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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对民族间的交往和民族关系的趋向有直接的决定作用，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取决于国家政策权威的执政理念和共同体的价值共识，经过长期实践并被共同体成员高度认同的民族政策会沉淀为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会持续性地影响族际交往的态度和行为，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政治资源，有助于共同体凝聚和国家整合。文章在分析了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理念与价值、历史实践及政治文化构建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民族政策的结果，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决定了中国民族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政治文化；国家整合 作者简介：魏国红（1968-），女，湖北黄陂人，博士，长江师范学院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石河子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方治理等;郑万军（1972-），湖北襄阳人，博士，长江师范学院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少数民族地方治理与实践、扶贫与风险防控。;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族际通婚口述集录及研究”（项目编号：18BMZ041）的阶段性成果 国家在处理多民族可能存在的冲突以及进行资源分配和利益调整中，其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会根本性地参与族际关系的构造，并起到制约性影响。因此，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既是对各民族权利和利益的政治保障，也有着增加群体凝聚和调节族际关系的社会性功能。从政治心理的角度看，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民在民族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和可能的预期性政治行为，并形塑着国家政治文化的组成内容;从社会层面看，个体及群体的交往意向又是与国家政治及交往对象互动博弈的结果。作为社会关系之重要一种的民族关系，其交往实践和关系趋向，是可以通过考察一个国家的民族政策的价值理念和内容设计进行预测和判断的。本文就是通过对新中国民族政策的社会功能、价值理念、政治文化资源、国家实践等内容的讨论，阐述了新中国民族政策与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性状形成及可持续性之内在逻辑关系，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关系基础的稳定性给出了理论论证。 一、新中国民族政策有着调节民族关系、实现国家整合的政治及社会功能 解决冲突、促进合作是公共政策重要的本质性特征，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会在出台相关的民族政策时考量其对国家内部的族际关系是否会产生影响，以及怎样的影响。这些政策既要经过权威层群体的内部博弈，也可能触动原有的社会关系的性状。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政策是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目标和任务而规定的调整国际上国与国之间、国内团体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行为方式的依据和准则。”[1]所以，新中国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民族政策，就有着不同层级的群体间关系调节的功能。在一个经历了被殖民及内部战争创伤，刚刚实现了政权更迭，亟需通过人心向背和发展民生来巩固政治权威的新中国来说，内部各民族的拥护和认同、如何避免族际间关系的动荡都是当时政治决策要考量的内容。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普遍，难以提供有效的政策参照、国内形势又极其动荡和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导，确立了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就是民族平等。各民族无论人数多少、无论社会发展的程度如何，所有民族在政治及其他一切权利上一律平等，杜绝任何一种民族主义，消除一切不公正的民族间的偏见和歧视，给予各少数民族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共两党仍然存在着争取民众的权力认同博弈，甚至有的少数民族还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新中国民族政策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实施，赢得了各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拥护，起到了安定人心、维护社会团结的作用。 共产党人提出人民当家做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坚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极大地团结和凝聚了民心。李维汉同志回忆当时的国内政治局势时说过：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空前地增进了我国各民族间的一致性，把民族大家庭推进到新的可靠的基础之上。”[2]（P241）新中国民族政策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革命实践，内容涉及民族政治参与、族际团结、民族发展等各个具体方面，是适应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不断创新、发展、完善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成立之初及一直以来的执政领导中，始终重视解决民族问题，致力于民族团结大局的体现。民族关系影响革命成功与否、影响国家能否实现统一和完整。回顾历史，共产党人为巩固政权、维护国家完整和统一所确立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体现着共产党人的政治远见和治国智慧。 考察一个国家的民族关系，必然要考察这个国家处理民族冲突的解决策略。中国有一部分学者向来喜欢以美国做参照，也有人建议以美国模式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样板。如果在同一时间轴上实事求是地考察中美民族关系，就会觉得这种说法不仅仅是妄自菲薄，更有罔顾历史之嫌。美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存在着制度性的种族隔离和歧视。与托克维尔同时期考察美国监狱制度的古斯塔夫·博蒙的著作《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讲述了一个叫玛丽的黑人姑娘悲惨的爱情故事。玛丽虽然有黑人血统，却有着比白人还白的皮肤，即使如此，也仍然倍受白人的欺辱。因为与一个来自法国的白人青年恋爱，玛丽和恋人不得不颠沛流离以躲避迫害，最后惨死于路途中。[3]这是十九世纪美国种族关系史的真实写照。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平权运动风起云涌之时，白人对黑人、包括对某些欧裔白人在内的种族歧视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记录和反思这段历史的书籍和影视作品仍然是美国学术研究和文艺表达的不朽主题。所以，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些学者在做中美民族政策比较时会选择无视这段最基本的历史。相反，美国人自己的反省却深刻得多。在美国人看来，针对不同民族在公民权利上的巨大分野，甚至是同一财富层和受教育层的不同族裔群体都无法逾越这些制度性的身份鸿沟。美国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已超过半个世纪，但族裔间却仍然存在着偏见与歧视的内心壁垒。美国著名的全球问题研究专家杰弗里·萨克斯在新世纪依然表达着对美国种族问题的反思和忧虑。他认为，多样性始终是最挑战美国社会的现实难题，这不仅割裂着美国社会，还引发了充满血腥的美国内战，并“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创造出了一个不同种族之间存在深深隔阂的社会。”[4]尽管现代美国社会这种制度性的族裔歧视制度已经废除，但留在人们内心的创伤却需要经由漫长的时光和不同族裔人们的共同努力去化解。 国民是国家组成的重要因素，国民的团结和国家认同决定着国家凝聚力，是国家共同体稳定的基石。对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处理不好民族关系的问题，也就不可能确保国家内部的安定秩序。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交往中，尽管关系参与主体的主观意愿和自发行为更可能被理解为关系的直接动因，而起实质性作用的却是国家行为。国家通过权力和政策作用引导、参与和形塑族际关系的理念价值、性状和趋向，并由此实现国家整合的目标。