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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徙治栎阳”及年代新辨 史党社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提要：栎阳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战国秦都之一，近年又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从县制的源流来看，对于战国中期献公、孝公时代栎阳的属性，实际还有可讨论的余地，并非一定就是秦都，应是秦之别都或行宫那样的政治中心而已，本质是县即国君的直属地，当时的首都仍是雍；孝公迁都咸阳，也是从雍而非栎阳。栎阳作为献、孝二公时秦的政治中心，甚或所谓“秦都”的起始，应该从献公十一年（前374）“县栎阳”算起，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献公二年（前383）“城栎阳”；止于孝公十二年（前350）徙都咸阳，总计为24年。 关键词：栎阳 秦都 县制 商鞅变法 一、缘起——栎阳考古新发现 秦汉栎阳城遗址，位于今西安市东北约50公里处，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战国中期献公-孝公前期的秦都所在。秦亡后项羽三分关中，塞王司马欣以栎阳为都，汉初刘邦也曾把栎阳短暂作为政治中心。1963年，此处曾发现金饼八枚[1]。1964年，陕西省文管会曾在栎阳进行了短期调查[2]，引起学界对栎阳的关注。1980-198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曾对栎阳城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勘探与试掘，确定了栎阳城遗址的南墙、西墙，在城中发现大量建筑基址和道路。2013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又对栎阳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现已确认有一、二、三号三座古城，其中以三号古城年代最早，上限可到战国中期，城内发现了多座大型建筑遗址。由于这些重要的发现，栎阳城遗址被评为2017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3]。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栎阳考古，曾引出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栎阳是否为秦都。王子今先生曾经撰文，质疑栎阳之为秦都[4]。刘荣庆回应，认为秦都栎阳应无可疑[5]。此后的学者们对栎阳为秦都大多持肯定态度，直到当下的考古工作者，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所谓的三号古城，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的发生地，是明确无误的献公徙之、孝公都之的秦都。可是在笔者看来，栎阳之为秦都，仍然有可怀疑的余地，献公、孝公时期的栎阳，应相当于别都或行宫所在，秦之首都还是雍（今陕西凤翔），当时栎阳的基本性质，还是国君直属的县而已。另外，对于栎阳作为献公、孝公时期政治中心或所谓“秦都”的年数，以前学者多有不审，他们所认为的起始为献公二年（前383）“城栎阳”应属不妥，正确的纪年应从献公十一年（前374）“县栎阳”开始。 二、秦史中的栎 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地名，为论述方便，需要把秦-汉初的栎阳历史稍作梳理。与秦栎阳相关的文献，主要有《史记》等传世文献，以及简牍、封泥、陶文、兵器铭文等。这些资料所反映的栎阳历史，重要的有以下诸项。 （一）献公二年（前383）“城栎阳” 按此事在《史记》之《秦本纪》[6]和《六国年表》[7]都有记载，应为历史事实，不可颠覆。栎阳的城市历史，当自此年始。 《秦本纪》本条下《集解》引徐广曰：“徙都之，今万年是也。”[8]更早的皇甫谧也有“秦献公都栎阳”之说[9]。皇甫谧是已知最早的认定栎阳为秦都者；第一个明确指出本年徙都栎阳的人即徐广。 （二）献公十一年（前374）“县栎阳” 此事载于《六国年表》[10]；《魏世家》记载为魏武侯十三年（前383），与“城栎阳”为一年[11]。 按，若“城栎阳”与“县栎阳”为一事，则《史记》无由作不同的记载，《本纪》与《年表》的骨干来自秦官方的《秦记》，比《世家》更为可靠；而且前后连贯、记载分明，故《魏世家》的记载年份应误，杨宽先生即改为本年即魏武侯二十二年（前374）[12]。 （三）献公徙栎阳 《秦本纪》记载孝公元年求贤令：“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脩缪公之政令。”[13]《货殖列传》：“献(孝)公徙栎邑。”[14] 按，此两条记载都未明确说为徙都,这是栎阳是否为秦都争论产生的原因之一。王子今先生即认为，“徙治”并非一定指的是徙都，例如《魏世家》记载“魏悼子徒治霍”即是一例[15]。 鄙见以为，“徙治”至少指的是政治中心的转移，移徙后栎阳代替雍成为秦君处理政务的地方。 （四）孝公十二年（前350）徙都咸阳 《秦本纪》记载孝公十二年（前350）：“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16]《商君列传》记载略似：“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 [17] 《秦始皇本纪》附录记载在下一年（前249）：“十三年，始都咸阳。”[18] 按，林剑鸣[19]、王云度[20]、缪文远[21]、杨宽[22]都把徙都咸阳的时间放在孝公十二年（前350），此从之。此年是栎阳作为政治中心或“秦都”的年代下限。