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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湘鄂西苏区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80和1990年代进入研究热潮期，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及开拓性成就。21世纪以来，在中共革命史和中国苏区史研究逐步转型的大背景下，湘鄂西苏区研究也逐步向微观研究趋近，但相较于“聚光灯”效应下的中央苏区研究，湘鄂西苏区研究仍面临研究资料单一、未完全摆脱传统史学研究范式、学界重视不足等挑战。文章试图厘清和省思湘鄂西苏区研究的学术史，这对摆脱传统史学研究范式，以新资料、新视野、新方法来审视和推进湘鄂西苏区历史研究，或大有裨益。 关键词：湘鄂西苏区;苏区史研究;新革命史;省思; 基金资助：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大别山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史研究”(AHSKQ2016D01)； 作者简介：陈玉玲，女，安徽大学历史系2018级硕士研究生；黄文治，男，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双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研究的起步与近况 湘鄂西苏区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始从【广义上来说，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有当时重要党政干部对湘鄂西苏区进行回忆，留下部分回忆材料，如1945年许光达的《红六军历史材料》（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70—679页。），1946年廖汉生的《红二军团历史片段》（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80—685页。）以及《湘鄂西红军游击纪略》（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86—700页。）、《红二军团发展史略》（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701—709页。）等成果，对湘鄂西时期的革命历程有重要的回顾和看法。】，至今已历经70载。这个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和1960年代，为湘鄂西苏区研究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是1980至1990年代，为湘鄂西苏区研究的热潮期。此阶段，在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下，研究取得开拓性成就；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为湘鄂西苏区研究平缓转型期。此阶段研究者试图摆脱过去的革命史观叙事模式和单纯的粗线条梳理研究模式。在学界近70年的努力下，湘鄂西苏区研究取得不少研究成果，研究内容得到不断深入，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一）资料累积 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即展开对土地革命时期有着革命贡献的烈、军、工属的调查工作，湘鄂西地区也开始着手深入基层调查访问和资料搜集工作，湘鄂西苏区研究自此展开。华中师范大学（时为华中师范学院）和中南民族大学（时为中南民族学院）是较早进行湘鄂西苏区研究的重镇。20世纪50年代，湖南、湖北两省高校在两省政府的统筹分工下，对湘鄂西苏区的革命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并开展采访口述工作，因此涌现出古堡、梁琴、戴柏汉等湘鄂西苏区研究第一代较权威的研究者。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资料搜集和调查，在十年内乱中工作中断，甚至不少资料遭到损毁。【汤红兵为其硕士毕业论文撰写搜集资料时就发现，古堡、梁琴等人1950和1960年代进行的采访调查工作的调研报告，在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资料室以及湖北档案馆等地，均只有零星几篇，这些成果在十年“文革”中几被损毁殆尽。参见汤红兵:《湘鄂西红色文化的形成及开发——以洪湖、监利红色文化资源为主体透视》，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7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党史研究机构成立，推动地方党史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地方党史的研究。1981年湖北、湖南两省相继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即促进了湘鄂西苏区研究的热潮。 自1980年代起，在中共中央号召和党史研究热潮带动下，地方党史资料搜集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再次展开对尚存世的湘鄂西革命亲历者的调查和访谈工作，从而留下不少重要的回忆成果和访谈资料。【如杨光华：《湘鄂西党的“四大”前后》（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720—728页。）、《罪恶肃反的起源和实际经过》（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729—739页。）；廖汉生：《廖汉生谈贺英》（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740—755页。）；余益庵：《关于襄枣宜苏区对敌斗争情况的回忆》（载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776—782页。）等回忆资料。除此之外，监利县委还在1988年辑出《湘鄂西风暴——监利革命历史回忆》（中共监利县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收录回忆文章和采访记录共30篇；《桑植起义》（中共桑植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也辑出回忆与桑植起义相关的文章24篇；《战斗在湘鄂西——张德同志回忆录选编》（魏胜权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张德回忆录24篇。】除此之外，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的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编逐步集结出版，1983—1985年《湖北历史革命文件汇集》（甲、乙本）陆续出版，1984年《湖南历史革命文件汇集》（甲、乙本）出版，1986年《湘鄂西历史革命文件汇集》出版。此后，不少专题资料也相继出版，如1988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资料选编（1927—1934）》由湖南省和湖北省税务局合编出版，1992年《湘鄂西湖南苏区革命文化史料选编（1927—1934）》由湘鄂西湖南苏区革命文化史料编委会编辑出版，199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共4册）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土地革命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地区、湖北地区、综合册）》历史资料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些文件汇编资料及史料选编收录了湘鄂西苏区时期重要的内部文件及资料数据，给湘鄂西苏区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支撑，开创了苏区研究的良好局面。 与此同时，各市（区）县委党史办也在进行资料搜集和革命斗争史的编纂工作。