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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合作人类学)是回应宏大政治经济进程的方法而出现。然而它景况不佳，一直到1995年才正式确立了多点民族志以合作为核心的方法论。此后马库斯致力于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论的成熟表述。追踪这一方法论的变化轨迹至少发现有两条道路伴随着多点民族志的发展：其一是多点民族志从方法论向元方法的演进；其二是多点民族志的定位变化，经历了审美贬低、审美否定再到审美回归的变化。多点民族志二十多年的发展可以看作是写文化三十年来美国人类学的学科转向与理论动向，这三十多年贯穿始终的是写文化的创始者们孜孜不倦地否定自我、面向当下的实验精神。 关 键 词：乔治·马库斯；多点民族志；类民族志；合作人类学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民族志实践与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4CSH074)。 作者简介：马丹丹(1979- )，女，河南安阳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人类学史。上海 200444 在1999年出版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二版的前言中，菲舍和马库斯集中论述了1990年到1999年近十年人类学出现的新变化以及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定位。作者言道，合作的田野工作模式得到了发展(Marcus，Fischer，1999：xv)。 人类学的功能不仅仅在学科领域，还在文化形式和社会生活中，广泛地参与到风险、技术、科学和身体等公共议题的讨论，合作与对话成为学科公共性的起点。在写文化过去的十年间，当代人类学的坐标位置是写文化倡导者和追随者越来越关心的问题。马库斯在接受Marcelo Pisarro访谈中谈及自身对人类学作为学科的命运关切，与跨学科环境持续发酵以及非学术参与的活跃相对照的是，人类学学科的弱化成为核心问题，经典人类学文化的方法的再发明和再功能化把人类学方法和教学改革摆在首要位置，构成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重组的潜在契机(Marcus，Pisarro，2008：11，14)。 马库斯进一步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传统民族志无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需要培育合作的制度形式，多点民族志包括其中。作为写文化的替代性出现，它围绕流通产生的微观政治困境组织研究问题、产生行动冲动。多点民族志营造了田野作业的微观政治与颗粒公共，多点民族志是知识合作取向的，是知识生产过程的自身参与，以“认知伙伴”的合作关系介入概念/理论的生成。马库斯将这种全球化新自由项目看作是合作接合的“中间地带”，“中间地带的表演与分散是民族志全部内容的提高”，并认为多点民族志是写文化实验精神的回应(Marcus，2012：38～39)。 关注写文化从修辞批评到方法论革新以及实践转向的演进，正是笔者试图展现的写文化三十余年的主线发展与变化，也是写文化的创建者竭力推动的学科挣扎前行方向，走出写文化过于看重修辞、反思等文本批评所陷入的认识论困境。 笔者试图将写文化三十余年的理论思潮演变放在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论的提出、形成和变化的叙事基础上，这就意味着笔者不打算抽象地论述写文化这一后现代思想集合体，而是以多点民族志的叙述线索，作为写文化思潮演变的回应方式。 二、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合作人类学)”方法论肇始 1975年马库斯开始在美国莱斯大学任教并重建人类学系。