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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后现代的三个核心观点是对主体和理性的心理学瓦解、对“制度化”“同一性”的社会学批判、对意义构成主体的语言哲学批判。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看，后现代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包含着历史的叙述方法、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和语言的历史性的历史法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文化产品，最流行的民族品牌。能不能正确解读、欣赏和理解这个文化产品、民族品牌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关系到能不能提高各民族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水平。各民族克服“自身体验的失语体验”、进行理性自我的建构，一律平等的建构、文化认同的坚定是后现代语境下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方案。 关 键 词：后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研究”(18XKS025)。 后现代是一个时代划分的概念，是当代最复杂的社会文化课题。后现代的零碎化、私人化的话语表达，不仅让现代人的生活丧失了深度和广度，而且充斥着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声音，拒绝对终极真理和社会价值的追求。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正确认识后现代这个概念和话语体系所包含的丰富内容，防止其消极方面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新时代最富有中国味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提出后，学术界对这个反映时代鲜明特色主题的关注和讨论不断升温。总的看来，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在于坚定国家认同[1]。在这个意义上，严庆、平维彬把国家认同解释为历史合法性源头的大一统及其所包含的包容精神[2]，王延中把国家认同解释为对中华民族成员和中国公民国族身份的认同[3]，李崇富认为国家认同的内容是国体和政体的结合[4]。在这些各抒己见的观点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前提下，有学者比较注意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的一面[5]，有学者比较注意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异”的一面[6]。从更大范围来看，在主流意识形态发声的前提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不仅来自所谓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而且来自我们越来越绕不开的一套话语体系——后现代。在后现代视角里，我们讨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好像又回到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老问题“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7]。因此，很有必要对后现代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进行一番探讨，以正本清源，排除干扰，进一步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在各民族心灵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一、后现代内涵构建的谱系脉络 后现代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后来逐渐在纽约流行。开始，后现代主要表现在建筑、美术和音乐等领域；后来，则广泛运用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后现代的话语体系有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其一，后现代是一个时期划分的概念，表现的是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形态和文化逻辑。按照大多数学者的看法，现代通常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代表着经济发展、理性化的管理和社会生活的秩序。后现代则与之相反，是时代的变迁带来的时间的断裂和体验的多样化，是对当下短暂和偶然的敏锐感受和震撼性体验。在此，真实和表象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在其代表人物利奥塔看来，后现代就是一种追求自我的情绪的倾向和心态的状况。其二，指一种现代性的体验，认为我们处在一种允许去体验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理想与现实的环境中。因此，许多没有标准的私人语言构成困扰人们思想统一的碎片，人们就是借助这许许多多的碎片构筑思想的表达、话语的互鉴，而后思想的生动性、广度和深度都因此丧失。后现代代表人物詹明信以洛杉矶的波拉凡图拉酒店的新型超空间体验为例，说明后现代结构中空间的体验带来自我感知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 在21世纪我国社会科学领域话语体系里，后现代这个话语包含的差异性、他者性、多元化、片段化、快感新奇和不确定性十分引人注目。在我国的后现代话语家族里，后乡土社会[8]、后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历史学、后现代人类学[9]、后现代女性主义[10]、后现代心理学[11]等，围绕后现代对工业化、民主化、官僚化、城市化、现代性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面对后现代这样一个内容庞杂、覆盖面广、渗透领域多的纷繁复杂的整套话语，我们能够感觉出后现代是一个持续不断、无所不包的现代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会有终点，将永远进行下去，而且其时代特色会越来越鲜明。所以，阿尔布莱希特·布尔墨指出：“人们在‘后’的思想里看到两样东西：启蒙终结的激情和启蒙极端化的激情。”[12] 由此可见，后现代的概念场和磁力场如果从“启蒙终结的激情和启蒙极端化的激情”看，就是一种福柯指出的“后现代认识型”包含的废除、解构、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连续性、延异、弥散等等一整套话语的集合。