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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构想，乡村振兴是解决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中缅边境村寨边民流失大致可分为边民自发迁移和政府主导下的易地搬迁，其外流不仅受到当地各种推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与边境地区地缘、族缘跨国社会网络密切相关。边民流失导致了边境虚空与守土乏人，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遭遇困境，边民社会传统秩序瓦解，跨境外流的边民面临境外宗教渗透风险，以及伴生性的跨境婚姻、拐卖妇女、贩运毒品、艾滋病蔓延等相互交织的社会问题。政府主导下的村寨治理应包括形塑边民守土固边的职责意识，改善边民生活质量以增进边民福祉，提升边民的综合素质与抵御潜在风险的能力。 关 键 词：边民流失；村寨治理；乡村振兴；守土固边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缅边境少数民族村寨人口流失及其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YJC850022)；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2018年招标项目“中缅边境地区边民流失问题与守土固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7sy1007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啸，甘肃静宁人，云南中医药大学讲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国民族(云南昆明650500)；周建新，新疆阿勒泰人，博士，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跨国民族，边疆地区民族社会学(云南昆明650091)。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其内涵丰富、站位高远，是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和整体性社会治理的新方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对乡村振兴总要求的提炼概括，也是为美丽乡村建设描绘的恢弘蓝图[1]。伴随着“兴边富民”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我国边境地区农村的整体面貌发生了积极变化。但在内地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边境地区农村相对落后的局面日益凸显，边境地区村寨人口基于经济理性或迫于生计压力大量流入城市，而导致严重的边境村寨“空心化”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世代居住在国家边界线附近的边民是国家稳固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力量，是边境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而边民的大量流失直接影响到边境地区的国土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严重阻滞了边境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了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理应对乡村人口流失问题加以理性思考，努力改变人口单向外流局面，引导人口从大量外流向适度回流转变。本文聚焦中缅边境民族村寨边民流失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讨治理策略，以期服务于当前边境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践。 一、乡村振兴语境中的中缅边境村寨边民流失问题 聚焦我国边境民族地区这个特殊场域，边民流失问题非常严重。据统计，仅2000年至2010年这10年间，我国边境地区的人口净减少2439.85万人[2]。如中缅边境的云南孟连县，2010年常住人口208593人，到2015年减少到135538人，负增长35%[3]。有学者研究发现，在1992年至2013年这20年间，在边境乡镇尺度(10公里纵深)，我国西南边境虚空化现象呈持续加剧之势[4]。边境民族村寨人口过度流失，导致我国边疆村庄人烟稀少日益空心化，甚至因我方边境守土乏人带来边疆安定的隐患[5]。 中缅边境一线，村寨众多，仅云南德宏州边境一线就有21个乡镇、80个村、376个村寨，约21万人。坐落在中缅边境线周围的抵边村寨对于国家边境安全发挥着重要战略作用。总体而言，中缅边境地区抵边村寨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特殊短板和薄弱环节，是国家脱贫攻坚的最后堡垒。