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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是如何为多尔衮进行平反的?揭秘乾隆为他平反的整个过程

http://www.newdu.com 2020-09-16 互联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乾隆如何为多尔衮平反的,是很多人要的问题?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顺治七年(1650年),叱咤风云的多尔衮在古北口外喀喇城去世。
    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已经亲政的顺治皇帝便随即对多尔衮展开了疯狂的清算与报复,多尔衮不仅被“削爵、撤庙享、罢宗室、籍财产入宫”,就连其坟茔也没能保全,被顺治扒坟掘墓、挫骨扬灰,与此同时,其党羽也尽数被清除,多尔衮就此彻底的身败名裂了。
    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多尔衮最终得以平反昭雪,“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
    而纵观乾隆皇帝为多尔衮平反的整个过程,以及他所罗列的理由和使用的话术,绝对是逻辑清晰、思维缜密、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堪称“教科书”级别,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学习与品味。
    

    短短两个月,多尔衮就从“天堂”跌入了“地狱”。
    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去世,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睿亲王多尔衮之间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郑亲王济尔哈朗提议,由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继承皇位,豪格和多尔衮也表示同意。
    就这样年仅5岁的福临登上了皇位,这便是历史上的顺治皇帝。与此同时,经由议政王大臣议会推举,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出任辅政王,共同扶保幼主,其中济尔哈朗为第一辅政王,多尔衮排位其后。
    而多尔衮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不断打压其政敌和对手,进而逐步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大清王朝实际的统治者。
    此时的济尔哈朗,自知谋略与权术上的能力不及多尔衮,于是选择了退让,算是主动将自己置身于多尔衮之后,让多尔衮掌握了朝堂上的绝对话语权。可多尔衮依旧对济尔哈朗是穷追猛打,并且以济尔哈朗建筑府第逾制,擅自使用铜狮、铜龟、铜鹤等为由,将其踢出了辅政序列,改由自己的弟弟多铎接替其出任辅政王。
    而对于礼亲王代善家族,多尔衮放过了已经年迈体衰、不问政事的代善,却对其子瓦克达、满大海等人进行了打压,极力限制两红旗势力的发展。
    至于豪格,多尔衮则是下了“死手”。起初,多尔衮本想借豪格言语中伤自己的事情就将其置于死地,最后是因为顺治皇帝“涕泣不食”,豪格才得以保全了性命,但是也被贬为庶人。随后在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又网罗罪名,将西征张献忠得胜、就此立下不世之功的豪格下狱,进而将其折磨致死。
    

    而在不断打击政敌的同时,多尔衮也不断抬升自己在朝堂上的地位。
    一方面,他不断扩充自己手中的实力,除了吞并掉豪格手中的正蓝旗外,他还大肆任用出身于两白旗的将领与官员,培植党羽势力。
    另一方面,多尔衮还一再要求顺治皇帝对其进行加封,从辅政王,到叔父摄政王,再到皇叔父摄政王,直至最后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权势和地位已然凌驾于顺治皇帝之上。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死于古北口外的喀喇城。而尚未完全掌权的顺治皇帝,在两白旗官员和将领的“胁迫”下,只得遵照这些人意愿,追封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清成宗,并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然而,伴随着济尔哈朗直接闯入多尔衮府邸,抢回被其带回家中的皇帝玉玺和印信,并主动拥立顺治皇帝亲政,对于多尔衮的清算工作也就此展开。
    济尔哈朗联合在多尔衮专政时期同样受到打击的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等人联合向顺治皇帝上奏,控诉多尔衮的“十六大罪状”。
    “以此思之,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入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列其罪状,宣示中外,并将臣等重加处分。”
    此时早已对多尔衮心存不满的顺治皇帝,亲自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宗室、籍财产入宫”,并将仅仅下葬两个月的多尔衮扒坟掘墓、挫骨扬灰,其党羽也尽数被清除,多尔衮就此彻底的身败名裂了。
    

    其实,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时候,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精奇尼哈番许尔安等人就曾上疏,希望顺治皇帝能够念在多尔衮的功勋与贡献,恢复其名誉和地位。可顺治不仅没有批准他们的请求,反而将涉事人员全部罢官免职,并且发配至宁古塔。
    至此之后,便再也没有人提及为多尔衮翻案的事情,直至一百二十多年后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主动为多尔衮进行了平反昭雪。
    乾隆为多尔衮平反,绝对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演绎。
    自乾隆皇帝登基开始,他就不断在对此前诸多备受争议的重大事件进行处理和重新定论。特别是对于在他的父亲雍正皇帝在位期间惩治过的宗室成员,乾隆几乎都予以了平反,包括为三阿哥胤祉追赠谥号,释放十阿哥胤䄉以及十四阿哥胤禵并重新授予爵位,就连自己的兄长弘时,乾隆也将其恢复了其宗室身份。
    可以说,这样一系列的举动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在此基础上,乾隆皇帝经过慎重的考量,最终决定为多尔衮进行“翻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正式发布诏书:
    “睿亲王多尔衮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殁后为苏克萨哈所构,首告诬以谋逆。其时世祖尚在冲龄,未尝亲政,经诸王定罪除封。朕念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敛服僭用龙衮,证为觊觎,有是理乎?朕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堕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荩,感厚恩,明君臣大义。乃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岂可不为之昭雪?宜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依亲王园寝制,修其茔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爵世袭罔替。”
    而也正是这样一份诏书,彰显了乾隆极高的情商与出众的政治能力。
    

