮有一幅神鬼莫测的军事奇才形象。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收录了大量的诸葛亮事迹，在这些故事中，诸葛亮军事才能卓著，与不善将略形成了鲜明对比，但选材谨严的陈寿却没有将它们收入《三国志》中，而是对诸葛亮做出了“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的评价。这显现了曾在蜀汉任官供职的陈寿的个人观点：他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确实有些怀疑。 除南朝外，北朝也有人谈及陈寿与诸葛亮之事。如北魏毛修之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9]卷四三，960毛修之与上述常璩的材料来源都是蜀地的长者，由此不难看出，陈寿《三国志》在社会上流行之后，巴蜀地区就流传着陈寿因私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不过毛修之的说法与常璩又有所不同，由陈寿被诸葛瞻所辱，演变成了陈寿被诸葛亮鞭挞，这就使陈寿与诸葛亮间的矛盾冲突显得更为激烈。 就在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这一说法广泛流传之际，也有人为陈寿辩解，这就是北魏著名人物崔浩。据《魏书》卷四三《毛修之传》记载，崔浩曾与毛修之就此问题进行论辩，认为陈寿不但没有挟恨贬抑诸葛亮，而且在《诸葛亮传》中是美化了诸葛亮。崔浩指出，诸葛亮与刘备二人，君臣相处融洽，却不能与曹操争天下，放弃荆州而以巴蜀为根据地更是下策，而陈寿仍将诸葛亮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已是在美誉诸葛亮；蜀汉立足巴蜀后，诸葛亮依仗险要的地势，不顾实力差距多次出兵攻魏，终未能有所收获，没有达到古代善战之将审时度势的水平。因此，崔浩认为，陈寿所称“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是如实记述，不但对诸葛亮“不为负之”，更“非挟恨之矣”。 崔浩是一个正统观念浓厚的人，他认定的正统是魏国，所以描述诸葛亮时连续使用了“诱夺”“伪联”“僭号”“不达时宜”“矜才负能”“边夷之众”等明显带有贬义的词语。但他在与毛修之论辩前，称《三国志》“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这意味着他对诸葛亮的评价并非简单地基于正统论，而是建立在陈寿的客观记载之上。 二、公案的形成与批评陈寿成为主流意见 唐朝时，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渐成定论。唐官修《晋书》称：“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6]卷八二，2137-2138这是以两件事对陈寿的史德提出批评，一是索米立传，二是厚诬诸葛。其实此二事均属子虚乌有①。索米之说，其源不可考，但厚诬诸葛却是直接从王隐《晋书》中抄录而来，并将其“以爱憎为评”挑明为“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晋书》在陈述这两件事的时候，谨慎地冠以“或云”，但后人转述时，却大都将“或云”二字忽略。如《旧唐书》评价裴行俭称：“铨藻吏能，文学政事，颇有深识。而前史讥其谬谥，有涉陈寿短武侯应变之论乎!非通论也。”[10]卷八四，2808《旧唐书》直接援引《晋书》的说法，说明此事在编撰者的认知中已属确定无疑之事。正因这一语气在后人的引用中由疑问转为陈述，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遂成定论。 之后，著名史学家刘知幾也加入到批评陈寿的阵营中来，并成为重要推手。他在《史通》中虽对《三国志》称赞有加，但认为陈寿并没有如实客观地评价诸葛亮。《论赞》篇称：“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必备加击难，则五车难尽。”《史官建置》篇称：“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曲笔》篇谈论蜀国史官建制时称：“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可见，刘知幾也认为陈寿因父亲受到髡刑而谤议诸葛亮。但他并未将视角置于“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而是另辟蹊径，从另外两个角度阐释了这一观点：一、陈寿认为诸葛亮不及管仲、萧何，即“抑亦管、萧之亚匹也”[4]卷三五，931，没有客观评价诸葛亮的能力；二、陈寿称蜀汉不设史官的说法也不正确，是借此抨击身为主政者的诸葛亮。 刘知幾的观点很快流传开来。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中写道：“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将诸葛亮置于萧何、曹参之上，与陈寿的论断相左，呼应了刘知幾的说法。后人注解此句，也指出此处是说陈寿评价不当，如钱谦益称“(崔浩)谓寿贬亮非为失实，此诗所以正浩之过论也”[11]卷一五，513，卢元昌亦称“陈寿以萧、管亚诸葛，妄也”[12]卷二，138。 伴随着对陈寿批评的逐渐增多，诸葛亮的形象也逐渐向“完人”演变。如裴度赞誉诸葛亮说：“若其人存、其政举，则四海可平，五服可倾。”与此同时，裴度对陈寿及陈寿的支持者提出了批评，认为：“陈寿之评未极其能事，崔浩之说又诘其成功。此皆以变诈之略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方语化成之道，不其谬与!”[13]卷三七，449裴度继承了“诸葛亮是军事奇才”这一观点，而且将其进一步强化。在他看来，诸葛亮不仅擅长将略，若能长久执政，就可以平定天下，这无疑将诸葛亮推向了“完人”。 以笔者所见，陈寿在唐代所受批评渐多，却无人为之辩解。这一状况持续到北宋中期才有所变化，此即三苏对诸葛亮善于将略这一观点发起的挑战。苏洵说：“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14]卷二，40卷三，68苏轼称：“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15]卷四，112苏辙认为：“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16]卷二，1586三人虽未直接替陈寿平反，但从不同角度说明诸葛亮不善将略，客观上回答了陈寿“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的疑问。 但苏氏父子的观点并未成为主流，与苏轼关系密切的秦观就以诸葛亮南征孟获、布八阵图及司马懿对诸葛亮“天下奇才”的评价为例，明确指出诸葛亮的“应变将略，不言可知”[17]卷二，724。稍晚于三苏的吕本中在《东莱诗集》卷一有“陈寿谓诸葛，将略非所长。私恨写青史，千古何茫茫”的论断，朱翌在《猗觉寮杂记》卷下有“寿真私意也，寿尝为亮子赡所辱尔”的论断，竭力批评陈寿。南宋末年，周密更是点名批评了苏氏父子的议论，指出三苏“盖用陈寿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之语耳。虽然，孔明岂可少哉!”[18]卷一，8 诸葛亮被神话的过程与蜀汉正统论的发展是同步的。北宋时期，已有“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19]卷六，7的场景。到南宋时，曹操窃国、刘备为正统的说法渐成主流。诸葛亮作为蜀汉重臣，其形象也不断被美化。而陈寿曾为蜀汉臣子，《三国志》却以魏为正统，并称诸葛亮不善将略，一些学者便将这两件事与陈寿和诸葛亮间的矛盾联系起来。