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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东哥特王国是蛮族国家中罗马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公元前1世纪开始的哥特人的希腊化进程为后来的罗马化奠定了基础。东哥特人的罗马化进程以王国建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其罗马化十分全面，表现在文化教育、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理念等诸多方面。东哥特王国的罗马化有其自身特点：它的罗马化进程领先于其他日耳曼族群，并且没有建立一个独立的族群国家，这期间罗马化与哥特化并存。在古代晚期的环境下，它的罗马化由东哥特统治者主导，发生于罗马帝国内外，而基督教则成为传播罗马化的载体。高度的罗马化深深影响了东哥特王国的国家建构，使其走上了与西欧其他蛮族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东哥特王国的罗马化影响了它的内部稳定和发展，也影响了意大利半岛进入中世纪的脚步，是意大利城市文化延续的重要因素。 关 键 词：东哥特王国/罗马化/狄奥多里克/古代晚期/意大利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批准文号：14ZDB061)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大项目(批准文号：19JZD043)和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文号：2016H006)资助。 作者简介：马锋，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自19世纪末以来，罗马化成为了罗马帝国与行省和蛮族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有关罗马化的概念问题受到西方学界的持续关注。①伦纳德·柯钦(Leonard A.Curchin)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给罗马化下了如此的定义：“罗马化是一种描述性而非定义性或解释性术语。它是现代学者设计的构造或者范式的一个方便名称，用于描述土著人民融入罗马帝国文化的转型过程。”②这种有关罗马化的认识是从罗马征服者的角度来看待帝国内部的文化变迁，即罗马向其他未开化民族传播罗马文明使其摆脱野蛮状态。这些经典的有关罗马化的论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过于强调罗马文明的单向辐射，即行省对罗马帝国文化的单向模仿或者复制；二是研究的视野主要放在罗马帝国早期内部行省的文化变迁，而对于帝国以外日耳曼人的罗马化关注不够，对于古代晚期③的罗马化问题涉猎更少。 居于罗马帝国边境之外的日耳曼人接受罗马化的过程与帝国内部行省的罗马化颇有差异。而古代晚期的罗马化与帝国早期的罗马化有着重大差别。此时，学者论述的罗马化的推动者罗马帝国政府已经失去了此前的意义，④基督教成为罗马化的重要载体。在日耳曼蛮族王国的罗马化问题上，东哥特王国(493-553年)的罗马化具有典型意义，它是日耳曼蛮族国家中罗马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目前国内学界尚无有关东哥特王国罗马化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国内学界对东哥特王国关注较少，仅有康凯的《罗马帝国在西部的延续：东哥特政权研究》涉及东哥特王国对罗马传统的继承问题。⑤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按照研究视域可以分为几个类型：l.东哥特王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罗马人与东哥特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对罗马传统的认识。东哥特统治者大多尊重罗马传统，但是注意保持罗马人与东哥特人的距离。⑥2.东哥特王国内部罗马贵族如何看待罗马人与东哥特统治者的关系以及这些罗马贵族的身份认同。罗马贵族整体上既愿意与东哥特统治者合作，又强调罗马人身份的精神优越性。⑦3.研究者从宏观、整体史视角探究罗马人与哥特人的彼此认识以及认知的变化。这涉及东哥特王国建立之前的罗马帝国与哥特人的关系，以及西哥特王国的罗马化。哥特人从帝国外部进入内部，进而成为统治者。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罗马人极力强调自己作为文明人的优越心理，文明人与蛮族的区别也从文化差异转变成宗教身份认同。⑧4.研究者从理论层面探讨东哥特王国政权建设中的罗马因素与东哥特因素的冲突问题。研究者认为东哥特王国的国家建构模式不同于其他蛮族国家，在国家建构中强调延续罗马传统。⑨ 这些国外成果中涉及专门研究罗马化的内容仍旧沿袭罗马文化传播论⑩的观念，强调罗马文化的单向辐射。这种路径在西方已经受到了批判。还有一些成果虽然关注东哥特人与罗马文化的关系，但是没有涉及古代晚期罗马化的核心问题。本文在梳理东哥特人罗马化历史的基础上，试图阐释东哥特王国罗马化的过程、特点及其影响，并进而揭示古代晚期罗马化的时代特征。 一、东哥特王国罗马化的过程 哥特人属于日耳曼人的东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古日耳曼语称为“斯堪德扎”，意为“海岸”)，此地有时被含糊地称为图勒(Thule)。(11)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情况很早就被希腊人和罗马人了解，在希腊人的地理学著作中已经有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记载，奥古斯都屋大维曾经出兵丹麦，塔西陀和凯撒的著作中有关于日耳曼地理和族群的详细记载，而罗马帝国的金币索里达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许多地方被发现。这些都说明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日耳曼人对于希腊—罗马文化并不陌生。 哥特人在接受罗马文化之前就已经受到了希腊文化的熏陶。公元前1世纪，希腊学者迪西纽斯(Dicineus)曾向哥特人传授哲学、物理学、天文学和神学等方面的知识。他向哥特人教授伦理学课程，使其野蛮性格得以抑制。他还教育哥特人在法律指导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这些法律以成文法形式保存下来，哥特人称之为“贝拉吉尼斯”(Belagines)。迪西纽斯通过逻辑学课程，使哥特人比其他日耳曼蛮族更擅长于运用理智。(12)因此，无论是在现实中或者是在民族的传说中，哥特人都把迪西纽斯放在重要的位置。他在哥特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既能够控制普通民众，也可以掌控酋长。他致力于贵族的教育，改变了贵族的行为习惯，使得哥特贵族的日常生活不再只是战斗，而是开始习惯于哲学思辨，探索科学知识。(13) 3世纪以后，基督教在哥特社会中的传播既延续了此前哥特人的希腊化进程，又为其向罗马化(14)转型打开了大门。在罗马皇帝伽里恩努斯(Gallienus)统治期间，哥特人劫掠了亚细亚地区，俘获了一部分基督徒，其中就有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从此开始向哥特人传播基督教福音。(15)哥特人主教塞奥菲卢斯(Theophilus)甚至出席了第一次普世基督教全会，参与尼西亚信经的讨论，并在决议上签字。阿里乌斯派传教士乌尔菲拉(Ulfila)在341年被任命为哥特主教，前往多瑙河以北的哥特人中传教，(16)并把阿里乌斯派的信仰传播到哥特人周边的其他日耳曼族群中。为了便于传教，乌尔菲拉为哥特人创造了哥特文字。这是日耳曼民族的第一种书面文字。文字的创立从深层次上推动了哥特人对希腊—罗马文化的认知。因为文字本身不仅仅是一种书写表述工具，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载体。乌尔菲拉创造的哥特文字把希腊—罗马的语境加诸于哥特人，解构了哥特人原有的精神文化。 但是，在这一阶段，哥特人对希腊—罗马文化的接受是极为有限的。一方面是接触希腊—罗马文化者，主要限于贵族上层的部分群体，统治阶层内部仍存在强大的反罗马化的力量，并且这时来到哥特人中的希腊—罗马人主要依靠与国王的关系获得政治支持，缺乏稳定的依靠力量，很容易受到政治变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哥特人所接触到的希腊—罗马文化其实极为有限，只是个别希腊—罗马文化的碎片化知识。因此，希腊—罗马文化对于哥特人而言只是一个异质的占优越地位的外族文化，与其本身的日耳曼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哥特人对希腊—罗马文化的早期认知为其后来的罗马化拉开了序幕。 这一时期哥特人的罗马化虽然体现了罗马文化传播论的某些特点，但是更主要呈现文化互动论(17)的特征。哥特统治阶层主动接受希腊—罗马文化，他们控制着罗马化进程的阀门。这与帝国境内行省的罗马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另外，希腊—罗马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应哥特人的生活环境，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乌尔菲拉为了传教创造了哥特文字。