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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果与讨论 马库斯思考重大体系或过程，曾提出一个笼统设想：建构一种包含多个地点的单一文本民族志(马库斯，菲舍，1998：132)。该设想是对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的回应，呈现无不在资本主义市场覆盖下的两个以上的区位以及它们在时空场合中的相互联系。然而当他提及对宏大体系的处理，多点民族志的案例往往呈现的是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克里福德，马库斯，2006：209～235)。为此，他提出“混合体裁文本”来应用于更为广阔的目标和理论工程。他不再将民族志方便地放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下，而寻求新的贴近晚期资本主义特征的社会理论进行虚构的遥远想象，其核心特征是记录后现代主义的混杂进程。多点民族志在世界宏大想象的理论视野中已经不再仅仅是作为实验性方法的回应，而是空间理论发生位移的重大变迁当中的一个局部坐标。在这一空间位移的叙事中，并置、话语和反思作为文化批评的修辞策略仍旧保存在其中。换言之，他督促多点民族志承担后现代主义表征的功能，呈现分崩瓦解的整体论所进入的后现代状况，以区别于“反抗—适应”的资本主义叙事。 不过很快，他就为多点民族志找到了现实动力，面对“主体消失在空气中”的普遍离散，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是跨文化的跨地点的民族志追踪动力，他把多点民族志与连根拔起的、移动的地方与人群的复杂结合方式联系起来，这就让多点民族志赋予了“追随人”的实质内容，其首要任务是在解构的世界里寻求稳定的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但是他并不放弃并置的文化批评功能，这样就把“分离世界”的现实主义和多音位的、对话的现代主义整合起来，包裹在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论中。这种混搭风格在“混乱文本”的概念中体现得最为清晰。在延续空间位移和并置的基础上，马库斯又增加了主体性反思这一变量，这样就增加了斗争的症状，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无不让混乱文本自身就处在斗争的不可控和意外的混乱处境中。马库斯似乎对文本自身的紊乱非常满意。或者某种意义上，这种紊乱是他追求宏大体系想象的实验新方向过程中不断撞击的理论不满的个人处境的体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以为多点民族志只是包裹在“混乱文本”当中，还未能构成独立的方法论支点。 那么在何种程度上马库斯实现了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论的理论成熟呢？笔者以为，恰恰是马库斯将不连续的地方构成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论基础，将关系的复杂联结用建构主义的理论主体去创造并实现“构图化”，将民族志者在多点之间的流动与主体性反思结合起来，提出“应时而动的行动主义”来代替为整体论服务的单一地点的民族志者统一的立场、视角和理论假设，再加上多点民族志在科学、技术和媒体领域的成功应用，马库斯才祛除了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文本并置结构，也不再软弱地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混合而成的“混合体裁文本”或“混乱文本”作为他理论不满的一个“露怯”把柄。相较于早期依赖的后现代主义表征，他已经表现出在全球化的理论体系中催生多点民族志的理论化追求。继多点民族志方法论的正式确立后，马库斯致力于介绍写文化之后形成的跨学科环境以及多点民族志在科学、媒体、政策和文化研究的应用，合作机制条件的成熟以及新的民族志模态。 随着多点民族志方法论的确立，马库斯开始分别在共谋和本土化两个层面着手深化多点民族志方法论作为理论与实践的两个维度。随着多点民族志开拓新议题、承担责任感、运用反思现代性的实践活力越来越瞩目，出于接受危机的迫切感受，马库斯不断地重申“紧要关头”，试图重新唤起人类学从业者的危机意识。 接受危机让合作的思想在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论中占据的地位更为突出，马库斯将合作思想提炼为类民族志的概念，强调“知识伙伴”的合作关系。类民族志的实质是合作，也是他对多点民族志做出的宏大体系想象承诺的实现。显然，当类点触及的精英的知识生产，形成共振效应的时候，马库斯就无法再像之前他将多点民族志出现的第三方下降为具体的他点，这显然是对无论市场还是消费而言均属“看不见的手”的退缩，他意识到需要再次将想象从实践层面释放出来，他开始寻找多点民族志回应宏大理论的途径。类民族志术语的提出，略微调整的是多点民族志的重心从民族志者自身的主体性反思和行动主义向专家、精英和官僚等具备权力/知识影响又和民族志者“类仿”的主体转移。直到马库斯将覆盖多点的知识经济转化为知识分配系统的概念，他才正式明确了类民族志的目标和使命问题，也让多点民族志通过建构多点之间的关系而打开想象的入口。类点和类民族志的术语让多点民族志抛开了并置作为替代性模式的文本比喻框架，而专注于问题化视角的分享，激发积极的合作。 为了推动多点民族志向类民族志演化，马库斯对遭遇场景、画面调度和亲密关系构成的经典的马林诺夫斯基方法论进行再功能化，直接的结果是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支配性方法论传统进行“清算”。这就是多点民族志从方法论上升到元话语一直到元方法的理论刺激源。 