在马库斯和库须曼(Cushman)撰写的《民族志作为文本》一文中，民族志现实主义在实验性写作中被理论性地批评、实践性地超越。他认为格尔茨是人类学发生从功能向意义转向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马库斯肯定了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是实验民族志的先驱并构成理论激发力量(Marcus，Cushman，1982：25)。 因为这篇文章得到了格尔茨的青睐，1982-1983年，马库斯受邀访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一年。正是在研究所访问期间，马库斯和克里福德计划在圣何塞(Santa Fe)召开“写文化”研讨会，与菲舍合作起草了“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宣言。克里福德访问了马库斯，并第一次见到了格尔茨。马库斯坦言：“对文本性、学科史、反思的批判模式、表征的现实主义实践批评形成了我的思想，这是我在研究所这一年研究氛围中的一个清晰故事情节，在后来十多年的岁月中成为我的故事主体”(Marcus，1998：214)。 马库斯认为，当代现实主义民族志建构整体论最常规的方式是把民族志主体和场景情境化为可知的、可描述的，是虚构的整体论。由于单一场所的民族志难免囹圄罐装的世界体系想象，马库斯提出多点民族志，不过他采用的英文术语是“multi-locale ethnography”，目的是从根本上修正同质化的文化术语，从而展现宏大结构“再地方化”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这是实验和创新的关键问题。他相信他诱发的多点系统模糊了宏观/微观二分法，在多重视角中表征地方和体系。宏观结构的变迁呼唤民族志意识到要依赖对多样多重的进程的理解，去完成它的世界宏大想象。一种特殊的民族志是多地方的，而非地方聚焦的，以有意图的和意外的结果，实现了从地方到多地方的转向(Marcus，1998：22～24)。 1994年，马库斯提出“混乱文本”(messy text)的概念。在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下，民族志导向“混乱文本”，它是民族志写作正在生产的最为复杂而又有趣的实验形式。马库斯阐述道，混乱文本包含了许多点，通过文本的精心组织，显现出异质空间并置的联系。马库斯发现混乱文本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在分析性写作给定的框架和格式内保持开放性结局，朝向自我反思的新位置成为民族志写作中的决定性转向。反思并非自恋，也并非修辞的自我意识，相反应该更加严肃地对待(Marcus，1998：187～193)。由此可见，“混乱文本”是一个集主体性反思与多个地点并置而实现的“新的旧现实”叙述过程无法挣脱的“斗争症状”为一体的、追求开放性结局的探索。换言之，多点民族志只是包裹在“混乱文本”当中，还未能构成独立的方法论支点。 三、“多点民族志(合作人类学)”方法论的形成 马库斯1995年在《人类学年度评论》杂志发表的文章系统阐释了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论。该文提出不连续的地方成为一开始摆在面前的民族志现实。文学化跟随联系、联结和假定关系的策略就成为设计多点民族志研究的核心(Marcus，1995：97)。全球化是多点之间联系争论中出现的维度。 多点民族志通过多种技术模式在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的不同处境中实现建构主义。多点民族志包含可接触的、可延伸性的追踪线索，建构模式包括：1.跟随人。它指向的是在离散的世界中人的流动；2.跟随物；3.跟随隐喻；4.跟随情节、故事或寓言；5.跟随生活或自传；6.追随冲突。民族志研究法律、大众媒体、制度等论辩议题需要多点建构。 在他看来，多点民族志的实验是对整体论的挑战，伴随已经存在的描述和分析构成的稠密而又弥散的文类，追逐不连续的社会文化进程的多点工作，以及围绕多点工作的不确定条件形成核心讨论，可以说开放性、兴奋与焦虑同在，“倾向于将它们看作是边缘的”(Marcus，1998：231)。 