哥特文字虽然是以希腊字母为基础，但是包含了哥特文化的诸多因素。乌尔菲拉创造哥特文字便利传教的行为在当时帝国内部引发了巨大争议。这从侧面说明，乌尔菲拉所代表的帝国境外的罗马化方式与帝国境内习以为常的罗马化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当时的罗马人不仅感受到了这种差异，并且还对这种新方式有一定的抵触情绪。 在日耳曼人部族中，哥特人是较早迁入文明区域的一支。他们先占领了黑海沿岸古老的博斯普鲁斯王国(早年希腊文化传播区，罗马属国)，之后，哥特人以克里米亚为基地，不断向南扩张。其间，哥特人长期频繁与罗马人接触，更多地接受了罗马文化，加快了罗马化进程。东哥特人的罗马化过程以东哥特王国的建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东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之后到在意大利建国前。此时，东哥特人生活在希腊文化氛围浓厚的巴尔干地区，所接受的文化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混合。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后，作为帝国的同盟者，全面接触罗马社会。这一时期影响哥特人罗马化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哥特人完全生活在希腊—罗马文化的氛围内，脱离了日耳曼文化的环境。在382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与哥特人缔结了一份协定，此时的哥特人包括了特维吉人(Tervingi)和格鲁森尼人(Greutungi)的主体部分。到376年，哥特人被允许作为罗马的盟友(“同盟者”foederati)在军队中服役，定居在罗马境内。特维吉人位于色雷斯北部，而格鲁森尼人位于潘诺尼亚。从这时起，格鲁森尼人同盟者开始被称为东哥特人，特维吉人同盟者被称为Visi，或者相对应地被称为西哥特人。(18)东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内部，先是以盟友的身份为帝国服务。他们利用这种身份近距离地全面接触罗马文化。在进入罗马帝国之前，希腊—罗马文化作为外来孤立的文化要素在哥特社会中传播，与日耳曼文化交流、碰撞，以适应日耳曼文化氛围。但是此时，这两种文化的地位发生了转换。日耳曼文化开始作为孤立的文化要素在罗马社会中生存和延续，更多地在与希腊—罗马文化交流和碰撞中自我改造和调适，以适应希腊—罗马社会。 二是哥特人认识到罗马人与他们眼中的“野蛮人”的差异是文化的不同，哥特人主流群体希望获得自己所生活的罗马社会的认可，想成为罗马人能接纳的“文明人”。这是罗马化的核心概念身份认同。它是一种心理观念上的重大转变，使哥特人从罗马化的被动者转变为主动者。此后的罗马化方式主要是文化互动模式。哥特统治阶层主动调整日耳曼文化，使其与罗马文化相适应，同时也在调整和改造罗马文化。但由于这方面的相关记载较少，后人对这一时期东哥特人罗马化的表现知之甚少。吉本的著作中有对此时哥特贵族生活的相关描述。哥特贵族像罗马贵族一样喜欢乡居生活。哥特贵族早晨活跃在网球场或图书室。贵族的图书室既有男士喜爱的拉丁语写作的世俗读物，也有女性喜欢阅读的拉丁语宗教读物。午餐和晚餐的菜肴是炖煮和烧烤的肉类，再加上罗马人喜欢的葡萄酒。日间生活多是骑马出游，归家后享受热水浴。(19)网球场、图书室、炖煮肉类、葡萄酒、热水浴等这些罗马贵族的日常生活要素已经成为哥特贵族习以为常的生活必备品。 第二阶段是东哥特人在意大利建国后的统治时期。此时，作为统治者的东哥特入主动全面地推动罗马化。这一时期的罗马化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此前，东哥特人活动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这里是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地区。当东哥特人进入帝国西部后，开始面临一个有别于东部的文化区。东哥特人身处罗马文化的核心区域意大利，置身于浓厚的罗马文化氛围中，其罗马化进程大大加速。这一时期开始了全面罗马化进程。它反映在政治制度层面，更渗透到政治理念、教育认知等深层次领域。 拉文纳的东哥特王国政府与此前的西罗马帝国宫廷并无差别。在中央层面，同样设置近卫军统领、罗马市长、御前大臣和财务大臣等高级官职，以及管理国库和王室财产的财务官员。在地方层面，司法和税务机构也是按照罗马旧制存在和运行。政府的行政工作完全由意大利人担任。(20)“西部的罗马帝国崩溃了，但是政府的车轮依旧按照惯有的方式在前行。”(21)狄奥多里克选择了一批固守罗马传统的罗马贵族精英为其服务，他们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利贝里乌斯(Liberius)、卡西奥多卢斯(Cassiodorus)和波爱修斯(Boethius)等人。这些罗马贵族既以他们的学识和政治修养为狄奥多里克实现自己的施政理想提供了强有力的执行力保证，同时又缓和了罗马人与东哥特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东哥特王国政治文化的罗马化不仅表现在外在制度上，还深入政治理念中。东哥特国王的统治理念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是罗马帝国皇权理念的变形。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4世纪，以及后来的很长时间内，在地中海世界流行的政治理念认为，君主有三种作用：作为将军打好仗，作为法官主持正义，作为祭司侍奉神明。这需要君主具备三种德性：可怕、仁慈和威严。(22)在现存的文献记载中，有关东哥特国王充当祭司角色的材料较少。但是，文献反映出东哥特国王充当了将军和法官的角色。 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来自于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和卡西奥多卢斯的记载。他们记载了狄奥多里克(Theoderic，又译为狄奥德里克，或西奥多里克)(23)施政过程中坚持正义的具体案例。前者记载了狄奥多里克处理拉文纳的基督教徒侵扰犹太人的案件。意大利多地发生了基督教罗马教会强迫他人受洗的现象。拉文纳的犹太人拒绝皈依基督教，遂招致教会的报复。拉文纳主教带人闯进犹太人会堂，将其付之一炬。犹太人向狄奥多里克控告这群暴徒。“狄奥多里克认为基督徒是故意纵火的，他命令所有参与纵火的拉文纳罗马人必须拿出钱财重建被他们焚毁的犹太会堂。当传令官宣布他们的罪行时，应该在大街上对那些没有拿出修缮费用的人施以鞭刑。”(24) 卡西奥多卢斯元老记载了狄奥多里克回复热那亚犹太人修缮会堂要求的一封信。这封信作为狄奥多里克贤明、宽容的证据被后人多次提及。信中的精华部分摘录如下：“作为统治者，我按照从前的帝国法令恩准你们的请求，下令让你们修补的只是你们会堂旧的围墙范围内的屋顶。你们增加其他的装饰或者扩大建筑的规模都是违法的。你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你们不避免违法行为，你们将永远无法逃脱古老法令的惩罚。我只是在你们的事情不受三十年期限影响的情况下才允许你们修缮屋顶或者加固围墙。你们为什么希望得到你们本应该避开的东西？我确实同意了(要求的合理部分——笔者注)，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谴责犯错误的人的祈祷。我并不是谴责你们的信仰，因为没有人会被强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去信仰。”(25) 史书中既记载了这种具体的案例，更记载了众多史家对狄奥多里克贤明统治的赞誉。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谈到：“在他的法令中，他确立了正义，他被罗马人认为是他们最好的国王。他在皇帝的名义下为罗马人提供军事服务。”(26)普罗柯比(Procopius)称赞狄奥多里克依靠法律和正义来统治国家，具有一切皇帝所应有的品质。他以公平的态度对待臣民，无论是哥特人还是意大利人都非常爱戴他。(27)这种以维护正义作为职责是多数东哥特君主的统治理念。将要亡国的第七代国王托提拉(Totila)在其统治时期仍旧希望通过坚持正义来获得意大利人的好感。他要求东哥特人要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正义的标准，并且把此前东哥特人的不幸归结于无视正义，相互间不守信用，对意大利臣民无礼。(28)从狄奥多里克和托提拉的执政理念可以看出，东哥特政治家认为通过坚持正义的行为能够获得臣民的拥护，希望获得意大利民众对其统治的认可。“狄奥多里克从君士坦丁堡和罗马获得灵感，认为在意大利塑造一个民族的高贵品质需要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29) 其二是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延续罗马传统。东哥特统治者希望延续罗马的政治统治方式。狄奥多里克是以皇帝正式委任的执政官身份而名正言顺地占有意大利，并且获得了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皇帝的认可。(30)东哥特人在意大利的统治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他们此前的统治经验无法适用于意大利。东哥特统治集团必然需要新的统治方式。