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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约旦国家建构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先后经历了内源型国家建构——部落与费萨尔民族政府的合作，外源型国家建构——部落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政治角力，内外力量竞逐与合作下的国家建构——英国和以阿卜杜拉为首的阿拉伯部落精英之间的合作、较量与博弈三种形式。在此期间，部落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巩固约旦国家建构的凝合剂，也是消解约旦国家建构的主力军，关键在于约旦国家与部落之间逻辑互动的方式和程度。部落首领将家族财富与哈希姆家族紧密相连，既关系着约旦的平顺发展，也为国家的繁荣竭力付出。换言之，约旦部落和国家之间逐步形成一种共荣共生、相互扶持的逻辑关系，并不断形塑着约旦的国家建构。 关 键 词：国家建构/约旦/部落/哈希姆王室 社科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15ZDB06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薛亦凡，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西安 710069)。 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是传统政治学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指国家功能性的制度建设与政治机构的创设。关于国家建构有“内源型”和“外源型”两大理论流派。内源型国家建构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查尔斯·蒂利，他认为国家建构等同于国家形成，是指“国家对于社会的权力强化过程”。①外源型国家建构理论代表是弗朗西斯·福山，他认为国家建构是国家能力的建设，是由外部行动者实施的，目的是建立新型的政府机构。②由于族裔众多、教派林立，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中东地区的国家建构具有复杂性与多层次性，而约旦的国家建构表现得尤为明显。约旦国家建构先后经历了内源型国家建构、外源型国家建构和内外力量竞逐与合作下的国家建构，兼具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特点。一方面，约旦国家建构以阿拉伯人为主体民族，以部落为社会基础，政治合法性来源于圣裔家族，即约旦王国的缔造者哈希姆家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及其丈夫阿里的后代；另一方面，作为外源性主体的英国与约旦国家建构密不可分，没有英国的介入，约旦国家建构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不管是内源型还是外源型，约旦的国家建构都与部落问题密切相关。 关于约旦的部落和国家建构问题，国外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一是关注约旦部落的历史发展。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安德鲁·施洛克(Andrew Shryock)曾在约旦和也门进行田野调查，收集了较多一手资料。他融合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记录了约旦部落的历史变迁。③约旦学者艾布·沙阿尔和信德·哈塞努梳理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约旦河以东的历史(1516～1918年)。④瑞典学者拉尔斯·瓦哈林(Lars Wa  hlin)从历史地理学出发，对约旦拜勒卡地区的部落进行了系统研究。⑤二是强调部落在约旦国家建构中的作用。美国学者保罗·A·朱迪尼(Paul A.Jureidini)和R·D·麦克劳林(R.D.Mclaurin)着眼于社会变革对约旦部落的冲击，关注部落在国家建构中发挥的政治作用。⑥美国人类学家琳达·L·莱恩(Linda L.Layne)认为，部落在塑造约旦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乌兹·拉比(Uzi Rabi)通过研究“部落谢赫”的地位，分析了约旦国家政权与部落联盟之间的关系。⑧约阿夫·阿隆(Yoav Alon)对约旦的部落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卓著。⑨他探讨了约旦部落、英国殖民主义力量对现代约旦国家形成的影响，认为部落主义是约旦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⑩相较之国外，国内学者对约旦部落关注的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约旦民族国家建构、约旦与巴勒斯坦的关系等问题。(11)本文主要利用阿拉伯文和英文的相关文献，系统梳理部落在约旦国家建构中的历史流变、发展脉络及其现实影响。约旦部落的基本特征 约旦社会主要由部落构成。直至20世纪初，约旦地区的民众仍过着游牧半游牧的部落生活，定居者寥寥。约旦部落是建立在亲缘关系基础上的群体，依靠父系血缘划分支系，具有较强的凝聚力。部落群体由一位部落首领领导，重视集体荣誉，团结一致。部落为各分支分担生存压力，提供社会生活所需的安定环境。约旦部落集中分布在约旦河东岸地区。阿杰隆省、拜勒卡省、卡拉克省是部落人口的主要聚居地，仅拜勒卡省就有30多个部落生活于此。