最早出版的是1979年中共荆门县委员会编的《荆门县革命斗争史》，随后《石门人民革命斗争史1925—1949》《监利人民革命史》《公安人民革命史》《沔阳人民革命史》《恩施地区革命斗争史》《长阳人民革命斗争史1919—1949》《湖南人民革命史（新民主主义时期）》等也相继出版，给湘鄂西苏区研究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 在纪念、回忆革命斗争基础上，不少历经湘鄂西苏区革命的革命亲历者的个人文集、文选资料等也陆续出版，1983年《邓中夏文集》出版，随后1989年《贺龙同志军事文选》《谢觉哉文集》，2002年《关向应纪念文集》《贺彪纪念文集》，2006年《周逸群文集》等相继汇集出版，也为湘鄂西苏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补充与支撑。 （二）专题研究 1980年代至1990年代，湘鄂西苏区研究掀起一股热潮，湖南、湖北两省的研究者围绕湘鄂西苏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较为显著的成就。自1982年起，相继出版《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本书编写组：《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本书编写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等展现湘鄂西苏区历史全貌的重要研究著作。这三部著作全面论述湘鄂西苏区的创建、发展、丧失及军事斗争情况，对于厘清湘鄂西苏区的革命历史脉络具有重要作用。但在革命史观的影响下，这些研究成果也存在过于注重“政策——效果”的分析模式和解释单一、缺乏深入性论述等缺点。 在研究热潮期，研究者还展开对湘鄂西苏区的专题性研究，诸如红军斗争史、人物传记、货币史等方面研究取得重要成就。《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对红二军团的发展、军事斗争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桑植起义》对早期革命者在桑植领导的暴动事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回忆和补充；《湘鄂西根据地史论文集》对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斗争进行了回顾与研究，并对部分当时争议性较大的问题进行考证和分析。【湘鄂西根据地史研究会编：《湘鄂西根据地史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湘鄂西丰碑——监利党史人物传略》作为一部人物传记著作，对贺龙等32位湘鄂西苏区省委以上的党政军人物的生平历史，尤其是湘鄂西的经历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和研究；《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是湘鄂西苏区经济、货币和金融问题的拓荒之作。【刘祟明、祝迪润：《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 21世纪以来，研究者在热潮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对湘鄂西苏区的革命建设、邮政、红色歌谣等专题问题进行挖掘。《湘鄂西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研究》【王跃飞：《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和《洪湖文史第十七辑——湘鄂西苏区革命和建设史专辑》【《洪湖文史》编辑部编：《洪湖文史第十七辑——湘鄂西苏区革命和建设史专辑》，洪湖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2006年版。】两部著作从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文教卫建设等方面对湘鄂西苏区进行专题分析研究。《湘鄂西苏区邮政史研究文集》对湘鄂西苏区的邮政机构与邮票发行状况，作了专题性论述。【湖北省荆州市集邮协会编：《湘鄂西苏区邮政史研究文集》，内部发行，2010年版。】《红色历程的音乐记忆——湘鄂西洪湖苏区红色歌曲歌谣与研究》【唐永荣：《红色历程的音乐记忆——湘鄂西洪湖苏区红色歌曲歌谣与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和《红色歌谣的文化与精神：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研究》【姚莉苹：《红色歌谣的文化与精神：湘鄂西苏区红色歌谣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对湘鄂西红色歌曲和歌谣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探讨了红色歌谣的生成条件、表现手法、传播方式等问题，还收录不少民间红色歌谣和歌曲。 除专著成果外，对湘鄂西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成果也不少，就笔者所见就不下百篇。这些研究成果虽受阶级视角影响，但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湘鄂西苏区的历史面貌。 （三）微观研究 西方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对革命史研究就已开始转向微观研究。湘鄂西苏区在微观领域的研究稍显滞后，但21世纪以来也向微观研究趋近。2010年以后，一批诸如对湘鄂西苏区神兵问题、水灾问题、地方精英与农民运动的关系等研究成果相继出现。 神兵问题研究。2014年李里在《教门抗争与中共早期的武装起义——以鄂西神兵为案例(1927—1929年)》一文中，对巴兴归地区的鄂西神兵进行研究，认为该地严重的兵灾匪患导致的神兵抗争高潮与中共起义“时机交汇”，产生“共振”，加之中共早期的彻底破坏的激进政策与神兵奉行的彻底宗教清洗相吻合，使中共地方党员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教门武装。但鄂西神兵参加起义后，中共面临将神兵“宗教信条向中共组织纪律转化”的困境，且由于神兵堂口互不统属，不久神兵即与中共产生分化。由此作者得出中共与教门建立合作关系受制于教门武装变动周期的结论，并认为在国共对教门武装相争环境下，中共对教门武装存在维持其原本组织结构的动力。【李里：《教门抗争与中共早期的武装起义——以鄂西神兵为案例（1927—1929年）》，《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4期，第32—38页。】2017年朱妍的《乡村秘密社会与中共领导的早期农村武装斗争——以贺龙争取和改造鄂西神兵为例》，对中共早期对乡村秘密社会态度与政策的演变进行简要分析，并以贺龙为首的湘鄂西红军对神兵的收编工作为例，对中共早期农村斗争利用秘密社会的特色进行剖析，认为贺龙对神兵的改造和收编有壮大红军、发动和组织农民、发展根据地三重作用。【朱妍：《乡村秘密社会与中共领导的早期农村武装斗争——以贺龙争取和改造鄂西神兵为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77—182页。】 1931年的水灾问题研究。2014年姜迎春、朱丽霞的《湘鄂西苏区一九三一年水灾应变措施探析》一文，对中共应对水灾的措施进行探析，认为水灾过后的修堤工作，成了国共政权展示“优越性和影响力战场”，国共政权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堤和反修堤的博弈。中共利用高度的组织体系，组织修堤，领导灾民投荒，并用反富农手段挖掘内部资源，以助内部灾民渡过难关，展现了红色政权的优势。【姜迎春、朱丽霞：《湘鄂西苏区一九三一年水灾应变措施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94—103页。】2016年蒋渊的《中共湘鄂西苏区的水灾与革命策略》一文，引入环境史的角度，对湘鄂西苏区初期将水灾作为发动革命的良好时机，到后来江堤政策的调适和妥协进行分析，认为身兼革命和建设双重使命的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在国民党政权和自然灾害面前，不得不妥协和放弃敌视国民政府，展现国共斗争的新视角。【蒋渊：《中共湘鄂西苏区的水灾与革命策略》，《史林》2016年第6期，第158—172页。】 地方精英与农民运动关系研究。