在随后发表的共谋批评的文章中，田野工作者和报道人之间的类同渐渐趋于平等——这种类同将他们从彼此关系的相互好奇和焦虑转变为第三方，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互动关系的它处地点，共谋创造了他们彼此的纽带，让田野关系变得有效，通过和第三方的复杂关系，共谋成为“复杂性或有效”。言下之意，第三方是创造出来的，田野工作关系的复杂性在民族志者和主体之间建立了强类同关系，从而与一个分享的世界或者话语场域相关。在多点民族志中，民族志者和不同地方“泄露的话语”的供应者之间认知/知识的类同更加微妙的议题才占据伦理核心，认知比伦理更突出。马库斯指出，正是由于田野条件的改变，方法论意识形态才处在紧要关头，然而亲密关系继续在田野中发挥常规性观念的作用，这正是多点民族志应运而生的契机(Marcus，1998：126)。 随着场所面向制度和公共生活，研究对象向精英阶层转移的变化，田野工作者在他们的实际研究策略中变得可移动的和多位点的。在多点空间中开展密集的民族志工作方式，田野工作者的角色也变得异常复杂：冲突、多元而又模糊。由于需要驾驭田野点的差异，这就需要研究者在田野和写作中的人格或身份建构在新课题中创造某种“应时而动的行动主义”——目的是为了适应多点田野的研究条件。马库斯认为，应时而动的行动主义替代了传统民族志的“在那里”，比过去更加参与，民族志主体性是扩增的、伦理的和批判的。他进一步认为，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设计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新的定位(Marcus，1999a：17)。 收入《人类学理论史读本》第四版的论文《1980年代以来的美国人类学的发展，一个补充》则进一步回应了马库斯本人所说的责任感的召唤和驱使。马库斯在公共人类学的提倡中倾注了研究的责任感、伦理和义务，号召公共人类学，探索人类学如何被具体的公众接受并兑现承诺。“多点”作为接受的方法论浮现：跨国、科学和技术场所，被称之为全球化产生的多点过程，为它自身发现了独特的接受阶层或公众。“大多数当代民族志放在交叉的社群构成的广阔的多点分布上，或者至少主体和主体之间并没有积极关系的地方。民族志从共同涵盖日常生活的日常文化的精英和地点、制度和社群的关系网络中出现”(Marcus，2013：564)。 接受危机的思想在他的写文化二十年之后的民族志知识生产状况的评估报告中体现得更为深刻同时回应得更为明晰。他将“混乱文本”的概念发展为混乱的巴洛克、风格堆积的巴洛克：依旧在文本范畴但是吸纳了反思理论以精致的形式表现“在那里”复杂田野情境的民族志权威。他失望地指出，今日之民族志是巴洛克式样的，而非实验的。基于对巴洛克民族志的不满，他试图以遭遇为切入点，将遭遇放在全球化形塑的田野工作的民族志生产条件中对其进行全面的改革然而又是民族志传统的继承，而这种摧枯拉朽的革新的力量来自合作、对话者，具体的体现就是他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的多点民族志转向。它包括三个方面：1.伦理、精神和联系均是合作导向的形式；2.多点民族志是网络的、根茎的、具有传染性的民族志；3.知识生产的接受需要民族志重新思考它的选民。在这里，他提出“吸纳式接受”以及“参与式反思性主体”的方法论术语。全球化运动将民族志放置到了全球化集合的坐标之中，通过设计和发现，填充世界材料，填充田野工作材料，将混乱的巴洛克折叠进入多点民族志的形式中，其中多点构成巢穴地点，相伴生的是巢穴合作以及网络的、巢穴的知识路径，从而进行全球化的再想象(Marcus，2007：1130)。 在对巴洛克民族志进行批评反思的过程中，马库斯甚至不满于阐释，他急于寻求替代分析性描述和阐释之外的技术术语，即走出文本阐释的知识途径。①他的回答是合作以及合作的载体：类民族志，来表达民族志的形式、关怀和雄心。他将这种在当下的全球化时空下进入科学、技术、财政、银行等制度/知识领域探索田野工作的行动力和批判力看作是在文本阐释传统之外实现的其他形式的巴洛克。需要指出的是，吸引马库斯的类民族志的主要战场是来自生命科学的“人类知识”的检视和期待。 四、类民族志的提出 在1999年发表的《什么是多点民族志的思想和实践当中的要紧和不要紧的》文章中，马库斯对多点民族志的思考又有了新的变化。