如刘克庄称：“帝魏而卑吴蜀，说者谓陈寿蜀人，仕屡见黜，父为诸葛所髡，于刘氏君臣不能无憾。”[20]卷二，99萧常因这个理由要重写三国历史，他说： 常曩侍孝节先公读史，至陈寿《蜀志》，而先公废卷不怿曰：“汉其蜀乎？小人哉，陈寿也!”……先公言寿之父以罪为诸葛亮所髡，而寿之身复为亮子瞻所笞，又仕汉久不得志，庸是贬其号而诋讪其君臣，且以尊魏也。然寿之史行于世几千载，无一人正其谬而改作者。吾老矣，窃有志焉。[21]卷四四，687-688 萧常完全继承了他父亲对陈寿的评价，在他看来，陈寿不仅因私恨贬低诸葛亮，更因此贬抑蜀汉政权，而《三国志》问世近千年却没有人纠正，所以他就以蜀汉为正统而撰写了《续后汉书》。在《诸葛亮传》中，萧常特别提到了陈寿评价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然后评论说“论者不以为然”[21]卷八，439。因被认为挟恨贬抑诸葛亮，《三国志》便被彻底否定，可谓是后人对陈寿最严厉的批评。 但在批判陈寿的风潮中，也有一些学者为陈寿辩解。晁公武认为，“至于谓其衔诸葛孔明髡父而为贬辞，求丁氏之米不获，不立仪、廙传之类，亦未必然也”[22]卷五，181。他对《晋书》记载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可惜并未进一步深究。唐庚则提出了“改元”说，认为按照礼仪，刘禅应在继位次年改元，但在诸葛亮的主导下，当年便改元建兴，“此陈寿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观之，似不为过”[23]卷上，17。这一观点虽新颖，但过于牵强，影响也很小。相对来说，叶适的观点最值得注意。他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 余观陈寿论诸葛亮已实录，不诬其美矣。而当时乃谓寿毁亮，报其私怨。盖亮名重于实，不待史而有传，虽千载之后犹然也。“人心所归，不可以幸致”，此固学者之常语，然亦有不尽然者，如亮虽不至于名浮其实，而世之有实而名不副者多矣，可胜叹哉![24]卷三○，435 叶适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客观的，在阐释这一观点时，他避开了对诸葛亮将略的讨论，而是转向分析后人为何批评陈寿。叶适指出，诸葛亮的名声超出了他的实际能力。陈寿写《三国志》前，民间便流传着各种诸葛亮的故事，内中诸葛亮名重于实，而陈寿却以诸葛亮的实际能力为基准写传，二者之间的差距最终导致读者认为陈寿因私恨贬抑诸葛亮。后世学者在评价此事时，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往往不加考辨就人云亦云地批判陈寿，甚至写出“惟史臣寿，奸言非公”[25]卷一三，1499一类的谩骂之语。叶适能做出客观的评价，实在难能可贵。只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是被淹没在对陈寿的批判声里，未能成功地为陈寿正名。 三、公案真相的追寻 明代时，这一公案的主流观点仍是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而且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即陆深所说的“陈寿尝为诸葛亮书佐，得挞百下，其父亦为亮所髡，故《蜀志》多诬妄云”[26]卷二六，153。陆深将《魏书》和《晋书》中的记载糅合在一起，并删去了“(诸葛)瞻又轻寿”一句，构建了陈寿父子都与诸葛亮本人有矛盾的情状，进一步虚构陈寿与诸葛亮的冲突，以便坐实陈寿挟私谤议诸葛亮的说法，他的观点又被后人不加分析地引用(如万历时郭良翰《问奇类林》卷一六《文学上》)，进一步推动了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说法的盛行。 在众多批评中，有学者专门回应了三苏父子的观点。如孙绪称：“武侯三代遗才，独不为眉山父子所取。……此等訾毁皆自陈寿、薛能辈启之。然武侯岂可少哉!”[27]卷一一，585方弘静称：“苏颖滨《三国论》论昭烈弃天下而入巴蜀非地，用诸葛治国之才当纷纭征伐之冲非将，何其不审也？当其时，曹氏窃中原，孙氏据江东，不入蜀则无尺土可藉也，且汉非起于蜀耶？陈寿谓孔明徒长于治国，非诬则不智也，而以其言为足征，惑矣!司马仲达不可谓非将也，何以受巾帼之贻而不战，死犹走也？故苏子之论，可谓不审者也!”[28]卷八，218不难看出，二人所持理由与前人并无不同。 归纳学者们批评陈寿的理由可分为五类：第一，陈寿父亲因街亭之役被诸葛亮施以髡刑；第二，陈寿曾被诸葛瞻所侮辱(包括陈寿被诸葛亮鞭挞这一变体)；第三，通过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对比，说明诸葛亮将略水平高于司马懿；第四，陈寿尊魏抑蜀；第五，陈寿的评价与诸葛亮的完美形象相悖。魏晋以降，批评陈寿的学者们没有考察材料的真实性，便反复使用这几条理由批评陈寿，虽然这些理由几乎已成为共识，但说服力不够强，也没有新的材料能佐证。 明人好翻案，期间虽有一些是故作翻案文章，但也不乏严肃的作品，在“陈寿贬抑诸葛亮”这一公案上亦是如此。有些学者注意到上述理由的不足，为陈寿辩解的声音遂在明代后期渐成气候，并最终发展成为陈寿冤屈得以昭雪的第一缕强有力的耀眼霞光。 明末吴之甲说：“陈寿讥孔明将略非所长，杨畏讥司马君实不知道。于政事未尽，何异蚓议神虬、鷃嘲鷟鸑？近时文字以翻案为奇，黄口儿动辄摇笔弄墨，诋呵先哲，无复还忌，虽于日月何伤，亦坏风教不少。”[29]卷四，249这虽是向为陈寿翻案的人发难，但反映出已有不少学者在为陈寿辩解的事实。这些人中，如袁中道称：“陈寿作史，谓孔明‘将略非所长’，亦是公论。……孔明三代而下第一人品，然用兵决非韩信、岳武穆之俦，何必曲为之护？”[30]卷十四，437再如王志坚称：“自古用兵，未有不出奇冒险而能有功者。诸葛孔明用兵，病在不能出奇。……孔明之无功，夫人能料之，岂待仲达乎？陈寿称孔明为管、萧之亚，又曰用兵非其所长，此皆确论。世谓寿挟私致贬，其殆不然。”[31]卷二，406-407这都是以论证诸葛亮不善将略来证明陈寿评价的客观性，从而为陈寿正名，但显然与前人申论角度基本无异。 真正推动案件迈向转折的最重要力量来自浙东学者胡应麟。他生活的年代比上述陆深、孙绪、方弘静三人晚些，但比吴之甲、袁中道、王志坚三人稍早。从胡应麟传世著述的情况看，他最初也是接受了批评陈寿的前人成说，如其完成于万历十六(1588)、始刊于十七年、次年二月刊成的《诗薮》称：“陈寿讥诸葛，不足累诸葛，适以彰父之被刑。……且并其所善没之。作史之大戒也。”[32]卷一，142再如同期刊刻而于万历十七年八月先行刊成的《史书占毕》认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与管仲、乐毅相当，并称“大抵孔明为当时言，不容大尽，否则陈寿之词与‘将略非长’同一诬谬，非事实也”[33]卷一六，214。这段话蕴含了两层信息：第一，胡应麟认为“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是陈寿对诸葛亮的污蔑之评；第二，胡应麟意识到，晋代统治者不愿将诸葛亮的形象树立得过于高大，所以陈寿称诸葛亮“抑亦管、萧之亚匹也”是在政治压力下做出的评价。前人已将不逮管、萧视为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一部分，而胡应麟却将它视为与“将略非长”不同性质的评价，开辟了一条新的阐释路径，即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受到了当时政治的影响，并非其本心真实观点的反映。 沿此路径，胡应麟重新考察了公案，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主张： 陈寿之志三国，继躅马、班，而世率以寿父子见法武乡，故诸葛传赞有“将略非长”之訾，此皆不详核传文之颠末，且不知寿之所处何时，而托摭片言以借口者也。夫寿之志三国也，天下统于晋矣……寿于斯时，虽蜀之遗民，而实晋之编户也。