这些话语抛弃了传统认识论的主体，表达断片和碎片的思想对认识论的困扰，把理性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化作意识碎片四处飘散。按照后现代结论，在现时代，任何东西只有它是后现代的，它才是现代的，它是现代的则不属于后现代。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后现代没有终结现代，而是现代的开始，后现代是愉快的科学，具有迷宫般的清晰特征。正如美国后现代建筑大师文丘里指出的：后现代以多样性的矛盾对抗简单性的一致，以两者皆可代替两者取其一，以具备双重职能的元素代替具有单一职能的元素，用杂交体代替单纯体。一个后现代作家所创作的文本绝不是从既定规则中推导出来，又不是运用已知概念对文本的解释，这些规则和概念都是这些文本和作品所要寻找的。所以，后现代作家是在无规则体检中进行的创作，目的就是建立被创造出来的规则。处于后现代中的人始终处于反合法性的运动之中，后现代的人尽管如此，依然表现了一种现代性，他们对语言游戏的和解不报丝毫幻想，丝毫不羡慕什么整齐划一，不追求什么明白无误的关联体验。 二、后现代的三个核心观点 后现代的三个核心观点是对主体和理性的心理学瓦解、对“制度化”“同一性”的社会学批判、对意义构成主体的语言哲学批判。 (一)对主体和理性的心理学瓦解 这种瓦解表现为后现代思想家认为主体是软弱无能的，理性是虚幻的，无论主体还是理性，这两者都不可能主动作为、主动发力。后现代的代表人物福柯、利奥塔等一致认为，人类作为某种“欲望机器”“权力意志”的表现，并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正在干什么。人类的理性只不过是他自己都很难明白的“感觉”的表现，是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意志在心理的矛盾表现。在后现代的心理分析中，被消解的主体和理性已经超越目的和意义的维度，把“追求权力意志作为内心存在的理性论证和道德意识”①。在后现代生活中，我们只能从审美的角度，才能看见展现各个主体之间的互相纠缠、互相斗争。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主体和理性是心理活动和社会力量的交叉点，是一连串冲突的舞台，是一场戏、一个故事的作者。这个语境下的主体和理性早已经失去对人的思想和感情的控制，沦为任凭权力意志摆布的大海里的一叶小舟，这样的后现代人不要说具有完整的思想意识，就连自我的感觉都无法驾驭，只能被各种短暂、偶然、突然而来的体验和感受支配，无法建立稳固的思想观念。 (二)对“制度化”“同一性”的社会学批判 按照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的观点，主体、客体和概念三者构成人的认识过程。但是，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对于自我统一体而言，如果一定要把认识过程划分为主体、客体和概念三个要素，就是对人的内在本性的压抑，人就不会感受认识的快乐和人的本性的冲动。强调主体、客体和概念的理性关系，统一性的自我就会被“制度化”“同一性”的逻辑所控制。“制度化”“同一性”是现代的文化逻辑和文化表达，不是后现代的文化逻辑和文化表达。现代社会表现出统一、秩序、控制力和工具化的特征是人为的理性化，是以科层体制、严密的法律和周详的制度促成的社会秩序化、法治化和整齐划一。 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在启蒙的辩证法的影响之下，理性成为实证主义和玩世不恭的代名词，成为纯粹的人统治人的统治工具，理性的这种统治工具成为蒙蔽人、欺骗人的伪装，个人缩减为习俗的反应和职业方式的连接点。主体沦落为统治阶级暴力开脱的现代奴隶。正因为人在理性启蒙之下，走向了人的本性的反面，后现代思想家②常常拿出弗洛伊德的观点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认为在启蒙理性之下，自我虽然具备了统一性，“制度化”“同一性”的逻辑赋予的更加健全的思维能力，但是人的心理的很多被压抑的情感和欲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还会在每个人未来的日子里反复出现。所以，处于“制度化”“同一性”的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是不健全的、不完整的人，这种人对自我缺乏认识和理解，生命的本源处于枯竭状态，经常陷入苦闷和孤独之中不能自拔。 (三)对意义构成主体的语言哲学批判 主体的体验和意向是语言存在的根源。语言作为语言学家称呼的“名称理论”就是将某个名称安加在确定的含义上，让语言符号获得正确的指称。语言是理性的，因为语言的命名、意义都是明确的，是对既定东西的具体化和明确化。作为后现代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首先对语言的理性提出怀疑，明确指出：我如何能够知道我说什么，我如何能够知道我指什么。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理性的批判导致了后现代思想家的一个新的发现，就是在语言理性的内部存在“理性的另一面”。站在“理性的另一面”，后现代思想家在对主体进行心理学解构时，发现了存在在语言理性之中的“力比多”，发现了一个先于词语意向性的主观性的事实。这就是语言本身构成的主观世界。这个世界是主体构建的世界，但也不是没有客体的世界，只是客体存在的方式与主体存在的方式明显不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不是按照词语的固定意义去生存，不是按照客体的存在原型去实践。主体可以不同方式存在，对词语的意思主体可以自己来赋予，自己来创造。每个人对语言内涵开拓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与那个被权威、词典开拓的小世界不一样。这个新的世界是人们没有把这个词语运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人类共同点的表现，这个共同点就是对每个人创新词语的能力和想象力的认同。这个认同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只是在区分真假、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人和人的交往则不起决定性作用。语言的意义可以无限偏移和扩展，每个符号都可以加上人无法控制的异类索引。语言的意义只有在其使用的场合才能了解，语言的场景是多元的主体变幻莫测的感受的表现。主体对语言的每一次新的使用都是一种新的创新使用方式的诞生。后现代思想家认为③，对意义构成主体的语言哲学批判使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是一个在主体和理性中发现的一个被人类开拓出来的自由世界。这个世界不是被强迫注入了权力意志所要求的内容，相反却与语言的另一面包括非暴力交往、开放性关注、自愿合作紧密结合的人类的现实的而不是乌托邦。如果允许现实和表象、真实和谎言、暴力和对话、自律和他律都能够在语言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人们就会说获取这种乌托邦的真实意志不是权力意志的决定，遵循真实的言语表达生命的活力不是来自权威压迫的恐怖，来自外部强迫的自律不是自我压迫和宗法制度挤压的结果。