    首先,乾隆对多尔衮进行了一番夸赞,对其功劳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睿亲王多尔衮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这样一来,就为给多尔衮平反奠定了一个主的基调,况且这些肯定的言辞出自皇帝之后,大臣们也不好予以反驳,多尔衮的正面形象就此得以重新树立。
    而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强调的是“奉世祖车驾入都”,将顺治皇帝也牵涉其中,强调多尔衮对于顺治本人的价值与作用,可以就此让那些想要搬出来顺治谈“祖训”的人就此闭口。
    其次,他把首要责任推卸到了苏克萨哈身上。
    “殁后为苏克萨哈所构,首告诬以谋逆。”
    苏克萨哈,曾经是多尔衮最为信任和倚重的亲信,然而,也正是他在多尔衮去世后,迅速“叛变”,转而帮助济尔哈朗等人对多尔衮及其部众进行了检举和揭发,这才使得顺治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将多尔衮集团一网打尽。苏克萨哈也凭借着此为顺治所信任,进而出任了议政大臣之职,并在顺治皇帝去世后,成为了扶保康熙的四位辅政大臣。
    然而,苏克萨哈如此“卖主求荣”的行为,遭到了朝中许多富有正义感的大臣们的不满,包括曾遭受过多尔衮惩治的索尼、鳌拜等人,他们对于苏克萨哈是极为不屑,这也使得苏克萨哈的名声一直非常的不好。
    所以,乾隆皇帝找了苏克萨哈当成一切的“始作俑者”,不仅合情合理,同时也不会引发太多的异议,就此将矛盾的焦点予以了转移。
    

    再次,乾隆强调,多尔衮有错,但并不是大错。
    “朕念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敛服僭用龙衮,证为觊觎,有是理乎?”
    乾隆对于多尔衮有谋逆之心这一说法予以了彻底的否定,同时,乾隆也说出了多尔衮的“过错”,那就是:
    “摄政幼年, 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
    乾隆的意思在于,正是由于多尔衮的擅权专政,引发了顺治皇帝以及朝堂上下的恐慌,这才是多尔衮最大的“罪过”。可以说,引发恐慌相较于有谋逆之心,多尔衮的“罪责”已经是轻了许多了。
    并且乾隆还强调,清算多尔衮的时候,顺治皇帝年龄还小,是“诸王定罪除封”,这样一来,就将顺治的责任摘的干干净净,反而是让济尔哈朗等人背上了“黑锅”。这无疑也是在说明,清算多尔衮并非顺治的“本意”,而他为多尔衮平反,也就不算是“不敬祖、不尽孝”了。
    

    最后,乾隆认为多尔衮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期间其所遭受的经历,让人倍感同情,如此一来其也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所以不该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乃令王之身后,久抱不白之冤于泉壤,心甚悯焉。”
    就这样,乾隆皇帝成功为多尔衮平反昭雪,并且下令为他修复坟茔,“追谥曰忠,补入玉牒”,恢复其“和硕睿亲王”封号,由其后代袭承,并将让配享太庙的殊荣。至于多尔衮曾经的那个“成宗义皇帝”的庙号,则是彻底无法再恢复了,而他的这个“忠”的谥号,无疑也是在对多尔衮没有谋逆之心的又一次的肯定与证明。
    与此同时,受到多尔衮牵连而被降为郡王爵位的多铎,也被重新恢复了“豫亲王”的封号,并被给予了“开国诸王战功之最”的至高评价。而乾隆皇帝借由为多尔衮“翻案”的契机,最终厘定了“铁帽子王”的传承世袭,恢复诸王最初封号,并将爵位世袭罔替的制度明确颁行。
    乾隆为多尔衮平反,除了要自我标榜,更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
    就在乾隆皇帝为多尔衮进行平反的同时,也为受到他父亲雍正迫害,进而被削宗夺爵、圈禁至死的两位康熙皇子,即八阿哥胤禩和九阿哥胤禟,进行了翻案。
    “允禩、允禟仍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叙入。此实仰体皇考仁心,申未竟之绪,想在天之灵亦当愉慰也。”
    而乾隆之所以会在这一时间段内,接连掀起一阵“翻案狂潮”,是因为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当事人皆已去世,矛盾也逐渐缓和,故而可以对其进行重新的评价与定论。
    不仅如此,乾隆还“自视甚高”的认为,如果这件事情他不办理,那么以后就再没有人“敢”去行平反之事了。
    “朕今临御四十三年矣,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
    

    但这都不是乾隆最为根本的目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维系皇权统治的稳固。无论是为多尔衮、多铎“翻案”,厘定“铁帽子王”制度,并且敢于“推翻”自己的父亲雍正皇帝的决定,为自己那一众参与了“九子夺嫡”并受到惩治的叔叔们进行“平反”,乾隆的目的都要对宗室成员进行安抚与拉拢,从而极力维护皇族内部的团结与稳定。
    而在这之后,乾隆又组织编修《贰臣传》、《逆臣传》,重新审视李永芳、孔有德、洪承畴、吴三桂等这样的降官降将,在肯定其功绩的同时,却对其气节进行批判,为的便是弘扬忠君爱国的精神,以引导社会舆论与思想走向。
    与此同时,乾隆还为包括袁崇焕在内的一批“抗清名士”进行了高度赞扬,在歌颂其气节精神的同时,抨击的是明朝末年的皇帝昏庸与官场黑暗,强调“明亡清兴”的历史必然,从而打压民间“反清复明”的热情。
    由此可见,为多尔衮等人平反以及他此后的一系列“翻案”举动,不仅仅是为了自我标榜,昭显自己的“仁君”想象,更为重要的是,乾隆正是要通过这样的怀柔手段,维系自己皇权统治的基础,这才是他的根本目的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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