……所纂《国志》，虽非被命纂修……而顾于晋之先世兵争仇敌之人，据事直书，临文无隐，大者将为崔浩之暴扬国恶，湛七族于一朝，次亦且如蔡中郎辈，婴缧绁于狴犴，而望书之行于世而传于后乎？此寿于武乡行陈之际，战胜攻克，不得不纡回其笔，以少致其北面之私者。而其意于武乡实未尝有所轩轾也。夫寿之成书，列传百数，吾悉取而读之矣。体存简质，辞绝浮蔓，即昭烈、魏、吴寥寥纪述，独武乡一传纡徐郁茂，备极敷扬。仅大捷卤城，一讳宣王之败，至渭南之卒，按行营垒，“天下奇才”之叹，且揭篇终。噫!彼司马懿者，百代奸雄之最，迹其生平，曷尝有所输服？独斯言也，触于目而发于衷。盖古今之公是，而寿直书之而不没，所为扬诩武乡之将略，固已至矣!而谓父见髠钳、己遭箠辱，畜憾于武乡而报之于史笔，否乎？然乎？[34]卷九八，712 在此文中，胡应麟开篇就指出，广为流传的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是错误的，学者以讹传讹的原因是没有认真研读《三国志》原文。他认为，陈寿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撰写《三国志》，稍有不慎便会遭遇崔浩、蔡邕般的悲剧结局，所以就用委婉的方式书写诸葛亮的军事水平。胡应麟从两个方面阐释了陈寿的方法：第一，《三国志》以简明见长，曹操、刘备等人的传记十分扼要，唯独《诸葛亮传》篇幅长、议论多，体现出陈寿对诸葛亮的重视；第二，虽然《三国志》回避了司马懿与诸葛亮作战时的失败，却引用了司马懿对诸葛亮“天下奇才”的由衷赞叹，通过侧面描写表现了诸葛亮的军事水平。 作出以上解释后，胡应麟仍嫌不足，又援引《三国志》中的其他记载做进一步的论证： 诸葛氏集虽寿所纂修，实奉命晋君者也。……中历叙其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则几于王者之事矣。且以武乡素志，进思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凌厉边疆，震荡宇宙。然则亮之将略，寿以为长乎？为短乎？若夫“应变”数言，其下亟称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盖天命有在，不可力争。其抑扬微旨明寄宣王，寿之本意灼然自暴，岂得以为讥亮所短耶？申言梁益之民追思不置咏《甘棠》于召公，又以周公之诰丁宁烦悉拟武乡之文告，则寿固尊亮以为周、召品流，匪但匹萧亚管而已。乃至篇终“佚道使民，虽劳不怨，生道杀民，虽死不忿”四语也……三代之下惟孟轲氏能道之，诸葛氏能行之，而寿也顾亦能征之、能赞之，则古今之知武乡，寿居其最焉可也。俾当时寿之父子毫有未尽于孔明，胡以叙致丽丽，联篇累牍，极其榆扬而弗能自已哉？惟是后人捃拾此言，而上下全文漠然不考，又往往不省其著作之时、讳避之体，而讥弹一辙，不惟上负前人叙述之素心，而且贻累武乡之盛德。故详为辨析，俟尚论君子衷焉。[34]卷九八，713 胡应麟分析了《三国志》收录的陈寿向晋帝进呈的纂修《诸葛亮集》表文，指出文中称诸葛亮“进思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凌厉边疆，震荡宇宙”，已经是在褒奖诸葛亮的军事水平。针对前人屡屡批评的“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胡应麟认为应结合“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来理解，陈寿看似批评诸葛亮战略水平不佳，但立刻就指出诸葛亮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并借夸耀司马懿暗褒诸葛亮，因此，不善将略的评价并非陈寿的本意。胡应麟认为诸葛亮是三代以来唯一能真正施行仁政之人，而陈寿将诸葛亮比做召公、周公正是为了阐明这一点。基于以上分析，胡应麟指出如果陈寿父子与诸葛亮有隙，陈寿就不会长篇累牍地盛赞诸葛亮，所以陈寿与诸葛亮间不但没有私恨，陈寿更是诸葛亮的最佳赏音，而后人不考察陈寿写书时的社会背景，也不全面分析上下文，却断章取义地抓住一句话不放，实在是有违陈寿褒扬诸葛亮的一片公心。 胡应麟观念的转变非常明显，最初他因袭了前人的观点，在对这一公案重新思考的过程中，他通过对陈寿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三国志》上下文的分析，最终认定陈寿是因受政治压力，不得不做出“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的评价，但陈寿还是通过历史书写隐晦地表达了对诸葛亮的推崇。自公案肇始，学者为陈寿翻案都是基于“陈寿认定诸葛亮不善将略”与事实相符，这显然是违背陈寿的原意的，因而他们虽一再努力，却不料已经偏离了正轨。而胡应麟却回归到陈寿的书写语境，他以陈寿所处政治环境为背景考察陈寿的言论，最终指出陈寿以委婉的方式赞扬了诸葛亮。如此来看，陈寿挟恨报复诸葛亮的说法失去了根据，于是千载以来因之而起的对陈寿的批评也就站不住脚了。胡应麟基于《三国志》书写语境下的这一釜底抽薪的论述，终于使“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案向沉冤得雪，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清初仍有一些学者承前人之谬，坚持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如尤侗称：“又谓将略非孔明所长，此陈寿挟怨之言”[35]卷二，351，郑与侨认为“陈寿遽以不娴将略少之，谬也”[36]卷七七，2768，陆锡熊则称：“陈寿贬诸葛亮，谓将略非其所长，魏收誉尔朱荣，谓韩、彭、伊、霍无以过，皆属一人之私言。”[37]卷五，63但大部分学者已转向为陈寿辩解，黄宗羲和王夫之都指出诸葛亮不善战略，“非知兵者”[38]卷二，278，他的战略选择不合时宜，陈寿的评价并非“尽诬”[39]卷九，662。李光地称“人说陈寿与武侯有仇，故说他‘奇谋为短’，不知此句却是武侯功臣”[40]卷二二，391。朱彝尊提出了新的理由为陈寿翻案，他说：“寿于魏文士惟为王粲、卫觊五人等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觊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幹、陈琳、阮瑀、应瑒、刘桢仅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41]卷五九，313从丁氏兄弟才能平庸这一角度说明了陈寿不为他们立传的正当性。朱彝尊还指出，张俨、袁准都称诸葛亮不善将略，并非只有陈寿持这样的观点，后人将“厚诬诸葛”的罪名全部扣在陈寿一人身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为陈寿翻案的过程中，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位考史名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 《晋书》称寿作《三国志》“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语气已足。其下又称：“……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髠，寿为亮传，谓‘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议者以此少之。”《晋书》好引杂说，故多芜秽，此亦其一也。……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为张邻所破，初未尝以私隙咎亮。至谓亮“将略非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评中反复盛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廖立、李平为亮废窜，尚能感泣无怨，明达如寿，顾立、平之不若邪？