这是蛮族在原来罗马帝国领土建国后面临的共同问题。无论是否愿意，他们的统治方式都会受到罗马帝国旧制的影响。日耳曼人原有的统治方式和经验既不能适用于已经定居并且生活在城市中的东哥特人，更不能适用于他们的意大利臣民。因此，东哥特统治阶层只能把罗马文化因素与日耳曼文化因素相调和，创造出一种适应环境变化的二元体制。 东哥特王国罗马化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在教育领域。东哥特王国历任国王都接受了全面的罗马化教育。第一任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深受罗马化的影响。狄奥多里克8岁时作为人质被送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接受罗马式古典教育直到18岁。这种罗马化的教育经历深刻影响了狄奥多里克的施政理念。除了喜欢为阿里乌斯教派修建教堂外，狄奥多里克的作风俨然就是一个地道的罗马皇帝。与此相关的是，他在夺取意大利后，不再亲自率军作战，这表明他已不是日耳曼蛮族的王，而是“罗马人”的国王。(31)狄奥多里克教诲哥特人要爱护民众，尊重法律，了解哥特人的责任，放弃日耳曼人的格斗审判和血亲复仇的野蛮行径。(32) 狄奥多里克之后，历代国王接受的教育内容都延续了这种罗马化的倾向。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玛拉松塔(Amalasuntha)是哥特统治集团中罗马化的代表。她担任儿子阿塔拉里克(Atalaric)的监护人，管理东哥特王国。阿玛拉松塔希望儿子能够像罗马王子那样接受教育。阿玛拉松塔在致元老院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罗马式教育的推崇。“提高文学素养将会养成良好的品质。这种品质被赋予一种值得称赞的自然的光彩。贤人会认识到文学素养会使他更加智慧；武士会发现文学素养会增强他的勇气；王子知晓了它会明白如何平等地治理他的人民；每个人人生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因文学的光辉知识受益匪浅。”(33) 这种罗马化的教育方式引起部分哥特贵族的不满。(34)东哥特统治集团中传统派的激烈反对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时期罗马化教育不仅程度深，而且相当普遍。王室的罗马化不仅表现在阿塔拉里克的教育上，他的继任者亦是如此。他的继任者塞奥达图斯(Theodatus，又译为提奥达图斯)的罗马化倾向更为明显。塞奥达图斯精通拉丁文学和柏拉图哲学，没有战争经验，生活态度消极，贪图私人财富。(35)塞奥达图斯的行为与早期东哥特君主的行为背道而驰。这说明国王接受的主要教育内容已不再是作为日耳曼蛮族首领的骑射技艺，而是罗马化的君主必备的统治艺术和文学素养。 在意大利建国后，东哥特人的罗马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狄奥多里克统治时期主动而又有管控的罗马化时期。其二是阿玛拉松塔摄政时期全面快速的罗马化阶段。这一时期的罗马化过于盲目，潜在的反对力量成为后一阶段冲突的因素。后来哥特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与这一时期快速罗马化有关。其三是哥特战争时期，这是罗马化与哥特传统因素矛盾突显时期，罗马化遇到巨大阻力。虽然建国后是东哥特人罗马化的全面发展阶段，但是由于文化自身的延续性，东哥特统治集团中的传统派在罗马化进程中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东哥特统治者虽然希望把日耳曼文化与罗马文化相融合，但是两种文化在形成背景、内在机理、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随着这种融合过程的深入，内在的冲突因素必然会逐渐浮现。 第二阶段的罗马化进程出现如此反复的情况与罗马人蛮族观念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在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之前，罗马人对于蛮族哥特人的轻视感更多来自他们认为罗马文化优越于日耳曼文化，给哥特人贴上缺乏文明秩序、法律、伦理道德的标签。但是，东哥特人在意大利建国后，罗马人的蛮族观念发生了变化。虽然东哥特人已经抛弃了先前的生活方式，但罗马人仍旧不愿意承认他们是文明人，希望以信仰尼西亚信经作为判断文明人的标准，借以强调自己的文明人身份。“虽然古代的人们都在进行着宗教实践，他们却未必会将自己置于某一种特定的宗教背景之下。然而，到了古代晚期，宗教逐渐成为一个人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开始成为个人身份的标志。”(36)其实，这是罗马人我族中心观的一种外在表现。即使东哥特人皈依了罗马教派，也不可能获得罗马人的认同，他们的兄弟西哥特人的命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于东哥特人而言，他们接受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教义本身就是罗马人强加于他们的异质文化的结果，但此时却又因为接受了阿里乌斯派教义受到了罗马人的歧视。这说明在这个时期罗马人和东哥特人不可能跨越他们之间的文明与野蛮的鸿沟，东哥特人希望成为罗马人的目标很难实现。 二、东哥特王国罗马化的特点 东哥特人的罗马化具有典型意义。“东哥特王国，在一切日耳曼人所建立的王国中是罗马化最强烈的。”(37)与西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法兰克王国等其他日耳曼蛮族国家相比较，东哥特王国的罗马化突显出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东哥特人接触罗马文化较早，并长期生活在希腊—罗马文明发达的地区，导致其罗马化进程领先于其他日耳曼族群。东哥特人在建国之前已经深受罗马文化的影响。如前文所述，东哥特人在此前已经开始了罗马化进程。 在罗马化问题上，东哥特王国与西哥特王国有一定的类似，而与法兰克王国有所不同。这些区别可以从日耳曼人迁徙的过程找出原因。日耳曼人的入侵是分两个阶段连续进行的。第一次大浪潮开始于405年12月31日苏维汇人(Suevi)、汪达尔人(Vandals)和阿兰人(Alans)组成的松散联盟跨过莱茵河。到480年，蛮族国家已经在原来罗马的土地上建立起第一套粗陋的体系。勃艮第人在萨伏依，西哥特人在阿奎丹，汪达尔人在北非，东哥特人在北意大利。他们均借用了当地已存在的帝国结构。这些结构只要被认为有可能与日耳曼人的类似结构结合，就被似是而非地保存下来，形成一种系统的二重性制度。(38)这种二重性制度在日耳曼人入侵的第二次浪潮时期结束。这一时期有三个主要事件，即法兰克人征服高卢、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英格兰和伦巴德人进入意大利。(39)在这些蛮族国家统治时期，罗马法律传统逐渐衰微。伦巴德人在意大利没有延续东哥特人此前实行的二重性制度。他们废除了公民法和司法制度，以日耳曼人习惯法为基础，颁布了一部新法典，它很快就取代了罗马法。(40)从两次浪潮的特点来看，第一次浪潮中建立的日耳曼蛮族国家吸收了更多的罗马文化因素。它们使用的二重性制度实质上是日耳曼文化与罗马文化逐渐调整和适应的产物。但第二次浪潮中建立的日耳曼蛮族国家更突出日耳曼文化的因素，而罗马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式微。因此，以东哥特王国和西哥特王国为代表的早期日耳曼蛮族国家在罗马化程度上领先于以法兰克王国为代表的后期日耳曼蛮族国家。 另外，东哥特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迁徙的路途较为遥远，距离日耳曼人的本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较远。而法兰克人迁徙路程较短，距离北欧的日德兰半岛和萨克森地区较近，和自己的原初文明联系紧密。法兰克人占领的并不是罗马的核心区，而是罗马化的高卢地区，接受的是罗马化地区复制版的罗马文明。并且在第二次浪潮时期，罗马帝国已经成为过去时。在前三者中，汪达尔人的罗马化程度较低。这是因为汪达尔人的迁徙路线主要是在文明的边缘区，最后也仅抢掠了罗马，并未在文明核心区停留。而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经过的地区主要是罗马文明的核心地区。因此，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的罗马化程度既超越了第二次浪潮的法兰克人，又领先于第一次浪潮的汪达尔人。 在罗马化程度上能够与东哥特人媲美的是它的兄弟部族西哥特人，但是由于西哥特人后期长期活动在非罗马文明中心地带的高卢地区和伊比利亚半岛(罗马文明的状况要高于不列颠等边境地区)，东哥特人生活在希腊—罗马文明影响深厚的巴尔干半岛和罗马文明的核心区意大利，二者罗马化的发展状况不同。按照希腊—罗马文明发展的程度来划分，依次是巴尔干半岛、意大利、高卢地区和伊比利亚半岛。因此，生活在高卢地区和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人与生活在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的东哥特人相比较，在罗马化的进程上有一定的差距。地理环境使东哥特王国更容易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一方面，东哥特人占据了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意大利半岛，而此时意大利的罗马文化氛围非常浓厚。