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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反复的进入与退出，本质上与王朝国家统治者在“守中治边”和“守中弃边”边疆治理战略思想上的交替变化有关。在此过程中，东汉王朝不时利用西北边疆民族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抵御匈奴的渗透与攻击，这是“华夷一体”“守在四夷”边疆治理思想在西北边疆的实践，发挥了西北民族在守土固边中的作用。当然，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的选择及得失，在很大程度上与任用的“边吏”作用发挥情况密切相关。 关键词：东汉；西北边疆；守中治边；守中弃边；守在四夷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18AMZ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阶段性成果（18ZDA158），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2017sy10080） 作者简介：李晓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王兴宇，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云南 昆明，650091）。 东汉王朝承接秦和西汉以来的大一统格局，又开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大量内迁之态势，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并且，在东汉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方面，西北地区的匈奴与汉的关系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总体来看，整个东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除了与匈奴的关系之外，西北边疆内部各民族也因为各自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东汉王朝一方面要解决西北边疆各民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在“守在四夷”的边疆治理思想指导下，也调动西北边疆民族的军事力量参加防御和反击匈奴的进攻。而西北边疆民族的政治首领，则在匈奴与东汉王朝之间左右徘徊，因此，东汉时期西北边疆民族关系显得十分复杂，内部也有诸多的矛盾冲突。在此背景下，治边官吏往往采取“交远攻近”的策略解决西北边疆民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总之，对东汉王朝治理西北边疆策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在民族关系复杂的多民族地区如何进行有效治理的问题。 目前，就东汉时期西北边疆治理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直接以东汉王朝西北边疆治理相关议题为研究内容的成果。主要有高荣《东汉西北边疆政策述评》、崔永强《班超与东汉中期的西北边疆经略》、闫忠林等《论班勇经营西域之方略——管窥东汉王朝的西北边防（西域）战略》、李正周《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东汉与西域关系述考》、于沙沙等《东汉西域屯田“三废三置”与西北边疆安全研究》、杨秀清《论东汉对羌族的政策》、赵海清《东汉处理羌患问题的徙边政策析论》、靳进《东汉安帝时期的边疆危机》、李三谋《东汉王朝的治边经略》、付火水《东汉的边防政策》等。这类成果或就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政策的总体情况进行评述；或就东汉王朝某一时段、某一人物经营西北的策略进行研究；或就东汉王朝治羌政策的西北因素进行分析。但这些成果都没有把东汉王朝西北边疆治理，既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又具体来分析其中的演变与发展，也很少把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治理策略与“边吏”任用及古代治边思想联系起来进行归纳研究，多为历史事实的陈述。 第二类，与汉代或秦汉边疆治理、边疆民族相关的研究成果，涉及东汉时期西北边疆治理的内容。主要有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木芹《两汉民族关系史》、江娜《汉代边防体系研究》、谢绍鹢《秦汉西北边地治理研究》、王力《两汉王朝与羌族关系研究》、胡志磊《汉代西域经略的影响及当代意义》、王斌斌《河西走廊与汉代西北边防经略研究》、安梅梅《两汉的属国制度》、翟麦玲《两汉西北边疆移民政策比较研究》、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杨海英《浅谈两汉的西域都护府》、赵梅春《王符的治边思想》、李大龙《两汉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制度述略》等。此类成果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提及了东汉王朝的西北边疆治理策略，或与西汉时期的治理策略进行了比较，讨论其中的联系与变化，但其研究的重点偏向于西汉时期。 第三类，以古代治边思想为研究内容的成果，涉及东汉时期的治边思想。