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作为维系国家统一和稳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权威之体现，在促进社会团结、实现国家整合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二、新中国民族政策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 在现代人权理论中，衡量一个国家民众的幸福感成为了人权状况比较重要的维度，而在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幸福感评价指标中，把突现“个人主义”的自由度和国家GDP列入了幸福感评价中，并由此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幸福值国家排名。其中常常诟病中国是所谓的“非民主”、“不自由”的国家，把中国列入国民幸福值较低国家之列。而事实上，基于民众幸福度的一些调查却发现，许多标榜“民主”、“自由”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民众幸福感并不高。世界著名政治学家贝淡宁就对这一套幸福感指标提出了质疑，并且引入了一个新的评价指标———“和谐指数”（HarmonyIndex），他认为，“和谐指数”“衡量了影响人类福祉的四种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一国公民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5]（P191）贝淡宁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致力于和谐的社会关系的培育。他以全球27个国家为样本做了一项调查，得出了一份和谐指数报告。其结论是：那些国土面积比较小、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国家社会和谐度较高，而国土面积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的社会和谐度未必高。在他的调查排名中，排在最后的5个国家分别是：巴西、美国、南非、印度、俄罗斯。而被西方国家指责为“不自由”的中国却因为在近30年中解决了数百万人的贫困问题、国家内部社会团结等原因，国民的幸福感超越美国。贝淡宁在报告中肯定了中国的“和谐”理念，在他看来，“儒家的和谐理想认为，家庭成员之间、公民之间、国家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繁荣兴旺的关键，因为这些关系不仅有关人类福祉，还能产生社会责任。”[5]（P203）在他的分析报告中，还给出这样的判断：中国的“和谐”理念同时“影响了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中国及一些东亚国家良好的社会关系恰得益于中国儒家的“和谐”思想。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观念也贯穿着这样一种态度，即，中国儒家的“和合”思想和中国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融合态度是构建中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底蕴。 中国民族政策中对民族关系趋向的要求贯穿在中国历届领导人对民族关系的政治话语中：“民族团结”、“三个离不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象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些对于中国民族关系的国家号召在中国各民族交往实践中发挥着政治动员的作用，也规范着民众在民族关系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实践中，中国的民族关系一直堪称世界典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民众在思想领域也掀起了一场场大的波澜，包括人们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中国民族政策的讨论和争议。一些批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的言论甚至影响了中国民众对中国民族政策合法性的认同。[6]中国正处于经济上升期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期，这个关键期的中国经不起折腾。郑永年说，中国此刻“需要建设一种安静的文化”[7]，这样一种“安静的文化”就是要继续认识到中国的“和谐”理念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秩序的价值，要珍惜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理念所贯穿其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人与人之间处处锱铢必较，就会矛盾重重，群体之间亦如此。多民族国家如果处理不好民族之间的利益纷争，民族群体之间缺少包容和互助，就会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就存在着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与人口占少数的民族间的发展差距，也存在着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体现民族平等上，始终把扶持经济、教育、人口等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发展当做解决途径。新中国民族政策“不仅在于保障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平等权利，而且在于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使能逐步地改变其落后状态……”[2]P592这是中国共产党确定民族政策的初衷，也是民族政策的努力目标。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发展民族地区和加快少数民族发展的目标和要求，并强调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的民族政策。习近平强调的“四个自信”中，包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是我们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中，虽历经朝代更迭却能保持大的稳定与和谐的社会秩序，正是因为有着和谐理念这一文化渊源。 金炳镐教授曾论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和而不同思想是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包容性的文化根源。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的结晶，是影响我国民族关系的基础因素。”[8]所以，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承继，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和谐”理念的承继，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特色体现，是真正中国化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之道。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经验” 新中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都经历过反复的讨论和酝酿，对各种提议都有过论证。比如在中国是否搞民族自决权、是否搞联邦制，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都有过争论。李维汉同志曾经谈到过这段历史：“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在国内民族问题方面，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之内，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党的政策是否完全正确，还有没有比这更适合中国情况的政策呢?对这个问题是有过争论的。”[2]（P640）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考察和实践，在分析了中国各地的民族情况和社会发展现状，以及革命斗争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之后，最终确立了创造性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此，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不仅具有理论性、时代性，也具有科学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提出和成功实践证明了，中国在解决民族问题上没有搞前苏联的联邦制，也没有搞民族自决权，而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基础上，拿出了创造性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中国做法”。