另一方面，东哥特王国与拜占庭帝国接壤，更易于受到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在拜占庭帝国的文明特质中，希腊—罗马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另外，拜占庭帝国统治阶层主动向外推广其文化，而东哥特王国由于与拜占庭帝国接壤，统治者主动接受罗马文化，因此成为了拜占庭文化渗透的重要地区。这也是后来拜占庭帝国衰亡时期，众多知识分子选择在意大利安身立命的原因之一。(41) 这种地理环境带给东哥特王国罗马文化财富的同时，也是沉重的历史包袱，使其无法摆脱罗马文化的浓厚氛围。汪达尔人、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占据了帝国的边远地区。他们继承的只是行省的统治机构，并且在他们的臣民中只有极少数的元老。但是东哥特王国继承的是帝国的中央政府，是罗马城和它的元老院。当其他蛮族国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建立中央政府时，狄奥多里克完全依托的是现有的帝国官制和贵族阶层。其他国王无须花费过多精力去安抚他们统治区域内的贵族家族。(42)而东哥特国王则面临着是作为罗马皇帝的臣民抑或是独立的蛮族人君主的困难抉择。 第二，东哥特王国与其他蛮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差别是，它一直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族群国家。东哥特人认同东哥特王国是拜占庭帝国的属国，仍然奉拜占庭皇帝为元首。(43)“奥多亚克、西奥多里克(即狄奥多里克的另一译名——笔者注)都认为他们自己在法律上是帝国的代理人。高卢和西班牙脱离帝国后，罗马民众渐与日耳曼驻军融合，随后出现一个新的民族(此处使用民族一词值得商榷——笔者注)，而意大利没有发生这样的事。”(44)这其实说明了东哥特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形势介于罗马—蛮族新王国和帝国直辖的各行省之间。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罗马和东哥特因素的均势，它既可以恢复到帝国行省的状态，也可以走向完全自主的罗马—东哥特人融合之上的崭新国家形态。(45) 在这种情况下，东哥特王国统治者在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中认可拜占庭帝国主义。拜占庭帝国主义可以概括为，用一种共同的宗教和法律原则把诸王国统一成“罗马共和国”，承认或者默认罗马皇帝在普世性的基督教世界中拥有特定权威，并且采用拜占庭帝国的文学、艺术和学术标准。(46)迪米特里·奥博连斯基(Dimitri Obolensky)把它称为一种帝国的大一统观念。他认为，无论是在帝国内部还是外部，基督教国家都被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在拜占庭文明的影响下，它们摆脱了野蛮落后状态。(47)这种观念在5世纪罗马—拜占庭人的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奥罗修(Paulus Orosius)坚持认为，“通过基督教宗教的媒介，所有信仰同一宗教的人被统一起来，那些蛮族人毫无冲突地臣服于罗马人”。(48)科斯马斯·因迪科普莱斯特斯(Cosmas Indicopleustes)在其著作中论述了罗马皇帝的特殊权威：“当耶稣还未降世时，罗马皇帝就从上帝那里获得了权威，它是基督在人间的代言人。从那以后，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从未间断地获得这种权威，直到世界末日。所以，就尘世间的王国而言，罗马皇帝不但分享了耶稣的威严，而且具有了凌驾于其他任何权力之上的力量。”(49)因此，尘世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与基督教诸王国的国王就构成了隶属关系。 东哥特国王认可这种皇帝—国王的隶属关系，即使在形式上也很少僭越使用最高统治权。狄奥多里克虽然认为自己因获得皇帝芝诺(Zeno)的任命成为皇帝的代理人，但是他并没有去僭越使用皇帝的装束。狄奥多里克公开承认皇帝是他的宗主，他的权力受到罗马主教和元老的限制，他未经皇帝许可不能处分他们或者查抄他们的财产，他无权任命国家高级官员，只可以向皇帝提供推荐建议。(50)多份文献都记载了东哥特王国选出的执政官需要拜占庭皇帝的批准。狄奥多里克在选择继承人上也突出这种隶属关系。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一世(Justin I)批准狄奥多里克选择欧塔里克(Eutharic)作为他的继承人，任命欧塔里克为执政官。(51) 狄奥多里克之后的东哥特统治者仍旧坚持这种臣属观念。当拜占庭将军贝利撒留(Belisarius)奉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之命占领了西西里岛的利利巴厄姆(Lilybaeum，这个城市是狄奥多里克作为妹妹的嫁妆送给汪达尔人的)时，阿玛拉松塔并没有通过外交或者军事手段迫使贝利撒留退兵。她在给对方的信中谈到，贝利撒留应该和她一起听从查士丁尼皇帝对争端的公正和合法的裁决。(52)这种态度说明，她好像与贝利撒留一样，都是皇帝的臣属。东哥特国王塞奥达图斯与拜占庭帝国签订的协议中规定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内容。东哥特民众为君主欢呼时，要先喊皇帝的名字，然后再喊东哥特国王的名字。不能单独为东哥特国王塑像，必须同时塑两个像，皇帝的塑像必须位于右侧，东哥特国王的塑像位于左侧。(53)这虽然是东哥特国王塞奥达图斯因畏战而签订的协定，但却能够反映出东哥特国王从内心中认可东罗马(拜占庭)皇帝应该在意大利行使一定的权威。 东哥特人不仅把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奉为国家元首，而且其君主在内心中认同拜占庭帝国主义，认同自己是皇帝之下的基督教国王。并且狄奥多里克希望长期维持这种与拜占庭皇帝的特殊关系，这样他既可以在蛮族世界中获得优越地位，又能够在国内获得臣民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可。狄奥多里克作为意大利境内罗马人和东哥特人共有的国王，不仅需要东哥特人认可他的统治合法性，而且需要罗马人的认可。但是，作为两个族群共有的国王就必须面对国内两种文化的差异和融合。 第三，东哥特人的罗马化与罗马人的哥特化并存，两种文化互相吸引、调适和融合。狄奥多里克观察到这一现象，“罗马穷人模仿哥特人，哥特的富人效仿罗马人”。(54)富有的哥特人的墓葬证实了后半句话，他们选用罗马陪葬品下葬，这暗示了财富与罗马化齐头并进。毫无疑问，下层罗马人更多吸纳了哥特人的风俗习惯。5世纪40年代，哥特军队充斥着大量的罗马穷人。鉴于狄奥多里克对于行政和军事的区分(罗马人掌握行政权而东哥特人控制军队)，罗马人参军不仅暗示了他们对哥特人的支持，也是其与哥特人互相认同的表现。传世的文献记载了一名罗马贵族西普里安(Cyprian)参军及其家人学习哥特语言和习俗的案例。西普里安虽然是一名罗马贵族，但是也在军队中任职。他能够流利运用希腊语、拉丁语和哥特语三种语言。他的孩子也在宫廷中学习哥特语和蛮族的军事技术。(55)西普里安并不是唯一在哥特人军队中任职的罗马贵族。(56) 蛮族与罗马人的融合是中世纪早期西欧社会的一个明显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法律方面。许多日耳曼蛮族王国用日耳曼化的罗马法即“粗俗的罗马法”(vulgar Roman law)管理罗马人。“罗马法在日耳曼王国内的保留，罗马法为日耳曼法所吸收，这一过程又同时导致罗马法本身的日耳曼化，也即粗俗化，因此从罗马法的历史看，不可否认，该时期是它的衰退期。”(57)法律上的“粗俗化”(58)反映出日耳曼文化与罗马文化的融合现象，以及罗马人与蛮族之间文化差异的隔阂逐渐淡化。日耳曼文化在调整适应罗马文化，同时罗马法律也在调整适应日耳曼人的需要。“罗马人和蛮族之间先前的敌对状态日渐减少，两者很难被精确区分，在欧洲占优势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被描绘成是两种文化的交往融合，它们之间的对立消失。”(59)最早系统阐述罗马化问题的哈佛菲尔德认为罗马化包含了两种趋势：“首先，罗马化消除了罗马和地方之间的差异，他们在语言、物质文化、政治情感和宗教上都是一样的。当这些地方的人称自己为罗马人或者我们称他们为罗马人时，这个称谓是正确的。其次，这一进程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速度进行，其效果也不同。它并非无处不在，它并没有立即摧毁了所有部落或民族的情感或时尚的痕迹。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某些地区，这些现象仍然存在，不是在积极的反对中，而是在潜在的持续中，能够在适当的条件下复活。在这种情况下，该省已属于罗马，但他们仍然可以回归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60) 应该注意的是，东哥特人选择罗马化与罗马人选择哥特化具有明显不同的出发点。东哥特人的罗马化更多地是一种主动的融入，他们想极力摆脱原有的蛮族身份，成为高贵族群的一员。而罗马人的哥特化更主要是从现实利益出发。罗马人的哥特化是罗马人蛮族化的一种表现。罗马人蛮族化在5世纪时就已是普遍现象。它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个别知识分子厌倦了罗马文明的糟粕，希望在蛮族中寻找原初的质朴生活。