台湾学者陈耀煌的《地方精英与中共农民运动关系之研究——以湘鄂西苏区早期发展为例（1925—1930）》，从湘鄂西早期的发展，探究中共利用地方精英动员农民运动的方式及其影响，由此基础上得出早期中共向乡村发展具有很大偶然性的结论，且当时到农村去执行暴动计划的党员，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放弃了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仍是利用地方精英去完成暴动任务。大多数农民被动员，并非是由于对于中共的信仰，而是由于他们对地方精英领袖的信仰。因此作者认为，中共农民运动的成功与否，大部分取决于这些地方精英党员的态度。一旦这些地方精英背叛中共，这些农民往往也因此离去。【陈耀煌：《地方精英与中共农民运动关系之研究——以湘鄂西苏区早期发展为例（1925—1930）》，《政大史粹》2000年第2期，第99—125页。】 相较于湘鄂西苏区此前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的明显特征是选题趋向微观，研究更为深入，不再概述大而化之的史实。这也是革命史研究向微观研究转向在湘鄂西苏区研究方面的呈现。当然，这些研究也还存在局限，比如数量偏少、研究领域有限等，但对于转型相对滞后的湘鄂西苏区研究来说，仍是一股不可或缺的突破和转型动力。 二、主要研究问题 依目前研究程度来看，学界对湘鄂西苏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湘鄂西苏区丧失原因的分析、肃反、“万夏之争”、湘鄂西重要人物的评价以及具体问题的考证等几个方面的争议与讨论上。 （一）湘鄂西苏区丧失原因的分析 关于湘鄂西苏区丧失的原因，研究者普遍认为，“左”倾路线的推行，是苏区丧失的主因。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中便认为第三次“左倾”路线推行持续三年，是造成“湘鄂西根据地的百分之百丧失，红军百分之九十多的损失”的原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189页。】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的是，湘鄂西苏区的丧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中认为，湘鄂西“四大”以后不到一年，根据地则丧失殆尽，是敌军的第四次“围剿”和湘鄂西苏区党内在政治和军事上贯彻王明路线的“恶果”。而洪湖苏区的丧失，有其客观原因，更多的是肃反挫伤了革命的元气与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等主观因素导致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第377—388页。】 王跃飞认为除了“左”倾路线的原因，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围剿”湘鄂西苏区，以及反“围剿”最残酷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都是造成湘鄂西根据地丧失的原因。【《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研究》，第87—88页。】 张友良对湘鄂西苏区丧失的原因进行更为全面而细致的分析，他认为湘鄂西苏区的丧失，是内外因素共同的结果。外部因素是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污蔑宣传等，内部因素是湘鄂西苏区部分领导人政治上奉行“城市中心论”路线，经济上则实行“左”倾土地政策，军事上抛弃游击战术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张友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及其原因分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57—58页。】 （二）肃反问题研究 肃反问题的研究，是苏区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持续两年多，规模和错杀人数与其它苏区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也成了学界关注湘鄂西苏区的重点之一。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肃反发生的原因、肃反扩大化的原因、因肃反导致的死亡人数等问题。 其一，关于肃反发生的原因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究竟为何发生，贺龙在1961年的回忆文章中便有深入的反省和分析，他认为，红三军关于军队是否返回洪湖地区的争论以及湘鄂西苏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是杀人的根子”，将党内的矛盾和争论与肃反的发生相联系。【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18—24页。】 贺彪认为，湘鄂西苏区所进行的肃反，实则是夏曦在肃反外衣下整肃异己的行为，是“以肃反之名”，“打击对王明路线及其执行者持反对态度的苏区党政军干部”。【《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第189页。】 张建德认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是在中共中央的“催促”，和中央苏区与鄂豫皖苏区肃反经验的“指导与帮助”下实施的。【张建德：《略述湘鄂西苏区反“改组派”的斗争》，《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25—26页。】 何立波在《夏曦与湘鄂西肃反》一文中提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和其他苏区一样，是中共党内的“肃反”斗争，受共产国际大背景深刻影响。【何立波：《夏曦与湘鄂西肃反》，《文史精华》2006年第2期，第28—29页。】 陈耀煌认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是肇因于外来干部夏曦与万涛等人间的冲突，但其整肃对象是苏区内部的反夏曦派，所以夏曦个人的因素是湘鄂西苏区肃反爆发的重要关键。除此之外，夏曦发动肃反的动机，与整肃红军内部的不稳分子，加强对党政军的控制也有关系。【陈耀煌：《中共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及其内部整肃》，《国史馆学术集刊》2018年第15期，第67—71页。】 简强在其硕士论文中，把湘鄂西苏区肃反发生的根源归结于湘鄂西苏区地方党的“严重不纯”、中央政策支持、其它苏区的肃反经验以及湘鄂西苏区领导层的党内斗争等方面。【简强：《中共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及其历史根源研究》，三峡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22页。】 其二，关于肃反扩大化的原因 湘鄂西苏区肃反为何扩大化，学界对此有颇多讨论与思考，主要的看法是外部因素、“左”倾路线的错误、党内矛盾以及夏曦个人的因素等方面的影响。 外部因素。学界认为外部因素对肃反扩大化有重要影响，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国民党的影响：张德认为国民党“险恶的反间计”“企图从内部破坏”助长了肃反的扩大化。【《战斗在湘鄂西——张德同志回忆录选编》，第119页。】刘淼生则认为敌人对根据地不断大规模“围剿”所造成的白色恐怖，是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外部原因。【刘淼生：《1932—1934年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运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8页。】一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王飞飞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反“右”倾斗争与“肃反”政策，深刻影响了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共，是肃反扩大化的外部原因。【王飞飞：《浅析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三明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91—92页。】