主要有方铁《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杨明辉《试论我国传统治边观念的核心——“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孙岳龙《论东汉中后期边疆形势下政论家的治边思想》等。此类研究，对“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等治边思想在东汉的实践情况有所涉及，但是没有结合具体的实践过程来分析。 第四类，中国边疆治理和边政研究为主题的相关成果，涉及东汉时期西北边疆治理的内容。主要有程妮娜等《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周平等《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厉声等《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等。此类成果在追溯和研究中国历代治边方略的时候，对东汉时期的西北边疆治理、边事和边政进行了梳理和叙述，但总体上显得比较简略。 第五类，关于游牧社会的研究的成果，涉及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相关情况。主要有［俄罗斯］扎钦斯基《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等。此类成果总体上把西北边疆放在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之间的互动视野下来探讨，但东汉王朝时期的情况在其中份量有限，并且有被模式化的倾向。 总之，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结合治边思想的取舍、治边官吏的选择，以及治边实践的具体过程来研究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作为，还有必要，也有空间。 一、“守中治边”与“守中弃边”：复杂多变的西北边疆地缘政治与民族关系 建武二十一年（46年），西北边疆的“车师六国”与鄯善、焉耆等十八国的政治首领都“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这实际上是“车师六国”等希望归附东汉王朝，但是光武帝认为“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显然，光武帝的国家治理战略，是首先治理内地郡县秩序，然后才治理边疆。所以没有接受“车师六国”等的请求，这是光武帝处理西北边疆民族问题的战略失误，放弃了“守中治边”的边疆治理策略。光武帝的决策实际上是一种“守中弃边”的行为，因此“车师六国”与鄯善、焉耆等便归附了匈奴。这是因为光武帝还没有看到车师等部在整个西域地缘政治当中的重要性，所以把本来可以利用的西域政治力量推到了匈奴的一边。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莎车国王贤乘机控制了西北边疆，不断攻击西北边疆的其他民族。建武二十二年（47年），莎车国王贤知道东汉的西域都护尚未到位，于是给鄯善王安写信，命令鄯善王绝通汉道。但是鄯善王安“不纳而杀其使”。莎车国王贤大怒，发兵攻鄯善。鄯善国王安迎战，兵败逃入山中，莎车国王贤杀略千余人而去。这年冬天，莎车国王贤又攻杀龟兹王，兼并其国。而久留敦煌的鄯善、焉耆诸国侍子对于这样的政治局面十分担忧。因此鄯善王给光武帝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但是光武帝仍然决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治理中原上，所以回复说：“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这明显是放弃对西北边疆的控制，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 莎车国王贤死后，西域出现了动乱，互相攻击，“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虽然后来各个民族都摆脱了鄯善、于阗、车师的控制，但西北边疆复杂的政治格局由此可见一斑。其根本原因是，在西汉灭亡到东汉建立的过渡时期，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对西域进行治理。最主要的问题是，光武帝改变了“守中治边”的边疆治理策略，采用了“守中弃边”的边疆治理策略，因此西北边疆才出现政治动乱。 汉明帝永平（58～75年）初年，北匈奴胁迫西北边疆的民族攻击东汉河西郡县，东汉的地方官员采取关闭城门固守的策略，虽然匈奴的攻击没有给东汉的河西各郡造成损失，但是这个事件本身说明，东汉王朝必须要加强对西北边疆的治理。因此汉明帝首先确定了“守中治边”战略思想，即改变了光武帝先治理内地郡县，再治理边疆的策略，在永平十六年（73年）命令将帅北征匈奴，攻占西北边疆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部），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屯田，开始对西北边疆的治理。东汉王朝的这个举措引起了良性的反应，于阗诸国都同时派遣王子到洛阳作为人质，王朝国家的力量在西汉之后又进入了西域，使西北边疆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 永平十七年（74年），东汉王朝利用这个良好的历史机遇，恢复了西汉时期曾经设置的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但是，在王莽时期给西北边疆民族留下的民族矛盾，并没有因为东汉王朝的进入而减弱。