亮六出祁山，终无一胜，则可见为节制之师，于进取稍钝，自是实录。寿本传论曰：“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江汉英灵，信有之矣。”其推许至此。索米等说，特史家好采稗野，随手掇拾，聊助谈资耳。寿史才之高，作《晋书》者固已知之，非有意欲抑之也。[42]卷三九，277-278 显然，王鸣盛也认为陈寿不但没有因私报复，而且极为推崇诸葛亮。这与胡应麟的说法有明显承续关系，但王鸣盛又继续考察了《晋书》对此事的记载，从而比胡应麟的阐述更为深入。王鸣盛指出，《晋书》对陈寿的史才推崇备至，而所谓索米立传、厚诬诸葛仅仅是《晋书》作者收入书中的稗官野史，虽可“聊助谈资”，却不能信以为真。王鸣盛的方法与胡应麟极为相似，胡应麟分析《三国志·诸葛亮传》以证明陈寿没有贬抑诸葛亮之意，王鸣盛则通过分析《晋书·陈寿传》说明作者没有批评陈寿的史才。如此一来，后人以《三国志》和《晋书》为依据批评陈寿的言论，便失去了立论根据。 钱大昕称：“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侯，故于传末载其文集目录篇第，并书所进表于后，其称颂盖不遗余力矣。论者谓承祚有憾于诸葛，故短其将略。岂其然乎!岂其然乎!”[43]卷二八，485-486赵翼则列举多项史实，证明陈寿“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指出：“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传中皆不敢书。而持论独如此，固知其折服于诸葛深矣。而谓其以父被髠之故，以此寓贬，真不识轻重者。”[44]卷六，132很明显，钱、赵二人的观点也与胡应麟颇为类似，都是通过阐释陈寿对诸葛亮的推崇，驳斥了陈寿挟恨报复的说法。 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陈寿并未挟恨报复诸葛亮的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甚至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野叟曝言》中第七十八回描写了文素臣与家人讨论《三国志》的情节，作者借文素臣之口说：“非陈寿，亦莫尽诸葛之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评》复摘其为相之善，重叠称美，其推崇诸葛可谓至矣。……《(上〈诸葛亮集〉)表》所谓‘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四语，非陈寿不能知，诸葛于九泉下闻之，必引为知己者也。”[45]第七八回，945-949当家人问及，陈寿为何在父亲遭受髡刑的情况下仍极力褒扬诸葛亮，文素臣指出，陈寿出于一片公心，所以盛赞诸葛亮，所谓的索米之说、厚诬诸葛，都是后人穿凿附会。可见，在清朝中后期，为陈寿翻案的势力已经占了上风。 四、公案真相的论定 民国时期，还有一些批评陈寿的声音，如向振黄称：“盖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故其传亮也，妄肆讥评，以非将之才贬之”。[46]何子恒则称：“陈寿的父亲也同时受了髡刑，因此陈寿替诸葛亮作传，竟说他‘将略非所长，无应敌之才’……这些都是陈寿欠公允的地方，因此颇为一般人所非议”。[47]35-36但多数学者已认识到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客观的。如著名史家金毓黼在《中国史学史》中直接引用王鸣盛的观点，称“《晋书》好采杂说，故以入传，然于其上冠以‘或云’，以明其事之难信(于诸葛髡其父亦然)”[48]85。再如吕思勉通过分析文句，指出陈寿的评价“犹加一‘盖’字，以为疑辞也”，由《上〈诸葛亮集〉表》来看，“凡诸贬损之词，悉非由衷之言明矣。此外全传之文，无不推挹备至。谤议之云，宁非梦呓？”[49]125-126姚永朴认为陈寿在晋朝统治之下撰写《三国志》，不得不回护司马懿，所以将略非长之语是“逊辞”。[50]44柳诒徵说：“‘应变’二语，盖作疑辞，非为枉屈”，而陈寿“倾倒武侯至矣。”[51]104不难看出，这些学者或指出陈寿对诸葛亮的推崇，或意识到陈寿所受的政治压力，可谓与胡应麟别无二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诸葛亮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学术界对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一案的讨论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热度。大部分学者对陈寿持肯定态度。如郝建梁、班书阁说：“因为《晋书》喜采异说，‘乞米’、‘髡父’的事，未必果有其事；诸葛亮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军事确非其所长，(陈)寿对他的评语，也不算不公道。”[52]65钱锺书也探讨了这一公案，他先引用陈寿“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评价，直截了当地指出六朝人并不认为这一评价有损诸葛亮的声誉；随后又引用了《魏书》《曝书亭集》《癸巳存稿》《潜研堂文集》等著作中的材料，说明后世学者为陈寿做出的辩解。[53]1819-1820钱锺书没有直接为陈寿翻案，但通过这些材料，他为陈寿翻案之意已然非常明显。朱杰勤指出索米立传和厚诬诸葛是“《晋书》作者根据当时无稽的游谈与妒忌者的捏造和附会”，他引用朱彝尊、王鸣盛的观点，说明“《晋书·陈寿传》所记的两件事都是向壁虚做的”[54]97-98。张孟伦也引用王鸣盛等人的观点，认为“无论怎么来说，陈寿都只歌颂、推尊了诸葛亮，并没有谤议、污蔑诸葛亮，更莫谈厚诬诸葛亮了”[55]218。其他如吴泽编选、袁英光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陶懋炳的《陈寿曲笔说辨诬》(《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张舜徽主编的《中国史学家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京华、惠英的《陈寿评价诸葛亮曲笔辩》(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编，《诸葛亮研究》，巴蜀书社1985年)，杨耀坤的《陈寿与〈三国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清泉、苏双碧等编写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等，都引用了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的观点为陈寿翻案，这可见三位考史大家的观点得到了后人的公认，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不过，王、钱、赵三人的观点源自胡应麟，但后人论及“陈寿贬抑诸葛亮”一案时，“基本上都是引清代三大家之论，这未免舍前逐后、舍源逐流”，而无人提及胡应麟，究其原因，与学者“太熟悉清代史学，而于明代史学一向鄙视以致对其研究不够有直接关系”[56]381，致使胡应麟在此案中的关键作用被长期埋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陈寿贬抑诸葛亮一案的讨论，既有对古人观点的复述，更有新的亮点，此即李小树的《陈寿“谤议”诸葛亮质疑》一文。