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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重认同互动过程中的配合因素 在美国少数族群双重认同的互动过程中，还存在很多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参与因素，与人口、聚居地、传统文化等三个基础因素配合发挥作用，推动少数族群双重认同的互动变化。其中，有两个一直充当着纽带和关键性因素，即族群利益和族群精英。 (一)族群利益 族群利益是族群的核心追求目标，不论是原生地发展还是易地发展，都是围绕寻求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权利等各种利益得到保障和满足而展开的。在美国国内，在类似于“小石城事件”的决定性因素始终无法根除的情况下，抱有“美国梦”而移民组成的各个少数族群更是对事关本族群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利益有着执着的追求。马斯洛将人的基本需求分为五个层次，(20)并认为这五种需求是递进的，即当第一需求满足后，就会转向下一个需求。(21)作为群体内个体需求的集合和整体反映，族群利益的追求亦有着阶段性和顺序性，不同的阶段和时期族群的主要利益追求是不同的，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族群生存的利益需求。生存是族群延续和发展的根本性保障。当族群的基本生存利益都得不到保障时，其他再多的权利和利益的获得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为了保障族群的生存利益，族群会对自己的族群聚居地域抱有“顽固”的排他性保护急迫感，会固守自己族群的社会文化传统，更甚者还拒绝接受、吸收和融合外来的其他族群文化。这种情况在美国少数族群中是有所体现的。在族群发展的初期，所有涉及族群生存的内容都是族群的首要考量内容。 另一方面，在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族群的利益诉求会转向发展利益的获取。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在谋求发展，其所属的族群也在参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族群关注的发展利益的主要内容包括：平等政治权利得到保障和扩大，参与国家政治决策和治理的程度达到基本的政治水平并有所超越；族群所掌控的经济资源能够提高族内民众的生活福利水平，得到国家的保障，并分享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本族群的文化传统能够进一步发展，在本族群聚居区域能够成为文化的主体，且外来文化对本族群文化的冲击和威胁影响较小；以一种自豪的姿态同其他族群进行平等交流，并得到相应的尊重。为了实现这些利益，族群会利用参加竞选等多种途径去尽最大努力掌控社会资源。例如，墨西哥裔族群为争取教育改革和在美国社会上的更多的机会，举行了多次游行和抗议活动，并成立了“拉美裔美国人学院与大学联合会”来承担族群成员教育需要的任务。(22) 对于族群利益的追求，亨廷顿是这样表述的：“只有先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才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23)在白人民族主义大肆发展的情况下，带有多种印记的移民群体就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族群的自我保护和发展上，大力追求族群的自我利益，强化本族群的身份认同，推动双重认同的互动走向利于族群整合发展而不是利于美国国家整合的方向。 (二)族群精英 族群精英在族群社会生活中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对于美国的少数族群来说，族群精英在族群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为族群成员提供帮助、维护族群利益等方面。若是族群精英认可现居国家的统一和管理，则其认同建构等社会治理难题的困难程度将会大幅降低，同时也推动双重认同向着有利于国家整合的方向互动；若是族群精英的认可度不高，就会更大力度地投入族群的发展中，强化族群层面的认同，使得美国“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24)的现实性更强。 值得注意的是，成长环境是塑造族群精英观念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当族群精英成长时的国家是和平统一、社会稳定发展的，且族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团结和相互尊重的，那么族群精英就会接受其所属族群所居住的国家，并对其所属的国家产生较强的认同感；当国家的治理能力低、社会不稳定，存在歧视等诸多情况时，族群精英就会对所属的国家产生不满的情绪，对国家的认同感也会降低。同时，族群精英所接受的教育也会对其观念产生重要的影响。良性的教育环境让族群精英能够在族群事务中发挥积极影响，对国家的族群政策、社会发展更加了解，对国家产生向心力；否则，就会导致族群层面认同的加强。推及美国的少数族群，以正常的演化轨迹来看，在祖籍国成长起来的一代成员往往会坚持着大部分故国的语言、习惯等，但之后的几代成员就会出现“本源印记”逐渐减弱的现象，这就是成长环境不同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变化。 国内、国外的大环境是族群精英行为的重要诱因。族群精英的行为是根据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国内实际的社会环境所做出的“应激反应”。换言之，现实的社会环境是族群精英的行为的主要依据来源。如在“肯定性行动计划”等政策出台落实之前，争取同等合法权利、反对种族隔离就成为黑人族群等少数族群精英所努力的方向；在当下美国身份认同政治抬头时，少数族群精英的主要目标将转向族群利益的保护和对可能出现的新型歧视形态的警惕。在类似的种种情况下，族群先行者们的行为会具备极强的引领性，唤起同一族群成员的支持，吸引他们加入自己的行动中。美国夏洛茨维尔市拆除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将领罗伯特·李的雕像，白人至上主义者们就认为“参与抗议使得他们能被支持者看见并为他们招募新成员提供机会”，就是这种情况的例证。 此外，国际社会中出现的全球化、多元化等国际思潮也会影响族群精英的行为取向，而且随着科技进步所产生的诸多条件，为族群沟通交流提供了便利，使得族群精英对族群的关注更多，学习族群文化更为便利。此种情况就会增强族群的文化认同和故国认同，推动双重认同进行新一轮互动。 四、“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对少数族群双重认同的影响 在“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的倾向是“包容性更低、同化度更高”。(25)而美国在20世纪末期就开始反思“肯定性计划”等多元文化主义实践，转变一些对于少数族群自身认同培育有利的政策，“9·11”事件后更是对移民管理采取了进一步措施。