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刚刚去世，西北边疆的政治形势就发生了变化，焉耆与龟兹联合起来打败了西域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死朝廷吏士二千余人；与此同时，匈奴和车师国的军队还围攻戊己校尉。东汉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遭到了很大损失，这说明北匈奴仍然在利用西北边疆的民族政治力量与东汉抗衡。因此，新继位的汉章帝改变了治理西北边疆的策略：“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建初二年（77年），汉章帝又停止了在伊吾屯田，匈奴便乘机占领了宜禾都尉屯守的伊吾。显然，汉章帝在位的13年间，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的治理是失败的，采取了退守的策略，这是东汉王朝在开通西域之后第一次主动放弃对西北边疆的控制。从边疆治理的角度来看，汉章帝是放弃了汉明帝“守中治边”的战略思想，仍然采取光武帝“守中弃边”策略，这样的思想对于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具有负面影响。 东汉和帝即位之后，再次确定了“守中治边”战略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策略，加强对西北边疆的建设。首先，东汉王朝认为，解决西北边疆各种问题的核心是要击破匈奴，消除匈奴在西域的军事和政治影响，所以在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发动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大破匈奴。和帝永元二年（90年），窦宪又派遣副校尉阎槃带领二千余骑攻击伊吾，夺回了宜禾都尉屯守的伊吾。其次，在永元三年（91年），和帝派遣班超进入西域。班超首先到了鄯善。一开始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班超感觉到十分奇怪，认为一定是有匈奴的使者也在鄯善。随后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班超“乃召待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对此，“侍胡惶恐，具服其状”。之后班超向鄯善人表达了自己坚决要消灭匈奴使者的决心。没有想到的是，班超的想法连自己的下属都反对，但是班超认为，“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最后班超得到了下属支持，到了半夜，班超带领将士直奔匈奴使者的驻地，“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之后，班超召见了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班超在鄯善击杀匈奴使者的举动，给了西域各国极大的震动，西北边疆的控制权再次回到东汉王朝的手中。 因为班超的功绩，和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之后又重新设置了戊己校尉。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驻守在车师前部高昌壁。又再设置了戊部候，驻守在车师后部候城，两地相距五百里。因此，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建立了一个较为强大的防卫体系，遏制住了匈奴对西北边疆的攻击，这是采纳“守中治边”治理边疆策略的结果。 遗憾的是在和帝去世之后，汉和帝在位时期执行的“守中治边”战略思想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继位的安帝又采取了“守中弃边”策略，民族政策和对西北边疆治理的策略有了变化，因此西北边疆的民族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当中，又开始反抗朝廷。部分民族不断发动对西域都护的攻击，对这些攻击，本来应该是给予反击，但是安帝认为，西北边疆道路遥远，“难相应赴，诏罢都护。自此遂弃西域”。这是东汉王朝第二次主动放弃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因此北匈奴乘机进入西北边疆，取得了对西域各民族的控制权，而且不断攻击凉州刺史部下属的敦煌郡、酒泉郡。整个东汉王朝西北地区的军事、政治格局一下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社会动荡。因为凉州刺史部下属的敦煌郡、酒泉郡、张掖居延属国等郡县，是从东汉王朝政治中心京兆地区通往西北边疆的战略要道，匈奴攻击的这些地区已经距离东汉王朝腹地不远了，如果再往前就有可能进入京兆地区，对东汉王朝的威胁更大。 面对匈奴的攻击，元初六年（112年），安帝被迫派遣行长史索班带领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屯守伊吾，目的是去招抚西域，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前归附。没有想到，北匈奴却带领车师后部等打败了索班和归附的车师前王。鄯善等部也向敦煌太守曹宗求救。敦煌太守曹宗因此请求出兵反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准备进取西域。但是，邓太后不同意，仅仅是命令置护西域副校尉，屯守在敦煌郡，增加了兵士三百余人，实际上还是没有能够有效地对西北边疆的治理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所以，匈奴仍然和车师前王入寇河西。 