边境村寨是维护边境国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坚固屏障，边民是驻守边疆、守土固边和建设边境村寨的有生力量。因此，在全国乡村振兴战略中，边境村寨的振兴显得尤为迫切。 中缅边境地区民族村寨的振兴，不能忽视加强问题导向的探索研究。以解决边民流失、边境产业发展及文化建设等系列问题为主的探索实践，是乡村振兴战略前置的、重要的内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指向是要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三农”问题，作为国家宏观顶层设计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中缅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是解决边境村寨边民流失问题的良好契机。当前，在中缅边境村寨乡村振兴战略中遭遇的最大阻滞因素就是边民人口的流失，尤其是年轻边民的大量外流。固然，在现代化、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口基于经济理性向外迁移是当前中国乡村的普遍现象，但在中缅边境这一特殊场域，边境村寨逐日严重的边民流失问题，更加值得警惕和关注。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理论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既是行动的起点，也是行动的落脚点，人的主体性还表现在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6]。因此，在边境乡村振兴实践中，强调边民的主体性，充分激发边民的内生动力显得尤为重要。中缅边境村寨的边民，无论是普通边民还是当地精英，他们都是村寨的主人、村寨共同体中的活动主体，是生产、使用、发展“地方性知识”的主体人群，他们熟悉村寨自然生态、文化秩序和社会结构，是实现中缅边境村寨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但当笔者在中缅边境田野调查身处乡村振兴的实践场域时，强烈感受到政府主体、资本主体和知识主体的在场，而边民主体却往往缺席。一方面，政府、资本和知识群体熟稔乡村振兴宏大的话语体系，并忙碌实践着振兴乡村的意图。另一方面，作为“流动中国”组成构件中的内迁边民，与边境村寨背向而行，远赴他乡谋求生计，留守村寨的老幼妇孺如何振兴乡村？ 二、中缅边境村寨边民流失类型与诱因 (一)中缅边境村寨边民流失类型 中缅边境村寨人口流失，根据流失的主动性与被动性来划分，大致可分为边民自发迁移和政府主导下的易地搬迁两大类。 1.边民自发迁移 根据边民迁移方向，自发迁移可分为“内迁”(向内地城镇迁移)和“外流”(跨境向外流动)。我国城镇化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优质的就业、教育、医疗等生活条件对边民具有巨大吸引力，是边民“内迁”的主要原因。由于中缅边境地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村寨发展的不充分，边境村寨产业体系大多缺乏其他产业的支撑而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且边境村寨一般海拔较高、土地贫瘠、地少人多、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地质灾害频发，决定了大多数边民无法立足乡土解决生计问题。为改善生活环境和谋求更好的生活收益，大量边民想方设法迁入城镇定居、务工、经商、随子女就学等，并呈现由暂时性、候鸟式向长久性、留鸟式，由个体迁离向家庭整体迁离演变的特点。 边民内迁主要表现在青壮年外出务工、女性婚姻迁移、失学青年内迁和家庭整体搬迁进城等方面。边境村寨大量少数民族青壮年每年都会选择外出务工，逢年过节时候才会回来几天，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会将子女的教育转移到城镇教育质量更好的学校，逐渐选择定居而长期远离传统居住的村寨。伴随着全国人口迁移大潮，边境村寨少数民族女性多进行梯级迁移，外嫁到经济条件较好地区的数量不断攀升。据笔者实地调研，中缅边境村寨女性嫁入地区以江苏、浙江和广东最多。据2000年“五普”的数据反映，云南省因婚姻迁移外流的女性人数为41849人，时隔十年后“六普”时，此人数已上升为287669人，增长近7倍[7]。据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仅中缅边境福贡县2006年至2008年9月，全县外嫁妇女就有300多人[8]。笔者在中缅边境地区实地调研中还发现，初中毕业后就流向劳动力市场的失学青年数量较多。受到经济条件、家人思想观念等影响，不少青年无心学业、向往城市，呼朋引伴流向现代都市，或蓄势待发随时准备着“新兴成年礼”式的外出探险[9]。由此可见，现代化、城镇化是导致边民内迁、边境村寨“空心化”和边境“虚空化”的决定性因素。 此外，边民自发跨境外流在中缅边境村寨普遍存在。中缅边境山水相连、江河同源，长期以来，边民以地缘为条件，以族缘、亲缘为纽带的边境贸易、探亲访友、婚姻聚会等形式的双向跨国流动非常频繁。