对意义构成主体的语言哲学批判是我们以新的方式思考自我、世界和主体的结果，是我们自己构建自己的过程。后现代对意义构成主体的语言哲学批判，导致作为主体的自我已经没有可以遵循的原则，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在这个语境下，语言成为主体随时随地进行感觉和直观、进行自我构建的工具。 三、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法则”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看，后现代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历史法则”，“历史法则”的内涵十分丰富，大致意思可以描述如下。 (一)历史的叙述方法 这种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方法，不是把历史看成一个没有连贯性、延续性的碎片，看成任意被人打扮的小姑娘，把历史简化为失去本质和意义的聊天。历史是可以观察和找到的规律性的事实和人物的活动场所。例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远流长，贯穿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看，“大一统”思想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早表述。《春秋公羊传》首次以“大一统”思想表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雏形，成为历代王朝处理中华民族之间关系的指导思想。以后的统治者和后继者都没有离开“大一统”的思想治国理政。对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如果被后现代解构为没有时间内涵、没有内心体验、没有现实根基的碎片，那就会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扭曲和混乱。 (二)历史规律的必然性 从“历史法则”看，历史发展并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拼盘，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大舞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历史发展变化规律在人们思想意识的反映。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历史都是偶然性的堆积，没有“统一性”“制度性”的连贯性存在，“一个偶然的人只是带着偶然性的意识行动和生活而已”[13]。这种对偶然性的认识和理解脱离了必然性的关系，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后现代不是在历史发展规律的话语中讨论偶然性，而是在个人的感受和体验中谈论历史的偶然性，没有预设通过这些偶然性实现的必然性。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历史发展是没有规律的，主要依据就是历史发展没有按照一个计划和方案发展。其实，历史发展按照或不按照一个计划和方案发展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的症结是历史发展虽然没有按照计划和方案进行，但是这种发展的事实和趋势确实是有计划和有方案的，这就是认识历史发展的思想和方法可以对这个计划和方案以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式凝练和概括出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确不是谁计划和设计的。从中华民族发展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成为一条红线贯穿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就是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系和发展的。这个事实证明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力量无形作用的结果，这种无形力量就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因此才能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三)语言的历史性 后现代对语言的历史性解构表现在其不尊重语言形成的历史，而任意将语言约定俗成的含义进行自我解析，表现了对待语言的随意性和任意性。英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马丁·阿布尔劳提出后现代概念寄生在“非同一的特殊事物”里面，其意思就是后现代的“非同一的特殊事物”反映在语言中，可以撇开语言意思的相同之处，肆意扩大语言意思的不同之处。后现代思想家认为语言中的相同之处因为来自权威、书本、习俗和历史，代代相传、习习相因，已经是陈旧的历史和文化遗迹，不值得重视。语言的不同之处才能表现语言对每个人的吸引力和诱惑力，才能展现语言本身蕴含的巨大价值和无限潜力。例如语法在语言的构成中是一个骨架，虽然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我们并不总是按照语法使用语言。但是，语言的形形色色的用法万变不离其宗，语法就是语言统一性的生成依据。后现代思想家则认为④，语法固然是语言存在、组织和建构的依据，但是语法反映的不是主体的内心感受，而是客体的强迫，不要语法的限制和阻碍，语言才能自由活泼起来。语言的生成是对话场、交流场，不是语法。这种把语言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相分离，片面强调语言的特殊性是对语言使用混乱和无序的表现。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言统一使用方面，我们必须尊重中华民族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正确使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保持中华民族语言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其演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和人生观，凝聚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形成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后现代代表人物齐格力特·鲍曼认为：“种种后现代条件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用以往的分析模式来框套民族国家。”[14]从语言的传承看，这种割断历史和现实、过去和未来关系的做法，只能导致使用语言的随意性和对历史曲解的任意性。 