总的来说，“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会改变少数族群认同发展的社会环境：一是“融合乃至同化”成为主要国家政治精英的明确共识，这种共识会成为其参与政治、治理国家的重要实践指导理念。二是移民政策收紧、从严的措施将成为民族问题甚至是国家问题解决的一种方式，这就会导致部分少数族群基数增加放缓，在政治社会领域影响力的扩张放缓。三是少数族群的精英作为参与政治、维护族群利益的中坚力量的作用凸显，或是在参与政治中立场软化，或是走在反对“后多元文化主义”趋向的前沿。 在此情况下，美国移民族群双重认同的生存的基础条件和发展空间将面临挑战，美国政治生态对其针对性将会进一步增加，“外来人”与“白人主人”之间的冲突博弈力度也会相应加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弱化少数族群自身认同的施政主动性增加。包含少数族群双重认同在内的移民问题是美国国家治理所需要长期考虑的重要内容。作为移民国家，接收移民的政策、移民安置、移民发展等都是国家治理需要考量的重要内容，而整合社会认同、维护社会团结更是重中之重。因此，针对移民族群双重认同，美国实施了一些措施，希望整合出强度的国家认同，解决长期根植的种族问题和社会分裂问题。如在美国为移民设定的入籍宣誓中，明确要入籍的外来者“放弃对任何外国王子、君主、国家或主权的效忠”，“反对国内外所有的敌人”。(26)这也明确表示，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是希望移民能够全心全意归化成为美国人，并反对美国的一切“敌人”，即使“敌人”可能是自己的母国。这与双重认同的存在现实是相违背的，也忽略了这种强制方式带来的“在各群体之间形成固定的界限”和“给予某类公民的可能更小”(27)的问题事实。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曾寄希望于利用多元文化政策，设立专门教育资金帮助少数族群及其后裔学习英语和母国语言。甚至美国移民局提出了一项语言访问计划，定期与申请人交流英语以外的语言。(28)但后来发现这种政策不利于少数族群融入美国的文化，反而助长了母国文化的固守性，所以不得不选择放弃。如今的美国治理方式，更倾向于利用社会福利和政治参与来融合外来移民，这种方式会使得“他们的政治观点更接近当地人，几乎完全同化在政治主流中”。(29) 二是美国的选举政治中关于移民族群的政治承诺内容进一步增加。选举制度的存在使得美国的政治家们需要以某种政治承诺或政策，来争取某些群体的支持。从2008年至今的三次美国总统大选情况来看，移民族群问题是持续存在的。奥巴马2008年竞选时承诺要改善种族问题，他的当选甚至使得部分人认为是美国种族问题进步的一大标志。2012年奥巴马竞选成功后表示，“伸开双手迎接那些移民的子女来到美国”。对手罗姆尼也表示进行移民改革，但“不会允许赦免那些非法移民”。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特朗普向选民许诺要收紧移民政策，而希拉里则承诺要为移民家庭提供获取公民身份的途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或是争取移民群体的支持，或是争取反移民群体的支持。在此情况下，少数族群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族群的票数、所处地区的关键位置、政治资金捐赠等多种渠道来参与美国政治。例如，美国的犹太人族群虽然人数少，但掌握的经济资源多，并组成了强力的游说集团，来争取有利于自己族群的政策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可以说，将美国打造成以色列的盟友和保护者，甚至是让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都离不开美国犹太人族群的努力。事实上，美国的制度给了秉持双重认同的少数族群保持族性的机会和努力的空间，并围绕这一事实进行着选举政治的互动，使得少数族群作为“支持一个政策而反对另外一个”(30)的现象成为常态。在“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政治家争取白人或者少数族群的选票支持，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宣示政治承诺。同样的，在“后多元文化主义”倾向的威胁下，选举更将成为少数族群争取权利、阻滞不利倾向的核心舞台。 三是种族主义存在加剧的可能，移民族群有时会成为美国国内矛盾转嫁的对象。牢固的族群共同体有着事实上存在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也延伸到了美国主体白人族群对少数族群的警惕和排斥。加之，少数族群人口数量、聚居地等各种要素的形成与发展，需要占据并使用美国整个社会的资源。这就使得以白人为主要群体的美国主体族群感受到竞争的压力，甚至会偏激地认为移民族群的到来抢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工作机会，占用了过多的社会福利资源，导致了过多的治安问题。而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一周后就签署行政命令来驱逐非法移民，也是“基于人们普遍认为非法移民是美国犯罪的一个重要来源”。纵观美国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不景气或者遇到经济危机时，这种认知就会演变成激进的种族主义行动，少数族群就会成为迁怒的对象，《排华法案》就是明证。但实际来看，带有种族主义情绪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移民的首要影响是加强和丰富美国文化，甚至是对提高美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做出贡献。因为移民大都年富力强，有工作的欲望，能够填补劳动力市场的利基，这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31)“不会以增加福利支出或犯罪的形式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代价”。(32)但事实是可以被选择性利用的，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种族主义团体等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总结事实，将某一或多个少数族群视作社会突出矛盾产生的根源，并将针对相关少数族群的压制政策作为国家治理、摆脱困局的良方。 在移民构成的美国少数族群的认同建构中，很难更改的多元化使得双重认同无法避免。这种双重认同对美国依靠政治信念形成的国家统一认同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加大了因各类移民而造成的本就复杂的美国社会的整合难度，使得美国没有形成一个特性鲜明的民族“来凝聚国人的情感”。(33)对此，亨廷顿也认为，依靠政治理想认同立国“那会是脆弱的”。(34)但盎格鲁-新教文化不是所有族群都必须要完全遵从的文化规范，美国少数族群都保留着一定的自我文化传统。在“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涉及族群的利益时，存在的矛盾就容易被引爆，即使美国宣称每一个公民都有从“木屋”住进“白宫”的可能性，但也很难改变事实上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不公平产生的隐患。 从美国少数族群的双重认同互动中，可以看出国家统一认同建构所面临的一定困境，这在一些多民族国家中可能也是存在的。