如前文所述，晁公武曾怀疑“父为诸葛亮所髡”和“索米立传”二事的真实性，但并未深究，李小树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他指出，马谡在街亭之役时的官职为参军，而根据汉末官职设置和习俗，参军之下不可能再设参军，所以“寿父为马谡参军”的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就算陈寿的父亲因马谡一事受髡刑处罚，那么时间应当在建兴六年中，秦汉时期，髡刑是五年刑期，当陈寿的父亲刑满回家，距离陈寿出生不足六个月，与常理不符。因此，“寿父亦坐被髡”也不属实。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曹丕即位后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手段打击曹植的党羽，丁仪、丁廙兄弟和他们的男性亲属全部被处死，自然不可能有儿子在数十年后被陈寿“索米”，因此，“索米立传”之事也是虚构的。《晋书》所载两事均不可信，“陈寿因而不可能以所谓‘父辱’这一并不存在的私怨而‘厚诬’、‘谤议’诸葛亮”[57]。前人已经阐明陈寿评价诸葛亮的一片公心，但对批评陈寿的两个理由未能证伪，而今李小树通过翔实的考证，指明了用来批评陈寿的论据皆为虚假不实之说，这从根本上推翻了前人对陈寿的批评，陈寿所受的千年非议终得澄清。 然而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惰力却是无时无地不存在的。如有人继续称陈寿评诸葛亮短于应变将略是“有失偏颇”[58]，认为诸葛亮六次北伐失败不应“归咎于诸葛亮少于奇谋，短于将略，陈寿若单纯以功业成败来定论其军事才能的话，未免有失公允”[59]。其实这些学者也和前人一样，将陈寿的疑问之词当作了肯定句，背离了陈寿的原意，所以他们对陈寿的批判自然也就难以成立。 五、结语 陈寿史才之高，广为同时代学者所认可。张华称之为“班固、史迁不足方”[60]卷一一，634这未免夸张，但肯定有推崇之意还是显而易见的，而夏侯湛读过《三国志》后，“便坏己书而罢”[4]卷八二，2137。但短短几十年后，在巴蜀地区的流言和王隐的笔下，陈寿便被描述成一个因怀私恨而贬抑诸葛亮的失德之人。究其原因，是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盛赞诸葛亮后，以“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之语评价其军事能力，而这一明显带有疑问色彩的语句却被后人当作肯定句解读。北魏崔浩曾为陈寿辩解，但未能成功为他正名。自唐修《晋书》引用了王隐的观点后，批评陈寿成为学界主流。唐宋之际，蜀汉正统论逐渐流行，诸葛亮的形象也向“完人”演变，当他被置于不可批评的神坛之后，陈寿就成为众矢之的。虽有苏轼等人试图为陈寿翻案，但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众多批判声里。明代学者胡应麟认为陈寿撰写《三国志》时承担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他发现并指出陈寿对诸葛亮明贬暗褒，而后人断章取义，辜负了陈寿的一片苦心。胡应麟的观点成为陈寿一案的重要转折点，并被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一批清代学者所继承，他们的观点又被后世学者广泛引用，于是为陈寿辩冤渐成主流。当代学者李小树又证明了以往批评陈寿的两条理由均不可信，至此，陈寿所受冤屈终得昭雪。 在一千多年的流传中，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几经更迭，影响逐渐扩大。考察这一过程，不难发现有两个原因导致了陈寿长久蒙冤。第一，使用材料不严谨。陈寿对诸葛亮军事能力的评价，带有明显的疑问语气，可后人都将它视作肯定句，因此陈寿认定诸葛亮不善将略成为了公认的事实，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与陈寿的本意大相径庭。唐修《晋书》采用王隐的说法时谨慎地冠以“或云”二字，后世学者引用《晋书》时却将“或云”省略，使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被坐实。明代陆深将材料随意拼合，进一步强化了陈寿与诸葛亮间的矛盾。正是这些不严谨的行为，制造并夸大了陈寿与诸葛亮间的矛盾。第二，学者引用前人观点时不加考辨，言及陈寿与诸葛亮，往往称陈寿贬抑诸葛亮，而并没有去深入探究这个问题，他们只是简单地地引述前人的说法。一代代学者笃信前人的观点，甚至不去怀疑《晋书》为什么会有“或云”二字，反复称陈寿贪金索米、厚诬诸葛，几乎使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成为定论。而时至今日，仍有普及型的、非专业研究性的历史著述将陈寿描述成“无良史之德”[61]194的形象，这表明正确的历史观点、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需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特别是需要随学术研究的不断进展而及时更新。 注释： ①详见下引李小树《陈寿“谤议”诸葛亮质疑》一文 原文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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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任乃强，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三、公案真相的追寻 明代时，这一公案的主流观点仍是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而且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即陆深所说的“陈寿尝为诸葛亮书佐，得挞百下，其父亦为亮所髡，故《蜀志》多诬妄云”[26]卷二六，153。陆深将《魏书》和《晋书》中的记载糅合在一起，并删去了“(诸葛)瞻又轻寿”一句，构建了陈寿父子都与诸葛亮本人有矛盾的情状，进一步虚构陈寿与诸葛亮的冲突，以便坐实陈寿挟私谤议诸葛亮的说法，他的观点又被后人不加分析地引用(如万历时郭良翰《问奇类林》卷一六《文学上》)，进一步推动了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说法的盛行。 在众多批评中，有学者专门回应了三苏父子的观点。如孙绪称：“武侯三代遗才，独不为眉山父子所取。……此等訾毁皆自陈寿、薛能辈启之。然武侯岂可少哉!”[27]卷一一，585方弘静称：“苏颖滨《三国论》论昭烈弃天下而入巴蜀非地，用诸葛治国之才当纷纭征伐之冲非将，何其不审也？当其时，曹氏窃中原，孙氏据江东，不入蜀则无尺土可藉也，且汉非起于蜀耶？陈寿谓孔明徒长于治国，非诬则不智也，而以其言为足征，惑矣!司马仲达不可谓非将也，何以受巾帼之贻而不战，死犹走也？故苏子之论，可谓不审者也!”[28]卷八，218不难看出，二人所持理由与前人并无不同。 归纳学者们批评陈寿的理由可分为五类：第一，陈寿父亲因街亭之役被诸葛亮施以髡刑；第二，陈寿曾被诸葛瞻所侮辱(包括陈寿被诸葛亮鞭挞这一变体)；第三，通过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对比，说明诸葛亮将略水平高于司马懿；第四，陈寿尊魏抑蜀；第五，陈寿的评价与诸葛亮的完美形象相悖。魏晋以降，批评陈寿的学者们没有考察材料的真实性，便反复使用这几条理由批评陈寿，虽然这些理由几乎已成为共识，但说服力不够强，也没有新的材料能佐证。 明人好翻案，期间虽有一些是故作翻案文章，但也不乏严肃的作品，在“陈寿贬抑诸葛亮”这一公案上亦是如此。有些学者注意到上述理由的不足，为陈寿辩解的声音遂在明代后期渐成气候，并最终发展成为陈寿冤屈得以昭雪的第一缕强有力的耀眼霞光。 