四、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后现代方案 后现代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在西方社会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则有其水土不服的消极面，因此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后现代方案实属必要。 后现代在主体与客体、现实与理想、自我与他我、理性与非理性方面任意扩大外延，随意增加内涵，使这些关系出现混乱。例如，在后现代看来，理性和非理性是水火不相容的，两者总是处于矛盾斗争中，其关系是你死我活的，互不相容的，“理性的扩张意味着非理性的缩减”[15]是后现代的教条。后现代极力压缩理性的范围，扩大非理性的表现，导致严重的情绪失调和行为的随心所欲，带来反秩序、反理性的偏激倾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是：扩大了真理的地盘，就缩小了谬误的地盘；增长了知识，就减少了无知，增强了对人们思想发展的预测，人们的思想就比较容易引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理性增长和国家意识培育发展的过程，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古至今是贯穿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一条逻辑红线，正因为这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有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以理性的眼光去观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事实表现为在历朝历代的各民族交往交融过程中，通过无数次的国家统一和统一中断过程而反复出现，表现为在社会主义时代不断被强化和巩固。这种反复出现的历史事实，正确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系、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发展的无可替代的思想源泉。谁否认这个事实，谁就不能理性对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性地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三层意思：扩展、强化和多元化。所谓理性的“扩展”，指的是在理性看待问题的时候，要看到事实的增加很可能会改变认识的观念和方法。我们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观念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就会发现无数与之相关的事例喷涌而出、目不暇接。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全部领域都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所覆盖。所谓理性的“强化”，就是对某种思想观念进行分析和阐述，就是对所持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更新和改变。如果说理性的“扩展”和“强化”是一种以新的标准代替旧的标准的分析范式的运用，那么理性的“多元化”就是以一种非标准化的方法对理性的“扩展”和“强化”的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理性的“扩展”看，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中追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足迹。与此同时，要结合变化的条件，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从理性的“强化”看，就是要引导各民族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理性的“多元化”看，就要在时代发展中，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之与时俱进，永葆青春和活力。 (一)克服“自身体验的失语体验”[16] 后现代话语的失语症表现为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任凭个人认识和理解的随心所欲的产物，语言因此成为个人自身体验的失语体验，与公共行为无关。在后现代话语中，语言只有在个人静默的无声体验中才可以接近，才可以传达许多为个人所独有的体验和感受，才可以发现社会和自然的韵律和节奏。我们知道语言不是仅仅为个人所独有，语言只有进入公共交往空间，才能具备社会价值，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连接的纽带。语言的表达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是社会的。语言是社会的，语言才能摆脱了私人性，变得可以传达，可以理解，语言中的丰富内涵也因此展露。但是，如果把语言仅仅看成是个人独有的资源、个人独有的财富，人与人的交往就无法进行下去。因为语言具有公共属性，是服务大众的工具。以失语症的方式剥夺语言的公共性，将个人独语作为语言存在的依据，必然导致语言使用者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情绪。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各民族交往交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必须改变仅仅面对自身的失语体验，恢复语言的“话语理性”。这个“话语理性”不仅表现为对体验的无能和对障碍的解决，而且表现为主体和客体、社会和个人、理论和现实构成一个可以交流交融的统一体。这就是说，各民族不能仅仅与本民族的同胞交往交融，而不去与其他民族同胞交往交融。一个人、一个民族固然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种独一无二不意味着一个人、一个民族可以离开社会独立生存和发展。各民族都要通过语言交往的实践，改变面对自身的失语体验，看到各民族大团结的历史潮流，感受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自豪感，实践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要求。 (二)理性自我的建构 理性自我的构建首先是能够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国情和各民族的实际情况，看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是中国的最大现实，认识各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是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这种理性自我的建构，人类古已有之，不是今天我们才提出的救世幻想。中国古代从夏商的“神权统治”到周代的“德治统治”就是国家治理的理性占据统治地位的结果。