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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生：试论清华简《系年》的“周亡”及相关问题 来源:《古代文明》2017年第2期 清华简《系年》存在着“周乃亡”与“周室既卑”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周亡”指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的灭亡，“周室既卑”指作为诸邦之一的周邦衰落。“周亡”来源于西周晚期士大夫针对时局做出的政治预测，又经春秋时历史反思而进一步完善。“周亡”与“周室既卑”两词并存，根源于上古多邦并存的国家结构。由“周乃亡”所指推测，“周亡王九年”指的是周幽王九年。 关键字：周乃亡；周室既卑；多邦并存；周亡王九年 清华简《系年》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较早的述史作品之一，其对两周之际的记载与传世文献多有不同，为学者所瞩目。但研究者在考察《系年》相关史实时，却较少关注其中的“周乃亡”与“周室既卑”两种含义不同之叙事。[1]本文拟从《系年》“周乃亡”入手，分析其产生原因，并对“周亡王九年”提出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对两周之际的记载，《系年》与传世文献多有不同，为方便比较，兹列之于下： 《系年》第2章：“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又娶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政东方之诸侯……楚文王以启于汉阳。”[2] 《系年》第3章：“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3] 古本《竹书纪年》：“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4] 古本《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5]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6] 三者相较，“周亡”的说法值得注意。《系年》认为幽王身死后“周亡”，同时又说“周室既卑”。而《左传》和古本《竹书纪年》虽不如《系年》所言明确，但均未直接提及幽王亡周，尤其是《左传》中的王子朝诰书直接以平王东迁接续周室王统，显然并不认为至幽王死而周亡。其言“王嗣”、“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都是说春秋周室依然是天下的共主。而古本《竹书纪年》虽未言及相关问题，但它计算西周历年，其文辞类于夏、商之亡，如“（夏）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7]“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8]因此，古本《竹书纪年》将武王至幽王视为一个独立历史时代，究其实质也是在说“周亡”。 那么，“周亡”是不是指西周之亡呢？春秋战国时是否分周为西周与东周呢？“周”字较早出现在殷墟卜辞中，其时代范围主要在武丁、祖庚、祖甲3个王世，主要用作国族之名。[9]周原甲骨中所见之“周”，一为国名，如“周方伯”，二是地名。西周文献与金文中的“周”，一为国名，二为地名。[10]作地名用法时，“周”为通名，可指宗周、成周、岐周等地。[11]“西周”一词最早出现在《国语·周语上》，“西周三川皆震”，[12]强调“西周”是为了与成周洛邑区分，突出其地理位置。孔子大概是最早使用“东周”一词者，《论语·阳货》记其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3]此句的解释主要有4种。第一，兴周道于东方。第二，依据《公羊传·昭公二十六年》：“成周者何？东周也”，结合王子朝之乱，解“为”作“助”，指孔子将助周室。第三，同第二种说法依据相同，不过解“为”作“不为”，指若用孔子，当不会有类似王子朝之乱的危机发生。第四，解东周为衰周，指若用孔子，则不为衰周。[14]此4种说法，后3种含义有相通之处，第二、三种皆有《公羊传》为据并结合当时政局，更有说服力。《论语》中还有“三代”的说法，“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15]春秋人所说的“三代”自然不会把自己包括进去，“三代”指夏、商、西周。“周”亦常与夏、殷并言，如“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16]“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17]是“三代”的另一种表述。既然以“周”来指代“西周”，正说明这时还没有出现用作历史阶段的“西周”。《公羊传》中出现“东周”与“西周”，皆指地名。《公羊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城者何？西周也。”[18]《昭公二十六年》：“成周者何？东周也。”[19]东、西皆指方位。《战国策》有《东周策》与《西周策》，东周、西周指周显王时周分裂的两个小国，东、西仍是作地理方位言。直到汉初，“西周”与“东周”所指仍非历史阶段。《史记·周本纪》只说平王东迁，并未说两周分期；西周与东周仍是指战国时周分裂的两个小国。因此，春秋战国人并没有西周、东周的分期概念，东、西周多从地理方位言。作为时代而言，“周”指周武王建立的周王朝，“周亡”指周王朝之亡。 既然如此，《系年》为何认为周王朝结束在幽王时，而非秦灭周呢？古本《竹书纪年》为何将周武王至周幽王单独纪年呢？“周亡”的说法有何根据呢？王子朝又是从何种角度去阐述的呢？《系年》又提到“周室既卑”，“周室”与“周”又有何联系与区别呢？《系年》提到“周亡王九年”，这与“周乃亡”有何联系呢？ 二 “周亡”最早出现在西周末期，是当时知识分子结合历史经验，对时局做出的政治预测。例如： 《国语·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20] 《国语·郑语》：“ ……史伯对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凡周存亡，不三稔矣！……’”[21] 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通过对夏商二代进行对比，大胆预测了周亡。稍后几年，史伯亦推测“凡周存亡，不三稔矣”。 伯阳父与史伯的预测得到了证实。幽王身死国灭，两周诗作中亦有相关记载。《诗·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22]对春秋士大夫来说，周末一系列亡国征兆，成为资鉴的宝贵历史经验。 