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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西欧多地民族分离主义的高涨、英国“脱欧”的久拖消耗、东欧国家违背欧盟原则的“特立独行”以及整体上难民危机、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让欧洲人在共同团结与闭门自守之间徘徊不定。多重因素的叠加使欧洲民族问题在三个相互联动的不同层面浮现出来，即地区民族层面、国家民族层面和超国族共同体层面。 关键词：民族独立运动；东欧“非自由主义”；欧盟“合法性危机” 作者简介：陈玉瑶（1981-），女，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法兰西国家民族建构研究。 1989年，象征东西欧分隔的“柏林墙”倒塌。此后的三十多年，欧洲的统一都在向着积极方向迈进。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却让这一光明前景骤然暗淡。这场骤变给政治、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均带来了冲击，扰乱和破坏了各自原有的发展轨迹，并综合地以民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这些民族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相互联系的不同层级上分别予以观察，即地区民族（nationality）层面、国家民族（nation-state）层面和超国族共同体（supra-national community）层面。地区民族层面主要涉及欧洲多地的独立运动，国家民族层面表现为东欧国家正在探索一条有别于西欧价值观的国家民族建构之路，在超国族共同体层面则表现为双重危机的处境:一方面，西欧内部的质疑与反对使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东欧国家高调彰显的“非自由主义”和基督教认同，令欧洲一体化进程难以按照布鲁塞尔的意愿继续推进。 一、西北欧多地独立呼声高涨 1.英国“脱欧”引发苏格兰独立呼声攀高。 英国“脱欧”不仅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也将对英国的国家民族统一产生深刻影响。2016年作出“脱欧”决定以来，英国“脱欧”期限越是接近，苏格兰的“脱英”步伐越是坚定。随着2020年1月31日英国“脱欧”成真，苏格兰民族党也立场明确地宣告:“苏格兰回到欧洲中心的唯一途径就是独立。” 2014年，苏格兰曾在第一次独立公投中失败，当时有超过55%的选民投票决定继续留在英国。然而在英国“脱欧”还是“留欧”这件事上，苏格兰的选择却是后者: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多数苏格兰选民选择了“留欧”。此后，“要欧洲不要英国”似乎成了苏格兰人越来越明确的声音。2019年12月12日英国大选后，支持“留欧”的苏格兰民族党获得48个议席，比上一届增加了13个席位。苏格兰民族党随即向获得连任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提出组织第二次独立公投的请求，但在今年1月14日，也就是最后的脱欧期限到来前，遭到了首相的拒绝。 英国于2020年1月31日晚11时正式“脱欧”，就在这一历史性决定再无悬念之际，苏格兰议会也批准了一项议案，决定于1月31日晚11时之后，在苏格兰议会前继续保留欧盟旗帜。同时，苏格兰议会还批准了一项动议，再次要求英国政府允许苏格兰议会组织独立公投。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党魁尼古拉·斯特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苏格兰回到欧洲中心的唯一途径就是独立”“这不是鲍里斯·约翰逊是否想阻止苏格兰独立的问题，这是一个民主问题。联合王国不是一个单一制国家，而是一个由四个国族（nation）组成的国家。如果这些国族中有任何一个不再希望成为这个联盟的成员，那么最终人们不能永远剥夺它们的这一权利。”[1]斯特金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苏格兰将遵守法律程序，不会搞“加泰罗尼亚式”独立公投。在独立后，苏格兰将保留英镑，并愿意保留包括苏格兰、英国、欧盟在内的多重身份。 2.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持续高涨。 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加利西亚是得到宪法承认的三个历史民族（historical nationality）。