统治阶级的天佑仁德的执政主张反映了理性治国的自觉。西方从康德的“人从蒙蔽中走出来”到马克斯·韦伯的理性世界建构的呼吁，反映了社会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合理化和科学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政治乃至福柯的身体训练都已经被包括在这一进程之中。在这个由理性推动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起作用的是一种理性统治、理性自我的不断建构，表现为决策的可行性、数学演绎、几何学的发展、逻辑的复杂化、机器的智能化、学科的类别化。与此同时，在人们欢呼工业革命、科技革命胜利的时候，在后现代圈子里出现了“现代性已经死亡”的呼声[17]。对现代性已经死亡的解释表现为一种集体的癫狂、一种强迫机制、一种致命幻象的终结，表现为现代性的蜕皮过程。后现代认为回归自我、超越自我的非理性建构乃是现代性的出路，而不是政治、文化、技术都在倒退的现代性末日。后现代所说的理性的自我超越，是要在自我理性建构中，融入更多的人性的、与主体相关联的有价值、有意义的因素，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创造出新的主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社会发展来看是一个理性的自我建构工程。就避免后现代企图把理性的自我改造成为非理性的自我而言，要倡导自我与社会和国家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的主体不是符合启蒙运动造就的资产阶级的那种机械的、自私的、僵化的主体，而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产生的以民族和国家为己任的“自我同一性”。与此相关的是新的自我理性模式应运而生，将导致没有共识的合法性彻底消失。在新时代的理性的自我构建中，“同一性理性逻辑”成为各民族的共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形式转化为哈贝马斯指出的行动协调机制，各民族的每个个体都形成理性自觉的习惯、民主决策的习惯和非暴力解决矛盾冲突的习惯，如此才能把理性自我真正建构起来。 (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建构 各民族都处于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网络之中，都在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每个人只有参与进入劳动力市场，才能选择发挥作用的位置。根据人的能力平等对待他人是市场经济的法则。资本与市场结合的资本主义逻辑导致每个人价值的货币化，资本与市场结合的社会主义逻辑导致每个人价值的个性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表现在政府通过政策调整使缺乏和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依然可以通过享受政策优惠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规律就是把社会财富的好处惠及每一个人，实现社会最大限度的平等。资本主义的市场运作是：个人进入市场，取得应该有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取得应该有的报酬。然后，作为消费者继续出现在市场上，满足自己消费的需求。在这样一个市场循环中，每个人都像康德指出的那样“渴望拥有、渴望权力、渴望名声”[18]。对于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各民族来说，要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竞争方面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严酷性和“异化”表现，离不开政府的介入。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权力的运用，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的倾斜政策，保证他们在一个更高的起点和更优惠的条件下进入市场，取得地位、发挥作用。 在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各民族的交往互动不仅仅是商品的互通有无，而且可以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追求和欣赏共同的美。按照康德的美学思想，美没有目的，却合乎目的。这就是说美存在于社会的各种活动里。在各民族的市场经济交往互动中，各民族审美的功能摆脱了一切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东西，与合目的性紧密关联，审美超越了这些可能妨碍交往的东西，以中间人、斡旋者身份出现，具有了自身的生命和价值。这就是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追求中，各民族被共同美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审美感觉、审美话语凝聚在一起，互相欣赏、互相支持和互相关心。审美话语这时候不是掩盖真实话语的幕布，而是增强表现力的背景。审美解释不仅是现实的东西，而且是开阔视野改变感知的方式，是消除感知和体验现实的缺乏，是帮助各民族重新认识和感受新时代现实的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也是德行化、美学化的经济，是根据市场经济需要对各民族能力的锻造，也是根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各民族德性和美感的锻造。 (四)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坚定 坚定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就是坚定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文化学角度看，人们接触最多、使用最多的文化，不是人们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而是作为话语的文化。以这个对文化的定义看，一个“文化人”不一定是要进行创作的专家里手，而是一个能对各种艺术作品、社会实践进行评论的人，是一个在生活中阅读、欣赏和评论文化产品的人。康德曾经把在餐桌上的谈话描写为这种话语文化模式，认为这时候所有的人一面享用美酒食物，一面愉快交谈，谈话中虽然没有利益交换，却有人生乐趣，体现了做人的尊严和感受的美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文化产品，最流行的民族品牌。能不能正确解读、欣赏这个文化产品和民族品牌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关系到能不能提高各民族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水平。