安帝延光二年（123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安帝陈述了三条建议： 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抄。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梨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 这三条建议是把彻底打败匈奴作为首选，由于安帝基本的战略思想是“守中弃边”，所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敦煌太守张珰的建议交给朝廷官员议论。尚书陈忠上疏在回顾了从西汉开始对西域治理的历史后认为，如果让匈奴控制西域，那么西域必定归附匈奴。陈忠还认为，东汉王朝对于西北边疆的治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其原因是“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卫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因此，陈忠建议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反击匈奴，“威示百蛮”。 最后和帝只好放弃了“守中弃边”的战略思想，采纳了陈忠“守中治边”的建议，任命班超的儿子班勇为西域长史，击败车师。东汉王朝再次取得对西北边疆的控制权，这就是历史上自光武帝建武年间到安帝延光年间的所谓西域三绝三通。东汉王朝对于西北边疆治理的变化，本质上是王朝国家统治者在“守中治边”和“守中弃边”边疆治理思想上的变化所导致。东汉的历史事实说明，中央王朝采取“守中治边”则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采取“守中弃边”则违背了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规律，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 二、“守在四夷”的实践：西北边疆民族抵御匈奴 所谓“守在四夷”是中原王朝边疆治理思想的一部分，就是让边疆民族积极参与到守卫边疆的事务当中来，让边疆民族参加保卫边疆的军事行动，具体到东汉王朝时期的西北边疆，就是团结西北边疆的民族抵御匈奴对西北边疆的攻击。 东汉初期，匈奴与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争夺的重点是车师前部、车师后部、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也就是争夺对塔里木河以北“车师六国”的控制权。“车师六国”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与匈奴相连接，从车师前部向西可以到达焉耆北道，从车师后部向西可以到达乌孙。所以东汉及匈奴对这个地区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因此，东汉王朝以“守在四夷”的边疆治理思想为指导，团结西北边疆的民族共同抵御匈奴。 和帝永元二年（90年），大将军窦宪攻破北匈奴，给了车师极大震慑，前后车师王各自遣子奉贡入侍，和帝一并赐印绶金帛，表明朝廷接受了他们的归附。永元八年（96年），戊己校尉索頵打算废除车师后部国王涿鞮，立破虏侯细致。涿鞮认为，是车师前王尉卑大出卖了自己，于是反击尉卑大，捕获了尉卑大的家人。戊己校尉索頵的这种做法，实际上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引发了西域民族的内部矛盾斗争。永元九年（97年），朝廷派遣将兵长史王林，征发了凉州刺史部六郡的军队以及朝廷可以调动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二万余人，共同讨伐涿鞮，抓获了车师后部千余人。涿鞮向北逃入匈奴地界，被汉军抓到之后，斩之，随即立涿鞮之弟农奇为车师后部国王。 顺帝永建元年（126年），班勇率领车师后部国王农奇的儿子加特奴及八滑等，征发精兵攻击北匈奴呼衍王，大破之。班勇于是请求顺帝立加特奴为车师后部国王，八滑为车师后部亲汉侯。阳嘉三年（134年）夏天，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一千五百人，在阊吾陆山谷伏击北匈奴，“坏其庐落，斩数百级，获单于母、季母及妇女数百人，牛、羊十余万头，车千余两，兵器什物甚众”。阳嘉四年（135年）春天，北匈奴呼衍王率兵入侵车师后部，顺帝认为，车师六国接近北匈奴，是西域蔽扞，于是命令敦煌太守征发朝廷能够控制的西域诸国士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共计六千三百骑去救援车师后部，在勒山伏击北匈奴，但是东汉的军队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阳嘉四年（135年）秋天，北匈奴呼衍王又带领匈奴军队二千人攻破了车师后部。 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北匈奴呼衍王带领三千余骑兵进攻宜禾都尉驻地伊吾，伊吾司马毛恺派遣官兵五百人与呼衍王在蒲类海（今天的巴里坤湖）东边进行激战，匈奴呼衍王大胜，攻下了伊吾城。到了夏天，桓帝派遣敦煌太守司马达带领敦煌郡、酒泉郡、张掖属国兵士四千余人救之，出塞至蒲类海，呼衍王知道后撤退而去，汉军无功而还。 桓帝永兴元年（153年），车师后部国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发生矛盾冲突，车师后部国王阿罗多遂反叛，攻围汉军屯田的且固城，杀伤吏士。