加泰罗尼亚当下的独立危机最初是由修订《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诱发的。2006年，加泰罗尼亚人经过公投对1979年起开始实施的自治条例进行修改，旨在调整自治地区与国家之间存在的职权冲突。加泰罗尼亚认为其自我发展水平和发展需求需要得到更广泛自治权限的支撑，尤其是在财税模式方面要求更大突破。在新条例进行公投时，全球性经济危机尚未爆发，随着2008年次贷危机的全球性蔓延，西班牙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并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采取了财政紧缩的办法，这愈加使得加泰罗尼亚对现有财税模式不满。2010年，在西班牙仍处于经济危机的当口，国家宪法法院裁定新条例中一些条款违宪，其中就包含涉及财税的内容。尽管判决已经作出，加泰罗尼亚政府仍然始终呼吁中央政府与其签署一份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协议，因为加泰罗尼亚认为自己的贡献与得到的回报之间存在落差。由此，有关“国家抢劫加泰罗尼亚”之类的说法成为独立主义者造势渲染的主要论据。 此后，两个极端事件的发生激化了原本可以通过政治协商解决的制度性矛盾。一是2017年10月的加泰罗尼亚违宪公投，二是2019年10月最高法院对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组织者的审判。这两件事是导致加泰罗尼亚与中央政府陷入敌对并引发社会分裂的直接导火索。第一件事需要从2012年谈起，这一年，主张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选举中获胜，在民族主义党的推动筹划下，加泰罗尼亚地区全然无视宪法法院和中央政府的违宪警告，于2017年10月1日举行了全民公投。这件事最终以中央政府直接接管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和副主席等主要组织者被逮捕（主席逃往国外）暂告结束。由此，又引发了第二件极端性事件的发生。2019年10月14日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对9位前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领导人判处了9至13年不等的刑期。从当日中午开始，上万名独立运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很快便蜕变为破坏主义和街头冲突。暴力事件发生一周后，“独派”与“统派”分别于10月26日和27日在巴塞罗那进行和平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对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的审判成为核心关切:独派要求无罪释放被捕人员；统派要求维护国家统一和宪法尊严，甚至认为对独立分子的刑罚还应更重。 2019年11月西班牙全国大选后，新一届政府成功组阁。在推动化解加泰罗尼亚危机方面，新任政府领导人佩德罗·桑切斯做了两件事:一是与现任加泰罗尼亚议会主席、激进独立主义者吉姆·托拉通话（2020年1月9日）以约定会见日期，也就是准备与加泰罗尼亚开展对话；二是提名多罗雷斯·德尔加多（Dolores Delgado）为总检察长（2020年1月14日），后者曾在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前领导人由叛乱罪（rebellion）改判更轻的煽动罪（sédition）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然而与此同时，仍然隐藏着多个可能触发“独派”“统派”矛盾再度升级的不确定因素，例如对加泰罗尼亚警察局前局长约瑟夫·路易斯·特拉佩罗（Josep LluisTrapero）的诉讼；对发生在2020年1月3日加泰罗尼亚议会广场的西班牙国旗降旗事件的调查及处置方式；对加泰罗尼亚前主席普伊格德蒙特的处置；以及尤其是新政府意欲通过修改刑法为被判煽动罪的独立分子减刑的动议。 3.处于潜伏阶段的法国科西嘉岛与丹麦格陵兰岛。 英国和西班牙之外，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但其表现程度远不如苏格兰或加泰罗尼亚那样剧烈，尚处于潜伏阶段。例如，远离法国大陆的科西嘉，其独立主义造势远不如加泰罗尼亚那样轰轰烈烈，却也在中央政府面前毫不示弱。其态度充分表现在法国总理2019年的科西嘉之行上。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于2019年7月3日和4日造访科西嘉。