(12)这些部落民大都信仰伊斯兰教，也有一些小部落民信仰基督教。规模较大的部落有5个，即萨克尔部落(Sakhr)、胡维塔特部落(Huwaytat)、阿德旺部落(Adwan)、马贾利部落(Majali)及哈桑部落(Hasan)。萨克尔和胡维塔特是约旦最重要的部落，它们规模庞大，拥有独立武装。胡维塔特部落的活动范围从约旦中部的塔菲拉向南延伸。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部落民依靠贩卖骆驼从英国人手里赚取黄金而身价倍增。(13)其部落土地大多直接租给农民，而部落民本身则过着游牧生活。萨克尔部落的领地在约旦北部，部落民以游牧为主。整个19世纪，萨克尔部落逐渐向阿拉伯半岛北部迁移，最终选择了约旦河东岸地区。他们冬季居住在沙漠地带，夏天则迁居至拜勒卡东部以及阿杰隆地区。是沙漠中最富庶、最强大的部落之一，拥有数千名部落战士。(14)从19世纪开始，萨克尔的部落谢赫开始收购耕地。到了20世纪，他们控制了拜勒卡的大部分地区。这些部落民放牧绵羊和骆驼，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实物租金。在外约旦时期，萨克尔部落累积财富，成为约旦地区势力最强大的部落之一，在安曼也极富影响力。部落谢赫米斯卡尔·法伊兹(Mithqal Fayiz)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该家族也是哈希姆王室最亲密的部落盟友。这两大部落对约旦统治者意义重大，能够获取他们的支持是国家稳定的关键。 从整体上看，约旦部落具有以下重要特征：第一，约旦部落属于在依附原则下的平等型部落。中东地区地域广阔，不同的社会基于不同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形成了不同的部落类别。按照查尔斯·林霍尔姆(Charles Lindholm)的观点，这些国家的部落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阿拉伯贝都因部落和阿富汗普什图部落为代表的平等型部落；另一种是以中亚、土耳其和伊朗部落为代表的等级制部落。(15)约旦部落是阿拉伯部落的典型代表，属于查尔斯·林霍尔姆所说的平等型部落。约旦部落在依附原则下进行结盟，拥有自己的土地。一些部落领地广阔，实力雄厚，也有一些部落领地狭小，人口较少，需要依附大部落而求得生存。(16)在小部落依附大部落时，前者需要向后者缴纳一定的“呼沃”(khawa)(17)，即“保护费”。这种“保护费”又名“兄弟税”，实际上成了部落依附和亲缘关系的物质化象征。但依附并不意味着地位不平等，部落内各分支在相互平等的原则下进行合作。各部落地位平等，相互交往与互助，共同使用部落土地和水源，促进了地区内的贸易交往和情感交流。 第二，按照财富多少，约旦的部落存在着不同的类型。约旦部落中财富最多的是养殖骆驼的游牧部落，它们是部落中的贵族。饲养绵羊和山羊的游牧部落稍逊一筹，财富最少的是从事农业和土地耕种的部落。(18)山羊不适合长途迁徙，饲养山羊的部落仅能够在一个狭小的牧场放牧。因此，养殖骆驼的部落处于财富金字塔顶端，他们掌握更多生活资料，拥有广阔的生存空间。约旦游牧部落和定居人口的商业互动构成一种共生关系。部落可以到邻近市场销售畜产品，所得收入用于购买诸如服饰、粮食、蔬菜、水果等生活用品。(19) 第三，争斗与冲突是约旦部落间资源、实力消长的重要路径。部落间也会产生对抗，造成暴力冲突。在干旱季节，基于水源的缺乏和放牧需求会迫使部落入侵对方的领地，发生部落间冲突。在此过程中，牧场和水源频繁易手，部落由此参与自然资源的重新分配，这也是部落的重要收入来源。由于不同部落间实力的差异，实力较强的部落凭借冲突之机，劫掠其他部落领地，因此劫掠成为部落扩张自身势力、建立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正由于约旦部落繁多，社会结构复杂且不易控制，部落冲突持续不断，因此如何整合部落力量、调和部落利益以及推动部落对国家的接受和认同，成为约旦国家建构中难以逾越的难题。 部落与费萨尔民族政府的合作 现代约旦的创建者属于先知穆罕默德嫡系后裔哈希姆家族。1908年，奥斯曼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后恢复了哈希姆家族成员侯赛因·伊本·阿里的圣裔身份，后者就任麦加谢里夫。青年土耳其党实行独裁统治，推行土耳其化政策，激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侯赛因希望在英国支持下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1915年3月，侯赛因第三子费萨尔与英国签署《大马士革议定书》，英国承认阿拉伯人独立，二者建立防御同盟。(20)1915年7月14日至1916年3月10日，谢里夫侯赛因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围绕《大马士革议定书》连通5封信件，史称《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前者要求阿拉伯国家独立，而后者仅是笼统地许诺，避而不谈版图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违背昔日承认阿拉伯人独立的承诺，占领阿拉伯人领土。1918年9月30日，英、法签订了关于阿拉伯东方占领制度的协定，对被占阿拉伯领土的民政管理进行分割：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东叙利亚和约旦归费萨尔管理；而1919年的巴黎和会又以“委任托管”的方式将英、法占领阿拉伯土地“合法化”。1919年6月，叙利亚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代表在大马士革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承认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为主权国家。