车师后部候炭遮带领一部分人离开阿罗多，投降朝廷的军队。阿罗多情急之下，带领家人投降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疏请求立车师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作为车师后部国王。之后原来的车师后部国王阿罗多从匈奴那里回来，与卑君争夺国王位置，得到了车师后部民众的支持。戊己校尉阎详担心阿罗多招引北匈奴来报复，将导致西域大乱，所以“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收回朝廷赐给卑君的印绶，重新立阿罗多为车师后部国王，让卑君回到敦煌郡，把车师后部的三百户人让卑君属役之，食其税。 塔里木河以南军事力量、政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是莎车国。莎车国的地理地位十分重要，可以通过莎车国到达南亚地区，莎车国在西汉时期与朝廷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西汉元帝时（前48～前33年），该国曾经派遣莎车王的儿子作为人质长期住在长安。西汉晚期因为王莽错误的民族政策引发了西域各民族的反抗，匈奴乘机攻占了西域的一些地方，唯有莎车王延最为强硬，不肯附属匈奴。对此，《通典·边防典八》说：“至王莽时乱，匈奴略有西域，唯莎车不附属。” 东汉光武帝初立，莎车国王康带领莎车周围的民族一起抗拒匈奴，而且还“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建武五年（29年），河西大将军窦融按照惯例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让莎车国王代为管理西域五十五国。建武九年（33年），莎车国王康去世，光武帝谥康为宣成王。立康的弟弟贤为莎车国王，其后贤攻破拘弥国、西夜国，杀死了拘弥国和西夜国的国王，在没有得到朝廷同意的情况下立其兄康的两个儿子为拘弥、西夜王。这是莎车国的扩张行为，由于东汉王朝的势力还没有进入西域，所以也就默认了莎车国的扩张行为。 建武十四年（38年），莎车国王贤与鄯善国王安一并派遣使者到洛阳朝贡，东汉王朝认可了这种政治关系。建武十七年（40年），莎车国王贤再次派遣使者朝贡奉献，请求设置西域都护。光武帝认为事情重大，便询问大司空窦融，窦融认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光武帝于是“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对此，敦煌太守裴遵进言说：“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没有想到光武帝居然又听从了敦煌太守裴遵的话，下诏书收回了赐给莎车国王贤的都护印绶，“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作为一个帝王如此轻率地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是极其不妥的，所以莎车国王贤不肯交出都护印绶，虽然最后迫于压力还是交出都护印绶，但是莎车国王贤由此开始与朝廷产生矛盾，仍然称自己是朝廷封的大都护。此后，莎车国王贤越来越骄横，要求西北边疆的各个民族向莎车缴纳赋税，还多次进攻龟兹诸国，由此引发了西北边疆的不稳定，同时也损害了朝廷的政治形象。 明帝永平四年（61年），莎车国国相且运等人对于国王贤的骄暴越来越反感，投降了于阗。于阗王广德便带领诸国兵三万人进攻莎车。贤派遣使者对广德说：“我还汝父，与汝妇，汝来击我，何为？”广德回答说：“王，我妇父也，久不相见，愿各从两人会城外结盟。贤以问且运，且运曰：广德女婿，至亲，宜出见之。”在这样的情况下“贤乃轻出，广德遂执贤”。莎车的且运等人于是把自己的军队交给于阗，其后于阗“虏贤妻子而并其国。锁贤将归，岁余杀之”。西域历史上强势的莎车国国王贤统治的时代结束。 匈奴听到于阗国王广德灭了莎车国的消息后，派遣匈奴的五个将领同时征发焉耆、尉黎、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攻于阗，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于阗国王广德乞降，并且以其太子为作为匈奴的人质，还要岁给匈奴罽絮。章帝元和三年（86年）冬天，匈奴又派兵带领贤质子不居徵回到莎车立为莎车王，但是已经投降匈奴的于阗国王广德乘机杀了不居徵，立不居徵的弟弟齐黎为莎车王。对此，班超征发西域诸国的军队攻击莎车，大破之，莎车由是降汉。 三、“交远攻近”与“边吏治边”：东汉王朝对西北民族的治理 （一）“交远攻近”与治理焉耆、龟兹等民族 西北边疆的民族内部因为各自的利益关系，不断产生矛盾冲突，东汉王朝为了边疆的稳定，积极出面协调，帮助西北边疆民族解决内部的矛盾冲突，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还采取了“交远攻近”的策略。 东汉章帝建初三年（78年），在“守在四夷”边疆治理思想指导下，班超带领疏勒、康居、于阗、居弥的军队一万余人攻姑墨石城，大胜，斩首七百级。因此班超希望乘此机会扩大战果，夺回那些仍然被匈奴控制的民族及其政权，于是上疏请求用兵。在上疏中班超认为，在治理西域的过程当中，有效地控制龟兹是十分重要的。他说：“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当时西北边疆的政治格局是绝大多数的民族及其政权都接受了朝廷的治理，“惟焉耆，龟兹独未服从”。班超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他已经进入西域五年，对于西北边疆的情况比较清楚，认为应该立龟兹侍子白霸为新的龟茲国王；班超进一步指出，莎车、疏勒等国田地肥广，草牧饶衍，可以为驻守在西北边疆的朝廷军队提供粮食。