近些年，有一些学者将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混为一谈，甚至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就是照搬前苏联的民族政策，认为需要从根本上修正中国的民族政策，甚至置疑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这些观点既不实事求是，也非常混淆视听，产生了特别大的负面影响。近几年，习近平同志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反复强调，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这些重要讲话使大家在我国的民族政策评价上统一了认识。 政治权利是公民的首要权利，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首先解决的就是各民族政治权利保障和各民族平等的根本问题。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第一个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省份，七十多年的政策实践使内蒙古成为全国“模范自治区”，内蒙古不仅是民族团结的模范，也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典范。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每个国家都致力于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国内民族矛盾、维护国家秩序的民族政策。每个国家都是在尝试中适时调整自己的民族政策，很难有统一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也很难说哪个国家的政策就一定适合别的国家。近二十年，民族学研究中有人反复提出要学习美国的民族政策，认为美国在解决民族冲突上是成功的，甚至有学者美化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同化其他族裔、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美国文化统一模板的“熔炉”政策，无视美国社会深刻的族裔分裂和冲突。这种观点要么是把美国历史上的糟粕当“经验”，要么是本身就带有对美国少数族裔文化和政治权利的漠视。这不单单是文化不自信的问题，还是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直以来的民族政策的不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56个民族的凝聚体，中华民族的振兴需要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是不让一个民族掉队，也不允许搞任何分裂，这是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终目的。比较加拿大屡次发生的魁北克独立公投问题、苏格兰独立问题，以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问题，等等，甚至美国一再发生的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性事件，暴露了西方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困境，这些西方焦虑让世界的目光又聚焦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政策上，中国的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已经成为多民族国家社会团结的世界楷模，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实践为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设计的合法性确立了佐证，也为国际上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立足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的制度设计，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创造性成果，是以保障民族平等权利为基础，实现多民族国家构建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智慧选择。郝时远先生评价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中国特色，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必由之路。”[9]这个评价准确而实事求是。没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不可能有中国各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习近平同志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当前，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民族问题，例如欧美的移民问题、新的民族主义的问题、白人种族主义抬头等新问题，这些新情况也使世界各国开始重新评估本国的民族政策。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再次被那些被本国民族问题困扰的政治领袖和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所关注。中国学者要有自信去挖掘中国领导人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成果，要能沉得下气来去总结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上的经验和理论，要去研究“和谐”理念下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为中国民族政策提供文化传承和影响的。这些研究成果会为世界民族问题研究提供中国范式，也会为解决世界民族问题提供“中国经验”。 四、新中国民族政策已经成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政治文化资源 政治社会学倾向于研究国家政治是如何影响社会的，并肯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依赖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分析国家权力对社会关系的干预。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席尔斯认为，“构成并维系一个统一的社会需要三方面的要素，即统一的经济或曰统一的市场，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政治权威，三个方面任何一个因素受到削弱都意味着社会的统一性受到削弱。”[10]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国家不可能不渗透政治权威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而这种政治权威影响又会通过这个国家具有继承性的政治文化潜移默化于国民。美国哲学家约翰·R·赛尔提出过“内在性继承价值”的概念，指人类社会发展中那些经过人们的选择和继承，最终被保留下来的一些习惯和准则。这种经过人们选择、沉淀下来的有关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内在准则正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 文化有传承性，政治文化在人的政治社会化中有着内在的传承性，这一规律也可以用心理学中关于人的认知形成的理论来解释。认知心理学强调人的社会化中包括了一代代人对文化的传播和继承，代际传播后，就成了被习得的一套行为规范，习得后的行为规范的合法性会被认同性地接受。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交往的行为规范和关系目标也是国民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什么样的规范和要求被认同和接受，并自觉地践行，也受制于这个国家在民族交往和关系上有承继性的政策规划。 政治文化包括人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内容。其中的政治信仰会影响到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国民整体的政治信仰中又涉及政治的伦理价值和共识。考察一个国家的民族政策，也要考察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威在处理民族关系、民族利益等问题上的理想性道德和价值追求。把人民的福祉当作最高追求，为全国各民族群众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促进国家为民众创造最大财富和幸福生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新中国民族政策虽然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发展期，但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始终贯穿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追求。新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发展历程和民族发展历程、不同时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反映在了中国民族政策的发展和完善上。