1919年11月，叙利亚大马士革东部行政区成立“国防人民委员会”，由250名代表组成。12月10日，根据该委员会的提议，宣告成立叙利亚第一届民族政府。1920年3月，叙利亚召开第二届国民大会，叙利亚宣告成立，并推选费萨尔为国王。 约旦内源型国家建构的主体是费萨尔民族政府，内容是它与部落的互动。在1921年外约旦建国前夕，约旦民众以部落为基本单位生养作息，遵循部落的价值观和社会习俗。(21)部落通过建立政治联盟控制土地和水源，进行耕种和放牧。部落民按照习俗在不同季节进行迁徙，保障成员安全，制定部落内部规则，解决部落内部矛盾冲突。(22) 费萨尔政府掌权后与该地区的许多部落谢赫结成了联盟。在阿拉伯大起义期间，许多部落曾与奥斯曼帝国政府合作，费萨尔对此既往不咎。这些谢赫利用新政权的宽容政策逐步恢复了自身的地位。胡维塔特部落的哈马德·本·贾兹，萨克尔部落的米斯卡尔·法伊兹，马贾利部落的鲁法凡·马贾利以及卡拉克地区基督徒部落首领奥达·卡苏斯都受益于费萨尔的这种宽容政策，势力逐渐壮大。 费萨尔政府给予部落财政支持，并授予部落谢赫荣誉封号，以赢得他们的政治忠诚。他授予部落首领为“谢赫之王”，并给予丰厚的薪水。奥达·卡苏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当费萨尔邀请卡拉克的显贵们前往大马士革时，他和鲁法凡·马贾利作为费萨尔的客人在大马士革居住两个半月，受到盛情款待。(23)费萨尔政府还成功调解了多起部落争端。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阿拉伯民族主义已成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主导意识形态。在接连目睹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和法国进军黎巴嫩后，部落民众渴望通过费萨尔政府对外约旦进行统治。但费萨尔政府在外约旦的国家建构并未持续太久，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部落不再支持费萨尔政府。1919年12月1日，英国军队撤出叙利亚后，对阿拉伯政府的财政支持减半，费萨尔政府没有财力补贴外约旦部落。1920年1月，政府宣布强制征兵，更遭到外约旦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费萨尔要求在大马士革与部落谢赫会面，一些谢赫拒绝费萨尔的邀请。(24)自此，外约旦政府的影响力仅限于少数城镇及其邻近地区，比如萨拉特和安曼。这些城镇居民害怕游牧部落，不想被它们控制，仍然支持政府。 第二，随着费萨尔政府在外约旦和叙利亚部分地区影响力的减弱，部落精英借机填补政治真空，并引发部落之间的内斗。部落从当地的村庄和城镇收取保护费。强大的部落努力扩大它们的领土，而小部落和定居部落希望依靠强大的盟友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第三，外部力量的干预促使部落保持独立和自治。通过获得一个或多个外部势力的支持，部落首领的收入来源日渐多样化，同时增强了他们在该地区的个人权威。在地区政治前景尚不明朗之时，这些部落避免自己选边站队，希望与该地区发挥作用的诸多国家均保持良好关系。当时最活跃的是法国人，他们试图通过资助部落谢赫，来破坏费萨尔政权。犹太复国主义者担心部落袭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因此也会支付给部落谢赫一定的钱款资助。 上述因素削弱了费萨尔政府在外约旦的作用，面对费萨尔政府控制力的大幅减弱，外约旦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约旦内源型国家构建以失败而告终。 部落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政治角力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国家建构等同于国家能力的建设，国家建构的方式主要依靠“外部行动者”，即外源型国家建构。(25)尽管福山提出的外源型国家建构思想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中国家，但这一概念用于约旦国家建构实践也颇有启发意义。约旦内源型国家建构失败后，则进入了外源型国家建构阶段。外源型国家建构的“外部行动者”是英国，内容则是英国与部落的阶段性互动。 (一)第一阶段：提出塞缪尔计划 赫伯特·塞缪尔是英国政府派驻的巴勒斯坦事务高级专员，“塞缪尔计划”是英国占领并直接管理外约旦的计划，得到了一些外约旦部落的支持。随着费萨尔政府的倒台，英国担心法国在控制叙利亚局势后转而对英国势力范围内的叙利亚领土产生兴趣，同时也忌惮外约旦地区的乱局会蔓延到巴勒斯坦。(26)部落谢赫意识到，费萨尔政府垮台后，英国人会在各种利益博弈中发挥关键作用。许多部落谢赫前去耶路撒冷与塞缪尔会面，有些部落成员甚至提议英国在外约旦建立政府，进行直接统治。(27) 由于部落谢赫的支持，塞缪尔乐观地预计英国占领外约旦将受到所有外约旦人的欢迎，因此他产生了两种设想：一是只需动用极少的军事力量就能占领和管理整个外约旦；二是只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税收制度，外约旦就可以实现自我供养。一旦留出了外约旦行政当局的开支，相当大的盈余将足以资助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28)但由于外约旦在英国中东战略上的边缘化，英国当局否定了塞缪尔占领外约旦的提议，授权塞缪尔派遣四到五名英国官员，帮助当地人建立地方政府。 (二)第二阶段：召开萨拉特会议 1920年8月，塞缪尔在萨拉特召开会议，与外约旦的许多知名人士会面。