中缅边界一线可供边民往来的边境通道、便道不计其数，尽管民族国家时代的边民具有不同的国家属性，但跨界民族同根同源的民族属性使部分边民更乐于就近选择到缅甸境内“淘金”。 2.扶贫安置下的易地搬迁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已开始有组织地易地扶贫搬迁。政府主导下的易地搬迁旨在发挥减贫脱贫作用，将区域内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甚至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特困人口实施整体搬迁安置。以中缅边境地区云南省怒江州为例，由于该州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自然灾害多发，据统计，仅2008上半年，怒江州境内因发生雨雪、泥石流、病虫、风雹等严重自然灾害就造成全州农作物受灾达10944.4公顷，绝收2768.9公顷，受灾人口14.24万人，因灾死亡大小牲畜2.23万头(只)，倒损房屋13473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3亿元[10]。因此，怒江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政府主导下的易地搬迁开发扶贫工作，通过“分散、插花、小规模集中”的方式，将位于高山陡坡峡谷地带、地质灾害频发、人多地少、土地稀薄、生态脆弱的村寨，搬迁到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据资料反映，从1999年到2011年底，怒江州先后完成了5946户25600人贫困群众的易地搬迁任务[11]。怒江州的易地搬迁不仅从高山地带搬至沿江一线，同时也组织了远距离移民。怒江州泸水市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笔者，1997年怒江州移民700余人到保山市芒宽乡麻栗山，此后陆续出现受到政府移民影响的自发移民，截至2014年底长期滞留保山境内的怒江移民人口有18000多人。此外，20世纪90年代初期，怒江州福贡、泸水两县共有四五千人或自发、或以劳务输出的形式移民缅甸北部山区。政府组织的易地搬迁安置，将位于边境一线生存环境恶劣的村寨进行搬迁安置，解决了特困群众脱贫和发展的问题，但客观上造成了边境村寨的人口流失。 (二)中缅边境村寨边民流失的诱因 中缅边境村寨边民流失，从边民主体角度考虑，主要原因是边民寻求自身更好发展机会的经济理性，是迫于生计压力、主动追求脱贫致富的生计选择策略。边民流失的诱导因素主要与以下三个方面密切相关。 第一，恶劣自然环境和艰苦生活条件是导致边民外流的主要推力。中缅边境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边民生活条件艰苦。其表现为：地理上高山峡谷密布、河流纵横、交通闭塞，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人口较多，属于重度连片贫困区，经济发展迟缓滞后。这里历史上民族成分复杂，且大多属于少数民族中的“直过民族”；现实中，各民族大多跨境而居，边民的文化教育程度较低，思想认识比较传统。这些跨界民族解放前多保持着刀耕火种、渔猎采集等原始生产生活方式，经过多年的发展依然闭塞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依靠传统农业增收难度较大。因此，为谋求更好的生存环境而迁离边境村寨自然成了不少边民的生计策略。 第二，内地城镇具有务工增收的机会是驱动边民外流的主要拉力。中缅边境地区村寨，由于依靠传统农业难以增收，自20世纪90年代，边民为了改善个人及家庭经济情况，外出务工成为许多家庭经济增收的主要方式之一。以中缅抵边村寨云南腾冲胆扎村为例，这里属于高寒山区，山地崎岖，土地稀少。据一位村干部告诉笔者，这里水稻种植产量非常低，亩产仅200多斤，但由于每家种植面积较大，所以一年的收成大概能吃上八九个月，而且当时完全依靠人力种植非常辛苦，可以说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时候。而现在大多数人都选择出去打工，有些家庭夫妻两人一起出去打工，四五年后用打工挣的钱就能盖起一栋新房子了，而其他村民看见打工收入更好，也纷纷外出打工了。毫无疑问，务工经济确实提升了边民的生活水平，昔日傈僳族村寨里用茅草搭成的“叉叉房”已少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新盖的楼房，还有家里新添置的太阳能、彩电、电冰箱、摩托车等，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外出务工收益高于传统农业收益的情况下，广种薄收不能挣钱致富的边民基于内地城镇对劳动力的需求，由此加剧了边境村寨人口的外流。 第三，由地缘、族缘形成的跨国社会网络为边民跨境外流创造了条件。与中国接壤的缅甸北部地区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境内外跨境民族同根同源，具有相同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长期以来存在着大量的跨境人流、物流、信息流沟通，彼此形成了复杂的跨国社会网络。由于中缅边境两侧资源占有、发展程度、就业机会的不平衡，深受由地缘、族缘形成的跨国社会网络的影响，因此边境两侧的双方边民跨境流动频繁。