邓怡舟、贺拥辉则结合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苏区肃反的影响，认为共产国际的影响导致中共的组织缺陷，是各个苏区肃反的共同根源。【邓怡舟、贺拥辉：《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大兴“肃反”历史根源分析——以湘鄂西苏区连续出现的四次大“肃反”为例》，《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52页。】 左倾路线错误。张德认为肃反扩大化主要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直接指导和影响下发生的，1932年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指示信，“直接导致了第二、三、四次肃反的进行”。【《战斗在湘鄂西——张德同志回忆录选编》，第117—120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中认为，中央给湘鄂西苏区关于“肃反”的指示信，正好“迎合了‘左’倾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和宗派主义分子的思想”，导致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一开始便采取“扩大化和逼供信”的做法。【《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189页。】胡怡敏也认为中央的指示信是导致湘鄂西苏区在进行第一次肃反后扩大化的重要原因，而肃反的终结也与中央的警觉有关。【《洪湖文史第十七辑——湘鄂西苏区革命和建设史专辑》，第170—179页。】张建德从肃反机关的权力角度分析，认为中央赋予肃反机关“凌驾党委之上”的权力，且不受党委和群众监督，导致肃反的错误不仅“难于制止和纠正”，而且“株连”的人数和范围不断扩大。【张建德：《略述湘鄂西苏区反“改组派”的斗争》，《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26—29页。】 夏曦的个人因素。1984年杨光华曾在回忆文章指出，当时“鬼迷心窍”的夏曦对逼打成招后编造出来的供词“信以为真”；夏曦的“主观唯心主义”达到顶点；夏曦的权力没有约束力量，都是造成肃反趋向严重后果的重要原因。【杨光华：《罪恶肃反的起源及其实际经过》（198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资料选编（二）》，第738—739页。】何立波认为，各个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着极大的关系。邓怡舟、贺拥辉则认为，肃反的扩大化看似是苏区领导人个人的品质和作风问题，实则根源在于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武断专行。【邓怡舟、贺拥辉：《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大兴“肃反”历史根源分析——以湘鄂西苏区连续出现的四次大“肃反”为例》，《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52页。】 党内矛盾。张建德在《略述湘鄂西苏区反“改组派”的斗争》一文中，根据贺龙分析肃反发生的原因在于“红三军回洪湖的一些争论是四大会上的争论”，认为湘鄂西苏区的党内争论不仅与肃“改组派”密不可分，也是肃反扩大化的根源。【张建德：《略述湘鄂西苏区反“改组派”的斗争》，《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25页。】 其它原因。王飞飞认为当时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明辨是非能力不高是主观上的原因。【王飞飞：《浅析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三明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93页。】邓怡舟、贺拥辉认为“惩办主义的无情打击”是各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共同根源。【邓怡舟、贺拥辉：《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大兴“肃反”历史根源分析——以湘鄂西苏区连续出现的四次大“肃反”为例》，《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52页。】张永从中共建立组织结构过程引发权力冲突的角度分析，认为农村革命队伍中“粗暴、任性的风气”，使得肃反的规模严重扩大化。【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第95—96页。】 总体而言，多数研究者均赞同，湘鄂西苏区肃反的严重扩大化，不是某种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三，关于肃反被错杀的人数问题 湘鄂西苏区四次肃反中究竟错杀多少人，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夏曦曾向中央报告过数次肃反被逮捕和被处决人数，并对四次肃反总结为共逮捕“3000多人”，但后来的研究者引用夏曦所报告的数据时，基本认为不是完全可信的，实际数字应远远大于此。但对被错杀人数究竟是多少，或由于资料所限，进行具体考证的研究并不多。 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中提到，夏曦仅在洪湖地区肃反时，就“杀了一万多人”，后有颇多研究者采信贺龙这一说法，认为在第一次肃反中被杀人数是一万多人。张永对湘鄂西的肃反问题进行研究时，认为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中第一次肃反杀了一万多人的说法，有可能是广义的肃反，把为巩固政权在基层组织中进行的“大规模杀戮地主、富农等敌对阶级的激烈行为也包括了”。他认为四次肃反被捕的人数应该是三千人左右，“被杀人数约为六百人”。【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第84页。】 1998年孙维彬在《夏曦在湘鄂西苏区肃反纪实》一文中认为，第一次肃反“被杀者不下2000”，四次肃反“使红三军损失了1000多名高级将领和各级指挥员”。地方区级以上、部队连级以上干部，“错杀者多达7000多人”，加上其他被错杀的，“总数在1万人以上”。【孙维彬：《夏曦在湘鄂西苏区肃反纪实》，《文史精华》1998年第1期，第28—30页。】邓怡舟和贺拥辉则在文中提到，第二次肃反“把政治机关干部几乎全部光了”，“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邓怡舟、贺拥辉：《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大兴“肃反”历史根源分析——以湘鄂西苏区连续出现的四次大“肃反”为例》，《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50页。】熊传甫在其书中提到，第一次肃反中，仅监利县被错杀的本籍领导干部和红军，“就有1177名”，第三次肃反在金果坪、江家村、坞阳关和陈家坡等地，就有“千人以上”被杀，并认为在四次肃反中，有“数以万计”的党政军干部和红军被杀。【熊传甫：《红色文化薪火相传——湘鄂西苏区监利革命史研究文章汇集》，内部发行，2016年版，第194—203页。】 此外，许多研究性著作和文献资料也对肃反被处决干部进行过粗略统计。贺彪在《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中列举第一次肃反被杀害的高级干部万涛、周小康等13人，在书中附录部分，将四次肃反中被错杀的县团级以上干部一一列出，其中党政干部17人，红军干部108人。【《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第275—282页。】《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列出第一次反“改组派”被错杀的主要党政干部13人，红军主要干部14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第376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中将第一次肃反中被杀的领导干部分为三类，主要是创建湘鄂西根据地的、苏联留学的、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或担任过国军干部的，并列出第一次肃反被处决的党政机关负责人21人，红军将领17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147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则对红二军团团级以上干部烈士进行详细总结，其中因“肃反诬害”者的有120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823—850页。】