明末吴之甲说：“陈寿讥孔明将略非所长，杨畏讥司马君实不知道。于政事未尽，何异蚓议神虬、鷃嘲鷟鸑？近时文字以翻案为奇，黄口儿动辄摇笔弄墨，诋呵先哲，无复还忌，虽于日月何伤，亦坏风教不少。”[29]卷四，249这虽是向为陈寿翻案的人发难，但反映出已有不少学者在为陈寿辩解的事实。这些人中，如袁中道称：“陈寿作史，谓孔明‘将略非所长’，亦是公论。……孔明三代而下第一人品，然用兵决非韩信、岳武穆之俦，何必曲为之护？”[30]卷十四，437再如王志坚称：“自古用兵，未有不出奇冒险而能有功者。诸葛孔明用兵，病在不能出奇。……孔明之无功，夫人能料之，岂待仲达乎？陈寿称孔明为管、萧之亚，又曰用兵非其所长，此皆确论。世谓寿挟私致贬，其殆不然。”[31]卷二，406-407这都是以论证诸葛亮不善将略来证明陈寿评价的客观性，从而为陈寿正名，但显然与前人申论角度基本无异。 真正推动案件迈向转折的最重要力量来自浙东学者胡应麟。他生活的年代比上述陆深、孙绪、方弘静三人晚些，但比吴之甲、袁中道、王志坚三人稍早。从胡应麟传世著述的情况看，他最初也是接受了批评陈寿的前人成说，如其完成于万历十六(1588)、始刊于十七年、次年二月刊成的《诗薮》称：“陈寿讥诸葛，不足累诸葛，适以彰父之被刑。……且并其所善没之。作史之大戒也。”[32]卷一，142再如同期刊刻而于万历十七年八月先行刊成的《史书占毕》认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与管仲、乐毅相当，并称“大抵孔明为当时言，不容大尽，否则陈寿之词与‘将略非长’同一诬谬，非事实也”[33]卷一六，214。这段话蕴含了两层信息：第一，胡应麟认为“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是陈寿对诸葛亮的污蔑之评；第二，胡应麟意识到，晋代统治者不愿将诸葛亮的形象树立得过于高大，所以陈寿称诸葛亮“抑亦管、萧之亚匹也”是在政治压力下做出的评价。前人已将不逮管、萧视为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一部分，而胡应麟却将它视为与“将略非长”不同性质的评价，开辟了一条新的阐释路径，即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受到了当时政治的影响，并非其本心真实观点的反映。 沿此路径，胡应麟重新考察了公案，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主张： 陈寿之志三国，继躅马、班，而世率以寿父子见法武乡，故诸葛传赞有“将略非长”之訾，此皆不详核传文之颠末，且不知寿之所处何时，而托摭片言以借口者也。夫寿之志三国也，天下统于晋矣……寿于斯时，虽蜀之遗民，而实晋之编户也。……所纂《国志》，虽非被命纂修……而顾于晋之先世兵争仇敌之人，据事直书，临文无隐，大者将为崔浩之暴扬国恶，湛七族于一朝，次亦且如蔡中郎辈，婴缧绁于狴犴，而望书之行于世而传于后乎？此寿于武乡行陈之际，战胜攻克，不得不纡回其笔，以少致其北面之私者。而其意于武乡实未尝有所轩轾也。夫寿之成书，列传百数，吾悉取而读之矣。体存简质，辞绝浮蔓，即昭烈、魏、吴寥寥纪述，独武乡一传纡徐郁茂，备极敷扬。仅大捷卤城，一讳宣王之败，至渭南之卒，按行营垒，“天下奇才”之叹，且揭篇终。噫!彼司马懿者，百代奸雄之最，迹其生平，曷尝有所输服？独斯言也，触于目而发于衷。盖古今之公是，而寿直书之而不没，所为扬诩武乡之将略，固已至矣!而谓父见髠钳、己遭箠辱，畜憾于武乡而报之于史笔，否乎？然乎？[34]卷九八，712 在此文中，胡应麟开篇就指出，广为流传的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是错误的，学者以讹传讹的原因是没有认真研读《三国志》原文。他认为，陈寿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撰写《三国志》，稍有不慎便会遭遇崔浩、蔡邕般的悲剧结局，所以就用委婉的方式书写诸葛亮的军事水平。胡应麟从两个方面阐释了陈寿的方法：第一，《三国志》以简明见长，曹操、刘备等人的传记十分扼要，唯独《诸葛亮传》篇幅长、议论多，体现出陈寿对诸葛亮的重视；第二，虽然《三国志》回避了司马懿与诸葛亮作战时的失败，却引用了司马懿对诸葛亮“天下奇才”的由衷赞叹，通过侧面描写表现了诸葛亮的军事水平。 作出以上解释后，胡应麟仍嫌不足，又援引《三国志》中的其他记载做进一步的论证： 诸葛氏集虽寿所纂修，实奉命晋君者也。……中历叙其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则几于王者之事矣。且以武乡素志，进思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凌厉边疆，震荡宇宙。然则亮之将略，寿以为长乎？为短乎？若夫“应变”数言，其下亟称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盖天命有在，不可力争。其抑扬微旨明寄宣王，寿之本意灼然自暴，岂得以为讥亮所短耶？申言梁益之民追思不置咏《甘棠》于召公，又以周公之诰丁宁烦悉拟武乡之文告，则寿固尊亮以为周、召品流，匪但匹萧亚管而已。乃至篇终“佚道使民，虽劳不怨，生道杀民，虽死不忿”四语也……三代之下惟孟轲氏能道之，诸葛氏能行之，而寿也顾亦能征之、能赞之，则古今之知武乡，寿居其最焉可也。俾当时寿之父子毫有未尽于孔明，胡以叙致丽丽，联篇累牍，极其榆扬而弗能自已哉？惟是后人捃拾此言，而上下全文漠然不考，又往往不省其著作之时、讳避之体，而讥弹一辙，不惟上负前人叙述之素心，而且贻累武乡之盛德。故详为辨析，俟尚论君子衷焉。[34]卷九八，713 胡应麟分析了《三国志》收录的陈寿向晋帝进呈的纂修《诸葛亮集》表文，指出文中称诸葛亮“进思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凌厉边疆，震荡宇宙”，已经是在褒奖诸葛亮的军事水平。针对前人屡屡批评的“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胡应麟认为应结合“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来理解，陈寿看似批评诸葛亮战略水平不佳，但立刻就指出诸葛亮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并借夸耀司马懿暗褒诸葛亮，因此，不善将略的评价并非陈寿的本意。胡应麟认为诸葛亮是三代以来唯一能真正施行仁政之人，而陈寿将诸葛亮比做召公、周公正是为了阐明这一点。基于以上分析，胡应麟指出如果陈寿父子与诸葛亮有隙，陈寿就不会长篇累牍地盛赞诸葛亮，所以陈寿与诸葛亮间不但没有私恨，陈寿更是诸葛亮的最佳赏音，而后人不考察陈寿写书时的社会背景，也不全面分析上下文，却断章取义地抓住一句话不放，实在是有违陈寿褒扬诸葛亮的一片公心。 胡应麟观念的转变非常明显，最初他因袭了前人的观点，在对这一公案重新思考的过程中，他通过对陈寿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三国志》上下文的分析，最终认定陈寿是因受政治压力，不得不做出“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的评价，但陈寿还是通过历史书写隐晦地表达了对诸葛亮的推崇。自公案肇始，学者为陈寿翻案都是基于“陈寿认定诸葛亮不善将略”与事实相符，这显然是违背陈寿的原意的，因而他们虽一再努力，却不料已经偏离了正轨。而胡应麟却回归到陈寿的书写语境，他以陈寿所处政治环境为背景考察陈寿的言论，最终指出陈寿以委婉的方式赞扬了诸葛亮。如此来看，陈寿挟恨报复诸葛亮的说法失去了根据，于是千载以来因之而起的对陈寿的批评也就站不住脚了。