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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族群认同问题是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对于国际社会中处于多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如何有效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将是关乎国家团结统一的关键性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随着族群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族群的认同总是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波动性变化，进行自我身份的再认知和认同的自我调整，这种情况在移民国家更为明显。在美国身份认同政治氛围高涨的情况下，本文通过对美国少数族群双重认同的形成、互动轨迹、影响因素及配合因素等进行综合分析，解析双重认同存在的根源，以为多民族国家加强对少数族群认同的认识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借鉴。 关 键 词：族群；少数族群；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双重认同 项目基金：本文是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立项课题(重大投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18VSJ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基本都具有多个身份角色，进而发展成了多个认同层次，且这种现象“比以往更普遍”。①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最受研究者关注的两种群体认同，二者形成了双重认同的互动模式。有学者论证了其有着“日益紧张”的现实，确实存在着“冲突”。②在此情况下，对这种双重认同的整合程度“关系到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③的论断，也间接说明二者的互动并不必然存在某种对国家团结的利好条件，而是要二者整合好才能带来对国家有利的结果。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没有一种认同……具备进步和压迫性的价值”，④这也表明双重认同的关系不大可能因为某一方发展出压倒性优势而彻底消弭，而且当这种本质性变化出现时，反而会激发“新的身份诉求、族裔间的冲突”。⑤ 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由移民组成的少数族群的双重认同互动更加频繁，其“不仅是移民的愿望”，更是当前“美国社会生活中不争的事实”。⑥其例证就是古巴裔和墨西哥裔两个少数族群，“视认同母国为天经地义”，认同美国主流文化更有着“不损害民族情感”的前提。对于这种现状，当下美国主要的两种治理实践都没有带来最终良性的治理结果。一是公民认同使得“族裔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冲突得到了缓解”，⑦但种族主义始终挥之不去，撕裂着美国族群之间的关系。二是多元文化“为少数族裔维持差异打开了通道”，⑧但导致了以族群文化为分野的差异性社会阶层。布热津斯基认为，多元文化为美国社会分裂、多民族的美国存在巴尔干化提供了可能。 当然，美国的民族认同也有其特殊性，即移民“虽然面对多重身份……往往却将其单一化和固化”，导致移民要么认同美利坚民族，要么认同自身个体所类属的少数族群的趋势出现。随着“后多元文化主义”(Post Multiculturalism)时代的到来，美国少数族群的双重认同发展趋势是否改变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研究美国移民的双重认同与其变化趋势，以图对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治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族群的双重认同与互动轨迹变化 认同是认知的导向结果。其非单一性特征决定着群体下的个体不单单对其现在所在的某一个组织保有认同，“同时具备多种身份认同”。⑨引申到族群的认同研究语境下，所表现的就是一国内的族群的认同也是非单一的，包括本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主流文化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等。在多民族国家中，族群认同是国家认同下的次领域层次，是个人认同中的中间层次。而母国认同则是移民所组成的族群或跨国族群所具备的一种认同特性。在此情况下，鉴于美国国内的少数族群大都是移民族群，研究美国的族群认同问题就主要聚焦少数族群的双重认同问题，即移民族群既认同美国是自己归属的国家，又不忘自己出身的母国，以族群保留的本族群传统文化传统形成了族群认同。经过多元文化政策对语言、民俗等民族要素的发展强化，认同双重性发展为当前美国少数族群认同的特性。 (一)美国少数族群双重认同的形成 提及美国族群的双重认同，大部分人认为是在美国国家建立之后随着后来外来移民的形成的。其实不然，在美国建国之初就已经存在双重认同。 第一，在身份认同上，在美洲殖民地的人仍然存在“英国意识”。在《五月花号公约》中，美国历史的开端者们依然明确自己是英国的“忠顺臣民”，到美洲的任务之一是增进“祖国和君主的荣誉”。由此可以看出，最早到北美殖民地的清教徒们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这与后来移民到美国的其他族群是非常相似的。对英国的认同，在北美殖民地存续了很长时间，甚至是“独立”的意识也没有将其彻底冲散。