其中最为常见的跨境婚姻、边贸往来、节庆往来，以及农忙时节的互帮互助，都是边民跨境外流的主要类型。笔者在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的山头寨调研时发现，该村有村民2389人，其中娶缅甸姑娘的有203人。尽管因婚姻跨境流动以缅甸籍女性嫁人为主，但因此形成的跨国社会网络为我国边民跨境外流提供了极大便利。据《云南年鉴》反映，仅2015年盈江口岸出入境人员1654159人次，出境人员为827074人次，入境人员为827085人次；腾冲猴桥口岸出入境人员813138人次，出境人员为405664人次，入境人员为407474人次[12]。由此可见，边民跨境双向流动的频度和强度都比较大。 三、中缅边境村寨边民流失的负面影响 客观上来说，边境村寨边民外流有助于增加边民经济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除了农村人口外流引起的土地抛荒、留守儿童、老人赡养、精英流失等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之外，中缅边境地区村寨边民流失造成的特殊影响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边境虚空守土乏人，影响边境安全 负有守土固疆职责的边民是充实边境和守土卫疆的重要力量，而边民流失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边境虚空、守土乏人，边境安全受到威胁。有学者认为，边境虚空化的本质，是边境地区的人口基于生计策略而选择的流动，是对“边境”这一传统生存生活空间的疏离或在认同上的偏移。因少数民族边民“离边居住”导致边境虚空化，一定程度上给边境地区的非法越境、贩毒和走私等打开了方便之门，缺少了边民对边疆的坚守，边境地区的非法活动变得更加隐秘，边防和公安部门的应对难度剧增，由此给边疆安全增添了诸多隐患。例如近些年的缅北动荡中，仅2009年8月8日的果敢冲突事件涌入云南地区的缅甸难民大约有3.7万人[13]。滞留边境的庞大难民群体间杂出现违法活动，同时容易滋生如人口贩卖、毒品走私、艾滋病扩散、社会治安、跨境赌博、宗教渗透和非法移民等诸多社会性问题，势必影响到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二)边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遭遇困境 边民向城镇往返迁移加速了村寨现代化的进程，传统封闭、半封闭的边境村寨在强势的现代化冲击影响下寨门洞开。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由于边民的外流而加速了与外界的接触，随着文化生成土壤和生存环境发生变化，边境村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不可避免，传承难度越来越大。遭遇强势的现代城市文化影响后，中缅边境少数民族村寨边民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文化抉择与扬弃，向现代文明靠拢并逐步接受现代主流文化，排斥并脱离原生态的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村寨智力资源的村寨文化精英的外流，实际上是村寨民族文化资源的流失，直接影响了边境村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能力。因此，边境村寨中少数民族传统的节庆、风俗、饮食、手艺等失去了传承主体和依托而面临传承困难。实际上，人口外流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衰落，学术界已多有关注。李梅花(2018年)、朴丽娜(2016年)、崔敏浩(2015年)的研究都说明人口流失导致朝鲜族传统文化传承、非遗传承遭遇困境。另据李虎(2015年)的研究，乡村人口外流导致了壮族农村农业祭祀仪式消亡和传统节庆习俗没落。笔者在怒江边境M村寨调研时发现，由于傈僳族的生计转型和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其历史悠久的弓弩文化正在经历变迁成为一种物化记忆。村寨中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后，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和影响，逐渐丧失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视其为落后并拒绝学习和传承。 (三)边境村寨边民社会传统秩序瓦解 伴随着城镇化与村寨人口的流失，边境村寨共同体社会的传统文化土壤在与现代主流文化交流互动中遭遇销蚀，以依赖性、稳定性为特点的边民传统文化心理受到了社会发展和现代商品经济潮流的冲击。流动性很强的现代生活培育了边民逐渐独立自主的意识，边民对村寨传统共同体社会秩序的依赖逐渐消解，边民不断加强的个体意识和现代市场经济观念成为推动其离开村寨的根本动力。强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不仅推动边民传统单一型农业生计模式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结构生计模式转型，而且渗透并逐渐瓦解了村寨的传统社会秩序。