《国语·周语上》：“（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内史过）对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鄗。’”[23] 《国语·晋语一》：“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24]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宫极震。苌弘谓刘文公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25] 从时间上看，“周亡”之说多出现在春秋初年，春秋晚期只有一例。从内容上看，可能有一定的传承。史苏论及褒姒亡周，同西周末史伯所论相类；苌弘所论周亡三川皆震，应是承伯阳父所论而来。可见，“周亡”观念直接继承自西周末期的政治预测，并经两周之际的变乱而进一步强化。此论到了春秋晚期依然存在。 与“周亡”相关，则有“三代”观念的出现。周初总结夏、殷二代经验，已将其并列而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26]但《尚书》《诗经》中并没有“三代”的概念，在周未终结之前，“三代”并不能作为历史反思的对象出现。[27]到了西周末期，知识分子开始将周末状况与夏、商二代对比，分析亡国之征。周幽王时伯阳父将周与夏、商对比，已有“三代”观念的雏形在内。周亡后，在对亡国教训的总结中，“三代”观念逐步成型，上引内史过和史苏的论述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三代”一词在史苏的论述中出现，“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28]说明这一观念已经成熟。鲁成公八年，晋韩厥提到“三代之令王”；[29]鲁昭公七年，郑子产提到鲧为三代所祀；[30]鲁昭公二十八年，晋叔向说到“三代之亡”；[31]鲁定公元年，宋仲几说“三代各异物”；[32]鲁哀公六年，记楚昭王之言：“三代命祀，祭不过望”。[33]新见清华简《子产》中有“三邦之命”，“三邦”即夏、商、周，[34]是“三代”的另一种说法。“三代”概念的普及，说明这一模式已经深入人心。战国时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的历史阶段划分，[35]同“三代”概念有密切关联。“五霸”具体所指，说法不一，但作为历史阶段，代指春秋当无异议，那么“三代”所指必为夏、商、西周。“三代”观念的普及，正说明“周亡”被广泛接受。 是时，亦有认为周王朝衰而不亡，依旧为天下共主的观念存在，可简称其为“周衰”。 《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闻也。’”[36] 《国语·周语下》：“卫彪傒适周，闻之，见单穆公曰：‘……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幽王乱之，十有四世矣。’”[37]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38] 王孙满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认为周虽衰而不亡，仍为天下共主。彪僖认为孔甲乱夏，夏四世而亡；帝甲乱商，商七世而陨。按照这种逻辑，幽王乱周，周应该在若干世后而亡。但彪僖将春秋视为周的乱世，说明他也认为周衰而不亡。王子朝之言也是从周为共主角度出发。 “周衰”承继自平王以来王室构建的正统性。平王自称“天王”，[39]“天王”一词又见于《胡钟》：“我隹司配皇天王，对作宗周宝钟。”[40]厉王称夷王为天王，强调周王权力来自天，平王自称天王也是此意。[41]东迁后，平王言“文、武受命”，效法文武，[42]宣称自己为继体之君。先王是沟通时王与天的重要依据，是周人获得统治天下合法性的代表，[43]平王自称继承了天命，构建起春秋王室的正统性，同时也维持了周王室名义上天下共主的地位。这种正统观念，经霸主的“尊王”运动而进一步强化。霸主在形式上需要得到王室的认可，发号施令亦须借助王命，同时有拱卫王室的义务。[44]即使被视为蛮夷的吴越，其争霸也须做出相应姿态。黄池之会上，吴为获得主盟权，去王号而称“吴伯”，盟会后又向王室“告劳”。[45]上博简《吴命》亦为吴使臣向周天子“告劳”之辞。[46]越王勾践主持“徐州之会”，“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47]由此，王室名义上的共主地位被进一步强化。春秋晚期，吴季札评《王风》说：“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48]“周衰”观念可以说是这种精神面貌的反映。这也影响到后世儒者。孔子对《雨无正》、《节南山》的评价为“上之衰”。[49]《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50]皆强调自文王以来周之王统未绝。 综上所论，“周亡”与“周衰”观念皆渊源有自，“周亡”脱胎于西周晚期士大夫的政治预测，并经由春秋初年的历史记忆强化。“周衰”则继承自平王以来知识分子对周王室正统观念的构建，并经由霸主“尊王”运动而强化。春秋战国时，出现了“周亡”“周衰”两种观念的对垒，“周亡”多出现在春秋初年，到春秋晚期依然存在。《系年》采用“周亡”叙事，正是受此观念的影响。 三 《系年》言“周乃亡”，又说“周室即卑”，两词并存。类似用法见于《国语·郑语》史伯之言。 《国语·郑语》：“ ……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 ’……对曰：‘……闽羋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羋，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其后皆不失祀而未有兴者，周衰其将至矣。’公（郑桓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公曰：‘若周衰，诸姬其孰兴？’……”[51] 通过分析郑桓公与史伯的问答可以发现，周不仅与异姓对言，更与诸姬封国对言，所指为周邦。兴与衰对言，其含义相反。兴，指为侯伯，[52]是诸侯之长，[53]故衰指失去对诸侯的实际控制力。准此，“周室既卑”指周邦衰落，不复为天下共主，其实等同于周王朝之亡，是同一内涵的不同表述。 “周”与“周室”的不同描述，根源于上古多邦并存的国家结构。 上古之时，多邦林立。依文献所记，禹涂山之会有“万国”之多。[54]在周人记忆中，夏也存在“万邦”，“古天降下民，设万邦”。[55]商时天下国族仍众。