新时代不需要各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对所有的文化产品进行欣赏和阐述，但是要求各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认识和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就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话语文化体现到各民族的交往互动之中。这个话语文化的交往互动既要体现在各民族交往的私人场合，也要体现在各民族交往的公共场合，其目的就是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民族的交往互动的话语主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已经被各民族接受的话语主题，要通过这种话语主题，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交往是现代社会发展动力的重要载体。持续不断的话语文化的交往互动，各种独特的意见交换汇集，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民族的心田里越植越深。这种交往互动话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当年，康德的三大批判对哲学进行革命时，他的“批判”就成为精英文化圈里现代性动力的基本运动形式，成为文化人关注和讨论的最重要的时代话题。各民族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交谈，既说“好”也说“是”，他们会告诉我们“好”和“是”的理由，无论他们说“好”还是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表现。通过这种“脑筋训练”，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交往互动的文化热情和兴趣将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文化认同的主题深入人心。在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文化交往互动时，各民族的讨论是发散式的，他们可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话可说，但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主题上，为了坚定文化认同，他们就可能悬置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本民族的个人感情，全身心投入讨论，在交谈中“接球”和“传球”，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复述说，使之入耳入脑入心。 五、结束语 本文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之下，把后现代当作一种观念形态进行解读和阐述。当后现代超出现实生活的真实范围，去构建一个脱离现实脱离时代的自我的时候，就不能仅仅把后现代看作是观念的建构，而应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人类的理论和现实、精神和存在、自我和社会中的各种问题的回答。后现代恰恰不能回答清楚、回答正确的就是这些问题，笼罩在时代中的迷茫和困惑，后现代始终无法驱除。所以，很有必要在后现代鼓吹的“人类理性萎缩和人类激情的扩张”之间摆置一个重要的平衡木，来构建一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观念和能力的调整机制。这个调整机制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后现代方案，包括各民族克服“自身体验的失语体验”、理性自我的建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建构、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坚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后现代方案有其自身的道德准则和美学旨趣，表现为一个“程序”和“欣赏”的要求。各民族要想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达成共识、互相欣赏、互相推动，就要悬置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一己偏见，就要凝练一个互相学习和欣赏的美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各民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往交融中，不能抱着价值中立的立场和态度，一定要具有的宏观历史视野、现实的美学视野。如果各民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往交融中能够把心里的所思所想都毫无保留说出来，就能够实现各民族的交往交融的自由、平等和相互尊重与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民族交往交融，为各民族参加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各民族都有机会参与，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机会均等不等于结果均等，有些人对文化话语的交换贡献可能多一些，也更有意义一些，但是因为各民族的文化话语交往互动是在公共空间进行，是各民族大家庭的对话，对各民族的实际生活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话语交往互动结束后，各民族又回到自己的位置，开始自己原有的生活。讨论交流的乐趣、交往互动的乐趣则留在各民族心里，积淀为厚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文化交往互动是现代社会不受两极对立、商业纷争影响的美学意义上的精神愉悦活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最佳文化交往互动模式。 ①图尔鹏在2001年剑桥大学出版的The Voice and Eye一书中提出权力意志对人的内心世界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但是，这个意义在心理学里是以隐蔽形式存在。 ②玛丽·道格拉斯在2010年伦敦再版的《纯洁与恐怖》一书中持有这个观点。 ③杰克图·洛克于纽约2014年再版的《个人愿望和公众意义》一书中极力从倡导语言的非理性化，把语言解释成为个人不受约束、随心所欲、自我创造的产物。 ④英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马丁·阿布尔劳的观点。 参考文献： [1]杨鹍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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