所以，借鉴美国双重认同的互动特性，国家统一认同的建构中需要注意族群的人口、聚居状况和文化的固守性，创造性利用族群利益和民族精英等多维度进行切入，保障国家必要的社会整合能力始终存在。当然，国家主要的治理着力点还应该聚焦于建构各民族命运共同体，将国家和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①[英]罗宾·科恩等著，文军等译：《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 ②杨贞、叶兴艺：《双重认同理论的建构与典型实践分析》，载《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2期。 ③胡兆义：《双重认同的整合：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政策评析》，载《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 ④[美]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⑤⑦⑧戴晓东：《当代民族认同危机之反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 ⑥钱皓：《美国西裔移民研究：古巴墨西哥移民历程及双重认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序言第3页。 ⑨莫申江、王重鸣：《国外双重认同研究前沿探析》，载《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年第10期。 ⑩Jared Sparks(ed.),The Works of Benjamin Franklin.Boston,London:Trafalgar Square Charing Cross,1837,vol.4,pp.41-42.转引自王立新：《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1)Henry Steel Commager(ed.),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F.S.Crofts and Co.,1958,pp.92-93. (12)[美]埃兹拉·沃格尔主编，田斌译：《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13)马松红：《“一个可能的世界”——阿玛蒂亚·森论身份认同与暴力的消解》，载《甘肃理论学刊》，2017年第6期。 (14)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条件的改变，少数族群对故国身份的认同或与对本身族群的认同共同存在，甚至是在经过一定程度的发展后，故国身份认同需要依靠族群认同而存在。 (15)[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第90页。 (16)U.S.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2015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https://www.dhs.gov/immigration-statistics/yearbook/2015. (17)[美]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18)曹兴：《中西元点政法比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19)金太军、姚虎：《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20)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21)[美]A.H.马斯洛著，李文湉译：《存在心理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48页。 (22)张爱民：《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起源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2年，第48页。 (23)Samuel P.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in Eugence R.Wittkopf and James M.McCormick(eds.),The Domestic Sourc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9,p.11. (24)[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82页。 (25)[波]马格达莱纳·莱辛斯卡著，宋阳旨译：《移民与多元文化主义：欧洲的抵制》，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期。 (26)https://www.uscis.gov/us-citizenship/naturalization-test/naturalization-oath-allegiance-united-states-america. (27)(30)[英]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主编，刘泓、黄海慧译：《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2、93页。 (28)https://www.uscis.gov/tools/multilingual-resource-center/uscis-language-access-plan. (29)Alex Nowrasteh,Sam Wilson,"Migrants Assimilate into the Political Mainstream",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economic-development-bulletin/immigrants-assimilate-political-mainstream. (31)https://www.cato.org/research/immigration. (32)Zachary Gochenour and Alex Nowrasteh,"The Political Externalities of Immigration: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working-paper/political-externalities-immigration-evidence-united-states. (33)胡兆义：《双重认同的整合：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政策评析》，载《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 (34)[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4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