在启程前，总理曾宣称，对于科西嘉民族主义者所声明的“四大诉求”（即完全自治以及自治权的充分行使，科西嘉语的并列官方语言地位，居民的民族身份，特赦“政治犯”）将“不减少也不增加”。对此，主张科西嘉自治的科西嘉执行委员会主席没有给予正面评价。而其他主张独立主义的政治伙伴却表现出强硬立场，要求“切实有效和公开的举措”[2]。 如果说地区民族的独立意愿中往往包含着得到更强大力量的支持和接纳这一期许，比如苏格兰对欧盟的期待，那么丹麦格陵兰岛独立主义者的指望则是美国。自特朗普政府将北极地区定位为“战略竞争区”以来，格陵兰岛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2019年8月16日，特朗普抛出的购岛提议在岛上引发了巨大震惊，但同时也让一部分人感到兴奋。格陵兰岛议会反对党领导人认为，“这是一次重新发牌的机会”。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争取格陵兰岛的“独立”。早在2008年11月25日，该岛曾举行全民公投，在独立和更多自治权这两个选项面前，75%的格陵兰岛人投票要求更多的自治权。但此后该岛对哥本哈根的财政依赖反而愈发增加，地方年度预算中有一半的补贴来自丹麦政府，这让独立之路愈发艰难[3]。 二、东欧“非自由主义”的国家民族建构之路 西欧国家的国家民族建构普遍处于成熟阶段，当下正处于超国族共同体与地区民族主义同时崛起的发展进程中；而东欧地区的国家民族建构处于转型后的定向阶段，正执着于自己的“非自由主义”政治体制建设，意欲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认同。 2019年11月9日是具有东西欧区隔象征的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纪念日。早在1989年，那些前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从华沙到柏林，都已经初现按照西方模式打造的民主、自由与消费社会图景。欧洲人乐观地认为，去除了“共产主义”的东欧，从此将与西欧实现真正的统一。如今30年过去了，故事却没有按照当初的蓝本发展。两个欧洲之间的差距并没有以“不断缩小、越发相似”为结局，而是在新的向度上出现了新裂痕，集中表现为东欧对西式“自由主义”制度模式和文化价值观的公然拒绝。 在东欧地区，困扰西欧的难民危机似乎并未造成太大冲击。东欧国家中，移民问题虽然受到一定关注，但多项调查显示这方面已不是选民的核心关切。这一方面是由于几乎所有政党都已经达成一致，不再主张完全开放边境，相反，所有人都认为应该加强边境管控；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2016年后抵达欧洲的难民数量与此前相比已大幅减少。 现在，东欧最关心的问题，反而是人口外迁。因为流失人口的主体，不仅是工人劳动力，还包括医护人员等专业技术人才。“在东欧国家，如果你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更在意移民的到来，还是本国国民向西欧的外迁?绝大多数人——除了捷克共和国——恐怕都更关注本国年轻人和毕业大学生流入西欧、北欧富裕国家的现象。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正在发生的现象之所以变得愈发突出，主要是因为先前迁往西欧、北欧国家的人都已经获得成功。十年内，罗马尼亚已经流失了20%的人口，保加利亚也处于同等水平。”[4]早在1961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建造柏林墙就是为了阻止人口外流。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多数人声称已经准备好支持政府出台政策阻止年轻人因工作外迁。因此，在经济社会层面，东欧国家得到了自由，但也尝到了它的苦果。人员流动自由让东欧国家人口锐减，导致老龄化凸显，妨碍了精英阶层的更新。而在西欧社会这边，这种流动自由同样被视为威胁，比如法国社会对“波兰管道工”的排拒。 “自由”当然还包括政治层面。欧盟对东欧国家的接纳是附加着政治条件的，实行自由选举以及政党轮替是入盟的两个基本规划，而这件事在今天的匈牙利和波兰遭到了质疑和抵制。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执政地位自2010以来似乎牢不可破，连续几届在选举中获胜。他的主要执政理念就是要把匈牙利打造成一个“非自由（illibéral）的民主国家”，公开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唱反调。最让布鲁塞尔无奈的是，2015年难民危机的爆发反而强化和巩固了维克多·欧尔班的非自由体制。对西欧而言，越是有欧盟内部国家质疑和挑战这些核心价值观，就越是难以理解和不可思议。 与匈牙利交好的波兰也与欧盟在诸多问题上产生分歧。