塞缪尔表示，英国将设法帮助他们建立地方政府，巴勒斯坦行政当局不会直接控制外约旦，英方也无意征募或解除部落武装。(29)他以为英国的计划将在外约旦受到广泛支持，但实际上大部分部落谢赫并未出席会议，他们对塞缪尔的提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英国人对外约旦政治形势的误判，源于英国官员和当地部落谢赫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而这种文化差异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英国官员在报告和私人信件中，反复强调外约旦部落谢赫对他们的亲切态度，认为这是对英国政府的无条件支持。实际上，在阿拉伯礼仪文化体系中，对客人的尊重和礼貌并不意味着政治上认同或支持。(30)那些强大的游牧部落大多不希望英国对外约旦事务过度参与。(31)而那些主动接触他们的谢赫并非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他们接近英国人，正是因为他们无法遏制实力更强的竞争对手对领地的侵蚀，希望提升自己在部落中的地位。(32)这些谢赫缺乏自己的军事力量，担心出现权力真空，只要部落能落得一定程度的自治，他们欢迎任何政府的统治。 (三)第三阶段：成立地方政府 萨拉特会议之后，英国派遣了6名官员在外约旦试图建立3个地方政府，但均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第一个是阿杰隆地方政府。部落谢赫对英国人的热情使英国误解为谢赫们接受了英方的条件，着手组建地方政府。但仅仅几天之后，库拉、巴尼·库阿伊德、贾巴尔·卡伊伦和杰拉什的谢赫纷纷要求自治。(33)英国官员随之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随之，以部落谢赫为基础，阿杰隆地区成立了一系列地方政府。部落谢赫在约旦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成为本地区耀眼的政治领袖。 第二个是拜勒卡地方政府。拜勒卡位于外约旦中部，是游牧部落或半游牧部落地区。英国人自负地认为他们可以与这些部落达成共识。与其他地区相比，拜勒卡地方政府利用了费萨尔时代遗留下来的基础设施，表现出高度的延续性。实际上，英国人在此建立政府，不得不对付地区内几个最强大的游牧部落。在当地最具影响力的是阿德旺部落和萨克尔部落，他们对英国所建立的地方政府持截然不同的态度。阿德旺部落支持英国，他们需要依靠外部力量，防止萨克尔人侵占他们的领土，以确保他们在地区内的领导地位。萨克尔部落的态度则与之相反，他们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信心，觉得没有必要寻求英国的支持，转而寻求一条更独立甚至对抗的路线。(34)部落之间的矛盾和不合作使得地方政府难以有效运作，更无法控制地区局势。 第三个是卡拉克地方政府。该政府与当地的部落谢赫达成了一种有效的合作，地方政府发挥了稳定局势的作用。然而，当政府开始征税，部落谢赫们则展开暴力对抗，他们拒绝纳税，南部城镇塔菲拉很快实现自治。 局势的变化使英国人意识到通过建立地方政府来管理外约旦是不可能的。法国也在向英国施压，要求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控制外约旦局势，并清查在外约旦避难的叙利亚流亡者，否则法国将进行武力干预。(35)1920年11月，阿卜杜拉·本·侯赛因抵达外约旦，意味着约旦外源型国家建构的失败。 约旦国家建构经历了内源型和外源型的历史变迁，尽管失败了，但对现代约旦国家建构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相关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虽然未能有效运转，但为阿卜杜拉政府治理国家打下了基础，这些政治制度、经济体系与社会结构成为后来外约旦埃米尔国的核心与基础。 部落与半独立的阿卜杜拉政府的互动 从内源型国家建构到外源型国家建构，都没有完成约旦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约旦国家建构进入了第三阶段：内外力量竞逐与合作下的国家建构，即英国和以阿卜杜拉为首的阿拉伯部落精英之间的合作、较量与博弈。 阿卜杜拉是谢里夫·侯赛因的次子，他与父亲一样，渴望在地区内建立独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1920年11月，阿卜杜拉来到了外约旦边城马安。阿卜杜拉抵达外约旦的消息一经传出，各方均开始采取行动。法国担心阿卜杜拉的到来影响法国在叙利亚的管理，引起阿拉伯人与法方的敌对，因此法国敦促英国尽快武力占领约旦。英国对此十分紧张，本打算继续深入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最终将外约旦纳入巴勒斯坦政府的管辖范围，阿卜杜拉的到来势必会有碍这一计划。(36)外约旦地区的部落谢赫和民族主义者却对阿卜杜拉表现得很积极，这些人清楚英国人的想法，因此，部落和民族主义者对阿卜杜拉提供支持，这成为阿卜杜拉日后掌权的基础。(37) 1921年3月，以英国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殖民行政长官在开罗召开会议，会后丘吉尔与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会面。阿卜杜拉提出希望将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合并，置于同一位阿拉伯国王的领导下；或者将伊拉克和外约旦进行合并。这两个提议均被丘吉尔回绝。(38)丘吉尔允诺英国不会在外约旦驻军，而是将外约旦交由阿卜杜拉统治，英国每年向阿卜杜拉提供津贴。