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翼骧《秦汉史纲要》一书，于1956年3月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立即被许多高等院校广泛采用为教材，很快被抢购一空，当年就再度印刷发行，次年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在今天看来，此书薄薄，内容简略，而在当时，乃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将历史教学与研究有机结合的开拓性著述，正如30多年之后秦汉史专家林剑鸣先生评论所说：本书“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研究秦汉史而产生的第一批全面记叙秦汉史的著作……其筚路蓝缕之功，则非后来的著作可比”其成书进程有着很深的时代背景，可以作为分析新中国初期史学发展历程的标本，是研究现代史学史应当关注的问题，具有特别生动、具体的参考价值。 一、新中国初期南开大学历史学科概况 作为私立大学的南开大学于1919年建立起来，一段时期在历史学上并不出色。早期虽有蒋廷黻、刘崇鋐等相继任职，但只是个过渡，学科建设未能巩固即离去高就。真正获得较强实力的契机，应是于抗日战争时期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历史学家珠联璧合，培养的青年才俊，有的甫一毕业当即归属于南开大学名下。例如杨志玖1941年是隶属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研究生，毕业之后，随即确定为南开大学历史学教员。黎国彬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随即加入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后转入历史学科。杨志玖与黎国彬后来皆成为全国著名的历史学教授，分别在中国史和世界史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宣告结束，三校各自复原，班师返还原址，沾上与北大、清华并立组成联合大学之光，南开大学名声已非昔比，而且由原来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能够吸引更多杰出学者来任职。在美国研读历史学的杨生茂，从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随即来南开大学任教，此为1947年9月。 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学研究生的王玉哲，本为湖南大学教授，1948年因来天津照看生病的父亲，竟转入南开大学暂任副教授，不计较职称名义的降低，这一方面显示出孝敬为怀的精神境界，同时也表明南开大学已经成为学者心目中的名校。至此，南开历史学初步具有了稳定而强干的师资，而且在教学和研究中，中国史与世界史是处于平衡发展的态势。 1949年初，解放军攻占天津，不久北平也和平解放。在这新中国即将正式建立的前夕，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又引进了吴廷璆、谢国桢等史学大家，力量进一步壮大。 吴廷璆(1910—2003)早年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军，于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学习期间积极参与左派同学的爱国运动，并且直接参与接应长征红军北上活动，被反动派列入逮捕名单。在革命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资助下逃出魔掌，奔赴东瀛。1933年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1936年毕业回国，经范文澜推荐到青岛山东大学任历史学教师。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廷璆先生投笔从戎，承蒙驻南京的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将军开具介绍信，辗转行进，到朱德、任弼时、左权等首长所在的八路军总部工作，从事翻译敌军文件、审讯和教育俘虏、瓦解敌军的政治宣传等任务。后由范文澜要求和组织批准，吴先生离开八路军总部，历经波折，1942年就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至1949年10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又因范文澜的力荐，调至南开大学任历史学教授。次年即就任历史系主任，随后承担了大量工作，历任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学报》主编，校务委员会委员、校总务长，校外《历史教学》总编，河北省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天津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首任会长。曾兼任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天津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第5届全国政协委员，第6、7届全国政协常委等等。是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创始时期最重要的学术带头人，是党和政府极其信任的学科领导人。 1951年，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广西大学副教授辜燮高来南开历史系任教，又留任本系应届毕业生魏宏运为助教。至此，南开大学的历史学科已经具备很强的学术力量，展现出中国史与世界史双头并进、平衡发展的态势。1952年，在继续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同时，全国大学实行院系调整，南开历史学科可谓是乘时迈进，迎来进一步大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德高望重的郑天挺教授从北京大学奉调来南开大学，出任历史系主任，给南开史学的奋起带来跨越性的发展动力。 郑天挺(1899年—1981)字毅生，福建长乐人，生于北京。