二是罗马人为了逃避沉重的义务，到蛮族部落中去讨生活。(61)但是，他们本质上并不像哥特人那样认同对方，内心中依旧以高傲的“文明人”姿态蔑视哥特人。罗马人承继了希腊人的蛮族观念，把所有日耳曼人和其他蛮族都视为无差别的类似于野兽的野蛮人，这种观念也成为中世纪时期人们对蛮族的流行看法。(62) 第四，罗马化进程使东哥特人的主流群体主动接受罗马化，使得东哥特人认同罗马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狄奥多里克在君士坦丁堡宫廷学习期间开始主动接受罗马文化，积极吸收罗马的因素为其所用。“他学会并了解了一个有秩序、有教养社会的好处，以及赖以维持的一些原则。”(63)狄奥多里克由于在君士坦丁堡宫廷中生活了11年，所以他懂得罗马帝国一套现成的制度对于巩固自己的统治是有用的。他规定，东哥特人适宜在军警部门工作，而司法和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则由罗马人担任为宜。(64)东哥特王国统治者过于主动接受罗马化，受到吉本的批评。吉本认为狄奧多里克完全不加改变地使用了罗马帝国创建的各种制度，甚至包括其中的各种弊端。(65)与吉本的批评态度相反，卡西奥多卢斯元老认为狄奥多里克的罗马化认识涉及文明的核心问题。“狄奥多里克规劝臣民要遵循法律去生活并且保持和平状态——这些要归结于文明化的成就，是区别于蛮族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方面。”(66)6世纪的罗马人认为作为“文明人”的核心是按照文明的法律和道德的要求生活，狄奥多里克也认识到这一点。狄奥多里克认为罗马人作为文明的族群，其文明内核包括正义、稳定、和平和普遍的繁荣，这些要素是他执政的终极目标。(67) 除了国王个体外，东哥特民众中也出现了主动罗马化的现象。一些哥特人渐渐地放弃了阿里乌斯派信条，皈依罗马“正统派”。当时人认为阿里乌斯派的信仰是“哥特人的律法”，罗马“正统派”的信条是专属于罗马人的信仰，而哥特人的皈依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族群特征。 东哥特人长期定居于意大利，生活于罗马社会大环境中，这导致哥特人族群认同出现了危机。有关阿塔拉里克教育问题的争执可以反映出王室教育的矛盾，内含有哥特人传统君主培养习惯与罗马式精英培养方式的冲突。罗马化的君主和阿玛拉松塔都对哥特人的传统并无太多的关注。最突出的一件事情是塞奥达图斯在决定是否出兵援助那不勒斯而进行的占卜活动。塞奥达图斯向一位很有声誉的希伯来预言家询问战争的结果。他对这场战争必败的预言深信不疑。(68)这可以说明哥特人受罗马化影响，价值观发生了彻底变化。这是因为，东哥特王国内部存在着希腊—罗马文化、日耳曼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东哥特国王在生死攸关问题上并没有选择日耳曼人的宗教，也没有选择他们信奉的阿里乌斯派，而是选择了希伯来预言家。 在论述东哥特王国罗马化问题上还应该注意的是，东哥特人虽然是罗马化程度最高的日耳曼族群，但他们并不是罗马人。东哥特人并没有完全接受罗马文化。另外，后人很难对东哥特人的罗马化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前文有关东哥特人的罗马化主要涉及东哥特统治阶层，因为后人所见的有关罗马化的材料主要关注东哥特王国上层，而鲜有记载下层民众的情况。再加上罗马化进程复杂，一直存在阻力，即使在东哥特王国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也仍旧存在强大的反罗马化的传统派贵族。一个重要现象是，东哥特人的主流群体自始至终都是阿里乌斯派信徒，并没有大规模皈依罗马正统教派。所以，东哥特人只是较其他日耳曼族群而言是罗马化程度最高的群体。东哥特人作为统治阶层，其罗马化是东哥特人把日耳曼文化加以调整使其与罗马文化相适应的一个过程，同时他们也把罗马文化予以适当改造。除了这些主观上的文化互动外，在古代晚期的历史条件下，日耳曼文化和罗马文化也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发展，并且加入了社会基督教化的因素，这构成了日耳曼文化与罗马文化互相适应的客观背景。 三、东哥特王国罗马化的影响 罗马化作为贯穿东哥特王国始终的立国因素，影响了东哥特王国的发展。在早期(狄奥多里克大帝统治时期)，罗马化保证了统治的稳定。在罗马化的影响下，东哥特王国的二元制国家结构推动了意大利平稳发展，减少了社会动荡。因此，狄奥多里克的统治获得了时人和后人的赞誉。古典作家在描述他的统治时充满了溢美之词。“狄奥多里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在他统治的33年里，他对所有人都充满善意。在他统治的时代，意大利幸运地获得了30年的好运，并且他的继任者也延续了这种和平状态。”(69)后代的吉本在书中也多次对狄奥多里克赞誉有加。他强调狄奥多里克获得了各个阶层的共同拥戴。“狄奥多里克的名声更值得信赖之处，是33年统治期间众所目睹的和平与繁荣，在那个时代受到异口同声的尊敬。他的智慧、勇气、公正和仁慈，铭记在哥特人和意大利人的心田。”(70) 东哥特王国的和平稳定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因为太平和富裕，人们心中产生了希望，又开始研究学问。”(71)事实上整个5世纪的意大利经历世俗文学的贫瘠时代，而东哥特时期却迎来了文化的复兴。(72)被天主教徒推崇的古代晚期的波爱修斯就生长于狄奥多里克统治时期。在西方文化中，他被描绘为那个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者，(73)他的哲学思想糅合了基督教神学、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他生活的东哥特王国首都拉文纳不仅是重要的经济中心，也是这一时期意大利的文化中心，该城的文化艺术成就反映了东哥特王国时期意大利文化的盛况。东哥特人当政期间，拉文纳所产出的文献比该城市被拜占庭帝国收复后直到6世纪末的产出还要多。(74) 但是，在和平稳定的表象下，延续罗马文明与保持哥特传统之间的潜在冲突仍旧存在。一方面是狄奥多里克虽然对罗马化的发展持积极态度，但是在生活中又刻意保持东哥特传统的因素。同为蛮族的历史学家约达尼斯(Jordanes)如此称赞他的这种选择，“他这个人天性就宁愿按照本民族的传统，靠自己的努力寻求生活”。(75)另一方面，东哥特王国统治时期意大利浓厚的罗马化社会氛围导致当地民众常常误以为自己仍旧生活在罗马帝国中。他们的观念仍旧是对帝国理念的认可。他们只是把东哥特国王看成是皇帝的代理人，是异端的“蛮族”。当500年狄奥多里克访问罗马时，元老院、教士和人民夹道欢迎，称狄奥多里克为新的图拉真(Traianus)。“这个词本身就表明罗马思想和帝国思想仍是多么强烈，这种思想也反映在狄奥多里克的某些钱币上，上面印有他戴头盔的头像并书有‘不可战胜的罗马’。”(76)但是，实际上东哥特人与当地民众之间仍旧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们并没有把罗马人与哥特人视为融合的一体。“罗马人和哥特人看待彼此的眼光中包含着轻视和尊敬的复杂感情。”(77)自认为“文明人”的罗马人在心理上蔑视东哥特统治者。“由于社会和文化的隔膜，罗马知识分子、基督教徒和异教徒同样对他们的日耳曼邻居抱有轻蔑和不信任的态度。”(78) 狄奥多里克去世之后，罗马化的弊端显露出来，这导致了哥特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玛拉松塔作为罗马化贵族的代表，她倾向罗马化的行为引发东哥特贵族集团中传统派的不满，双方剑拔弩张。这种分裂的状况延续下来。到第三任国王塞奥达图斯统治时期，他获得了传统派的支持，杀害了阿玛拉松塔及其支持者。东哥特人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很难融入罗马社会中。两种文化的张力更多显露出来。更多东哥特人对于罗马化有一种抵触情绪，“这些北方的武士深感他们的族群屈从于外族的牢笼羁绊是一种深深的耻辱”。(79) 总之，东哥特王国的罗马化影响了中世纪早期意大利历史的发展，影响了5-6世纪的国家建构。罗马化对于东哥特王国国家建构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因素。高度的罗马化使其与其他日耳曼蛮族国家的发展走向了不同的路径。这也是中世纪早期日耳曼蛮族国家建构中的一个另类。“狄奥多里克刻意注重保持罗马传统的行为导致其精力的分散，他未能够完成建立一个自主的意大利国家的历史任务。”(80)其他日耳曼蛮族国家由于罗马化程度较低，其国家建构过程中突显出日耳曼因素的主导地位。虽然蛮族在国家建构中都不可避免地把日耳曼文化与罗马文化相融合，使其互相适应，但东哥特王国更多地保存了罗马文化的因素。在东哥特王国内部，高度的罗马化使得东哥特人似乎被吸收到罗马人之中。东哥特人“也即是帝国的属民，或者正如人们还在说的，是‘共和国’的属民。帝国的理想不仅仍旧存在，而且还存在着法律概念：不仅对于罗马人，而且对于蛮族人来说，意大利仍是帝国的一部分”。(81) 实际上在日耳曼人第一次入侵浪潮中，日耳曼蛮族在国家建构过程中都面临将罗马文明(主要是政治文明)作为主导因素还是将日耳曼文明作为主导因素的选择困境。东哥特王国的政治实践是这种困境的典型代表。东哥特人虽想构建一种以日耳曼人为主的族群国家，并且与东罗马帝国保持一种特殊联系，但因为其在罗马文明的核心区而无法实现，因此一直在国家建构模式的选择上左右摇摆。东哥特人注重保留罗马文明特质的国家建构模式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在6世纪，西欧的罗马文明犹如大海中的众多孤岛，在日耳曼文化的冲击下逐渐消退了。(82)东哥特王国的国家构建并没有完全使意大利进入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进程需要经过日耳曼人入侵的第二次浪潮的再次洗礼。