《简强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共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及其历史根源研究》中根据资料进行互证和考证，列举第一次肃反被杀的重要干部，包括万涛、周小康、尉士筠等25人。【简强：《中共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及其历史根源研究》，三峡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7页。】 （三）“万夏之争”问题 “万夏之争”是影响湘鄂西苏区的一个重大事件，深刻影响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以及后来的历史走向。因此，学界也较为关注这一事件。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最早使用“万夏之争”的是杨光华于1981年的回忆文章，用于概括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的联席会议上，万涛和夏曦的激烈争论。杨光华的回忆，较为完整、客观地展现“万夏之争”的前因后果。【杨光华：《湘鄂西党的“四大”前后》（1981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汇编（二）》，第720—728页。】 不少对湘鄂西苏区通史性研究的著作虽未直接使用“万夏之争”一词，但也对万涛和夏曦的矛盾有过简略的概述。如《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对夏曦和万涛等人在湘鄂西苏区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矛盾进行简单的叙述和勾勒。【《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第183—194页。】《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对夏曦和万涛等人关于军事路线、湘鄂西省委扩大会议和湘鄂西苏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矛盾冲突有极为详细的描述，【《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第152—175页。】《湘鄂西丰碑——监利党史人物传略》中在万涛、夏曦等人传略中均对“万夏之争”从不同的人物角度进行简单描述【《湘鄂西丰碑——监利党史人物传略》，第86—96、405—418页。】。但这些著作只是对万涛、夏曦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争论进程进行概述，且基本把“万夏之争”的性质，定性为处于正确立场的万涛等人对处于错误立场的夏曦的批判与争论活动。 张建德认为，湘鄂西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委座谈会上万涛等人对夏曦的“公开抗争”，是湘鄂西苏区干部“抵制、反对”夏曦“左”倾错误领导的“总爆发”。【张建德：《略述湘鄂西苏区反“改组派”的斗争》，《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24—25页。】任光明详细分析“万夏之争”的背景、发展过程及结果，把“万夏之争”与肃反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万夏之争”是导致夏曦决心推行肃反，以排斥万涛等反对者的重要原因。【任光明：《“万夏之争”与湘鄂西苏区肃反——湘鄂西苏区肃反80周年祭》，《红岩春秋》2011年第6期，第4—13页。】台湾学者陈耀煌则将夏曦、万涛等人的军事路线之争和省委扩大会上的冲突进行简单勾勒，并从中共的组织纪律视角下进行分析，以此探讨肃反发生的根源。【陈耀煌：《中共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及其内部整肃》，《国史馆学术集刊》2008年第15期，第61—66页。】简强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将“万夏之争”置于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矛盾冲突视角下进行简要分析，并认为其是肃反的根源之一。【简强：《中共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及其历史根源研究》，三峡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22页。】张永则把“万夏之争”置于中共的组织架构下进行分析，认为这场斗争是万涛等违背中共组织原则，试图“自下而上”推翻夏曦的活动【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第85—89页。】，对万夏之间权力斗争的冲突进行了较为客观和准确的分析。 （四）湘鄂西人物的研究与评价 湘鄂西苏区的研究，最早是从人物研究起步的，尤以对贺龙的研究为甚。从广义的研究来说，贺龙的研究早在1930年代就已开始。作为中共重要的军事将领，当时国共双方的报纸期刊不时出现关于贺龙的动态报道或文章。真正意义上关于贺龙在湘鄂西苏区的研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贺龙在“拨乱反正”工作中平反，中央和地方相继出版一批纪念、回忆、歌颂贺龙的书籍。多个版本的贺龙传记、年谱，对贺龙生平与其在湘鄂西苏区的历史进行了或详或略的叙述。【如《贺龙年谱》编写组：《贺龙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朱泽云等：《贺龙年谱》，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刘允：《贺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向同伦：《早年贺龙》，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刘秉荣:《贺龙大传》，同心出版社1999年版；高明:《贺龙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刘秉荣：《贺龙全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除此之外，革命亲历者与研究工作者对贺龙在湘鄂西地区的斗争历史，进行过不少回忆与研究。 周逸群作为湘鄂西苏区的创建人之一，虽主政湘鄂西时间不长，但关于其研究和纪念活动却不少。到目前为止，学界已经出版多本关于周逸群的传记。【如姜之铮、唐承德：《周逸群传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唐承德、姜之铮：《周逸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陈刚、唐承德：《周逸群传略》，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唐承德、姜之铮：《周逸群传（修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并多次围绕周逸群召开学术讨论和纪念会，如1991年在贵州铜仁召开周逸群牺牲60周年纪念会，2006年召开周逸群诞辰110周年纪念会议。研究者对其研究集中于周对湘鄂西苏区的贡献以及思想政策等方面。如姜之铮认为，周逸群对创建洪湖苏区、壮大红军、抵制错误路线的影响有重要作用。【姜之铮：《周逸群与湘鄂西苏区》，《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50—53页。】刘德宜认为，周逸群时期从初派到牺牲期间，经历三次“左”倾错误，并做了坚决斗争。【刘德宜：《周逸群与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斗争》，《铜仁地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第36—39页。】 