是令人景仰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后又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1924年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校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文管会接收北京大学，郑天挺除仍任原职外，更兼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校长、史学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兼中国史研究室主任，1963年8月，郑天挺兼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曾为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天津市政协副主席。1980年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主席团执行主席。郑天挺先生自奉调南开大学伊始，不仅积极地进行明清史研究及明清史资料整理，同时参与教育部文科教材编选，任教育部历史教材编写组副组长，而且全力规划着南开历史学科的教学与学术建设，将集体事业置于个人研究之上，引导南开中国史学科向学术坚实、学风明正、专业全面的目标迈进，起到了在南开历史学发展上无人比拟、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郑天挺的领导下，中国通史课程的各个时段，都安排了杰出的教师主讲，早已任职南开的王玉哲讲授先秦史(即中国上古史)，1953年调到南开大学的杨翼骧主讲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史，杨志玖主讲隋唐五代史与宋元史，明清史则为郑先生亲自主讲。 总之，1950年代的南开历史学科，因郑先生的人格魅力和组织能力，顺应形势，奋发向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和稳健的治史态度，教学与研究密切结合，形成了一个团结和谐、同心协力的治学环境。杨翼骧先生处于这样一个融洽的集体之中，心情舒畅，曾经充满了史学工作的积极性。 二、杨翼骧治史工作的初入佳境 杨翼骧(1918—2003)，字子昂，1918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一个教师世家，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次年，因回家探亲之际发生日本军阀制造“七七事变”，大举侵华，北大等高校南迁。他未及随从教师和同学一起行动，而独自一人追踪北大的迁移行迹，辗转破折，倍尝艰辛，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复学。经此一番磨难，愈加坚定了治学决心，并且在行程中阅读史学名著，树立了一生选择中国史学史研究为专业的学术目标。但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任教，首先要服从教学需要，讲述中国古代史中秦汉至南北朝的历史课程，直至1949年，方接手中国史学史课程的主讲任务。此时，北平和平解放，杨翼骧感受到中共新政权的朝气蓬勃，思想迅速而积极地发生转变，主动改进中国史学史的授课体系。他曾回忆说： 1949年1月北平解放，这年暑假后，我在北大史学系教中国史学史课。随后讲授内容有所调整和扩充，时段从上古一直到解放前，分古代和近现代两大部分。古代分八章，每章之后介绍同时期西方史学的情况，并且做出比较；近现代分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二章，前者从梁启超开始，后者从李大钊开始，都是讲到临近解放前。 由此可见，杨翼骧是十分主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并且积极将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实践，拟出了包含阶级分析观点和事物发展阶段论观念的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这在全国已经达到独创的和最先进的水平。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是纯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政治的与文化的背景。其家族多人如叔父杨汉章、堂兄杨一辰等等，都很早参加共产党的革命工作。杨一辰可以说是传奇式的英雄。杨一辰(1905—1980)，原名杨翼宸，1927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几次被敌寇逮捕，或巧妙脱身，或冒险越狱。在伪满地区做地下工作期间，被上级党组织委派负责营救偶然被捕的刘少奇，出色完成任务。1949年任新中国河南省组织部长，后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商业部部长。“文革”期间，坚决拒绝提供刘少奇被捕叛变的伪证，因而入狱多年。平反后，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病逝于领导岗位。杨翼骧先生虽未曾投身于革命运动，但自中学时期始，也阅读大量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他在新中国初期必然诚心诚意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主动积极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此乃是水到渠成之事。 1952年，中国的大学教育体系作了大刀阔斧的院系调整，大学的专业设置重新布局，人员大幅度调动和调配，郑天挺先生奉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此时，杨翼骧已经升职为副教授，但也从北京大学调整中出校，调到新组成的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工作。但这使热爱历史学专业的杨翼骧感到十分失落，遂毅然求助于已在南开大学的郑天挺师，不惜告别京城，于1953年10月底成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杨翼骧在南开大学历史系，首先担负讲授中国通史课程的秦汉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叙述史事与分析评议，都致力于符合唯物史观的思想和范式。