《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56]《史记·周本纪》说武王伐纣，“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57]以卜辞所见，称“方”之国族，陈梦家认为有45个，岛邦男计为65个，钟柏生统计为85个；而分封的诸侯，董作宾认为有59个，胡厚宣则计101个，陈梦家考证为59个，岛邦男则达285个。[58]而商处在中央。黄组卜辞中有： 已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 此辞中同时卜问“商”及四土是否受年，说明在商人的空间观念中“商”是处在中央。卜辞中多见王“入于商”、“入商”，这个“商”就是周人所说的“大邑商”。商人关心四土的状况，说明其自认为是四土的统治者。卜辞中还见单独卜问“商受年”的例子。宾组卜辞中有： 癸卯卜，争贞，今岁商受年。（《合集》9661） 辛丑卜，古贞。商受年，十月。（《合集》9663） 甲辰卜，商受年。（《合集》9664） 贞商其受年，三月。（《合集》9666） 对照上引黄组卜辞，这里的“商”，指包括四土在内的商王朝。在商人认识里，“商”不仅可以指处于中央的邦国，还可以指商王朝。“大邑商”正是四方的统治者。 武王克商，“小邦周”成为天下共主。《大盂鼎》（《集成》2833）：“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慝，匐有四方。”《左传·昭公七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59]这个“四方”“天下”由万邦组成。如《尚书·洛诰》言：“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又成绩。”[60]又如《史墙盘》（《集成》10175）：“曰古文王……匐有上下，䢔受万邦。”再如《诗·小雅·六月》：“文武吉甫，万邦为宪。”[61]周人乃是以周邦统治四方。《大克鼎》（《集成》02836）：“丕显天子，天子其万年无疆，保䢃周邦，畴尹四方。”《訇簋》（《集成》04321）：“訇，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又清华简《芮良夫毖》：“邦其康宁，不逢庶难，年谷纷成，风雨时至，此惟天所建，惟四方所祗畏。”[62]都是说周邦统治“天下”。 周邦统治“天下”，那么此一代自然可以称为“周代”。周人说到夏、商，所指多是二代，而非夏邦、商邦。如上引《国语·周语上》伯阳父之言“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指的便是夏、商二代。三代的取代关系，可认为是中央邦的更替。《尚书·召诰》记周公之言：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63] 夏、商、周是3个并行发展的政治集团，[64]在周人的认识中，3个邦国获得天命有前有后。夏、商二国分别维持了天命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是夏代与殷代。而夏、商失天命，指的是夏国、商国失去了天命的眷顾，由此夏代、商代也结束了。 周人在夏、商二代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加完善的中央政府机构。周初建国，封建亲戚故旧，授民授疆土，建立起以姬姓封国为核心的全国统治网络。在中央，周王将政府机构制度化，设官分职，世卿世禄，建立起较为系统的职官体系。中央官员不仅可以处理王畿内事务，更对“天下”具有管理权。《令彝》（《集成》09901）：“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所谓“三事”，即《尚书·立政》所说“准、夫、牧”三事，包括司法、军政、民事三类；[65]“四方”则指“诸侯：侯、甸、男”，即处理四方邦国事务。但东迁后，王室日渐衰颓，周王政令难行，甚至王位与安危亦赖诸侯保全。春秋时庶孽之乱，周王多求救于强国霸主。如王子带之乱周襄王即告难于鲁。[66]王室庶孽之乱大大削弱了王室势力，周王已无力控制王室子弟与王朝卿士。周匡王、定王两朝，王孙苏专政，周王无力制衡，全然听命于晋， “以天朝之贵不能处置一上卿，听命大国如属吏，典型安在哉！”[67]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68]王室衰弱已是人所共知，但周邦与周王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不加区分。周太子晋言：“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69]太子晋将自后稷以来周人先祖皆称为“王”，但周人称王始自文王，[70]太子晋称先王，一方面可能出自对祖先的尊崇，另一方面也说明周邦与周王朝的界线相当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春秋时遂出现“周室卑”的说法。 《国语·晋语八》：“子产曰：‘……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71] 《曾侯舆钟》：“周室之既卑，吾用燮就楚。”[72] 子产说“晋实继之”，即指晋为盟主。晋主诸侯盟会，“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73]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与会诸侯。周室的“卑”自然是无法控制诸侯。曾地近楚，平王东迁之后，王室无法庇护诸侯，楚乘势而起，曾成为楚之附庸。“周室既卑”类似于“周亡”，都是说周邦不再为共主，《系年》两词并用，大概是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 综上所述，“周室即卑”指周邦衰落、不复为天下共主，“周亡”指周一代之亡，是同一内涵的不同表述。两种说法并存，根源于上古多邦林立的国家结构。周邦作为中央邦国，管理“天下”。在王权强大时，周邦建立起中央政府机构。平王东迁，诸侯力政，周已无异于普通邦国。春秋时，大概为了与周王朝区别，遂出现“周室卑”的说法，《系年》“周乃亡”与“周室既卑”并用，都指周王朝灭亡。 四 作为对周王朝断限的基本认识，“周亡”观念影响到《系年》对两周之际具体史事的记述。记平王不记“天王”之称，对携王亦不加贬损，平直叙事，没有价值判断在内。[74]其中“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不见于传世文献，具体含义难明。若从“周亡”观念推测，幽王之后周王朝已经不复存在，自然不会存在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也不会存在邦君诸侯是否朝周的问题，因此“周亡王九年”指的是周幽王九年。这一推测，亦有一些旁证。 