2017年12月20日，波兰总统杜达无视欧盟委员会的警告，签署了司法改革法案并使之生效。欧盟委员会认为改革法案违反《里斯本条约》第七条，并威胁采取惩罚性措施。在这件事上，匈牙利挺身而出表示支持波兰。由于公开的“非自由主义”立场，波兰和匈牙利领导人经常成为布鲁塞尔和西方政要批评的对象，而罪名往往是“违反法治国家精神”“破坏司法独立”和“对媒体及反对派进行管控和压制”。 此外，东西欧之间的裂痕还表现在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方面。在加入共产主义阵营前（奥匈帝国阶段），匈牙利人普遍信仰基督教。因而“再基督化”（rechristianisation，即铸造基督教认同）是欧尔班公开宣传的努力方向。为扭转苏维埃时期宗教清洗的影响，匈牙利政府大力支持宗教在公立学校中的发展，为教会提供这方面的财政支持。欧尔班的努力也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据统计，从2011至2019年，信教的高中生已经由10%增至23.4%，小学校园中的比例已经从5.7%增加到9.5%，初中生的比例由8.6%增加到15.9%。”[5]虽然数量上还是少数，但是这种上升趋势已经较为明显。 2015年非欧洲裔难民大量涌入之际，欧尔班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与波兰民粹主义政党“法律与公正党”抓住这个机遇高调宣示其在价值观与文化认同方面与西欧的不同。欧尔班自封为基督教欧洲的捍卫者，以此为由拒绝接收来自近东和非洲的移民，并公开否定西欧社会的移民整合模式。于是，那些“老欧洲”便开始谴责他们的邻居缺乏团结意识，尽管这些国家内部也存在民粹主义和排外思潮。 2019年10月，波兰和匈牙利同时举行了选举。不过，波兰举行的是议会选举，而匈牙利举行的是地方选举。两国执政党均遭遇一定挫折，但执政党的地位仍然没变。因此，匈牙利、波兰与欧盟之间的冲突在短时内仍将持续，具有东欧特色的“非自由主义”之路也将继续探索下去。 三、欧盟面临“合法性危机” 1.西欧内部的反对与背离。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欧国家是现代国族（naiton）的开创者，到了20—21世纪之交，又是西欧国家率先发起了超越国族的联盟运动，成功缔造了欧盟这个超国族共同体。曾几何时，许多西方学者都乐观地认为，“后国族”（post-nation）时代已经来临。而今，民粹主义的大行其道却让“退盟”和重返国家民族的声音此起彼伏，并且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荷兰、匈牙利等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附和。 英国率先作出了“退盟”决定。2013年1月，时任首相卡梅伦提出“脱欧”公投。2016年6月，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脱欧日期从2019年的3月29日、4月12日、10月31日，一直推迟到了2020年1月31日最终成真。21世纪初，在欧盟东扩的重大抉择当口，英国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全面拥抱东欧市场、对接收东欧工人不设限；仅仅十几年的时间，英国又成了第一个背叛欧洲大陆统一精神的“脱欧者”。 在英国“脱欧”尚未落实阶段，该决定的示范效应已经在欧洲多国显现。其中最令布鲁塞尔担忧的是意大利。因为在那里，“反欧洲”的极右翼政党不仅已经成为执政联盟成员，而且还意欲通过提前大选成为唯一执政党。就在2019年8月，意大利北方联盟党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与其执政盟友五星运动党正式断绝了关系，同时宣布计划当年秋季提前举行立法选举。最终，在民主党、五星运动和其他党派的联合抵制下，提前大选的提议被参议院大会否决，“脱欧”动议被暂时搁置。意大利是欧盟第三大经济体，欧盟创始成员国之一。专家预测，意大利与欧元区哪怕有最低限度的脱钩，对欧盟都将是一次惊雷般的打击。 在欧盟其他创始成员国内部，也不乏“反欧”的声音。早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之际，当时的“国民阵线”党领导人玛丽娜·勒旁就已经将推动法国“脱欧”作为一项核心纲领。而德国的“脱欧”方案——“Dexit”（DeutschlandExit）则是由近几年崛起的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提出，该党前身便是一些经济学家于2013年成立的“反欧元团体”。此外，在其他资历较深的西欧成员国和北欧国家中，“疑欧”“反欧”的声音同样此起彼伏。2019年5月，散布在欧洲的这些“疑欧”“反欧”力量迎来了一次集中展示的机会。