胡应麟基于《三国志》书写语境下的这一釜底抽薪的论述，终于使“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案向沉冤得雪，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清初仍有一些学者承前人之谬，坚持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如尤侗称：“又谓将略非孔明所长，此陈寿挟怨之言”[35]卷二，351，郑与侨认为“陈寿遽以不娴将略少之，谬也”[36]卷七七，2768，陆锡熊则称：“陈寿贬诸葛亮，谓将略非其所长，魏收誉尔朱荣，谓韩、彭、伊、霍无以过，皆属一人之私言。”[37]卷五，63但大部分学者已转向为陈寿辩解，黄宗羲和王夫之都指出诸葛亮不善战略，“非知兵者”[38]卷二，278，他的战略选择不合时宜，陈寿的评价并非“尽诬”[39]卷九，662。李光地称“人说陈寿与武侯有仇，故说他‘奇谋为短’，不知此句却是武侯功臣”[40]卷二二，391。朱彝尊提出了新的理由为陈寿翻案，他说：“寿于魏文士惟为王粲、卫觊五人等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觊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幹、陈琳、阮瑀、应瑒、刘桢仅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41]卷五九，313从丁氏兄弟才能平庸这一角度说明了陈寿不为他们立传的正当性。朱彝尊还指出，张俨、袁准都称诸葛亮不善将略，并非只有陈寿持这样的观点，后人将“厚诬诸葛”的罪名全部扣在陈寿一人身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为陈寿翻案的过程中，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位考史名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 《晋书》称寿作《三国志》“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语气已足。其下又称：“……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髠，寿为亮传，谓‘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议者以此少之。”《晋书》好引杂说，故多芜秽，此亦其一也。……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为张邻所破，初未尝以私隙咎亮。至谓亮“将略非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评中反复盛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廖立、李平为亮废窜，尚能感泣无怨，明达如寿，顾立、平之不若邪？亮六出祁山，终无一胜，则可见为节制之师，于进取稍钝，自是实录。寿本传论曰：“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江汉英灵，信有之矣。”其推许至此。索米等说，特史家好采稗野，随手掇拾，聊助谈资耳。寿史才之高，作《晋书》者固已知之，非有意欲抑之也。[42]卷三九，277-278 显然，王鸣盛也认为陈寿不但没有因私报复，而且极为推崇诸葛亮。这与胡应麟的说法有明显承续关系，但王鸣盛又继续考察了《晋书》对此事的记载，从而比胡应麟的阐述更为深入。王鸣盛指出，《晋书》对陈寿的史才推崇备至，而所谓索米立传、厚诬诸葛仅仅是《晋书》作者收入书中的稗官野史，虽可“聊助谈资”，却不能信以为真。王鸣盛的方法与胡应麟极为相似，胡应麟分析《三国志·诸葛亮传》以证明陈寿没有贬抑诸葛亮之意，王鸣盛则通过分析《晋书·陈寿传》说明作者没有批评陈寿的史才。如此一来，后人以《三国志》和《晋书》为依据批评陈寿的言论，便失去了立论根据。 钱大昕称：“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侯，故于传末载其文集目录篇第，并书所进表于后，其称颂盖不遗余力矣。论者谓承祚有憾于诸葛，故短其将略。岂其然乎!岂其然乎!”[43]卷二八，485-486赵翼则列举多项史实，证明陈寿“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指出：“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传中皆不敢书。而持论独如此，固知其折服于诸葛深矣。而谓其以父被髠之故，以此寓贬，真不识轻重者。”[44]卷六，132很明显，钱、赵二人的观点也与胡应麟颇为类似，都是通过阐释陈寿对诸葛亮的推崇，驳斥了陈寿挟恨报复的说法。 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陈寿并未挟恨报复诸葛亮的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甚至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野叟曝言》中第七十八回描写了文素臣与家人讨论《三国志》的情节，作者借文素臣之口说：“非陈寿，亦莫尽诸葛之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评》复摘其为相之善，重叠称美，其推崇诸葛可谓至矣。……《(上〈诸葛亮集〉)表》所谓‘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四语，非陈寿不能知，诸葛于九泉下闻之，必引为知己者也。”[45]第七八回，945-949当家人问及，陈寿为何在父亲遭受髡刑的情况下仍极力褒扬诸葛亮，文素臣指出，陈寿出于一片公心，所以盛赞诸葛亮，所谓的索米之说、厚诬诸葛，都是后人穿凿附会。可见，在清朝中后期，为陈寿翻案的势力已经占了上风。 四、公案真相的论定 民国时期，还有一些批评陈寿的声音，如向振黄称：“盖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故其传亮也，妄肆讥评，以非将之才贬之”。[46]何子恒则称：“陈寿的父亲也同时受了髡刑，因此陈寿替诸葛亮作传，竟说他‘将略非所长，无应敌之才’……这些都是陈寿欠公允的地方，因此颇为一般人所非议”。[47]35-36但多数学者已认识到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客观的。如著名史家金毓黼在《中国史学史》中直接引用王鸣盛的观点，称“《晋书》好采杂说，故以入传，然于其上冠以‘或云’，以明其事之难信(于诸葛髡其父亦然)”[48]85。再如吕思勉通过分析文句，指出陈寿的评价“犹加一‘盖’字，以为疑辞也”，由《上〈诸葛亮集〉表》来看，“凡诸贬损之词，悉非由衷之言明矣。此外全传之文，无不推挹备至。谤议之云，宁非梦呓？”[49]125-126姚永朴认为陈寿在晋朝统治之下撰写《三国志》，不得不回护司马懿，所以将略非长之语是“逊辞”。[50]44柳诒徵说：“‘应变’二语，盖作疑辞，非为枉屈”，而陈寿“倾倒武侯至矣。”[51]104不难看出，这些学者或指出陈寿对诸葛亮的推崇，或意识到陈寿所受的政治压力，可谓与胡应麟别无二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诸葛亮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学术界对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一案的讨论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热度。大部分学者对陈寿持肯定态度。如郝建梁、班书阁说：“因为《晋书》喜采异说，‘乞米’、‘髡父’的事，未必果有其事；诸葛亮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军事确非其所长，(陈)寿对他的评语，也不算不公道。”