邓中夏也是湘鄂西苏区研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在其主政期间对湘鄂西苏区有重大的影响。《邓中夏文集》【《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和《邓中夏年谱》【冯资荣、何培香：《邓中夏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是研究邓中夏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著作。邓在湘鄂西苏区期间，虽也有过错误，但对邓中夏的评价，相对较为中立客观。赵爱萍认为，邓中夏虽在湘鄂西苏区的工作中有失误，但主要是“执行中央指示的结果”，“本不应过分责备”。【赵爱萍：《邓中夏传略》（1988年），《湘鄂西丰碑——监利党史人物传略》，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刘宏分析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的活动，认为邓虽在军事路线上执行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但在湘鄂西苏区建设和加强红二军团团结上是有贡献的，不能因为其错误而“抹杀了他在湘鄂西工作的成绩”。【刘宏：《试述邓中夏在湘鄂西的历史活动》，《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69页。】 夏曦是极具历史争议的人物，其“两头好、中间错”的历史，使得史学界对其评价颇具趣味。在湘鄂西苏区研究初期，学者在传统史观和叙事的主导下，往往把夏曦形象妖魔化。但近年来史学界试图摒弃革命史观的研究模式，对夏曦的研究更趋客观。张相辉和周兵对夏曦的评价，便首先肯定夏曦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时，对中共党的创建、发展和壮大有过一定作用，但也不否认夏曦在领导湘鄂西苏区斗争中给中共党和军队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主张夏曦的功过是非，应“让历史评说”。【张相辉、周兵：《让历史评说——夏曦传略》（1988年），《湘鄂西丰碑——监利党史人物传略》，第405页。】张永认为，从夏曦以肃反打击反对者，但最终在“中央不满，全军愤恨中黯然离开”的角度看，夏曦也是一个“被放错了位置”、“身不由己的悲剧人物”。【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第96页。】 （五）具体问题的考证 由于历史遗留、资料缺失或不太明晰，研究者进行湘鄂西苏区研究工作时，对某些关键事件的某些部分的讨论存在争议，这其中又主要体现在关于资料、事件的时间地点的争议上，为此不少研究者针对部分争议问题进行考证。 边云对贺英遗留的历史问题和革命性质进行辨析，对“国民党左派靠不住”的言论、建议以党团为核心整顿队伍是否出自贺英之口进行分析，认为是合乎情理且有多方面根据。由此认为贺英是“工农革命军的成员”，对贺英走上革命道路的历史应当予以肯定。【边云：《关于贺英烈士若干历史问题的考证》（198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743—759页。】祁骏和宗言对边云的考证进行反驳，认为边云所使用的考证材料多是私人访谈记录和孤证，不符合科学考证的要求，认为把贺英说成“红军指挥员”和“创建根据地的英雄”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祁骏、宗言：《评〈关于贺英烈士若干历史问题的考证〉》，《江汉论坛》1982年第7期，第64—65页。】 曹开胜对桑植起义爆发日期进行考证，他认为，搜集到的史料和实地调查结果，都未提及之前4月12日说法，根据贺龙和边云相一致的回忆及调查结果，判断贺龙是“2月初九”回到洪家关，第三天进攻桑植，据此推断桑植起义爆发时间应该是4月2日。【曹开胜：《桑植起义爆发日期的考证》（1989年），《桑植起义》，第175—177页。】 湘鄂西苏区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究竟是在周老嘴还是瞿家湾召开，至今两地仍争论不休。孙正国认为依据在众多资料中，应更为注重文字记录史料和早期回忆资料，再加之常理推断，认为与青年反帝大会只相差七天的“四代会”应是在同一地点——周老嘴召开。在此基础上，也基本可肯定，湘鄂西工农兵第三次代表大会也是在周老嘴召开的。【孙正国：《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址的争议问题综述及初探——兼述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址问题》（1991年），《湘鄂西根据地史论文集》，第167—172页。】杜洁则从水灾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一致结果，认为当时瞿家湾的灾情如此严重，这两次大会不可能是在瞿家湾召开的。【杜洁：《两处革命旧址的考证》，《传承》2014年第8期，第18—21页。】 对红二军团是1930年7月7日在公安，还是1930年7月中旬在江陵普济观成立的分歧观点，张世昌认为公安会师和成立红二军团是“不可分割”的，因此“7月初在公安会师，7月中旬在普济观成立红二军团”的说法不能成立。并对论证“红二军团在普济观成立”的说法进行一一反驳。【张世昌：《关于红二军团成立的时间、地点的考证》，《湘鄂西根据地史论文集》，第173—181页。】 明建中对1928年7月至1929年3月期间鄂西特委成员进行考证，认为1982年出版的《湘鄂西历史简编》中列举的鄂西特委成员有一半以上是不正确的，并对此通过资料的搜集互证，对为何党史学界普遍流行的说法是错误的进行分析，认为根源在于对《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对鄂西特委组织的问题意见》一信的时间误判问题。作者依据史料推理，认为此信应为1929年8月21日所写而非1928年。【明建中：《1928年7月至1929年3月鄂西特委成员考》，《湘鄂西根据地史论文集》，第182—188页。】 对设在沙市的鄂西特委遭敌破坏的具体时间，孔干成认为通过多处资料互证，认为应是“五九”被破坏，即“阴历3月20日”，据此推翻了《鄂西特委（逸群）给中央的报告》中所提的阴历4月初旬，以及《湘鄂西历史简编》中“1928年5月底”的说法。【孔干成：《设在沙市的鄂西特委遭敌破坏的具体时间的考证》，《湘鄂西根据地史论文集》，第189—190页。】 张建德通过对国民党改组派解散时间分析、国民党“改组派”的组织系统与肃反逼供信下“改组派”组织口供对比，以及国民党方的档案材料进行分析考证，得出湘鄂西苏区的反“改组派”斗争是“错误的”，是“历史一大冤案”的结论。【张建德：《略述湘鄂西苏区反“改组派”的斗争》，《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29—31页。】 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通过上述学术前史的梳理可见，湘鄂西苏区的研究，经过几代研究者的努力，目前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但仔细把脉这些研究成果的学术脉络，亦存在相当不足与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资料单一：研究基本采用文献汇编和口述回忆资料 目前可见的关于湘鄂西苏区的研究成果，所利用的文字资料主要是前文所提的1980年代以来出版的《湘鄂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湖南地区、湖北地区、综合册）》等文献汇集资料。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官方整理出版的湘鄂西苏区时期重要公文和内部往来文件汇编资料，其在湘鄂西苏区研究中占有权威和核心资料的地位。研究者使用这些资料，有助于从“制度史”向“实践史”、从“总体史”向“地方史”以及从“流变”向“渊源”推进湘鄂西苏区研究。【应星：《“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搜集与利用：点滴体会》，《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第21—26页。】在可期的将来，研究者依靠内容丰富、完备的资料汇编开展研究，在湘鄂西苏区研究中仍大有可为。 除此之外，口述访谈和回忆资料也是湘鄂西苏区研究中的重要支撑资料。尤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不少湘鄂西革命亲历者尚存世，大批研究者跋山涉水活跃于基层，收集了丰富的口述访谈资料。