首先，从叙事顺序来看，《系年》并不严格按照时间叙事，[75]不能简单依据简文先后顺序断定时代先后。在单章中，《系年》亦出现时间顺序错乱的情况。可举第1章为例： 至于厉王，厉王大虐于周，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宗。[76] 宣王出生显然在共伯和十四年之前，“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是《系年》作的插叙，这造成了时间错乱。这一状况同《系年》以事件为核心的类纪事本末史体有关，[77]“大多数的章都包含比较多的时间节点，而不同的章之间，节点又或相交叉、重叠……《系年》以事件为脉络，这种情形固难以避免。”[78] 对两周之际叙事，也不可僵化理解。“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二十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是对携惠王之事的完整叙述，下文“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则是另起一事。继言“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亦非紧接幽王九年。古本《竹书纪年》记拥立平王的诸侯有申侯、许文公和鲁侯，并没有晋文侯。而且只有平王在申，幽王才会伐申。因此，《系年》说的晋文侯立平王于京师，最早当在幽王伐申之后。这里存在一个时间上断裂。 其次，从时局来看，幽王时政局动荡，“邦君诸侯”的动向与之息息相关。幽王时，卿士诸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离心倾向。以“皇父”为代表的旧派大臣出走，[79]很多卿士大夫也选择托庇东方。1990年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贵族夫人墓（M2006）出土《兽叔盨》，其铭为“兽叔奂父作孟姞旅盨”，[80]为西周晚期器。“兽”读为“单”，[81]是单叔奂父所作之器。单氏为姞姓，地望在今山东单县。[82]同墓又出土《丰伯簠》，其铭为“丰伯叔父作簠，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丰为姞姓，此器可能是丰国为单国嫁女到虢所作的媵器。[83]此两器出土于三门峡西虢墓地，说明西虢积极加强与东方民族的联系，可能是为东迁所做的准备。郑桓公为幽王司徒，早已着手准备东迁，寄孥、贿于东方十邑之地。[84]1985年河南永城县陈集乡丁集轮窑厂出土《郑伯匜》（《铭图》14946），铭文为：“郑伯作宋孟姬媵匜，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器前有长流槽，后有龙形鋬，下有四个扁足，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饰瓦纹，属西周晚期。宋为东方大国，郑嫁女于宋，可能也是为东迁作的准备。 中央权力的分裂，卿士集团的离心离德，导致周王室实力极大削弱，地方势力多脱离王室控制。《左传·昭公四年》：“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85]今本《竹书纪年》系此于幽王十年，[86]古本《竹书纪年》则不系年月。今本《竹书纪年》虽成书较晚，但也有参考价值。大室之盟，大概是幽王为了整合政权、剿灭平王所做的努力。幽王九年“王室始骚”，[87]庶孽之争加剧，平王出奔。其称“天王”，双王并立，政局混乱，遂有邦君诸侯不朝之事。大室之盟即幽王应对之策。不过，这次盟会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盟会主要目的是“讲礼于等，示威于众”，[88]即通过礼制、威权强化等级关系，进而控制诸侯。但幽王时周室实力衰弱，已难称有威。《后汉书·西羌传》：“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89]王室军事无力，已现将倾之兆。大室之盟的结果，可能加剧了“不朝于周”的状况。《吕氏春秋·疑似》言： 周宅丰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当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说，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子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90] 此为战国故事，然亦存史影，它透露出幽王末年王室已失去对诸侯的控制。 最后，《系年》以“周亡王九年”标明时间的用法虽不见同样的辞例，但“亡王”之称尚有所见。《国语·周语下》：“此一王四伯，岂系多宠，皆亡王之后也”，指的是亡国之君。[91]战国时还出现与“亡王”类似的“亡主”、“亡国”、“亡者”等说法。如《管子·枢言》：“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92]又如《战国策·燕策》：“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93]再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称》：“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霸者臣，名臣，其实【宾也；危者】臣，名臣，其实庸也；亡者臣，名臣，其实虏也。”[94]可以发现，《系年》、《国语·周语下》所说的“亡王”指的都是具体的君主，而《管子·枢言》、《战国策·燕策》、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 称》中所见之“亡主”、“亡国”、“亡者”则是国家治理方式的一种类型概括，两者之间是否有关系，尚待更多材料揭示。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诸子受到史家影响，并加以总结升华。 综上所论，“周亡王九年”指周幽王九年，即公元前773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同幽王时政局有关。以幽王九年为定点，可以对两周之际的相关年代做一推测。周幽王九年（前773年），“王室始骚”，平王奔西申，称“天王”，双王并立，引起政局混乱，遂有“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十年幽王大室之盟，目的重建权威，为剿灭平王做准备，但盟会并未成功，“不朝”事态加剧。十一年（前771年），骊山之役，幽王被杀。平王大概为了摆脱弑父嫌疑而离开申，被晋文侯立于“京师”。[95]平王投奔晋，可能是因晋出兵救周。