阿卜杜拉则需要承认英国在外约旦的权力，并接受英国的援助，自此英国确立了对外约旦的委任统治。 外约旦地区既不像巴勒斯坦具有鲜明的战略意义，也不像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英国并没有过多重视这片土地。阿卜杜拉解散了由英国人成立的地方政府，并于1921年4月11日组建了第一届政府。但阿卜杜拉对政府的日常管理不感兴趣，其施政重点是处理与部落的关系。 第一，与部落谢赫建立亲密关系。阿卜杜拉特别注意与强大的游牧部落建立并保持联盟关系。为此他将部落事务从中央政府的管理下独立出来，由他本人或由他的表兄沙克尔·本·扎伊德所领导的部落事务部进行管理。其结果是在外约旦出现了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政府模式。游牧或半游牧部落处于阿卜杜拉的个人统治之下，成为阿卜杜拉政府的合作伙伴。定居人口则按现代方式由中央政府控制。(39) 事实证明，阿卜杜拉改善与部落谢赫亲善关系取得的效果十分明显。外约旦主要以部落为组织单位，还没有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通过获得部落谢赫的支持和合作，阿卜杜拉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整个国家。每一个村庄、城镇或部落地区的路边石碑上，部落谢赫的名字都赫然在目。(40)阿卜杜拉之所以依靠部落，一是他本身的军事力量不足，迫使他不得不依靠部落的军事实力；二是为了抵御外来威胁，如1922年以来瓦哈比运动的渗透。 第二，通过“国家计划”，引导部落定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国在中东地区竞相角逐利益。约旦部落地区的社会生态遭到破坏，畜牧业产量严重下滑，部落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41)尽管建国初期阿卜杜拉成功使部落谢赫们宣誓效忠，但国家对部落的控制仍然极为有限。1921年新建立的外约旦埃米尔国完全以部落作为社会基础，部落因素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1931年，阿卜杜拉发起“国家计划”的目的是引导部落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具体措施包括：一是鼓励部落人口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42)二是外约旦政府为贝都因人提供流动学校，医疗服务，并且在部落驻地附近挖掘水源，确保部落民众的淡水供应。三是协助部落首领将土地划归个人耕种，同时分发种子，组织农业专家现场传授部落牧民农耕技巧。通过这些手段，部落内部聚集地出现了一些村落，在政府的扶持下，部落民在取水点附近建房定居。(43)四是通过登记地籍，将土地交付给农民，实现土地私有化，吸引大批部落人口定居。通过上述措施，土地所有权开始被视为社会权力和财富的来源，但土地所有权并不一定会削弱部落主义。(44)自此，外约旦政府有效地将部落游牧经济转型为定居农业经济，部落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力量。 第三，依靠部落军队，打击瓦哈比伊赫万运动的扩张。1922年夏，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伊赫万军队推进至外约旦与沙特的边界，直接威胁外约旦游牧部落的利益与国家稳定，对新生的阿卜杜拉政府构成巨大的军事挑战。(45)一方面，外约旦军事力量规模太小，力量太弱，仅有一支警察部队，用来收缴税收和维持社会秩序。因此，政府不得不依靠部落的军事支持。另一方面，游牧部落并非伊赫万的对手，他们需要并恳求政府的帮助，并希望政府可以获得英国的支持。由此产生了外约旦中央政府与几个大部落，尤其是萨克尔和胡维塔特部落、鲁瓦拉部落之间的亲密合作。阿卜杜拉动员各部落阻止沙特阿拉伯的渗透，这标志着部落开始主动融入国家，有益于国家建构。(46) 1922年8月，一支瓦哈比军队袭击了安曼以南12英里(约合19.3公里)的两个萨克尔部落村庄。经过两天鏖战，在哈迪德部落的帮助下，萨克尔人击败了袭击者。1926年2月，伊赫万对外约旦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他们派遣4000人前往安曼袭击萨克尔和拜勒卡部落的村庄。在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和装甲车的配合下，伊赫万被击败。由于萨克尔部落是瓦哈比伊赫万军队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他们控制了首都安曼周围地区的安全工作，因而成为建国初期约旦军队的主体部分。(47)在阿卜杜拉执政的最初几年，十分依赖萨克尔部落的军事支持。作为回报，阿卜杜拉政府赐给谢赫米斯卡尔大量封地，并大幅减免萨克尔部落的税收。 阿卜杜拉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策略对付部落。一方面，他依赖一些势力较大的游牧部落，尤其是萨克尔部落。阿卜杜拉从强大的部落联盟中选拔官员，帮助维持这些部落的优势地位，从而获得大部落的稳定支持，维持部落和中央的权力平衡。(48)另一方面，他对反政府的部落恩威并施。1921年，阿杰隆地区发生库拉起义。起因是当地舒赖迪家族(Shuraydi family)所在的部落拒绝被划归入伊尔比德省，拒绝纳税。在武力镇压失败后，阿卜杜拉通过与舒赖迪家族谈判，最终化解了危机，平息了叛乱。1923年，约旦发生阿德旺部落起义，起义由部落首领艾布·阿德旺(Abu Adwan)领导。起义原因是这支部落居住在首都安曼附近，时常与萨克尔部落发生冲突。但阿卜杜拉屡次站在萨克尔一方，因为二者相比，萨克尔部落更加强大，加之萨克尔部落捍卫着外约旦，抵御沙特的伊赫万运动的挑衅，故而萨克尔在阿卜杜拉的扶持下得到了更多土地，但纳税更少，这使阿德旺部落倍感威胁。