这些被搜集到的口述、访谈和回忆资料，颇多便被直接或间接用于研究者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湘鄂西苏区研究热潮的出现。 毋庸置疑，文献汇编资料、口述访谈和回忆资料是湘鄂西苏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明晰，仅仅依靠这些汇编资料和口述、回忆资料对湘鄂西苏区进行研究，似乎太过单薄和单一。且这些资料可能还存在一定错误尤其是文献时间有不少错讹，需要研究者以更加多元的资料来对读与互证。如何发掘和利用新史料，是湘鄂西苏区研究突破与转型的关键。且可以肯定的是，学界对于各县市（区）存有的地方档案、民间资料及台湾地区国民党方面保存的资料都利用较少，湘鄂西苏区研究的资料挖掘仍具有极大的空间。 其二，任重道远：尚未完全突破传统史学研究范式 传统的史学研究过于注重对中央宏观政策和地方实施情况的评析。这种单向的“政策——效果”研究以及“过于关注党内上层的宏观动态”模式，在1990年代以来，不断遭致怀疑与批判。学界越来越意识到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无法正确揭示地域差异下中共革命史的复杂面相。 学界研究逐步尝试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后，逐步摆脱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研究不断“炒冷饭”的困境及学界冷遇状况。杨奎松、王奇生、黄道炫、何友良、陈德军、应星、饶伟新、黎志辉、张宏卿、王才友、黄文治等一批国内研究者在新资料、新视野、新方法的导引下，围绕中共革命史和江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等苏区史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相比其他苏区，湘鄂西苏区的研究进度则明显滞后，仍未完全突破传统革命史的叙事模式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前文所提的陈耀煌、张永、蒋渊等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毕竟寥寥无几。加之，他们的研究仍旧聚焦于湘鄂西苏区党的高层人物及其政策措施，仍是从党内高层的内部矛盾、党的政策等方面来开展研究。鲜见新资料、新视角、新方法在湘鄂西苏区研究方面的运用。 此外，湘鄂西苏区研究更为严重的缺陷，则是研究观点“同质化”现象严重，问题意识极不明显。研究者在传统史观的主导下，分析方式类似，研究观点大同小异。桎梏于此，研究者极少对湘鄂西苏区研究的具体层面等进行更为深层次的探析。 总体来看，湘鄂西苏区研究，“炒冷饭”现象和过于注重党内上层宏观动态的研究现象仍存，“政策——效果”研究模式以及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聚焦研究仍未完全突破。湘鄂西苏区研究的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 其三，“聚光灯”外：学界重视程度不足 相较于“聚光灯效应”下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的江西苏区，湘鄂西苏区显然是“聚光灯”外的边缘区域，学界对其关注度不高。笔者以为，即便是湘鄂西苏区研究热潮期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多的不过是湘鄂西老苏区范围内的“自我热潮”。不仅研究成果多出自湘鄂西苏区革命的亲历者、湘鄂两省的本土高校学者和两省的地方党史办及研究中心的研究者，而且研究热潮中涌现的第一代研究先驱和权威研究者，如古堡、梁琴、戴柏汉等人，也都是湘鄂两省本土研究者。此外，热潮期没有形成强大的研究群体，导致其研究后劲不足，是21世纪以来湘鄂西苏区研究零碎、转型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让人惋惜的是，湘鄂西苏区研究在热潮期过后，湘鄂两省的本地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对湘鄂西苏区的研究兴趣与热情也逐渐冷却，更遑论海内外对湘鄂西苏区研究兴趣始终不浓厚的中共革命史和苏区史研究学者。 与江西苏区的研究相较，湘鄂西苏区研究不仅因无法得到学界应有关注致使研究成果数量不多，研究进程也滞后近一个阶段。江西苏区对根据地创建、政治建设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时，湘鄂西苏区研究尚处于对史实的重复梳理阶段；江西苏区研究开始进展到反思传统革命研究范式并试图突破之时，湘鄂西苏区研究则试图对革命史具体问题攻克；湘鄂西苏区研究转入低潮之际，正是学界热火朝天突破苏区史研究中的传统革命研究范式。更值扼腕叹息的是，如今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和苏区史研究正考虑如何在新资料、新视野、新方法的主导下进一步转型之际，湘鄂西苏区研究亟待解决的，是如何进一步突破传统研究范式而获取学界进一步关注。 四、研究展望 湘鄂西苏区研究，目前存在一定的不足，但也给学界提供了进一步挖掘与深入的空间，进而推动湘鄂西苏区研究突破与转型。研究者在中共革命史和苏区史的研究经验积累上，对湘鄂西苏区研究的不足提出解决方法与转型路径。 其一，重视湘鄂西苏区研究，力求突破与转型 湘鄂西苏区研究长期以来不受关注，除与“聚光灯效应”下的江西苏区对比下的黯淡有关，或与研究者认为中共革命史中的共性有关，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江西苏区即可管窥中共革命史的全貌和中共革命获胜的法门。这两方面因素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学界对湘鄂西苏区的关注度。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同地域的革命实践由于地方环境、民族与地方精英等差异因素，均会导致颇具差异之结果，管中窥豹的方式并不能全面理解中共革命史的复杂面相。如与其它苏区相较，湘鄂西苏区少数民族原著民占有较大比例，特殊的民族与风俗习惯的主导下，湘鄂西苏区革命自有其值得深入探究的特殊性。这也是湘鄂西苏区仍具可研究性且大有可为的原因之一。 湘鄂西苏区研究，尚存在需突破传统革命研究范式和加大研究力度的空间。“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将革命史与乡村史相结合，从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进行研究，从全球史视野来考察，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的“新革命史”研究方法，或可资借鉴。【李金铮：《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第105页。】以湘鄂西苏区的军事问题研究为例，目前湘鄂西苏区军事研究成果，尚停留于简单的军事斗争之起因、过程、结果的概述阶段，颇多问题还存在极大的研究空间。开拓新的研究视点，诸如军队整编与改造、党军关系、军队组织与动员、军队成分与作风、军事武器与战斗力，伤员抚恤与人员补充等问题，对湘鄂西苏区的军事研究突破和转型颇为关键。如何在新资料、新视野、新方法的主导下突破湘鄂西苏区研究，从以往对传统的史实梳理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重复叙事，转向对革命的微观机制研究、革命的困境及其解决的探讨，对湘鄂西苏区研究的转型，尤为关键。 其二，挖掘新史料，创新研究视角和方法 中共革命史和苏区史的研究，从“我者”角度的新资料搜集难度加大，研究受到限制，早已有研究者提出要从“他者”角度，即与中共对立的政党、国统区和与中共革命有联系的国外的角度来寻觅新资料。【李金铮：《寻觅“他者”镜像下的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第12—16页。】对于苏区史研究而言，利用价值高的“他者”资料，非国统区和国民党方的资料莫属，尤其是目前存放于台湾的国民党方面保存的资料。如存放于台湾地区的关于苏区时期的档案，民国时期国民党编纂的史料和文集资料、蒋中正档案、各档案馆与党史办保存的档案资料、国民党退台后编纂的史料，均有较高利用价值。【王才友：《50年来的江西苏区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147页。】湘鄂西苏区研究要拓宽史料来源和深化研究，从“他者”视角挖掘新资料也十分关键。 除此之外，湘鄂西苏区时期的报刊资料、两省各县市的档案资料、地方县市志及文史资料、民间的谱牒资料、私人记录等应更多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目前这些资料的利用率极低，鲜见利用于湘鄂西苏区研究中。 