而且姑墨国和温宿国的两个国王，是龟兹国王所置，如果姑墨国和温宿国投降都护，那么龟兹就会不攻自破。 看了班超的奏疏，汉章帝知道班超可以办成此事，同意了班超的建议。而此时班超的友人徐幹也上疏汉章帝愿意前往西域。汉章帝建初五年（80年），汉章帝任命徐幹为假司马，带领千余人前往西域。在此之前，莎车国王以为朝廷不会出兵，于是投降了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也在这个时候反叛。在徐幹到达之后，班超遂与徐幹攻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多获生口。班超攻破番辰后，开始准备以交远攻近的策略进攻龟兹。所以希望借助乌孙的武装力量一起攻击龟兹，便向汉章帝说：“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汉章帝采纳了班超交远攻近的策略。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任命班超为西域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为军司马，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 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汉章帝又派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将兵八百支援班超，班超于是征发疏勒、于阗的军队一起攻击莎车。莎车国王私下派遣使者与疏勒王忠见面，以巨大的利益诱惑“忠遂反从之，西保乌即城”。班超则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但是康居国王却派遣精兵来救疏勒王忠，班超的军事行动受阻。在这段时间里，月氏与康居和亲，班超便派遣使者携带锦帛等礼品送月氏王，同时让月氏王“晓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罢兵，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超”。班超的这次军事行动之所以取得胜利，也是一次交远攻近的策略应用得好的结果。 （二）“边吏”对东汉时期西北边疆治理的作用 这里的“边吏”是指东汉王朝在边疆地区的最高官员，他们是具体实施完成国家边疆战略的人，他们个人的作为，对于边疆治理至关重要。 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龟兹王建攻杀疏勒王成，立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春天，班超从间道进入疏勒。在距离兜题所居住的槃橐城九十里的时候，班超派遣官员田虑先往劝降兜题。班超告诉田虑：“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田虑见到兜题之后，兜题看到田虑只身一人，而且看上去轻弱，所以就没有投降的意思。正因为如此，田虑乘其不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虑驰报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忠及官属皆请杀兜题，超不听，欲示以威信，释而遣之。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班超之所以没有杀死兜题而是释放了他，目的是要利用疏勒与龟兹的矛盾，从而有效治理疏勒。 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明帝去世，焉耆国王乘机打败了西域都护都护陈睦。因此班超孤立无援，而此时龟兹、姑墨又不断发兵进攻疏勒，班超只好固守盘橐城，与疏勒国王忠互为首尾，相互照应。虽然士吏单少，但是也拒守了一年多。顺帝即位之初，认为陈睦刚刚被打败，担心班超一个人不能自立，所以下诏让班超返回内地，因此引发了疏勒举国忧恐。特别是疏勒的都尉黎弇认为，汉朝的使者走了之后，龟兹必然灭亡疏勒，所以以刀自刎。班超在到达于阗的时候，于阗国王侯以下皆号泣，抱着班超的马脚不放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班超返回了疏勒。而疏勒两城自从班超离开之后，一部分疏勒人迫于压力投降了龟兹，而且与尉头国一起联合。班超回到疏勒，首先是捕斩投降龟兹的人，然后击破尉头国，杀六百余人，疏勒重新恢复了安定。 东汉安帝元初年间（114～119年），疏勒内部发生了矛盾冲突，疏勒王安国认为，他的舅舅臣磐有罪，将臣磐放逐到大月氏，但是臣磐却得到了月氏王关爱。疏勒王安国死后，没有儿子，由安国的母亲主持国政，与国人共同立臣磐的侄儿为疏勒王。臣磐听到之后，向月氏王请求返回疏勒当国王，月氏国王于是派兵把臣磐送回疏勒当了国王。此后，疏勒与朝廷的关系一直不错，顺帝永建二年（127年），疏勒王臣磐派遣使者向朝廷奉献，顺帝任命臣磐为汉大都尉，任命臣磐的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顺帝永建五年（130年），臣磐遣派遣他的儿子与大宛、莎车的使者一同前往洛阳朝贡。顺帝阳嘉二年（133年），臣磐又向朝廷贡献狮子、封牛。 在疏勒与朝廷保持友好关系并且不断发展的时候，疏勒王汉大都尉在狩猎中被他的叔父和得射杀，和得自立为疏勒国王，这一年是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凉州刺史孟佗派遣从事任涉带领敦煌士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统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起来一共三万余人，讨伐疏勒的和得，进攻桢中城，但是进攻40余日都没有能够攻下，最后只好撤退。