《史记·卫康叔世家》：“（卫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96]晋亦当如此。郑武公大概被卫所救，故居卫三年。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吾君（郑武公）陷于大难之中，处于卫三年”，此大难指的是周幽王、郑桓公被犬戎所杀之事。[97]郑处于卫三年，即与此有关。在晋三年后，即幽王死后三年（前768年），平王方东迁洛邑。 来源:《古代文明》2017年第2期。 说明：该文是先秦秦汉史微信公众号委托杨博老师组的“先秦史专辑”的一篇，感谢作者授权以及杨博老师的辛苦约稿。 [1]学者对《系年》中的“周亡王九年”存在争论，主要看法有三种。其一，指周幽王死后九年，李学勤、晁福林等持此看法。其二，指携惠王死后九年，刘国忠、王晖、程平山等持此看法。其三，指周幽王九年，王红亮、李零持此看法。参见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扬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刘国忠：《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史实》，载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73-179页；王红亮：《清华简<系年>中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年代考》，《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王晖：《春秋早期周王室王位世系变局考异——兼说清华简<系年>“周无王九年”》，《人文杂志》，2013年第5期；晁福林：《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王红亮：《由清华简<系年>论两周之际的历史变迁》，《史学月刊》，2015年第2期；程平山：《两周之际“二王并立”历史再解读》，《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李零：《读简笔记：清华楚简<系年>第一至四章》，《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4期。值得注意的是，谢乃和在讨论《诗经·雨无正》诗旨时论及东周时期的“周亡”与“周衰”观念，具有启发意义。参见谢乃和：《从新出楚简看<诗经·雨无正>的诗旨——兼论东周时期的“周亡”与“周衰”观念》,《史学集刊》，2017年待刊。 [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38页。 [3]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41页。 [4]《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书纪年》。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52，昭公二十六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14页。 [5]《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见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0页。 [6]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52，昭公二十六年，第2114页。 [7]《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见司马迁：《史记》卷2，《夏本纪》，第90页。 [8]《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见司马迁：《史记》卷3，《殷本纪》，第110页。 [9]传统上多认为此“周”为姬姓之周，董珊分析了“周”字写法演变，认为该“周”为妘姓之琱。参见董珊《试论殷墟卜辞之“周”为金文中的妘姓之琱》，《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7期。 [10]曹玮：《也论金文中的“周”》，《考古学研究（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81-603页。 [11]程平山：《宗周、“周”邑、“周庙”与岐周辨析》，《考古学研究（八）》，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87-288页。 [12]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6页。 [13]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5，《阳货第十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24页。 [14]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94-1199页。 [15]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5，《卫灵公第十五》，第2518页。 [16]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3，《八佾第三》，第2468页。 [17]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5，《卫灵公第十五》，第2517页。 [18]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3，昭公二十二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26页。 [19]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4，昭公二十六年，第2330页。 [20]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26-27页。 [21]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460-482页。 [22]赵光贤：《<诗·十月之交>作于平王时代说》，《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 [23]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28--30页。