他开始把问题放在点与点之间如何建立联系或关系解释，而不满于仅仅是作为文本策略的“并置”做法(Marcus，1999b：8)。点与点之间的联系，即“类点”触及精英的知识生产，形成田野点的“共振”效应，才是多点民族志项目目标完成的体现。借用吉登斯的情境性代理，多点民族志借助多元社会角色形成的既联系又独立的关系，从情境化的民族志工作中展现出来宏大理论的模式感知。 “重构民族志”对类点思想进行了系统地理论化。马库斯作为第二作者，与霍莫斯(Douglas R.Holmes)探讨了马林诺夫斯基开辟的“调度场面”的民族志在后现代主义渗透的过去二十年的跨学科环境下失去了范式效用，塑造马林诺夫斯基场景的田野工作的焦点强化和关系整体均受到了挑战。与他的合作思想相一致的是，作者提出类民族志的概念(para ethnography)。②这一概念和多点民族志依然有内在的联系，因为类点“毋宁是为了田野工作的想象建构的入口”(Holmes，Marcus，2005：1101)。他们提问，伴随多点田野工作调查的实践/审美技术是什么呢？“类仿”概念的关键是民族志的主体扩展至精英、专家，他们被看作研究的合作者或伙伴。正是专家、精英、官僚机构等制度性角色的引入，使得分析轴线朝向多点田野的阶段化发展。马林诺夫斯基被置于田野后台的“共谋”在新的条件下反而成为定义田野伦理和政治的关键(Holmes，Marcus，2005：1106)。通过将“共谋”引入田野方法和伦理的核心，行动重新点燃了人类学项目最为激进的渴望。文化不仅仅是整体的、传统的、过去的，也是面向未来的认知实践，这就给了类民族志嵌入当代结构的形式和内容。 可以看见，既然共谋的条件发生变化，马库斯鼓励并呼唤新的尝试、新的实践，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场所，抑或是研究设计。“事实上，在民族志研究相当宽广而又蓬勃生长的领域中，田野工作的时间和民族志范式明显以情境化的方式，总是作为实用性的反应，被研究意外的条件攫取。这样的研究为多元方法辩护并赋予其价值，丝毫不担心民族志的传统惯例”(Marcus，2002：192)。而他自身的努力是以追踪多点民族志的出现和应用的形式，讨论并加以深化。他坚信，“从某些方面，一个事实是传统民族志可以是而且实际上已经是，明显多点的”(Marcus，2002：192)。田野工作的条件变化之一是人口、物和技术的超级运动让世界呈现为全球化与杂糅。③他认为，多点项目表现为两个脚本。第一个脚本是并置。在平凡的生活中表现差异，“嵌入一个特殊文化、语言、社会体系的某种实践与嵌入另一个体系的另一种实践并置”(Marcus，2002：195)。马库斯罗列的多点民族志的六个线索，其中“追随隐喻”就是在田野工作定义内升级民族志空间的表现。第二个脚本是参与专家或者技术知识实践，促使跨学科联系的导向性合作建立起来。生物医学、环境科学等科研实验室成为多点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再次强调跨学科进入或被调入多点田野工作中。马库斯认为第二种脚本没有固定、统一的形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样貌。 与修正民族志传统概念和方法术语思想一致的是，马库斯明确提出他2005年创建民族志中心致力于“在感知到的复杂对象的问题研究当中的瞩目的本体论兴趣”(Marcus，2015：38)。从认识论兴趣转向本体论，例如科学研究、政治经济和发展。这一本体论转向目的是回应民族志条件在当代面临的挑战，提高和评估民族志问询的一般学科理解，让人类学的研究事业更加成熟。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轫的全球化视野中的宏观社会变迁牵动了人类学的研究动向，写文化发起的认识论反思和文化批评理论超越了文本的范围，正在成为田野工作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民族志者在田野中意外拾宝的辅助装置。他认为当今田野工作迫切需要合作的概念，正是合作刺激了工作室、档案和类点的涌现，反过来构成民族志最为创新的表达。受到菲舍“第三空间”的启发，马库斯试图将人类学早期参与的科学研究，运用互联网、数码发展出的赛博等新兴田野技术进行分类和整合，并承诺这些技术远远超过了写文化的补充。