边境村寨传统制度化的互惠性经济体系和传统村寨政治体系逐渐被个人本位、经济理性、竞争性交换、利益最大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施以最大的影响。笔者在临沧W寨中访谈的老人说：“年轻人外出，比种地划算，挣钱多，但人情味越来越淡了。寨子里也渐渐出现攀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以前的平和，而是变得紧张了，吵架闹矛盾的事多起来了。”此外，笔者在云南澜沧县拉祜族村寨松山林小组调研了解到，头人制度过去将中缅边境拉祜西社会紧紧维系在一起，头人享有强有力的文化动员能力，主持并督导村寨的道德规范与民俗文化，维护村寨的秩序。但随着村寨文化、政治精英的流失，致使村寨头人制度受到削弱，村寨传统社会组织难以运转，原有的村寨基本秩序难以内生。 (四)边民跨境外流面临境外宗教渗透的风险 由于边疆、山区、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和特殊的地理区位，中缅边境村寨某种程度上成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宗教渗透的重点区域。特别是针对我国的宗教自由政策，以及中缅边境地区有些村寨有寺无僧、宗教设施欠缺的问题，境外反华势力借机进行宗教渗透。而且，境外势力对边境地区的宗教渗透手段不断变化，加大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有增无减。中缅边境境外宗教活动比较活跃，境外宗教活动场所设施更为完备，而我国境内宗教活动场所设备欠缺或陈旧，因此出现我国境内边民被吸引外流参加境外宗教活动的情况，境外宗教势力借机进行宗教渗透。例如临沧市镇康县边境一线的世居跨境民族分别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四大宗教，在边民全民信教的态势下，边民跨境的宗教交往活动比较频繁。而境外敌对势力对外流边民发放基督教《圣经》等老佤文书刊、佛教制品、傣族佛教书刊及音像等宗教宣传品，开展做赕、送佛活动，甚至组织培训学习，借机进行宗教渗透。 (五)伴生性的跨境婚姻、拐卖妇女、贩运毒品、艾滋病防疫等相互交织的社会问题 基于族缘、地缘以及相同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中缅边境跨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跨境交流互动的文化传统，而全球化进程与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剧了边民跨境流动。由于与中国接壤的缅甸境内开办赌场、种植罂粟、生产毒品，存在一定的毒源，我国边民跨境外流过程中出现的伴生性的跨境婚姻、跨国拐卖、贩运毒品、艾滋病蔓延等社会问题不容忽视，这种或隐或显、相互交织的社会问题，增加了边民社会治理的成本和难度。首先，与边民跨境外流相关的跨境婚姻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交织复杂，除了相关的子女教育、国籍身份，婚姻合法性等问题之外，最为关键的是跨境婚姻家庭带来的艾滋病和毒品问题成为危害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外，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影响恶劣的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是国际重大问题。据资料介绍，云南省在2005年至2009年底共破获跨国拐卖妇女案件5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626名，摧毁犯罪团伙121个，解救被拐妇女835人[14]。另外，由于跨境外流的便利，受到利益驱使且熟悉边境地形的边民容易被毒枭利用而从事边境贩运毒品，这一度成为中缅边境的“顽疾”。近年来毒贩跨国贩运毒品的手段越来越狡猾，伪装隐蔽的程度越来越高，利用边境少数民族携带贩运毒品的案件不断增多。毒品与贫穷、文化素质低、卫生医疗条件差等诸多因素的交织，往往又给艾滋病传播提供了土壤。由于毒品、艾滋病的严重危害，病毒感染人数不断上升，一些边境村寨中的青年劳动力因感染艾滋病而死去，导致家庭绝户、村寨萎缩。据笔者在中缅边境E村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该村青壮年因毒品、艾滋病的戕害或已死去、或在服刑、戒毒的人员众多，其家中有学龄儿童只能依靠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而村寨一所130人的村级小学有一半多都是孤儿，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 四、中缅边境边民流失治理的思考与建议 (一)形塑边民守土固边的职责意识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大边民支持力度促进守边固边的指导意见》，彰显了国家促进边民安心守边的意图。