阿德旺部落揭竿而起，要求减轻赋税，否则将推翻阿卜杜拉的埃米尔之位。最终这场起义在英国的协助下遭到镇压。 部落整合与约旦的独立建国 约旦国家建构的第三阶段——内外力量合作与竞逐下的国家建构分为两个时期：即第一时期：以阿卜杜拉政权为主，英国为辅。但阿卜杜拉扶植当地大部落的政策，不仅加剧了部落间的不平衡，大部落得到政府的重视，授予高官且减免税赋。(49)这样有失公允的做法招来了英国的反对。(50)至此，约旦内外力量合作与竞逐下的国家建构进入第二时期：即英国为主，阿卜杜拉政权为辅。在英国看来，部落起义对阿卜杜拉政府的威胁，损害了英国在外约旦的利益。英国开始绕过阿卜杜拉，在部落问题上采取行动。 英国不希望阿卜杜拉与部落的关系过于亲密，但也不希望部落威胁阿卜杜拉在外约旦的地位，甚至认为部落是未来国家稳定的直接威胁。换言之，他们希望外约旦成为一个立法系统完善，行政高效的国家。(51)英国控制阿卜杜拉政府的所有开支并重组了行政系统，取消了部落事务部。这样一来，阿卜杜拉无法通过减税或增加财政补助的方式拉拢部落。 当时的阿拉伯军团长官皮克主张，外约旦应该开展定居农业，而非继续推崇游牧部落。皮克的政策聚焦于外约旦与巴勒斯坦附近的农耕区，这里承担着国家最沉重的赋税任务，而与其毗邻的东部靠近汉志铁路的部落则可以实行自治。这一政策本身并不合理，因为人口基数较小的少数群体却承担了国家的税收基础，他们无法上缴能够满足财政需求的巨大数额，人口更多的部落可以获得税赋减免，长此以往自然会引起多方的矛盾。 皮克想要建立一支主要由农耕人口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将能够应对部落对国家法律的挑战。他还在外约旦与叙利亚和沙特边境建立了一支外约旦边防武装，这支部队负责保卫约旦边境的安全。皮克的行为使边境地区的部落感到自己逐渐被架空，不再受信任，因而他们开始想要改投沙特阵营。已经建立的两支武装都未能收到理想的效果，更无法有效管控边境，最终还是需要依靠部落的力量。皮克将贝都因部落成员排除在国家建构之外，从而使得国家失去了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这种政策阻碍了人口占多数的部落对国家事务进行有效参与。 1930年，英国政府把约翰·格拉布从伊拉克调至外约旦，从而改变了皮克的部落政策。格拉布抵达外约旦后的两年间，他采取措施逐步平息约旦部落内乱，恢复社会稳定局面。第一，取悦并赢得部落的信任。具体措施：一是将皮克组建的外约旦边防武装调离沙漠，使当地部落不再受到监管，初步取得了部落的信任。二是结束皮克将部落人口排除在武装部队之外的做法，着手建立一个由部落人口组成的武装力量，这就是著名的阿拉伯军团。而建立这支武装的目的是与部落合作，让部落感觉被政府信任。此外，格拉布精通阿拉伯语，对游牧生活有丰富的知识，他甚至常居在胡维塔特部落，并且将自己的财物分给部落居民，以缓解他们的物质短缺。 第二，招募部落成员成立阿拉伯军团沙漠巡逻队。这支军团成立于1931年2月，当时有20人报名参加，并由伊拉克警察训练。格拉布随后搬到萨克尔部落领地，几个月后他成功地招募了90名士兵。不久，要求加入阿拉伯军团的士兵人数就超过了所需人数。沙漠巡逻队对部落成员很有吸引力，部落所推崇的战士精神在军队中得到了体现。部落士兵进行突袭训练，纪律严明、勇于作战。(52)军团薪饷较高。一个士兵的月薪近5英镑，在饥馑之年足以维持整个家庭开支。到1931年中期，格拉布的军团已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沙漠巡逻队的机动性很强，拥有汽车、骆驼、现代武器。 第三，开通部落与国家融合的渠道。随着格拉布与各个部落之间建立联系，阿卜杜拉埃米尔不再是部落获得经济援助、就业支持和教育资源的唯一保障，从而削弱了阿卜杜拉在部落事务中的影响。(53)格拉布自己成了国家与部落之间的中间人，得到了部落的肯定。(54)阿拉伯军团吸纳了大量部落人口，并灌输国家主义意识，部落逐步纳入中央的行政控制之中，支持国家发展。与之相呼应，部落也有了与政府进行对话、获得生存资源的渠道，改变了国家发展威胁部落生计的传统观点。(55) 外约旦在阿卜杜拉和英国的双重治理下已经具有了现代国家体系的特征，但由于英国委任统治仍未废除，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作为哈希姆家族的一员，阿卜杜拉在阿拉伯大起义时的政治抱负一直植根于心中。(56)因此，他多次向英国提出约旦独立的请求。1946年5月25日，外约旦正式宣告独立，并更名为外约旦哈希姆王国，阿卜杜拉的头衔由埃米尔变为国王。刚刚独立的外约旦王国十分脆弱，外部环境的和谐与国内局势的平衡很快被巴勒斯坦地区的事态发展所打破。一直以来，阿卜杜拉国王都有意将巴勒斯坦的部分领土纳入自己的王国。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外约旦成功兼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并控制了耶路撒冷老城。1950年4月，外约旦正式宣布兼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更改国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约旦河西岸地区被兼并后，巴勒斯坦人大量涌入约旦，对地区政治生态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外约旦国家独立和兼并约旦河西岸标志着约旦国家建构初步完成。 部落与约旦国家建构的双向影响 自从1921年外约旦建国以来，约旦政治体系就将哈希姆家族和部落紧密相连。这种共生关系为约旦的国家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并且在后殖民时代确保了约旦的稳定。