[52]65钱锺书也探讨了这一公案，他先引用陈寿“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评价，直截了当地指出六朝人并不认为这一评价有损诸葛亮的声誉；随后又引用了《魏书》《曝书亭集》《癸巳存稿》《潜研堂文集》等著作中的材料，说明后世学者为陈寿做出的辩解。[53]1819-1820钱锺书没有直接为陈寿翻案，但通过这些材料，他为陈寿翻案之意已然非常明显。朱杰勤指出索米立传和厚诬诸葛是“《晋书》作者根据当时无稽的游谈与妒忌者的捏造和附会”，他引用朱彝尊、王鸣盛的观点，说明“《晋书·陈寿传》所记的两件事都是向壁虚做的”[54]97-98。张孟伦也引用王鸣盛等人的观点，认为“无论怎么来说，陈寿都只歌颂、推尊了诸葛亮，并没有谤议、污蔑诸葛亮，更莫谈厚诬诸葛亮了”[55]218。其他如吴泽编选、袁英光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陶懋炳的《陈寿曲笔说辨诬》(《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张舜徽主编的《中国史学家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京华、惠英的《陈寿评价诸葛亮曲笔辩》(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编，《诸葛亮研究》，巴蜀书社1985年)，杨耀坤的《陈寿与〈三国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清泉、苏双碧等编写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等，都引用了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的观点为陈寿翻案，这可见三位考史大家的观点得到了后人的公认，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不过，王、钱、赵三人的观点源自胡应麟，但后人论及“陈寿贬抑诸葛亮”一案时，“基本上都是引清代三大家之论，这未免舍前逐后、舍源逐流”，而无人提及胡应麟，究其原因，与学者“太熟悉清代史学，而于明代史学一向鄙视以致对其研究不够有直接关系”[56]381，致使胡应麟在此案中的关键作用被长期埋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陈寿贬抑诸葛亮一案的讨论，既有对古人观点的复述，更有新的亮点，此即李小树的《陈寿“谤议”诸葛亮质疑》一文。如前文所述，晁公武曾怀疑“父为诸葛亮所髡”和“索米立传”二事的真实性，但并未深究，李小树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他指出，马谡在街亭之役时的官职为参军，而根据汉末官职设置和习俗，参军之下不可能再设参军，所以“寿父为马谡参军”的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就算陈寿的父亲因马谡一事受髡刑处罚，那么时间应当在建兴六年中，秦汉时期，髡刑是五年刑期，当陈寿的父亲刑满回家，距离陈寿出生不足六个月，与常理不符。因此，“寿父亦坐被髡”也不属实。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曹丕即位后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手段打击曹植的党羽，丁仪、丁廙兄弟和他们的男性亲属全部被处死，自然不可能有儿子在数十年后被陈寿“索米”，因此，“索米立传”之事也是虚构的。《晋书》所载两事均不可信，“陈寿因而不可能以所谓‘父辱’这一并不存在的私怨而‘厚诬’、‘谤议’诸葛亮”[57]。前人已经阐明陈寿评价诸葛亮的一片公心，但对批评陈寿的两个理由未能证伪，而今李小树通过翔实的考证，指明了用来批评陈寿的论据皆为虚假不实之说，这从根本上推翻了前人对陈寿的批评，陈寿所受的千年非议终得澄清。 然而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惰力却是无时无地不存在的。如有人继续称陈寿评诸葛亮短于应变将略是“有失偏颇”[58]，认为诸葛亮六次北伐失败不应“归咎于诸葛亮少于奇谋，短于将略，陈寿若单纯以功业成败来定论其军事才能的话，未免有失公允”[59]。其实这些学者也和前人一样，将陈寿的疑问之词当作了肯定句，背离了陈寿的原意，所以他们对陈寿的批判自然也就难以成立。 五、结语 陈寿史才之高，广为同时代学者所认可。张华称之为“班固、史迁不足方”[60]卷一一，634这未免夸张，但肯定有推崇之意还是显而易见的，而夏侯湛读过《三国志》后，“便坏己书而罢”[4]卷八二，2137。但短短几十年后，在巴蜀地区的流言和王隐的笔下，陈寿便被描述成一个因怀私恨而贬抑诸葛亮的失德之人。究其原因，是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盛赞诸葛亮后，以“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之语评价其军事能力，而这一明显带有疑问色彩的语句却被后人当作肯定句解读。北魏崔浩曾为陈寿辩解，但未能成功为他正名。自唐修《晋书》引用了王隐的观点后，批评陈寿成为学界主流。唐宋之际，蜀汉正统论逐渐流行，诸葛亮的形象也向“完人”演变，当他被置于不可批评的神坛之后，陈寿就成为众矢之的。虽有苏轼等人试图为陈寿翻案，但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众多批判声里。明代学者胡应麟认为陈寿撰写《三国志》时承担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他发现并指出陈寿对诸葛亮明贬暗褒，而后人断章取义，辜负了陈寿的一片苦心。胡应麟的观点成为陈寿一案的重要转折点，并被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一批清代学者所继承，他们的观点又被后世学者广泛引用，于是为陈寿辩冤渐成主流。当代学者李小树又证明了以往批评陈寿的两条理由均不可信，至此，陈寿所受冤屈终得昭雪。 在一千多年的流传中，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几经更迭，影响逐渐扩大。考察这一过程，不难发现有两个原因导致了陈寿长久蒙冤。第一，使用材料不严谨。陈寿对诸葛亮军事能力的评价，带有明显的疑问语气，可后人都将它视作肯定句，因此陈寿认定诸葛亮不善将略成为了公认的事实，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与陈寿的本意大相径庭。唐修《晋书》采用王隐的说法时谨慎地冠以“或云”二字，后世学者引用《晋书》时却将“或云”省略，使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被坐实。明代陆深将材料随意拼合，进一步强化了陈寿与诸葛亮间的矛盾。正是这些不严谨的行为，制造并夸大了陈寿与诸葛亮间的矛盾。第二，学者引用前人观点时不加考辨，言及陈寿与诸葛亮，往往称陈寿贬抑诸葛亮，而并没有去深入探究这个问题，他们只是简单地地引述前人的说法。一代代学者笃信前人的观点，甚至不去怀疑《晋书》为什么会有“或云”二字，反复称陈寿贪金索米、厚诬诸葛，几乎使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成为定论。而时至今日，仍有普及型的、非专业研究性的历史著述将陈寿描述成“无良史之德”[61]194的形象，这表明正确的历史观点、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需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特别是需要随学术研究的不断进展而及时更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