例如，即使是先其他人一步萌生独立意识且被称为“第一位美国人”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的很长时间内都承认自己“英国人”的身份，并对英国占领加拿大的扩张行为表示“真诚的高兴”，⑩完全没有表现出对地缘安全环境变化及其所带来的附加影响的敏感性；1775年7月6日，大陆会议通过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宣言》依旧表明，要独立建国的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有着天然的联系，即国民的根源身份是“大不列颠岛屿的居民”。(11)可以说，这种情况与现在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认同的程度是相似的，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后续的历史已经证明，美国的“英国意识”是一直存在的，美国更多是被看作“更纯洁、更自由的英格兰”的发展延续，这也是一战和二战中美英两国轻易结成盟友的影响要素之一。同时，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身份和政治身份的双重认同。 第二，在州与联邦之间的认知上也存在“距离”。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殖民地人民对国家的认知依然归属于大英帝国，其次才是居住地域所属的殖民地。美国建国后，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完全转移到美国这个新建立的国家认同上，而是有绝大部分认同下沉到各个州，形成“先州后国”的阶梯形认知。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虽有利益较量的因素，但也说明国家认同意识并没有达到牢固的地步，地区意识依然可以挑战“松散的联盟”。即使后来联邦政府的国家权威不断增强，但各州依然保留着一定的权限，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如同在各州当选的议员必须要优先保证自己所在州的利益一样，“州人”身份认知与“国人”身份认知虽有一定的重合度，但并没有达到“先国后家”的程度。这种地区意识一直存在于美国国家历史中，导致聚居地因素(后文展开论述)成为美国族群双重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美国建国时的族群组成也是多元的。北美殖民地是清教徒们为实现“公民和宗教自由”所选择的奋斗之地。在美国独立之前，殖民地80%的居民是英国移民及其后裔，这是后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的基础，但是美国并没有形成单一的民族和民族文化。剩余20%的居民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在“自由”的影响下，很多居民保存着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这就使得族群的多元条件发展为认同的双重性，即使这种特性当时还没有非常强烈、明显的显现，但其确实是存在的。 综上所述，美国的双重认同现象是有其历史传统的。在美式民主制度、多元文化政策等环境条件下，移民来源的多样和文化的多元不可避免地演变成双重认同。在“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白人至上主义、身份认同政治、经济利益受损等情况屡见不鲜，即使是所有美国人是“被一种共同的命运和共同追求《独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中所宣布的价值观维系在一起”，(12)其产生的“美国人”身份的共同点也无法抵御“非我即彼”的认同差异，双重认同的存在就进一步得到突显和强化。 (二)族群双重认同的互动轨迹 美国认同建构的核心是价值观认同，这也是美国吸引外来移民的需要。但是这种理想式认同，并没有形成绝对的权威性，不能消弭各族群差异的存在。甚至在社会矛盾需要“他者”威胁来转移或者主流文化感受到威胁时，这种差异性会被无限放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少数族群的自我身份认知就会偏向本族群的传统，对美国国家层面的认同就会相应削弱。当然，也存在对美国国家层面认同增强的情况。这种在不同时间和社会条件下的认知变动，形成了美国少数族群双重认同之间的互动轨迹。 第一，在特定条件的支配下，美国少数族群的双重认同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互斥。在多民族国家中，族群层次与国家层次认同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互动相对稳定。但对于美国来说，在少数族群的认同建构中，会存在国家层面或族群层面任何一个认同的增强，而削弱对另外一个层面认同的强度，挤压另外一个层面认同的存在空间。这种特殊性是由其移民国家属性和社会环境决定的。阿马蒂亚·森认为，个体获得群体身份和保护后，并在与群体的长期互动中形成“隐形的契约”，使得个体的某一种身份得到强化。这种现象与美国移民个体发展的途径高度契合。美国少数族群个体发展对族群的依赖性更强，个体寻求发展与群体提供保护这种互动关系的确立，会不断强化族群身份的认同，进入阿马蒂亚·森所提出的“相互承认、彼此认同的交互关系”(13)中。在此基础上，当个体对于国家层级的认同趋弱并集中反映到族群认同层次，或族群对于国家层级认同削弱并影响个体认同时，美国少数族群的认同空间中，就会出现对当下国家身份和主流文化的认同与对故国身份(14)或族群文化的认同的互动中竞争状态下“此消彼长”的现象。 第二，双重认同中任何一方的增强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完全使“彼者”归零，这是由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存在的差异鸿沟所决定的。如前文所述，少数族群的差异是始终存在的。即使是融入主流社会很好的族群，其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仍然会被归类为“他者”。