此事，《左传》记载有所缩略总结。《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24]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250-251页。 [25]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50，昭公二十三年，第2102页。 [26]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15，《周书·召诰》，第213页。 [27]刘家和：《从“三代”反思看历史意识的觉醒》，《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8]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256页。 [29]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6，成公八年，第1905页。 [30]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4，昭公七年，第2049页。 [31]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52，昭公二十八年，第2118页。 [32]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54，定公元年，第2131页。 [33]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58，哀公六年，第2162页。 [34]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北京：中西书局，2016年，第138页。 [35]如《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荀子·大略》：“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霸。”《吕氏春秋·务大》：“五伯欲继三王。”《战国策·秦策》：“五帝之圣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贤而死。” [36]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1，宣公三年，第1868页。 [37]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130-132页。 [38]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52，昭公二十六年，第2114页。 [39]对于平王是否在幽王死前就已经称“天王”，《系年》刊布以后，有学者提出疑问。对此，晁福林认为，如果平王逃奔西申只是避难，而没有称“天王”，那么周幽王就未必会亲率军队征伐西申。参见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6页。 [40]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10页。 [41]晁福林认为，平王称“天王”是表示其为太子的特殊地位。不过平王称王，自立门户，似更应强调其受命于天。参见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42]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20，《周书·文侯之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3页。 [43]于凯、黄爱梅：《周人“天命”观念中“先王”的位置及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3期。 [44]孙家洲：《天子·霸主·诸侯——春秋霸政研究》，《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45]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553页。 [46]王青：《春秋后期吴楚争霸的一个焦点——从上博简<吴命>看“州来之争”》，《江汉论坛》，2011年第2期。 [47]司马迁：《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第1746页。 [48]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39，襄公二十九年，第2102页。 [49]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50]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隐公元年，第2196页。 [51]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460-482页。 [52]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469页。 [53]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1页。童书业：《春秋左传考证（校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2页。陈恩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54]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58，哀公七年，第2163页。 [55]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北京：中西书局，2015年，第110页。《厚父》的写成时代，黄国辉认为是西周中晚期，本文从之。参见黄国辉：《清华简<厚父>新探——兼谈用字和书写之于古书成篇与流传的重要性》，《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56]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79页 [57]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第121页。 [58]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59]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4，昭公七年，第2048页 [60]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15，《周书·洛诰》，第216页。 [61]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卷第10—2，《小雅·六月》，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25页。 [6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北京：中西书局，2012年，第146页。 [63]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15，《周书·召诰》，第213页。 [64]张光直著，郭净译：《美术、神话与祭祀》，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65]郭沫若：《中国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65页。 [66]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5，僖公二十四年，第1816页。 [67]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二十，《春秋王迹拾遗表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694页。 [68]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6，《季氏第十六》，第2521页。 [69]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96-100页。 [70]《礼记·中庸》：“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王季、大王为周公追王，之前祖先仍称为先公，而非先王。 [71]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437页。 [72]李天虹：《曾侯舆编钟铭文补说》，《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73]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145页。 [74]程平山：《两周之际“二王并立”历史再解读》，《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 [75]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纂特点》，《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陈民镇：《<系年>“故志”说——清华简<系年>性质及其撰作背景刍议》，《邯郸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76]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37页。 [77]李学勤：《从<系年>看<纪年>》，《光明日报》，2012年2月27日。罗运环：《清华简<系年>体裁及相关问题新探》，《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78]陈伟：《清华大学藏竹书<系年>的文献学考察》，《史林》，2013年第1期。 [79]李锋：《西周的灭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1-223页。 [80]李清丽：《虢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盨》，《文物》，2004年第4期。 [81]刘杜刚：《兽叔盨铭文及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19日第七版。程燕：《兽叔盨新释》，《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国古文字学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9页。 [82]刘社刚：《兽叔盨铭文及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19日第七版。 [83]张娟、刘社刚：《丰伯簠铭文及相关史实考》，《中原文物》，2014年第5期 [84]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476页。 [85]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2，昭公四年，第2036页。 [86]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0页。 [87]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477页。 [88]杜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6，昭公十三年，第2071页。 [89]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2页 [90]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第1507页。 [91]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97页。 [92]黎翔凰：《管子校注》，第243页。 [93]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第1684页。 [94]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七册，《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6-177页。 [95]此“京师”为晋之京师，笔者将另文详论。 [96]司马迁：《史记》卷37，《卫康叔世家》，第1592页。 [97]李学勤：《有关春秋史事的清华简五种综述》，《文物》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