虽然东哥特王国注重延续罗马传统的国家建构失败了，但在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发展上仍具有探索意义。 东哥特王国的罗马化带给意大利的更深远的影响是使它延续了罗马城市文化。意大利成为中世纪保留罗马文化较为成功的地区之一。在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狂潮下，西欧城市文化在大部分地区受到摧残。但是在东哥特王国统治时期，东哥特人高度的罗马化使其继承了罗马人重视城市文化的传统。狄奥多里克在其统治时期重建了许多意大利城市。他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浴室、供水渡槽、防御工程和大剧场。(83)在艾米利亚大圣堂(Basilica Aemilia)发现了刻有狄奥多里克名字的墙砖。(84)狄奥多里克支持象征罗马帝国城市文化传统的竞技运动。在500年，当狄奥多里克访问罗马以庆祝自己登基30年时，他亲自主持了一场盛大的竞技比赛。卡西奥多卢斯元老记载了一封狄奥多里克大帝写给近卫军长官法乌斯图斯(Faustus)的信，反映出赛车竞技者的工资直接来自公共财政，并按月发放。(85)不仅狄奥多里克喜爱城市文化，而且他身后的东哥特王国统治者更是迷恋意大利的城市文化。 虽然在哥特战争后期，以及此后的意大利战乱和分裂时期，意大利的城市文化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意大利城市生活的传统仍然流传下来。一直到11世纪末，意大利的城市居民仍能够接受古典知识和法律文化的教育。这为意大利在12世纪文艺复兴和14-16世纪文艺复兴中能够成为城市文化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意大利的城市居民设想自己是罗马人的继承人，把城市的高级官吏称为“执政官”，并且维系着城市的自治权利，把它作为合法继承物。(86)而意大利长期存在的城市文化氛围是其最先出现近代社会特征的重要背景。在西欧城市文化发展的脉络中，东哥特王国统治时期是重要阶段。东哥特王国高度的罗马化使得意大利的城市文化受到的损害程度远低于西地中海其他地区。 在古代晚期，东哥特王国的罗马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首先，罗马化的环境位于帝国统治内外，不再仅限于帝国内被征服的行省。东哥特人在进入帝国之前接受了希腊—罗马文化，进入帝国后其罗马化的速度开始加快。其次，罗马化不是由罗马统治者推动，而是由东哥特统治者主导。东哥特统治者意识到罗马人与野蛮人的差异在于文化的不同，故而希望通过主动学习希腊—罗马文化，获得罗马人身份的认同。这说明东哥特人作为文化接受者，他们的主动性是东哥特王国罗马化的特点之一。东哥特王国的罗马化过程实际上是日耳曼文化对罗马文化的调适性吸收和改造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古代晚期社会的基督教化。最后一个特点是罗马化与基督教化结合，基督教成为传播罗马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基督教语境下，出现了两种新的现象。此前罗马帝国皇帝与行省的关系此时发展为一种想象的基督教帝国模式，拜占庭皇帝与基督教诸国王构成了精神上的隶属关系。另一种新现象则是罗马人与蛮族人区别标准的变化。在蛮族入侵之前，罗马人与蛮族的区别是一种文化的区别，到了日耳曼蛮族在其第二次入侵浪潮中建立的国家得到巩固后，罗马人与蛮族的主要区别点则是基督教正统派与异端和异教信仰者的界限。因此，从东哥特王国罗马化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古代晚期蛮族国家的罗马化本质上是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日耳曼文明的融合过程，这一过程塑造了中世纪西欧文明的特质。 注释： ①罗马化是一种后世学者对罗马帝国变革的解释模式，学者的解释众说纷纭。宫秀华、王佃玉的《略论高卢行省城市发展的“罗马化”特质》一文对学界有关罗马化的不同解释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参见宫秀华、王佃玉：《略论高卢行省城市发展的“罗马化”特质》，《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0期，第83页。而动态分析“罗马化”概念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学术内涵的成果，可以参见R.Hingley,"The 'Legacy' of Rome:the Rise,Decline and Fall of the Theory of Romanization",in Webster,J.and Cooper,N.,ed.,Roman Imperialism: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Leicester,1996,pp.35-48; Jane Webster,"Creolizing the Roman Provinces",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105,no.2(April 2001),pp.209-225。除此之外,有关罗马化概念演变和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还可以参见F.Haverfield,The Romanization of Roman Britian,Clarendon Press,1915,pp.19-23; Leonard A.Curchin,The Romanization of Central Spain,Routledge,2004,pp.8-12; J.Andreau,"Reflections on a One Day Conference 'Italy and the West:Comparative Issues in Romanization'",in Simon Keay and Nicola Terrenato,ed.,Italy and the West:Comparative Issues in Roman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231-233；刘津瑜：《罗马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7—193页；宋立宏：《对“罗马化”及罗马帝国文化认同的反思》，《史林》2012年第4期，第170—175页。 ②Leonard A.Curchin,The Romanization of Central Spain,p.8. ③学界有关蛮族王国的研究时间漫长，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中世纪的教会史家认为日耳曼蛮族国家的历史是一种历史的转型，这成为了中世纪史学的主要观念；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受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影响，史学界在阐述5-7世纪的历史时多采用“罗马帝国衰亡”的史学模式；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L.怀特(L.White)提出了“罗马世界转型”(认为中世纪早期是罗马世界的转型而不是灭亡)的新范式。在此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彼得·布朗(Peter Brown)提出了“古代晚期”的新范式。“古代晚期”是一个历史时期概念，前接古典文化，后接加洛林文艺复兴，狭义上指约300年至600年的地中海历史。它强调这一时期的西地中海历史是罗马文明的延续和结构性转型，是一个为现代欧洲奠基的新时代。国内学界对该词(“Late Antiquity”)的译名尚未统一，有译为“古代晚期”，也有译为“后古代”等。本文不谈论该问题，采用常见的译名“古代晚期”。 ④罗马统治者通过两个重要工具推动罗马化：军队是罗马化、文化融合以及社会提升的强大力量；推行罗马奴隶制和释放奴隶是罗马化的另一个工具。J.Andreau,"Reflections on a One Day Conference 'Italy and the West:Comparative Issues in Romanization'",p.232. ⑤康凯：《罗马帝国在西部的延续：东哥特政权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⑥Jonh Moorhead,Theodoric in Italy,Clarendon Press,1992. ⑦Patrick Amory,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489-55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John Moorhead,"The Decii under Theodoric",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33,h.1(1st Quarter,1984),pp.107-115; 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 the Romans",The Classical Journal,vol.7,no.6(March 1912),pp 252-262. ⑧Peter Heather,Goths and Romans,332-489,Clarendon Press,1991；詹姆斯·奥唐奈著，夏洞奇、康凯、宋可即译：《新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⑨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Humanities Press,1974; A.H.M.Jones,"The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of Odoacer and Theodoric",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52,parts l and 2(1962),pp.126-130；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译：《意大利简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⑩罗马文化传播论是早期研究罗马化的观念，其代表人物是哈佛菲尔德(F.Haverfield)。