不可避免的差异化待遇也会从另外一个方向助推族群层面认同的长期存在。同样，作为一个外来族群，也保存着对国家一定程度的认同，不论这种认同程度是强是弱，初始认同是必然存在的。若是这种认同消失或者替换为族群层面的认同，则只能是少数族群成为美国社会的主体或者族群取得“独立”。这两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即使是被视为威胁最大的拉美裔群体短时间内也无法冲击美国族群的主体地位，毕竟拉美裔群体也是由墨西哥裔等众多分支组成的。此外，“当集体意识完全覆盖了我们的整个意识……从相似性产生出来的团结就发展到了它的极致状态，但此时此刻我们的个性却已丧失殆尽”。(15)所以，当群体单元受到群体影响产生个性缺失时，随之就会映射到国家认同上，产生“近群体而远国家”现象。而事实上，单元群体的个性是无法被磨灭的，群体也不一定就完全厌恶国家，这就决定了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会共同存在。是故，双重认同的互动是始终存在的。 第三，双重认同的互动状态是往复式变化，而不是沿着某一个方向在轨迹上运动。这种变化轨迹是受到美国社会环境和政策影响的。当少数族群可以享受到比较好的待遇或是其合理利益诉求能够得到满足时，其对国家的认同感是非常强烈的，也会主动去学习接受主流文化，积极融入社会。当少数族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是感受到“恶意”时，族群的认同就会摆向以故国身份认同为代表的族群层面的认同，期望自助或者获得来自故国的帮助。例如，当“三K党”“新纳粹”“白人民族主义者”或是更年轻的标记“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等白人至上主义者长期高呼“美国属于他们”并形成大规模影响时，少数族群就会减弱对国家层面的认同，转向族群层面的认同以团结保护本族群的利益和对抗白人至上主义者。 第四，这种互动轨迹是在美国制度允许范围内的。美国吸引移民的旗号就是“自由”，这也是移民族群对美国产生认同的重要因素。美国的“多元化”成为各种文化背景的族群保留自己特质的条件，也成为双重认同合理存在的基础。即使是掌控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们越来越感知到“多元”对国家带来的“撕裂”和“威胁”，但仍不能明确反对、改变这一社会特点，否则就会失去其一直标榜的“正义”。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双重认同不论是处于轨迹上的哪个点，都可以视为合理合法的存在。 当然，双重认同的这种互动轨迹是有前提的。其一，认同的空间中不存在双重认同相容相长的“第三空间”。族群的认同有着不容忽视的政治属性，对移民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在认同的建构中，这种政治性使得双重认同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竞争性。双方之间可以妥协共同存在，但美国目前还没有建构出少数族群的认同与国家主流认同的长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模式，因为高度的族群认同就是对国家主流认同的挑战，这是无法避免的。其二，美国对移民的同化是采取潜移默化的方式，而不是强制性的政策。在当今世界强调文明的氛围下，任何强制性的同化都会受到抨击。若是强调同化，必然会引起少数族群的反弹。当然，潜移默化对双重认同的互动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但任何一个不符合少数族群理想的社会现实就会反向主推认同的变化，得双重认同成为长期的存在。 二、少数族群双重认同的影响因素 除土著居民外，美国少数族群都是外来移民，其形成是人口由少变多、逐渐聚居和相互“抱团”形成认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核心要素就是人口、聚居地、传统文化的融合影响，这是族群认同的起始要素，也是助推族群层面的认同与国家层面的认同形成互动的基础影响要素。 (一)人口 作为团体组织的类型，族群和国家的核心组成要素都包括了人的要素，这也是这两个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所在。对于由移民组成、移民及其后裔掌握绝大部分发展资源的美国而言，吸纳移民来补充和加强本国的劳动力、智力等社会经济资源推动国家发展是其逻辑使然。这种现象在美国建国初期和西进运动时期显得尤为明显。同时，美国有辽阔的地域空间，具备承载移民进入的条件。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统计数据，从1820年开始，美国移民有两次大的增长趋势：第一次是从182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段时间内每年移民的数量虽有变化，但总体还是呈上扬趋势，并出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两次移民浪潮。第二次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这段时间内移民的总趋势也是上扬的，并在1991年出现了史上最高峰值。(16) 对于少数族群而言，移民的大量进入带来了族群形成和发展所必需的人口要素，族群所掌握的资源和话语权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强。一方面，族群人口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拥有的话语权就会相应增强。美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美国公民所拥有的投票权是重要的，也决定了人数越多的族群越能得到参选政治精英的重视和主动拉拢。在这种情况下，参加选举的政治精英往往会回应少数族群的利益诉求，或者是基本不会损害大族群的族群利益。这有利于少数族群对本族群利益的维护，也使得族群本位力量得到显现，推动族群在美国获得更好发展。