此后，疏勒国内部贵族为了争夺国王位置相互斗争不断，朝廷因为疏勒国距离西域都护府太远，便没有介入和调解疏勒国的内部斗争。 永元六年（94年），西域都护班超征发西域诸国军队讨伐焉耆、危须、尉黎、山国。焉耆国王广把朝廷军队进入焉耆的苇桥拆除，“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它道厉度。七月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营大泽中。广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就在这个时候，曾经在洛阳当过人质的焉耆左侯元孟，“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斩之，示不信用”。班超在杀了焉耆左侯元孟派来的使者之后，仍然大会诸国王，“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及北革建支等三十人相率诣超。其国相腹久等十七人惧诛，皆亡入海，而危须王亦不至”。在坐定之后，班超问焉耆国王广危须王为什么不到？焉耆的腹久等人为什么逃亡？于是在陈睦故城杀了焉耆王广，尉犁王汎“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与此同时，班超还，“尉黎、危须、山国皆更立其王”。这是班超用政治和军事的方法重新调整西域的政治格局。因为班超在处理焉耆的事情上宽严有度、惩罚分明，对于西北边疆的治理有惩戒的作用，所以“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因此，班超应该是一个“良吏”，和班超这个“良吏”相比较，其他一些“边吏”就有不如。 桓帝元嘉元年（151年），西域长史赵评在于阗病死，赵评的儿子前往于阗迎丧，途经拘弥国。拘弥国王成国与于阗国王建历来不和，于是就和赵评的儿子说：“于阗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故致死耳。”赵评的儿子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听信了拘弥国王成国的话，告诉敦煌太守马达。元嘉二年（152年），桓帝任命王敬代为西域长史，而敦煌太守马达却对西域长史王敬隐瞒了这件事。王敬在路过拘弥国时，拘弥国王成国又向王敬说：“于阗国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阗必服矣。”由于王敬贪立功名，听了拘弥国成国一面之词，便有了杀于阗国王建的念头。王敬到了于阗之后设宴邀请于阗国王建，“而阴图之”，但是有人私底下把王敬的阴谋告诉了于阗国王建，建一开始不相信，认为：“我无罪，王长史何为欲杀我？”第二天上午，建带领属官数十人拜访王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执之，吏士并无杀建意，官属悉得突走。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为复疑？’即前斩建。”于阗侯将输僰在知道建被杀的消息之后，聚集了于阗的军队攻击王敬，王敬持建头登上城楼宣告说：“天子使我诛建耳。”这反而激怒了于阗侯，马上带领于阗的军队“焚营舍，烧杀吏士，上楼斩（王）敬，悬首于市”。西域长史王敬被杀的事件，其教训是深刻的，王敬在没有了解于阗与拘弥内部矛盾冲突实质的情况下，随意介入民族内部的矛盾斗争，不但自己被杀，而且还让西北边疆陷入了混乱。 于阗侯将输僰在杀死西域长史王敬之后，准备自立为王，但是被于阗民众杀之，于阗民众拥立建的儿子安国为于阗王。敦煌太守马达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准备带领军队出塞攻击于阗，但是没有得到桓帝的同意，而是把马达调回洛阳，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宋亮到达于阗之后，抚慰于阗，下令于阗人自己去斩杀于阗侯输僰。但是，这时输僰已经死了几个月，可是于阗人仍然砍下于阗侯输僰的人头送敦煌，而没有告诉宋亮实际情况。当宋亮后来知道其中有诈，竟然没有出兵攻击擅自立的于阗王，因此“于阗恃此遂骄”，其结果是朝廷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力开始减弱。 综上可见，边疆地区的“边吏”对于边疆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有智慧的边关将领（即“良吏”）能够保证边疆稳定，甚至可以使边疆的疆界扩展，但是暴烈或昏庸的边关将领则可能会使边疆动乱，甚至是导致边疆萎缩，使国家的实际利益受到损失。 四、结语 从长时段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史表明，“守中治边”是王朝国家治理边疆的基本策略，可以使边疆得到拓展，可以使边疆稳定和巩固，实践证明其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随意改变“守中治边”的策略，必将导致边疆的动乱，甚至是边疆的收缩，东汉时期对西北边疆的治理就是典型案例；与此同时，“守在四夷”也是王朝国家治理边疆的一项重要策略，其是“华夷一体”的具体体现，“华夷”都是多民族东汉王朝的臣民，所以边疆民族有了戍守边疆的责任。西北边疆的地缘政治虽然复杂，但是绝大多数民族与东汉王朝的关系性质是清晰的，所以王朝国家“守在四夷”的战略思想得以贯彻，也得到了边疆民族的主动配合与支持，这些都是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文化财富，值得重视与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