如何创新研究视角和方法，也是中共革命史和苏区史研究面临的一重大问题。借助社会科学的视角和方法或实证方式是以往苏区研究中常采用的方法。【王才友：《50年来的江西苏区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147—148页。】这些方法一定程度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兼具人文关怀和实证品格”的“社会学想象力”，“可望给中国革命研究带来一种新的冲击力”。【应星：《略述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学海》2018年第3期，第22页。】湘鄂西研究试图创新中进步，采用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或是可资借鉴之方法。 其三，大视野下的比较研究，汇通湘鄂西苏区与其它苏区的研究 由于国际因素与地方因素影响，各苏区的革命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差异，甚至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就目前来看，学界打破苏区之间的地域界限，涉猎苏区之间比较研究学者并不多，诸多研究者仍是执着于区域内“一亩三分地”的耕耘。 湘鄂西苏区与其它苏区比较研究，有少数学者以零星的笔墨进行过。如陈耀煌曾以简短的文字，将湘鄂西苏区肃反与其它苏区进行对比，认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只是肇始于万、夏之间的矛盾，和其它苏区把地方干部作为主要整肃对象并不一致。【陈耀煌：《中共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及其内部整肃》，《国史馆学术集刊》2008年第15期，第73页。】张永把夏曦与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进行对比，认为张国焘能在肃反之后通过军事能力建立起独尊的地位，夏曦却缺乏此种领导和军事能力，最终落得“孤家寡人”的地位。【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第96页。】但对于湘鄂西苏区与各苏区其它方面的比较研究却较为鲜见。 笔者以为，江西苏区囿于资料、方法等很难取得进一步突破之际，研究者放大研究视野，转向各苏区的对比研究，打通各个苏区之间的人为和自然界限，或不失为一个好的突破点，且有助于打破学界长期以来固化形成的地方研究“碎片化”倾向的诟病。土地革命时期红军领导机构的演化和组织形态比较【应星：《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苏区研究》2016年第3期，第14—42页。】、苏区的军事化结构和运行机制比较【龙心刚：《苏区军事化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研究，都是研究者力图打破苏区界限而形成的优秀研究成果。此外，地域差异、社会环境差异造成的各苏区政策实践和效果差异，颇有研究趣味。以土地政策的实施为例，各苏区对于中央土地政策实践差异比较，中共地方党对土地政策的调适差异以及不同苏区民众对土地政策之因应，最终土地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比较，造成差异的原因剖析，都颇值得深入挖掘。 其四，纵深视角下的贯通研究，挖掘湘鄂西地区地方史脉络与结构困境 近年来“碎片化”的研究模式不断遭人诟病，随之，关于中国革命“连续性”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入。王奇生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是“连续与递进”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相互推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96—106页。】对于中国革命的研究而言，将研究置于“大语境和大背景”下观察和分析，探析“一以贯之的‘不变’”的东西，才能更加完整地解析。忽视其中的“整体性和连续性”，颇多问题便变得不可理解。【王奇生：《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中国当代史的“革命史”意义》，《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王奇生所论，乃比较宏观层面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而言，实际上对苏区史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性。 就地方革命史研究来说，亦不得忽视此方面的关照。美国学者罗威廉关于中国一个县——麻城的革命史研究，就将其置于从上至14世纪，下至中日战争时期进行长时间段历史考察，试图探究长时段视角下中国革命有何异同，并从历史中寻找革命、暴力的传统来源，强调“集体记忆、历史意识及其他日常实践”在暴力延续中发挥的作用。【［美］罗威廉著，李里峰等译：《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饶伟新则从赣南地区传统因素对中央苏区时期革命造成的影响进行过多个角度的剖析。如细剖明清时期的“寇乱”、“佃变”，以及清末民国的“械斗”传统及演变，试图以此探究土地革命时期赣南生态环境、族群关系和阶级关系等传统因素，以及对赣南土地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影响。【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如对赣南的土豪围寨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来源探析，并探究土豪围寨在中央苏区时期对中共革命的“抗拒和牵制”作用。【饶伟新：《攻坚:土豪围寨与中央苏区的拔“白点”斗争》，《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73—81页。】这些成果均为纵深挖掘地方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尝试。 地方革命史深受地方史脉络、文化因子、结构困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与行进过程，这也证明了长时段视角下地方革命史研究的必要性。且在长时段视角下，研究者对于揭示地区的“文化持续性与历史演变、身份认同、城乡关系、地方社区认同、对外部控制的抵制、霸权与受制系统、集体行为发动模式以及地方暴力文化的话语”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王笛：《寻找中国革命的历史土壤》，《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期，第91—95页。】 研究者将地方革命史研究时限拉长，对人为割裂的历史进行纵深贯通性研究，是当下中国革命史研究和苏区史研究应为之努力的重要方向，湘鄂西苏区研究亦不例外。不过，纵深贯通性研究或由于资料搜集、学者精力与政治因素等方面的限制，目前成果偏少。研究者将湘鄂西地区历史进行纵横贯通性挖掘与研究的就更少。事实上，湘鄂西地区存在特殊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及其它，必然对中共革命的源起、行进、结果及意义产生过极为重大的影响，这颇值得学界跟进思考。可以说，研究者进行湘鄂西苏区研究，扩大时间视域（包括上限与下限），从地方史脉络、文化因子、结构困境等方面去考察与挖掘，对湘鄂西苏区本身而言肯定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进而更能理解湘鄂西地区的地方史脉络及其结构困境问题。 总之，湘鄂西苏区研究，已历经70载，最近40年已经取得不少成果，这是前代学者努力下不可否认的功绩。但历经20世纪80和90年代的研究热潮之后，湘鄂西苏区研究却因传统研究模式的束缚，陷入几近停滞的困境。“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在现今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要求的审视下，先前湘鄂西苏区与其它苏区之间的比较汇通性研究及纵向贯通性研究方面，不仅存在诸多局限与不足，还亟需跳脱研究徘徊与止步的困境。展望21世纪湘鄂西苏区研究，突破与转型是重中之重，尚需海内外学者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