5月23日至26日，欧洲议会举行第九届议会选举，此次选举被很多人视为亲欧派力量和疑欧派力量之间的一次重要较量，是对欧盟未来发展方向的一次公投。选举结果表明:尽管传统上的左中右三个党团在票数上仍然占据优势，但这种优势已经越发不明显。在700多个议席中，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共获得117个。在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以及匈牙利和波兰，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都是第一。另外，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芬兰人党和荷兰自由党等也都有不俗的表现。 实际上，这些反欧力量渐强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欧盟本身，而是在于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难以短时舒缓所造成的社会压力。 2.“反欧”与“反移民”的捆绑。 难民危机和更早的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影响是持续的，其后果在不断累积。2019年，欧盟统计机构（EUROSTAT）公布了2014—2018年欧盟国家接收难民避难申请的情况。根据该统计，2014—2018年欧盟国家共收到了将近457万难民庇护申请。接到申请最多的是德国，约183万；意大利排名第二，近46万人；法国的数量接近意大利，排名第三，约44万人；瑞典排名第四，约32万人；匈牙利排名第五，近25万人；西班牙第六，约12.6万人，挪威、芬兰、丹麦均5万左右（详见表1）。 表1 2014-2018年欧盟国家接到避难申请数量表  对于西欧国家来说，移民迁入并不是新现象，早在一些核心工业城市崛起之时，就有大批邻国劳工前来谋求生计。例如19世纪末涌入法国的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工人。但是从大量的非欧洲裔移民涌入开始，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开始出现。例如北非移民大批涌现较早出现于法国，因此法国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成立时间较早（1972年），而西班牙的“呼声运动”和德国“选择党”的创建，则直接缘起于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2019年，这两个新兴极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攀升速度令人倍感意外。在西班牙，由于2019年4月份全国大选后政府未能成功组阁，所以11月10日再次举行了立法选举。在这次大选中，“呼声运动”一举成为排在工社党和人民党之后的议会第三大党。在德国2019年9月的地方立法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和勃兰登堡获得历史性突破，在这两州分别获得27.5%和22.5%的选票。无论是老党还是新党，难民危机的确促生或强化了极右翼政党在西欧主要国家的崛起。 如上表所示，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中，还包括瑞典、丹麦、挪威、芬兰4个北欧国家。从北欧4国5年来的难民总量来看，来到挪威、芬兰、丹麦寻求庇护的难民数量基本相当，5年的总量总体维持在5万左右。而瑞典的难民总量要高出许多，达32万。当然，接纳难民数量的多少，与接收国本身的接纳能力有直接关系。丹麦、挪威、芬兰的总人口均在500多万的水平，而瑞典的总人口近千万（960多万）。表1数据显示，2014和2015年，来到瑞典寻求避难的人数不仅远远高于同处北欧的丹麦、挪威和芬兰，而且还高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西欧国家，排名仅次于德国。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瑞典的移民环境较为宽松。而意大利和法国2014—2018年的接收总量之所以能反超瑞典，一方面是因为瑞典2016年颁布了新法律限制了叙利亚难民获得居留许可的机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2016年欧盟与土耳其签订“难民协定”后，前往北欧的难民迁徙通道变得不再通畅。而在此之前，成千上万的难民正是从希腊穿过巴尔干岛进入中欧和北欧。 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很长时间内都是欧洲最稳定和富裕的国家，均以较高社会福利闻名于世，因而这些国家左翼的政治倾向由来已久。