不过从这些分类中，他表现出了对设计浓厚的兴趣，而设计当中，艺术审美和艺术合作正在成为瞩目的民族志项目。换言之，马库斯重燃对艺术审美的热情，这个信号透露出格尔茨对他的早期影响在经过他本人竭力驱赶与反叛之后的回落。他引用泰勒对诗学的表述来表达诗学在写文化遗产中延续下来的审美取向和闪亮点：唤起和描写常识现实的可能性世界的热情，激发了具有治愈效果的审美整合。一句话，诗学——不是在它的文本形式，而是在它回归到诗学的最初情境和功能，带着它与日常谈话决裂的表演意义，唤起了共同体精神的记忆并激发听众的伦理行动(Marcus，2015：48)。 五、超越马林诺夫斯基的复合体传统——合作人类学元方法论述 写文化之后的学科命运始终牵动着马库斯的思想中枢。他看重遭遇，这一田野工作的发生机制始终为田野工作的方法论变革提供田野依据。他将遭遇的蒙太奇回溯到马林诺夫斯基，为田野工作提供了民族志项目中的稳定性和重要变迁，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的写文化的批评时刻开始(Marcus，2008：30)。 2009年马库斯完成了多点民族志的元方法论述，这篇文章作为会议论文，分别收入两部论文集，这篇题为《多点民族志：现在我所知道关于它的5或6件事情》的论文内容最为详尽(Marcus，2009a：1)。他描述了马林诺夫斯基范式构成多点民族志真正“转向”的改革对象、改革方法以及改革过程，为多点民族志建立方法论的民族志范式，即元方法，并将其运用到研究生教学中，从而替代马林诺夫斯基民族志传统在学科教学当中依然拥有且根深蒂固的民族志权威。马库斯重申多点民族志并非对马林诺夫斯基复合体全面推翻，而是试图在改革的基础上实现批判性继承，将民族志推向知识专家支配的研究领域。“让接受自身成为民族志方法的一个维度的可能性，重新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但是限制在经典的马林诺夫斯基画面调度的反思和对话的性质”(Marcus，2009b：185)。马库斯对多点民族志所检视的知识条件高度关注，他曾经用“知识经济”加以概括，不过在这里，他将其术语化，提出“分配的知识体系”概念(distributed knowledge system)，指人类学者和主体之间建立的策略性关系，超越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转向，更加明晰地描述多点民族志的“即兴创作”田野状况。 为了转变马林诺夫斯基复合体的支配性导向，他表达了对多点民族志具体的6点思考： 1.研究个体胜任什么样的多点民族志项目；2.多点民族志在研究中可能会实现的替代方式；3.学位论文作为创新和改革的策略点；4.担心和希望同在的多点民族志实践的核心元方法议题；5.多点民族志的重新设计对于已经成为田野工作规范的民族志写作的文类和惯例而言，构成一个挑战；6.多点民族志在这里制定的模态中乃是民族志自身的再功能化。马库斯不是摇椅上的方法论者，他展示了他的研究计划是如何在他分别和中央银行家、葡萄牙贵族的合作项目中被证明是有用的(Falzon，2016：17～18)。 重新思考人类学中的方法和标准，民族志乃是为了学科具体目标在“多点”之间调解、斡旋而实现的研究结果或知识视野。正是因为受到研究的多点条件出现的刺激，着眼于改革马林诺夫斯基复合体经典的审美方法，开启了马库斯重新思考、重新想象进而改革民族志的人类学传统的旅程，将其作为当代变迁的研究，“将民族志放回到民族志”，联系研究生教学、合作策略、关系策略以及田野的开放性所创造的关联性的研究空间，建立了多点民族志元方法的表述。 2010年6月16日，马库斯在西北民族大学做了题为《多点民族志研究的十五年发展》演讲，马库斯努力阐明经典民族志在什么契机下走向别处、驱使它走向别处的动力是什么(马库斯，2011：12)。笔者理解为类民族志为多点民族志提供了田野工作密切渗透全球化变迁的场所环境，即无处不在的田野与“在别处”田野的联系。④ 六、合作人类学的审美取向 笔者以为，在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的思想运动中，2009年是审美与技术产生交叠又相互矛盾的年份。