杨国荣在其《论伦理共识》一文中论述了伦理共识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关系凝聚的影响：“当代中国同样面临如何达到社会凝聚、怎样使社会保持健全的发展方向的问题。与此相关的伦理共识，具体体现于目前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中。这一价值体系既上承传统，又兼容近代以来的价值观念，其中包含不同的社会要求，而这些要求的背后，则是当代中国多方面的历史需要：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一种空洞抽象的价值观念，在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趋向的同时，也表现为基于当代社会凝聚及当代社会健全发展这一历史需要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共识。”[11]所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奉行和追求就是我们当下的伦理共识，也是民族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价值追求。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未必和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趋势成正比，也未必和一个国家的民族关系性状成正比。真正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程度和民族关系趋势的是政治权威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民族政策所倡导的民族平等就是首先要在中国消除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尊重每一个民族的平等发展权，这对各族人民发展相互尊重和友好的民族间交往实践起到了引领作用。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落后，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但新中国的民族关系却表现出整体性的社会团结，有着民族互助的良好社会环境。同时期的美国社会却正值民权运动的高峰期，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引发着一场又一场的族裔冲突和社会动荡，中国的民族关系被所有的受压迫民族所向往，也给那些仍然实施种族隔离和民族压迫的国家政治造成了压力。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曾向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发出声援美国的民权运动的请求。毛泽东同志于1968年4月16日在《解放军日报》等各大报刊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这个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重要声明也是反映当时美国民族关系状况的最好佐证。 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良性的制度设计对社会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杰西·洛佩兹和约翰·斯科特在其《社会结构》中提出，制度可以让人们的行动文化化、规范化，可以引领、指导、控制人们的行动。[12]即，关系是可以制度性地影响和形成的。政治心理学倾向于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形成的心理基础，认为政治规范内化于人们的行为的过程取决于政治认同和反复的政治行为实践。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认为，一个有着共同认知和行为规范的共同体是社会构建的结果，这个共同体会在对规则的持续重复中形成一套用以维护公共秩序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可以代际承继的政治文化资源。[13]这也就解释了，无论是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系列公共政策，如果能够达成价值共识，并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就会形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政治规范。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朱苏力教授在其《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一书中强调了人的道德的可规制性。朱苏力认为，即使传统的道德中有好的可继承的东西，但也很难寄希望于人的自觉，而现代法制却可以通过强调正当程序和对共同的道德规范的社会强制力而发挥社会控制的功能。[14]因此，制度有助于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好的制度会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可以是建构的产物。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正是经由人们对其合法性的认同及行为实践慢慢内化为一套共有的规范，成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制度性地将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要求强调于民族交往实践中，历经七十年来的民族工作实践已经被内化于各民族的心理认同中，并成为一种规范的政治行为，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也成为一种被认可和遵守的公共道德。这种逻辑关系解释了何以我们能形成持久而稳定的民族关系和谐的局面。 所以，在我国各民族交往中，虽偶有民族冲突事件发生，但却很少是出于民族歧视和民族间的敌意，而多是一般性社会问题引发的个体或群体间的瞬时性冲突，这与欧美国家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有着本质性的不同。而中国持之以恒地在解决民族地区贫困和发展民族教育上做出的巨大投入，更为消除民族间的发展差距、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十九大报告在明确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列出了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和全面脱贫的时间表，这都是处理民族问题上的积极政治行为。新中国的民族政策通过对各民族政治权利的规定和涉及社会关系领域的民族交往的制度性要求，确保了中国和谐的民族关系的稳定性。强调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强调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等，这些不同时期的关于民族政治发展和民族交往及关系性状的要求通过规范性倡议已经内化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内在性政治规范。 国家政策是国家政治的体现，是被国民认同的政治权威出于国家治理需要而制定并被执行的维护一系列社会秩序和利益调节的规范和准则。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受政治权威所追求的价值和理念的影响，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颁布什么样的国家政策，都是政治权威在整合民意基础上奉行什么样的价值和伦理共识的结果。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的根本理念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思想，尊重和保护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使各个民族实现均衡发展，团结一心，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新中国民族政策是形塑着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情感和态度，也引导着我们的交往实践，已经成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政治文化资源。 本文的结论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走向是民族政策的结果，民族政策决定了民族关系的趋向。新中国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国家整合、族际关系协调上的成功。更趋完善和发展的中国民族政策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中国民族关系的持久动力和保障，也是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根基，更是我们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政治文明贡献的“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谢明.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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