经过学习和探索，也颇有心得，1954年就发表了《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的论文，灵活运用当时最为提倡的阶级观点，给项羽做出了正面定性分析。文章贯彻不将出身作为阶级分析主要依据的理念，认为项羽虽然出身于楚国的旧贵族，但他响应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积极进行反抗秦朝残暴统治的斗争，领导军队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在推翻秦朝、完成农民起义的历史任务中建立了重大功绩，代表了农民阶级的政治利益，应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杨先生的文章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烈讨论，并且得到学者普遍的认可。此文在唯物史观框架内评价历史人物方面，具有理路的开创性，为了证成己说，引据多条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句，体现了杨先生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运用起来相当娴熟。 1956年发表的《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一文，辨析了汉代“徒”“赘子”“赘婿”“家人”“白衣”等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指明其并非奴隶；全面论证了汉代俘虏与奴隶的关系，奴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奴隶的法律地位，奴隶的数量及其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从而指出汉代不是奴隶制社会。论据充分，说理透彻，一举而澄清了许多史学界尚多争议和模糊的问题。这篇文章显著的特点是引据大量史料，以严密的逻辑辩驳异说，得出结论，而不是引用政治领袖和“经典著作”为根据，与《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一文明显有别，这是更加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 深入的学术研究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学术精深的教师要做好教学工作，还必须下大工夫思考讲授大纲、表述方法，了解和理解听课群体的接受水平和知识需求。杨先生经过自觉的锻炼和改进，使讲述达到语言简洁、明确、生动，具有逻辑思维结合于形象思维的特点。杨先生讲课之精湛，很少有人可与伦比，自1953年起在南开大学讲解秦汉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史，1955年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凡曾经听课者无不认为宛若一种知识性加艺术性的享受，其特点是内容系统、条理明晰，资料丰富、分析精到，语言生动、语速适中，板书工整、排列有序，出口成章、重点突出。1956年出版的《秦汉史纲要》，乃授课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正是在杨翼骧先生历史教学与研究进入佳境时期的著述。 四、余论：南开历史学科早期建设的经验 为了深入理解杨翼骧《秦汉史纲要》在那一时代的史学意义，需要从中国当代史学史的视角以及更宏观的视野来考察，这就应涉及1950年代历史学之学术基础与学术建设的问题。何为历史学的学术基础?对于一个史家而言，其一是要具有历史知识的基本结构和相应史料的积累，其二是在思想方法上获得一定程度的指导方向。人们往往言其一而忘其二，则不全面。古人言：“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这里所谓“宗旨”，就是指思想方法上的一个明晰的方向。古往今来所有进行历史研究卓有成绩的学者，无论进行宏观论析还是微观探索，及时完全做具体史事的考订，也必当抱有个人的宗旨，其学术呈现出有序性的推进。倘若纯属零敲碎打，则不成气候。1950年代史学上大力推行唯物史观的理念与方法，对于许多史家实际是展示了一个思想方法的新境界，既增进学术基础，也开发出十分广阔的探讨空间。 在南开大学的历史学科中，研究中国史的郑天挺、杨志玖、王玉哲、杨翼骧，以及研究世界史的吴廷璆、杨生茂、黎国彬等，都是诚心诚意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学者，他们在治学中，将扎实的历史知识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相结合，各自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史学业绩。在当时，这几位学者都不是中国共产党员，可谓是1950年代南开历史学科的一大特点，说明了历史学界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已经成为主流地位，其中杨翼骧是积极学习与运用唯物史观的典范。如前所述：杨翼骧是以中国史学史研究为专业选择的，早在1949年就主动按照马克思主义观念拟订中国史学史教学提纲。1953年杨翼骧在郑天挺先生帮助下谋求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其中一封寄给郑天挺先生的信件说： 毅生我师： 前接手示，敬悉生事已得南开行政领导方面同意，并拟先致函政法学院，再请求高教部调派。近日向政法学院询问此事，据云尚未接到南开方面的公函，如接到时必就答复，对此事完全同意。又据钱端升院长表示，亦赞成生去南开。是则政法一方面已无问题矣。但至今未接到公函者，想系南开方面未与政法直接洽商而迳向高教部请求，不知是否如此?此乃生所得情况，谨以奉闻。生近日正在编写秦汉—南北朝讲授提纲，曾与余让之先生交换意见，并吸取他的经验，不日可以初步完成。敬请安好 生杨翼骧敬上九月七日晚 这里的重要信息是：杨翼骧在未到南开之前，即已由郑天挺先生预定主讲秦汉至南北朝历史，而且已经基本拟订好教学提纲。这份历史教学提纲，也一定会像之前拟订中国史学史教学提纲一样，是努力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针，此亦理所当然。