随着经济危机和难民问题的持续发酵，这几个稳定富裕的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右转”现象，一些极右翼反移民政党不断刷新最好成绩。例如，在2019年4月的芬兰议会选举中，芬兰人党虽然还是以17.6%的得票率成为芬兰议会第二大党，但它与排名第一的社会民主党仅相差0.1%的得票率，在席位上仅有一席之差。 这些在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叠加背景下崛起的极右翼往往不仅主张“反移民”，还质疑欧盟存在的必要性，因此，“疑欧”“反欧”实际上是被“反移民”绑架的一股思潮。对于普通公民而言，“移民”问题的优先级可能要高于“欧盟”，因为“移民”距离他们更近，而欧盟似乎正在以一种“官僚机构”形象与他们渐行渐远。北欧国家尚且风向如此，可以想见西欧国家的处境的确不容乐观。 如果再将西欧与东欧加以对比，那么与“老欧洲”内部冒出的强硬“反对”态度相对应的，则是东欧主要成员国如匈牙利和波兰的“温和疑欧”立场。尽管也有人猜测过匈牙利的“脱欧公投”可能性[6]，但是两国政府却没有在“脱欧公投”这件事上作出任何实质性行动。这是因为匈牙利和波兰一直是欧盟基金的受惠国，两国执政党虽然是保守民族主义政党，但从实际受惠角度讲，并不希望脱离欧盟，而此两国的“温和疑欧”主要表现为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方面的“叛逆”。 四、结语 1989年11月9日象征东西欧洲分界的柏林墙被推倒，在此后30年里，欧洲统一进程始终都在向积极方向迈进。如今，统一的欧洲临近“而立之年”，却遭遇了来自内部力量的质疑、反对，甚至拆解。英国率先作出了“脱欧”决定，尽管一拖再拖，最终还是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与布鲁塞尔“分手”；来自其他国家的反对声音也随着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大选结果而浮出水面，让世人看到了疑欧、反欧的民粹主义力量不容置疑的“群众基础”。在经济危机，尤其是难民危机背景下，极右翼势力在整个欧洲地区强势崛起，连左翼传统深厚的北欧国家也未能免于“右转”的政治风向。极右翼力量以重新拿回“国家民族”主权（边界、货币）为旗号，挑战欧盟的合法性，为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制造障碍。 与此同时，已经迈入成熟形态的西北欧国家中，以地区民族主义政党为背后推手的地区民族独立运动要么公然质疑国家的权威、挑战国家统一（如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要么表现出蠢蠢欲动的迹象（如法国的科西嘉和丹麦的格陵兰岛）。尽管一些分离主义力量对欧盟存有很大期许，但是欧盟却仍然坚守“国家主权”原则，不承认地区作为“平等成员”重新入盟，因此，分离主义政党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地区民族主义运动在欧洲的再度高涨，表明国家民族的整合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即便是已经迈入成熟形态的西欧国家，仍然无法摆脱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特点。 参考文献 [1] “NicolaSturgeon，《La seule voie pour que l’Ecosse revienne au cœur de l’Europe passe parl’indépendance》”，La libération，le 31 janvier，2020，p.6. [2] “Lenationalisme corse dans l’impasse”，Le Monde，le 12 juillet，2019，p.25. [3] “AuGroenland，rump dope les indépendantises”，Le Monde，le 1-2 septembre，2019，p.2. [4] “Construitedans la peur du passé，L’Europea aujourd’hui peur de l’avenir” ，Le Monde，5-6 mai2019，p.17. [5] “EnHongrie，Orban soigne le catholicisme identitaire”，Le Monde，le 13 février2019，p.3. [6] 英国脱欧·匈牙利也要对欧盟说“不”[EB/OL].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705/c1002-28524797.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