2017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给西藏隆子县玉麦乡守土固边的牧民卓嘎、央宗姐妹回信，极大地肯定了她们“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的守土固边意识，并鼓励她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15]，由此引发社会舆论关注。可以说，这是国家领导层对边民守土固边职责意识的再次确认和强调。边境村寨以及边民所发挥的国防安全作用已成为学界及社会的共识，但边民群体的守土固边职责意识存在程度不等的淡漠与疏离，这既需要边境地区政府的管理和组织动员，更需要政府将其视为一种内在意识进行培育和形塑，使其成为边民自愿、自发和自觉的守土固边行为的源动力。笔者认为，守土固边的职责意识应该是边民意识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民族国家时代边民群体区别于一般国民的特殊国民意识，对此加以形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边境村寨边民守土固边职责意识的形塑，应当从与边民息息相关的领土、边境、国界等概念入手，通过加强国防教育、动员边民参与边境管理、开展协同巡边守边等方式凸显边民主体地位并调动边民积极性，培养并强化边民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安全的国民意识、边民特殊的边境在场意识和国界区隔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自觉形成守土固边的职责意识。 (二)改善边民生活质量，增进边民福祉 为了遏制边民外流和引导边民适度回流，要充分考虑边民追求经济理性的特点，使边民享有与守土固边职责相对等的权益。一是边境地区要加强建设与群众期待有差距的交通、教育、医疗和通讯等基础设施，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尽管国家层面已给予边疆地区极大关注，先后实施了“富民兴边”“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一系列扶持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和措施，边境村寨边民切实获益良多。但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相比较而言边境村寨发展短板仍然突出，边民的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补齐边境村寨发展短板是增进边民福祉的首要任务。二是对边境村寨的边民实施全方位的优惠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高边民的幸福指数，提高边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让边民能安心抵边居住生产，履行守土固边职责。三是借助边境区位优势，发展边境贸易，缓解边民外流趋势，促进边民立足乡土就业创业，提高经济收入，增进边民福祉。四是将产业兴旺作为边境村寨振兴核心支点，是留住边民抵边居住生产的基础，也是关键。中缅边境民族村寨多属贫困山区，发展工业的基础条件有限，而发展农林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潜力巨大，因此依托其具有的自然民族文化资源，可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林业、旅游业、民族医药等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特色优势产业的振兴发展之路。 (三)提升边民的综合素质与抵御潜在风险的能力 应致力于提升边民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并充分考虑边境区位特点以突出特殊性。边境少数民族村寨边民综合素质内涵不仅包括文化程度、农技水平和职业技能，更要突出边民的现代市场经济意识、绿色环保意识、安全卫生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以及应对边境场域伴生性的各种潜在风险、挑战的能力。长期以来，中缅边境封闭或半封闭的历史积淀，使边民普遍形成了封闭保守的传统价值观念形态而普遍缺乏商品经济意识。由于文化教育落后，边民卫生知识水平和自我保健意识较低，对于艾滋病、登革热、疟疾等跨境传染病的防治和自我保护意识及其能力较为欠缺，边民对跨境走私、毒源和宗教渗透潜在的风险缺乏充分认识，有效抵御这些潜在风险的能力偏低。为了应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政府要有效发掘民族原生态文化中的教育资源，运用培训、宣传等手段增强边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边民的思想、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认知水平和应对边境复杂情况和潜在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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