那么，杨翼骧之加入南开历史学科，不仅预示了南开大学今后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发展潜力，而且他率先拟出的通史、断代史历史教学新设计，必然被郑天挺先生所汲取，从而在整个通史教学体系构建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根本而言，南开历史学1950年代的学科建设，是郑天挺领导下群策群力所造就，其中杨翼骧的贡献不可隐没。南开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顺从学习和贯彻唯物史观的指导，成绩显著，自1955年到1959年，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锤炼、提高，陆续出版了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实际上杨翼骧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纲》也已完稿，交与天津人民出版社准备刊行，因意外事态而不了了之，稿件沦失。所有这些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断代史著述之出版，都得自郑天挺先生的部署，而且联系出版社也是郑先生出面接洽，其推动力至为关键。因为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的初版，都是在上海新知识出版社，面世时间仅相隔3个月。1957年再版了上述二书、1959年出版了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实际是已将新知识出版社合并在内。可见这一系列的历史教科书写作、出版，乃是郑先生的统筹策划与安排。郑先生忙于提携其他教师及各种行政事务，自己的《明清史讲义》却未及修订成书，是系列教材出版的一个缺环。然而在当时，这已属于成果斐然，还没有哪一高校如此快速地取得同等全面的历史学业绩。 《秦汉史纲要》中以经济、政治、文化、农民起义、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等五大内容为轴心的创树，以及其他方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论述，上文已经揭示，此不再赘。而未能面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稿，多年以来情况不明。2018年8月，笔者从网上书店购得杨翼骧先生全套“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讲义等文献，初步研读，即可发现在运用唯物史观撰写历史上，三国两晋南北朝讲义中具有更为精到的创见，而且同样或者是进一步体现出稳健、务实的学风，不着意于大量引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而是将唯物史观融入叙述框架和史事评析之中，把“史”与“论”紧密地有机结合，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坦途。南开老一辈学者的治史实践，大多如此，这是1950年代郑天挺领导下历史学科建设的特点与优点。在深入的史学史研究中，这样成功的经验，应当得以总结和弘扬，以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三、《秦汉史纲要》的学术成就 《秦汉史纲要》(下文简称《纲要》)的写作方式，采用20世纪在中国兴起的章节体，各章各节叙述的政治性大事件，大体显示出时间先后的顺序，但更多内容是分类归纳，以求首尾完具，线索清晰。这种体裁实际具有机动灵活的特征，便于作者匠心独运，写法创新。《纲要》全书仅仅15万多字，但是内容却极为全面，各个章节的布局也十分得体。其撰著宗旨是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不同于古代史书也不同于近代(1949年之前)历史教科书的新型教材兼史著。 本书总共七章的篇幅，秦朝历史置于第一章，其中包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内容。第二、第三章为西汉历史，前一章论述西汉的经济与政治建树，后一章论述西汉加强中央集权与对外的扩张，这可以说是抓住了西汉历史两项最重要的内容。第四章题为“王莽的改制，赤眉绿林大起义”，将王莽的作为置于显著的地位，但论述行文则是予以贬斥，紧衔接的是农民大起义，自然显示出王莽的施政方式是导致动乱的重要原因。许多后来的历史教科书弱化了王莽改制的历史记述，这与本书相比，颇为逊色。第五、第六章论述东汉历史，前为“东汉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包括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问题，后章讲东汉社会矛盾及黄巾大起义，这其中也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主要是宦官集团与外戚力量的恶斗及其轮番掌政，败坏了东汉的统治根基。最后第七章，集中讲述秦汉时代的文化。全书结构严整有序，轻重合宜，对于一段时期的文化事业采取集中论述的方法，也被后来大多数的历史撰述所效仿，这种安排是妥当的，既不干扰经济发展、政治变动论述的连贯性，又可以展示一时期文化事业的全貌。 与篇章结构密切相关的是内容结构，《纲要》在这一点也具有创新和开拓之功。阅读全书，可以看出杨先生对于秦汉历史的论述，是抓住五大主要内容，即经济、政治、文化、农民起义、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前三项为史学界撰述通史、断代史所公认的重点内容，农民起义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所格外注重的内容。杨先生顺应时势的做法有着时代的合理性，同时也具备学术的合理性，因为西汉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大汉的黄巾起义，确为撼动全国、导致社会大变动的事件，不容忽视。将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纳入重点内容，则是杨先生基于对中国古代史整体把握而得出的创树。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自古以来族属繁多，经过几千年的民族融合，至今仍然是包含着五十多个民族的统一国家，民族关系实际牵动各个朝代的国家要务。