(57)这个所谓的“人造国家”，在从落后的游牧国度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君主制王国过程中，部落始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部落对约旦国家建构的影响 第一，部落推动约旦完成国家建构。部落自发参与国家建构，最终成为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内源力量。在部落的引导下，部落民众逐渐融入国家机器，支持统治家族并接受其政治秩序。在这一过程中，约旦国家对部落的整合过程是在相对低水平的暴力或胁迫下实现的，部落与国家建构形成了明确的利益关系。约旦国王一直想把这个国家塑造为一个大家庭。哈希姆家族作为约旦大家庭之首，约旦人的身份认同始终围绕着他们而建构起来。由于哈希姆家族成员不多，而且很少有人担任高阶政府官员或军事职务，因此约旦实际上是由哈希姆家族和部落组成的联盟政治。(58)部落一方面推动着约旦国家建构的完成，另一方面推动着政治进程的完善。 第二，部落对约旦建构具有政治稳定作用。约旦的政治体系以各个部落家族的共生关系为基础，这些部落效忠哈希姆家族，与哈希姆家族利益相通。作为各部落的谢赫，他们渴望在政府部门获得更高的官职，与国王建立更密切的私人关系，并由此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59)他们作为政府和部落民众之间的媒介，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部落和国家层面的影响。这些部落谢赫与哈希姆家族之间的政治联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约旦国家的政治稳定。在面对建国后的种种复杂挑战时，部落谢赫带领族人始终站在王权一侧，使约旦在政治变革中平稳向前。 第三，部落的存在也妨碍了约旦国家建构的平衡发展。部落首领代表各自部落，展开相互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分配不均，约旦政治也具有部落政治的特点。约旦的政治系统具有明显的循环性，各个家族在权力结构中实行轮转。一方面，它可以防止一个家族或部落过分壮大，威胁到哈希姆家族的统治。另一方面，可使各个家族都能参与国家政治进程。因此，即使部落首领费萨尔·法伊兹推动的政治改革令国王满意，他也不可能在首相一职留任过久。这种部落间的权力循环使得约旦的政治精英大多来自部落首领家族，这些家族从建国之初始终地位超群，权柄作为政治资源在家族内部传承。(60)这种模式无疑造成了政治资源分配严重不均，阻碍了政坛新鲜血液的流入，其他阶层想要完成阶层进阶难上加难，这也成为约旦部落社会未来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二)政府对部落发展的影响 针对部落存在的问题，约旦政府对部落的政策取向就是削弱部落力量，防止部落成为国家建构的消解力量。 一方面，约旦国家独立后，政府成为管理社会事务的主体力量，并承担了昔日部落承担的诸多职能，如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秩序和安全，部落的凝聚力逐渐减弱。(61)随着约旦阿拉伯军团的扩大，部落中的优秀分子和部落精英被军团招募，部落军事力量下降，对政府的威胁随之减少。而从事农业的部落人口增加，则使部落流动性减弱。(62)许多部落民开始独立于部落谋生，在公共部门为政府工作或长期服役，部落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尽管大多数约旦人都具有部落的血统，但对于那些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群，或者定居安曼的人群，部落的影响已经日益削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依旧能在生活中体会到部落的影响，但对部落忠诚不再是日常生活的核心。青年一代大多生活在城镇，接受过现代教育，大都市现代生活稀释了他们的贝都因特性，削弱了他们对部落的忠诚度。(63) 另一方面，约旦政府鼓励部落定居的政策极大地改变了部落社会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外约旦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越来越多的部落人口开始向城市定居，原有的安曼、萨拉特、卡拉克、伊尔比德等城市的规模日渐扩大。这些部落人口改变了固有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开始参与农业生产，由游牧民变为定居农民，通过温和的方式鼓励部落人口定居，推动了城市化发展。(64)约旦政府依然向部落提供财政支持。随着国家发展进程的加快，政府安居工程等政策的影响，去部落化进程一直在约旦推进，但部落认同始终是维系约旦国家凝聚力的重要一环。显然，去部落化进程打破了原有对国家资源和权力分配的既定模式，影响着部落认同的存在。 (三)部落与政府的互动合作 约旦政府的相关措施消除了部落对国家建构的消极因素，约旦国家治理与部落之间实现了良性的互动合作关系。 第一，在部落的支持下，约旦实现了王权的平稳过渡。1951年阿卜杜拉去世后，其子塔拉勒顺利继位。但塔拉勒身体状况一直不佳，让位于儿子侯赛因。1953年5月2日，侯赛因加冕，自此现代约旦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为了追求国家统一，侯赛因试图在“大约旦”的国家规划内，将巴勒斯坦人纳入约旦的国家框架，(65)但是许多巴勒斯坦人拒绝成为忠诚的约旦公民。实际上，尽管巴勒斯坦人在约旦人口中占大多数，但他们并未能真正撼动约旦国家的根本走向。在约旦的政治发展中，部落逐步被纳入国家系统，始终是支持王权、维护政局稳定的骨干力量。侯赛因国王积极利用“皇家法庭”作为联系王权和贝都因部落的政治纽带，确保部落的忠诚。