多点民族志从方法论上升到元方法的过程在马库斯这里是螺旋式前行的。每一次审美方法的否定，再到曲折隐晦地召回，都贯穿着马库斯根深蒂固的文本批评烙印。所以笔者将多点民族志作为元方法的确立本身就包含着作为技术支持的类民族志和现代主义审美之间相反相成的矛盾，类民族志地位的上升就包含着审美维度的贬低，而那一只“看不见的手”变换着不同的形式，多点民族志追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动力既是客观的物理运动，又夹杂着并置、拼贴、蒙太奇等现代主义审美的建构主义主体力量，多点民族志包裹的矛盾恰恰也构成它不断转化为实践力量的迷人魅力所在。这一矛盾复合体在类民族志的“知识分配系统”目标中勉强维持平衡，发展到2009年，这一平衡打破了，审美焕发了它的强大生机，这一扭转恰恰来自设计作为多点民族志的核心议题所带来的转向。 随着设计过程占据元方法的核心议题，他开始将多点民族志依赖的实在情境延伸到艺术创造的虚拟空间之中，推动多点民族志从科学实验室向艺术合作转移，向艺术空间建构过程中审美在接受阶级当中发挥的交流和协调作用倾斜。审美的置换，使得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依赖具体的田野情境，而使多点民族志的“许多点”涵盖或容纳了虚构空间，这样也就为并置在多点民族志的元方法体系中真正创造了一席之地。笔者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系访谈马库斯的时候，马库斯将他的结束语停留在对当下本体论兴起的保留态度，他仍旧关注表征、政治和写文化在新的现实主义条件下的变动以及可能性。⑥回顾他经历从多点民族志到类民族志再到设计过程的曲折道路，或许审美向多点民族志的回归，可以看作是他从1982年赞扬格尔茨是写文化先驱到1998年批判格尔茨的阐释依赖的共谋策略再到此时此刻他对格尔茨不乏歉意的致敬——又一个否定之否定道路。 当科学实验室的跨学科合作与生物技术占据写文化十年后的人类学学科的民族志实践动力和新议题时，中国人类学在投入人类学本土化的运动。当人类学本土化告一段落之时，实验民族志的序幕徐徐拉开，短时间就出现“百花齐放”的多样化盛景。赵旭东提出线索民族志，是在聚焦社区的民族志传统的反思基础上的方法论改革，然而线索民族志包含的中国文明主体性的表征焦虑和西方人类学以人为中心的民族志认识论区分的“中国意识”占据了线索民族志的方法论考虑(赵旭东，2017：42)。朱炳祥打开了主体性反思这一潘多拉的盒子，以主体民族志的裸呈方法来拒绝殖民主义表征不平等、保存阐释和主体建构可见、外在化的理论痕迹(朱炳祥，2013：60)。但是主体民族志滞留于文化批评的认识论层面而无法向实践迈进，而写文化的创建者们在写文化二十年间局限于反思和批评认识论不满的驱使下早已开始投入新议题、责任感和扩大接受阶级的公共人类学的保卫战。而当多点民族志从科学实验室回归到审美、艺术实验之时，云南大学组织的艺术人类学田野实验与村民日志并未实质性遭遇，艺术合作更没有构成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化契机(马丹丹，2019：105)。梳理马库斯的多点民族志思想旅程，在同一时空下反观中国人类学自学科重建以来经历的写文化道路，笔者深切地认识到，如果没有相对系统完整的写文化理论运动的认知和了解，写文化不会在中国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设计”思潮水涨船高的趋势下自动打下理论根基。 ①笔者初步统计，马库斯在该文长达六次提及巴洛克民族志的审美批评，对仍旧渗透当今田野工作强大的审美倾向予以否定。他认为全球化的民族志在方案上有两种，一种是记录田野形式的过程中民族志表演发现的审美，一种是专门知识、科学和技术范围之内的方案、管理计划和安排。显然他赞许后者。 ②para包含了替代或轮流(alternation)、渗透(pervasion)和模仿(simulation)三种含义，在英语表达中常常指代“另外”。用在民族志中，正是马库斯要读者关注的人类学的同行动向，并进一步提出合作关系，这就意味着人类学从“另外”人员的冲击中看到合作的契机，因此笔者将其翻译为“类民族志”。 ③正是呼唤新的研究范式到来，马库斯认为，情境性的变通或者方法论的修修补补对于服务于实践的意识形态是不够的。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跨学科环境在发酵，跨学科发酵的影响既产生了断裂，又推动了转变。马库斯刻薄地批评跨学科运动虽然对人类学有所贡献，但“目光短浅”。 ④这篇演讲的核心术语：“para ethnography”被翻译为“超民族志”，值得商榷。如果说平行民族志是较为拙劣的但较为接近para这一“另外”概念的翻译，可以肯定的是，超民族志远离了“para”的含义。从“para ethnography”的注释来看，强调“另外”的学术认知层面：“指向未来的认知性，它能够生产出新的意义和行为结构”。笔者曾就这一术语翻译询问译者满珂老师，得到了满珂老师的详细解答。这里仅提出个人的商榷意见。 ⑤菲舍围绕赖斯大学人类学系以及他领导的成立于1986年的文化研究中心的实践和实验，对写文化以来的人类学走向特征进行了总结：1.跨学科实验。2.重新阅读、再情境化以及重塑从不同的历史紧要关头发展而来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的当代世界模态。3.重新发明民族志的访谈形式。4.从人类学在人文学科中的首要对话者(20世纪80年代)转向到科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5.在学术界之外介入学术和世界。 ⑥访谈时间：2019年4月28日。 参考文献： [1]马丹丹，2019.村民日志与艺术人类学未完成的写文化实验[J].民族论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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