同时周边的国家政权与中原皇朝或和平交往，或朝贡称藩，或相互争战，加之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交织一起，成为古代中国历朝兴衰的重要导因。《纲要》从结构与篇幅上显现出对这一内容的重视，实为卓识。但遗憾的是后来历史撰述，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往往置于附带一提的地位。因此，阅读杨先生的这部《纲要》，要领略内中的学术义蕴。 除了篇章结构和内容结构的高超之处，细读《纲要》，还可以体验出以下的优点和特点： 第一，引据史料极其丰富，显示了言必有据、求真务实的治史态度，以实际的教学和撰著抵制了当时日益增强的“以论代史”的偏颇流风。《纲要》初版为32开本，每页满打满算最多可容900字，但80%的篇页都有著名引文出处的页下注，而没有页下注的30余页，多半具有随文讲明出处的引文，所以偶尔没有标明引文者仅仅十余页而已，不足篇页书面的10%。引文的密度则很大，一页页下注达到5条、6条这十分普遍，最多则可达到10条。在撰写丰富的引据之中，属于理论性论述的仅仅5条，即引自苏联《真理报》文章1条，引自《学习》杂志文章1条，引毛主席语句3条。其余除作者几处根据估计史料对史事或典故予以解说之外，基本为引证《史记》《汉书》《后汉书》《春秋繁露》、论衡》《史通》等古籍的资料。大多引文简明扼要，但有时也不惜篇幅，如本书第148页为了讲述“经今古文学派之争”，引述西汉季年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大段文字。许多引文恰到好处、证力千钧，如第126页引宦官吕强在黄巾起义背景下，进言汉灵帝说：“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于是朝廷大赦，解除禁锢。这说明统治阶级内部虽矛盾尖锐，但仍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共同利益。没有很深的史料功底，就不能以此来论证古代的阶级分析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历史著述越来越时兴大量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句，有主张“以论带史”的理念行世。本来杨翼骧先生1954年发表《为甚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一文，也是密集引证经典论述的，但随着学界轻史料之风的蔓延，杨先生于1956年就改以密集引用史料的撰著风格，此年发表《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一文即有极其明显的转变，这与《纲要》一书略同，都是着意以自己的史著抵制“以论带史”而渐趋空疏的学风，这种在唯物史观框架下重于史料的理念，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在求真务实基础上形成鲜明的卓识特见与精湛的史事记述，是本书的又一亮点。杨先生重视历史资料，又具有谙练辩证分析方法，故能得出不少特殊的见解。例如第二章分析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首先指出刘邦获得的关中地区，是当时最富庶之地，此处作为根据地，经济力量有所保障。《纲要》征引了可靠史料，有符合历史唯物论重视经济基础的观念，这个见解明显优胜于许多学者的论述。在论述西汉衰亡问题时，用很多文字叙述“五德终始论”“三统说”以及天人感应观念在西汉后期的不良影响，其中蕴含了深刻的学术启迪。由于全面把握史料，加之文笔流畅，在叙述复杂史事上也能够举重若轻，例如关于“经今古文学派之争”，情况十分纷乱，而本书则叙述得有条不紊，刘向、刘歆整理图书工作、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来龙去脉、相互斗争以及趋于合流等，都讲解的相当清晰。 第三，《纲要》一书在历史观念上，首先表现为反对统治者的暴政，其次是重视探讨历史事件的长远意义，其三是肯定统治阶级也会对历史发展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如实看待客观史实的体现。第一章第三节专设标题批判秦始皇与秦二世的暴政，于此对比，赞扬了西汉初期六十年间的“无为”政策。对于王莽称帝后的暴政，对于东汉镇压黄巾起义军时的残酷屠杀，本书都予以批判和谴责，体现了历史著述中的人民立场。 在历史评价中，对秦始皇的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对汉武帝的军事扩张行为，则从历史发展长远意义上给以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秦始皇的举措“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汉武帝的功业扩大了中国疆域，开展了国内外的交通，有利于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因而更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这与他们造成的当时和短期内的消极后果，各自别论，是以辩证法从不同角度的评价。特别应当强调：从长远影响剖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念。 古代的统治阶级是否能够主动地对经济发展、历史前进起到积极作用?这曾经是历史理论上颇难掌握分寸的问题。杨先生没有发表理论性的见解，而在本书及其他著述中，融入自己的观念，即肯定了统治者能够主动振兴经济、改善民生和促进历史发展。如果说西汉初期的“无为”之治和开发经济，可以从统治者慑于农民起义力量的“让步”解说，那么西汉中期汉昭帝、汉宣帝时期采取轻徭减赋、赈灾济贫举措，并无农民起义的背景，乃是朝廷主动挽救汉武帝竭力用兵造成的危机，致使“汉帝国的国力又强盛了”。这是典型的历史史实，但许多大大小小篇幅的史书，对此事没有记述，可见杨先生在薄薄的《纲要》中，用约两千字篇幅专作论述，绝非偶然，是实事求是治史、肯定统治阶级历史作用的体现。 至于《纲目》一书出版于60多年之前，又十分简略，思想上有时代的局限，史事叙述上不能不择要删繁，相信读者自然有所感受，也会取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要之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以加深历史学的探讨，促进历史学的健康发展。 原载《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