哈佛菲尔德认为罗马化是有方向性和进步性的，在这个过程中，罗马统治下的行省本土社会群体变得越来越“罗马化”。罗马帝国的征服和罗马化也有积极的道德内容。参见R.Hingley,"The 'Legacy' of Rome:the Rise,Decline and Fall of the Theory of Romanization",p.39。 (11)关于哥特人起源的相关问题，可参见Walter Goffart,"Jordanes's 'Getica' and the Disputed Authenticity of Gothic Origins from Scandinavia",Speculum,vol.80,no.2(April 2005),pp.379-398。 (12)约达尼斯著，罗三洋译注：《哥特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0页。 (13)约达尼斯：《哥特史》，第50—51页。 (14)宫秀华、王佃玉分析了学界有关罗马化的不同解释。“其中有几种解释比较具有代表性：一种是‘罗马文化的特质在其文化进程中的演进、传播与扩展’；另一种是‘以罗马文明为主，包罗众多区域文明特征的罗马帝国文明’；还有一种认为‘罗马化’虽然具有双重含义，包含了被征服者对征服者所产生的影响。然而，被征服者与征服者双方绝对不是罗马化进程中的‘平等搭档’。……实际上，给‘罗马化’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很困难。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关于‘罗马化’的讨论是围绕着罗马帝国所有行省所有地区的物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相关的复杂因素展开的，其中包括帝国文明与土著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或许，我们可以将罗马文化理解为‘基本上是一种城市文化’，其形式特征以罗马广场、浴池、道路、高架水道、圆形剧场等罗马式公共建筑物为标志；其文化内涵则以罗马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人文趋向、通用语言等罗马式文化为核心。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在罗马化时代，整个帝国境内创造出一种所有居民共同经历的一种城市生活和所有居民共同拥有的一种身份认证——罗马人’。”参见宫秀华、王佃玉：《略论高卢行省城市发展的“罗马化”特质》，第83页。学界研究罗马化的视域集中在罗马帝国内部的行省。这与本部分探讨的帝国外部的罗马化问题有重大的差异，所以本文在使用罗马化的概念时并不受已有概念内涵的制约。 (15)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19522 p.85. (16)Peter Heather and John Matthews,The Goths in the Fourth Century,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1,pp.125-126. (17)文化互动论是以米勒特(Millet)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对哈佛菲尔德的罗马化观念提出的挑战。他们认为，罗马化不再被视为道德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形式，而是更多反映当地社会接受“罗马”文化的发展或文化适应。参见R.Hingley,“The ‘Legacy' of Rome:the Rise,Decline and Fall of the Theory of Romanization”,p.39。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国外有关罗马化概念的认识发展问题。J.韦伯斯特(J.Webster)把“罗马化”概念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六个模式：1.哈佛菲尔德模式：把罗马化视为各行省“被赋予文明”的过程，即非罗马人被“赋予”一种新的语言、物质文化、艺术、城市生活方式和宗教。2.柯林伍德(Collingwood)的“融合”(Fusion)观点：罗马不列颠的文明既不是罗马的也不是不列颠的，而是罗马与不列颠的融合，这两种文化融合成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3.北非本土主义模式：强调了征服后时代本土文化传统的纯洁性。本土主义学者第一次提出了抵抗罗马文化的提议，完全颠覆了哈佛菲尔德的观念。帝国作为“给定”文明的概念受到相当大的怀疑。4.英国本土主义模式：认为罗马化不过是表面现象。罗马文化的使用并没有真正改变凯尔特人的社会。5.米勒特模式：罗马化是一个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过程，并且本土人口(或至少是本土精英)在塑造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罗马化的动力掌握在本土精英的手中。精英们采用罗马符号作为保持权力和地位的一种手段。6.韦伯斯特的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模式：韦伯斯特认为，需要用克里奥尔化的框架代替罗马化。克里奥尔化是一个语言术语，指两种语言合并成一种混合方言。罗马化作为一种接触和文化变迁模式其不足日益明显，这种文化模式应该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克里奥尔化的概念，这为探讨各种形式的省级物质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参见Jane Webster,“Creolizing the Roman Provinces”,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105,no.2(April 2001),pp.209-225。 (18)Warren Treadgold,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Stanfors University Press,1997,p.73. (19)爱德华·吉本著，席代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第3卷，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287页。 (20)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4卷，第15—16页。 (21)John Moorhead,"The Decii under Theodoric",p.107. (22)J.H.Burn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26. (23)狄奥多里克在英文译本中有译为Theoderic，如：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Justinian,Dover Publications.Inc.,1958；也有译为Theodoric，如：Averil Cameron,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AD 395-600,Routledge,1993。 (24)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Ⅲ,trans.John C.Rolf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9,pp.559-561. (25)Cassiodorus,Variae,trans.S.J.B.Barnish,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92,pp.34-35. (26)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Ⅲ,p.545. (27)普罗柯比著，崔艳红译：《战史》上册，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 (28)普罗柯比：《战史》下册，第423页。 (29)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 the Romans",p.254. (30)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Ⅲ,p.549. (31)Paul Fouracre,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45-146. (32)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4卷，第11页。 (33)Cassiodorus,Variae,p.131. (34)普罗柯比：《战史》上册，第239页。 (35)普罗柯比：《战史》上册，第240页。 (36)詹姆斯·奥唐奈：《新罗马帝国衰亡史》，第68页。 (37)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8页。 (38)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pp.112-113. (39)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p.120. (40)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p.124. (41)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p.713. (42)A.H.M.Jones,"The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of Odoacer and Theodoric",p.130. (43)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94页。 (44)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译：《意大利简史》，第48页。 (45)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译：《意大利简史》，第51页。 (46)J.H.Burn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p.33. (47)Dimitri Obolensky,Byzantium and the Slavs,St Vladimis's Seminary Press,1994,p.13. (48)Paulus Orosius,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tans.Roy J.Deferrai,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64,p.363. (49)Cosmas Indicopleustes,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an Egyptian Monk,tans.J.W.Mccrind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71. (50)A.H.M.Jones,"The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of Odoacer and Theodoric",p.127. (51)Cassiodorus,Variae,p.101. (52)普罗柯比：《战史》上册，第186页。 (53)普罗柯比：《战史》上册，第248页。 (54)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Ⅲ,p.547. (55)Cassiodorus,Variae,p.88. (56)Patrick Amory,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489-554,p.73. (57)李秀清：《日耳曼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87页。 (58)有关罗马法的“粗俗化”问题，可以参见Paul Vinogradoff,Roman Law in Medieval Europe,Clarendon Press,1929。 (59)W.R.Jones,"The Image of the Barbarian in Medieval Europe",p.386. (60)F.Haverfield,The Romanization of Roman Britian,p.22. (61)一位生活在阿提拉(Attila)匈人宫廷的希腊人向罗马使节普里斯库斯(Priscus)倾述了生活在蛮族人群与帝国内的不同感受。“在战争之后，斯基泰人的生活是自由的，享用着几乎全部归他们本人所有的战利品。相反，罗马人最有可能在战争中死去，因为他们的安全完全寄托给帝国的军队，暴君不允许百姓拿起武器自卫。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因他们将军的怯懦而受到伤害，他们将军的能力不足以支撑战争。但是在和平时期百姓们的生活比战时更凄惨，税吏盘剥日甚，肆无忌惮伤害人民，这是因为法律不公平地对待各个阶层。”参见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Justinian,p.283。 (62)W.R.Jones,"The Image of the Barbarian in Medieval Europe",p.377. (63)James Bryce,The Holy Roman Empire,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01,pp.27-28. (64)厉以宁：《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册，第394页。 (65)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4卷，第15页。 (66)W.R.Jones,"The Image of the Barbarian in Medieval Europe",p.385. (67)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出e Romans",p.255. (68)普罗柯比：《战史》上册，第256页。 (69)Ammianus Marcellinus,Ronan History,Ⅲ,p.545. (70)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4卷，第10页。 (71)James Bryce,The Holy Roman Empire,p.29. (72)Paul Fouracre,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p.147. (73)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 the Romans",p.256.有关波爱修斯(又译为波伊提乌)的介绍可以参见他本人的《哲学慰藉》(波爱修斯著，贺国坤译：《哲学的慰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的中文版序言。这部书的拉丁语版参见Boethius，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ed.Claudio Moreschini,K.G.Saur,2000。除了这本著作外，有关波爱修斯的另一份主要史料是Anonymus Valesianus。 (74)Paul Fouracre,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p.150. (75)约达尼斯：《哥特史》，第175页。 (76)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译：《意大利简史》，第52页。 (77)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 the Romans",p.254. (78)W.R.Jones,"The Image of the Barbarian in Medieval Europe",p.382. (79)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 the Romans",p.254. (80)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译：《意大利简史》，第54页。 (81)路易吉·萨尔瓦托雷利著，沈珩、祝本雄译：《意大利简史》，第48页。 (82)W.R.Jones,"The Image of the Barbarian in Medieval Europe",p.386. (83)Ammianus Marcellinus,Roman History,Ⅲ,pp.551,553. (84)Walter Alison Edwards,"The Last of the Romans",p.255. (85)Cassiodorus,Variae,pp.67-68. (86)H.Header and D.P.Waley,A Short History of Ita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p.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