(66)皇家法庭只受国王支配，宪法没有提及该机构，也无须对议会负责，没有官方的行政权，它在国王与内阁之间起着调节作用，有时会扮演影子内阁的角色。皇家法庭作为一个以顾问身份存在的执行委员会，由国王最信任的政治人物组成，这些人往往身居高位，大多来自部落，代表了部落力量对君主的忠诚，同时也增强了部落在政治进程中的影响力。皇家法庭设置了部落委员会，其任务是联系国王和贝都因人，并鼓励部落对国家建设建言献策。(67)因此，在使部落人口依赖于国家机构的同时，侯赛因国王能够赢得部落支持，确保自己在政治治理中处于优势地位。 第二，部落传统成为约旦统治者治国方略的考量因素。当侯赛因国王与部落民众打交道时，他的个人魅力突出表现出来。国王的平易近人符合部落的传统。(68)在侯赛因国王登基后，他和家族成员一起周游全国，以贝都因人特有的方式升起国旗。在他统治期间，部落谢赫和他们的请愿书可以通过皇家法庭的部落委员会直接上呈给国王。国王还经常访问约旦的偏远地区。侯赛因国王在自传中这样描述对部落的访问：“我热切地盼望着定期到沙漠去访问我的部落。那是多么不同的生活啊!我是他们的国王，但和他们在一起我并不感到孤独，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对他们来说，我就是‘侯赛因’。唯一的礼仪是贝都因人的礼仪，他们的生活基于三个概念——荣誉、勇气和好客。我想我会特别留意贝都因人需要的任何东西，贝都因人认为我是他们部落的首领。”(69)部落力量在国家与国王之间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这有助于约旦君主政体的存续。 第三，部落力量构成了国家军队的核心，也是捍卫王权的忠诚力量。自阿拉伯军团建立后，军队一直以来都是政权的主要支柱。在外约旦时期，英国长官格拉布大举从部落征兵，将部落人口凝聚在一起，并充分利用贝都因人的部落忠诚、勇于牺牲以及不畏艰苦的优点，因势利导，极大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格拉布通过现代化军事训练的方式将服役的部落人口一代代发展为国家的军事政治精英，增强了军队的纪律性、原则性，使这些贝都因人改变了部落意识，完成了社会阶层的蜕变。从外约旦时期开始，部落成员始终是约旦军队中的基石，为军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血液和有生力量。部落成员可以通过军功而得到擢升，且福利丰厚。约旦军队中的高阶军官大部分都有部落背景，身后有部落支持，如势力较强的萨克尔部落、胡维塔特部落、索罕部落、沙马尔部落等。 实际上，委任统治结束后约旦军队仍然由格拉布指挥，在联合防御委员会的支持下受英方操控。1955年，英国对约旦施加压力，要求约旦加入巴格达条约，反对英国委任统治成为约旦军队的焦点。格拉布存在成为约旦对英国依赖的象征，也是国王的政治负担，民众对此不满，要求军队“阿拉伯化”的呼声日益高涨。(70)1956年格拉布被解职，一批年轻军官得到擢升，他们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驱使，企图发动政变，颠覆君主制。(71)但部落力量不参与政变，积极维护王权，迅速稳定了局势。在政变后，侯赛因国王依靠部落的支持，成为军队的真正领袖。在扩充后的军队中，精锐部队和指挥权基本上属于部落。在危急情况下，由哈希姆家族的成员负责，国王本人则与精锐部队保持密切联系。(72)这些部落力量对约旦政权绝对忠诚，防止并威慑对国家权威的任何挑战力量，保护政权和国家免受内外威胁。 约旦国家建构先后经历了外源型、内源型和内外力量竞逐下国家建构的历程。在此期间，部落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既是巩固约旦国家建构的凝合剂，也是消解国家建构的生力军，关键在于约旦国家与部落之间逻辑互动的方式和程度。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在约旦也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2011年1月9日，约旦国民艾哈迈德·马塔里纳(Ahmad Matarnah)在约旦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王宫前自焚，声称自己难以维持家庭生计，以此抗议。民众群情激愤，第一次开始批评阿卜杜拉二世的统治，约旦哈希姆君主制王朝的政治稳定面临着挑战。(73)从国家建构视角看，上述事件体现了约旦国家能力强弱以及部落与国家整合的成败问题。 尽管1999年上台时，阿卜杜拉二世承诺进行政治改革，但其权力基础仍然是以部落忠诚作为统治基础的。约旦退役将军阿里·哈巴什内明确表示：“约旦的部落是这个国家的捍卫者，如果这些部落放弃这一角色，约旦将岌岌可危。”(74)部落不仅反对国王的妻子拉尼亚王后插手政府事务，而且多次批评现政权的社会经济政策。一些部落谢赫对国王推动国有资产私有化，鼓励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感到不满。他们担心政府在边远地区的支出减少，公共部门无力吸收过剩的部落劳动力，部落与王室的亲密度降低，最终影响自身特权阶层的地位。在阿拉伯变局发生后，约旦境内的大部落诸如萨克尔部落、哈桑部落等与王室之间的利益捆绑更为紧密。因此，这些部落谢赫即使与国王意见相左，也不会轻易放弃与国王的合作关系。他们的个人发展和家族荣耀与王权的稳固息息相关，部落的支持仍然是维持约旦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础，政治整合的关键所在，更是国家能力强弱的决定力量。 总之，约旦每每出现政局失衡，都需要依靠以部落首领为首的政治力量来稳定局面。这些部落首领将家族财富与哈希姆家族紧密相连，他们关系着约旦的平顺发展，也为国家的繁荣竭力付出。换言之，约旦部落和国家之间已经构建成一种共荣共生、相互扶持的逻辑关系，并最终形塑着约旦的国家建构。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