他从艺术田野中获得了新的启发，使得多点民族志实体的时空概念发生了解体，他从艺术创造的想象空间中重新发现了并置、拼贴、对话、蒙太奇等写文化早期的文本策略包含的审美价值。多点民族志、类民族志的合作思想从科学研究(1990-2000年代)转向了艺术。⑤这一转变使得他从竭力避免多点民族志陷入文本阐释的轨道转向了对多点民族志类点之间的关系策略寻求文学、审美的表达。“类点”术语被赋予了沿着空间的文学含义，且不同于实际的田野点。这是比一般学科视野的工作坊更具有公共性的教学空间模态。 相较于追踪多点民族志概念的出现和应用，时隔十多年，马库斯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寻求外化而清晰的审美方法。什么样的调查和研究已经能够在这种遭遇的重构场景的术语中操作？能够用专业化的方法阐明变迁的例子在哪？他在艺术家、电影制作者和戏剧生产者中找到了(Marcus，2008：36)。实际上，这一“同行”合作思想在他1995年对多点民族志“参与”的田野伦理的论述中已经露出端倪，当时他还没有提及戏剧生产者，而是语焉不详的“组织者”，显然戏剧工作者要更加具体，且审美取向愈加清晰。 由于聚焦当代时空的人类学在田野工作的规模、形式等诸多方面发生了转变，马林诺夫斯基的遭遇模式以及调查问询方法系统提供的理论框架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处在规模和比例转变中的田野工作需求，区域/文化装置也远远不够，设计过程就成为他思考替代马林诺夫斯基传统的元方法的焦点和核心。“元方法是学科认同具有象征意义的核心地带”(Marcus，2009c：12)。这样一方面让他的批判靶子指向马林诺夫斯基的传统，不断地推动民族志剥离经典的审美方法，一方面又出现了审美向元方法的回归。不过，马库斯一再强调新的元方法是对马林诺夫斯基范式的批判性继承，民族志在全球化规模进程的当代复杂变迁的漩涡中保存了马林诺夫斯基审美，只不过需要通过重新思考研究过程来重新商榷它的局限。“我们相信我们正在从学科核心——它的方法文化中指出重要变化趋势”(Marcus，2009c：14)。 围绕民族志设计和田野工作的工具箱装备，为了塑造让人类学假设变得可行又明显可见的遭遇条件，越来越凸显的设计理念使得马库斯把“类点”实验从实在的“在那里”多点田野搬回到了高校环境的工作室，这样的类点实验聚焦的是概念性工作的讨论、充分激发不在田野情境的想象和假设得以外在化的实践框架。马库斯又将类点的高校空间位移到田野中，与WTO高管DG、经济专家在“贸易语言”之内，参与WTO会议、组织对话等形式分享合作性假设性思考，建立“认知伙伴”关系。他将这种搬到田野的工作室比喻为“绿房子”，既是储备思想与类点准备的剧场排演场，又是假设与未然的人类学干预实验。他指出类点实验有两个特点：1.衡量反思能力，要求自我意识；2.“在田野中而非大学创造类点”，“混淆田野点与席明纳学术会议的边界”(Deeb，Marcus，2011：56)。 在这一设计过程的知识空间中，相较于多点民族志，类民族志成为接触生产条件的实质的技术工具箱的来源。在设计工作室从事的类点实验更多的是在专业知识集装箱范畴的元方法的形塑中，触及“文学和隐喻性空间”。既然民族志的认识论伙伴是如此复杂，不完全规范和合作、接受将使得设计过程变得异常复杂，从实在的具体的情境挪向想象、文学空间的类民族志的生成就需要赋予不完全、开放式结局的审美以理论框架，但评判什么是“好”的民族志的评价体系绝对不再依赖于单纯的技艺的审美。 马库斯对替代性的元方法所包含的更加成熟的审美进行了理论化的表述(Marcus，2008：29)。原来在文化批评中倚重的并置手法，作为替代性模式得到了极其细腻的处理，随着多点民族志从政治经济体系的策略上升到方法论的地位，进而上升到元方法的高度，与应对表征危机的相关替代性修辞方法，例如扮演瞩目角色的并置因为和审美、阐释的强大关联，就成为马库斯将其从多点民族志不断驱逐、反复排除的对象。但是随着设计过程成为替代性的元方法实现的支点，并置、反思、沟通又成为多点民族志在艺术空间创造的审美方法支持，它们被放置到艺术空间创造的想象的文学的空间，并置与反思相互强化，审美发挥了活跃的调解机制，产生了强烈的文化批评的效果。从并置和诗学纳入多点民族志的变化来看，可以看作是审美和阐释向多点民族志的回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