而亨廷顿所提及并感到忧虑的“本地英裔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沦为经常被忽视的少数民族”现实，正是族群人口数字变化带来的结果。另一方面，美国少数族群的话语权决定着对故国的反哺性帮助程度。少数族群可以通过影响政治、经济、外交等方式对故国进行反哺性帮助，得到帮助的故国发展越好，对少数族群的帮助也会相应增大，进一步强化对故国的帮助和认同。同时，拥有较大话语权、处境较好的族群也会吸引故国的移民向自己聚集，进一步扩大本族群在美国的人口，对在美国的本族群产生强大的认同。相应地，若是族群的人口越少，基本的投票权影响力也越小，其能掌控的资源和话语权通常会被削弱，限制族群的发展。可以说，少数族群人口数量的变化带动着族群对自我认知、身份认同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族群的双重认同的互动变化。 (二)聚居地 对于归属少数族群的移民来说，从自己的国家来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甚至是陌生的国度，急需寻求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保障自我利益的安全来源。此时，拥有相同文化背景、可以直接用母语沟通的同族之间很容易找到共同话题，形成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有选择性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移民往往会选择“抱团”，进而形成聚居状态，这也是其自我保护的方式。研究美国形成的历史可以发现，移民聚居是一种常见状态。如美国建国所依托的十三州殖民地实际上就是由移民聚居逐步发展来的。 对少数族群而言，族群的聚居带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利好：一是在聚居地，同一个族群的人可以互相帮助。在美国，同族群的人帮助刚移民的新人适应新环境、找工作等是密切联系的常用做法，也是族群聚居形成和发展的有利条件。二是在聚居地中，拥有共同文化背景、语言等共性使得族群成员之间的交流沟通障碍很少。同时，这种条件也便于保存传统习俗等故国痕迹，维持对母语为代表的故国文化的认同。例如，拉美裔聚居的德州政府网站语言提供英语、西班牙语两种语言服务，使得拉美裔完全能够在英语熟练度较低的情况下获得网站提供的全部服务。三是少数族群聚居可以体现局部族群人数的优势，进而形成地域认同。这对于维护本族群的利益，进一步保护族群的发展，强化族群认同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保障。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认为的那样，以聚居地为代表的地域认同将会使得归属于少数族群的民众对国家保有一种疏远和间接的认知，并由此产生对次国家共同体(即族群)的认同。此时，“人们……更愿意在……共同体的组织中聚集到一起”，(17)这种共同体就是其所属的族群。 相应地，若是族群的成员分散居住，就很难能够拥有团体抵御社会风险、保障自我利益的力量强度，从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习惯等，接受并学习社会主流文化来融入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进而被社会所同化。此时，民族层面的认同就会被不断削弱，双重认同的互动向着国家层面认同增强的方向变动。由此可以看出，族群的聚居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重认同的互动状态。 (三)传统文化的特性 在人类社会中，文化是基于人生活中的各种经验总结所形成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生活中的各种习惯、规则约束，如节日习俗、宗教戒律等。这些习惯、规则等内容构成了族群的伦理特征，指导着族群参与社会生活，并形成某种意义上的潜在信仰。“每个人都需要在一个周期里，安顿自己的内心与精神。”(18)在离开熟悉的母国环境后，传统文化、熟人社会等所形成的伦理就提供了安顿精神的寄托，而这一过程又加剧了对传统文化影响的保留完整度。 文化的强制性程度决定了人们遵从的持续性和对其他文化的接受度。对移民来说，这种影响更加明显，可以演化为对故国文化的固守性。若是文化固守性强，少数族群就很难接受主流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同化效果被削弱，形成族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明显差异。相对而言，美国的民族认同的基石是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认同，否则“就没有美国的民族认同”。(19)国家共同文化认同的缺失会使得族群层面的认同强而国家层面的认同较弱。例如，正是基于对拉美文化和西班牙语的忠诚，才使得拉美裔族群所主导的如迈阿密那样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多。若是文化固守性弱，少数族群就较容易接受主流社会文化，减弱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差异，最终与主流社会形成最大程度的一致性。此时，少数族群国家层面的认同就比较强，有利于国家统一认同的建构。 综上所述，人口、聚居地、传统文化对双重认同的影响主要如表1所示。少数族群的人口少、居住分散、文化固守性差，就不容易抵抗来自国家主流的同化。在绝对弱势的情况下，只有融入才能获得理想的生活。此时，族群对国家层面的认同程度是比较强的。当族群的人口多、形成聚居、文化排他性强时，少数族群的自我认知就有了发展的阵地，更易于抵御来自主流认同和主流文化的侵蚀和压力。人口、聚居程度、对传统文化的固守性都是在变化的，从而影响到了认同程度的变化，推动双重认同的互动。 表1 族群认同影响因素对认同导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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