其中《商君列传》“秦自雍徙都”至咸阳，与一般认为的自栎阳徙都相异，这是栎阳为秦都争论产生的另外一个原因。 （五）栎阳为塞王司马欣之都 《史记》之《项羽本纪》记载：“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23] 《高祖本纪》记载稍详：“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24] 《秦楚之际月表》记载，汉元年（前206）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25]。 另见《汉书•高帝纪》等文献，此不备举。 （六）汉初高祖居栎阳为临时政治中心 《高祖本纪》：“二年（前205），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26] 《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栎阳故宫在雍州栎阳县北三十五里，秦献公所造。《三辅黄图》云高祖都长安，未有宫室，居栎阳宫也。”[27] 《汉书•高帝纪》（汉二年）：“汉王还归，都栎阳，使诸将略地，拔陇西。”[28] 《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汉七年）（前200）“长乐宫成，自栎阳徙长安。”[29] 另见《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书•萧何曹参传》等文献，此亦不备举。 按，大约从汉二年开始至于汉七年，栎阳为刘邦的临时政治中心。 除了上述传世文献，在秦简牍、封泥、陶文以及兵器铭文中，也有栎阳的记载。云梦秦简《仓律》、《效律》记载有“栎阳二万石一积”[30]。秦封泥有“栎阳丞印”、“栎阳右工室丞”[31]。在陕西的临潼、渭南等地发现有大量的“栎市”陶文[32]。秦器铭文中也有“栎阳”，主要集中于兵器，计有四年相邦樛斿戈（惠文君前元四年，前334）[33]、十四年相邦冉戈（昭王元年，前293）[34]、栎阳戈（战国晚期）[35]、栎阳武当矛（战国晚期-秦代）[36]、元年丞相斯戈（二世元年，前209）[37]等，共五件，栎阳一般作为兵器制造地出现。海外还有一件栎阳虎符，年代为秦代（前221-206）[38]。这些资料的年代应都在商鞅变法——秦代这个区间内，反映了战国中期至秦代栎阳在秦政治、经济、兵器制造中的重要地位。栎阳此时应是郡县之县，但由于曾为政治中心，所以比起一般的县，还是有很大的特殊性。 三、对栎阳三号古城属性与年代的判断 上述文献中，早期的文献例如《史记》中，并没有明确记载栎阳就是秦都；明确说栎阳为秦都，已经到了皇甫谧所在的三国、西晋时期。栎阳何时成为政治中心，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这两个问题的焦点，笔者认为还是对“县栎阳”的理解上，一些学者对于商鞅变法前的早期县制认识不清，导致对栎阳性质和其作为政治中心年代的争论。其实，“城栎阳”和“县栎阳”，是性质不同的两事，这是本文论证的基点。 《秦本纪》说献公二年（前383）“城栎阳”，自徐广较早认为此乃迁都栎阳，后人多因不审而有所从，例如郦道元[39]以及现代学者杨宽[40]、田醒农[41]、林剑鸣[42]、马非佰[43]、王学理[44]、杜葆仁、禚振西[45]、后晓荣[46]等等。笔者认为，此年只是栎阳筑城的年份，而非作为政治中心的起始。 如上文已述，栎阳在献公二年筑城，《本纪》与《年表》都有记载，可见应是历史事实。近年发现的栎阳三号古城，年代上限可到战国中期，应该就是献公二年（前383）开始营建的那座最早的栎阳城。《六国年表》又记载此九年后即献公十一年“县栎阳”，此“县”之后，才有孝公时大规模设立郡县之县的行为。“县栎阳”与孝公变法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47]、“初为县，有秩史”[48]设立郡县之县都不等同，而应类似于此前“初县”的行为。 按县即悬，本意为悬系、附属[49]，悬系于本体之物即为县，作为行政组织的县的名称就由此而来[50]。秦自春秋早期武公时代起，一直到秦代，都有“初县”之举。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宪公三年（前713）灭荡社（今西安附近），“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十年（前688），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51]。邽、冀在今甘肃天水附近，杜在西安南郊、郑在陕西华县，这四地是秦最早“初县”的地区。 春秋中期，秦对“西戎”进行征服，故有秦穆“霸”西戎的历史事实，这是与设县不同一种控制方式，实际的效果并非对戎人土地的绝对拥有，而是建立了在武力威胁与怀柔相结合基础上的臣服关系。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到了战国早期，才重新有了“初县”的记载：厉共公二十一年（前456）“初县频阳”[52]（今陕西富平）、惠公十年（前390）“县陕”[53]（今河南三门峡）。战国中期献公六年（前379），“初县蒲、蓝田（今陕西蓝田）、善明氏”[54]、十一年（前374）县栎阳（今西安阎良区）。 “初”言其地首属于秦，“初县”即设县以管理之，栎阳在设县之前，已经有筑城行为，作为军事据点而属秦，故不言“初”，但“县栎阳”乃设县确是事实。可资类比的事实还有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所设四十四县，《史记》同样以“初县”来表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55] 按此前同文还有上一年（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的记载。所谓的“河南地”，指的是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及鄂尔多斯西部、宁夏东部一带，在秦时黄河以南，故称“河南地”。在略取“河南地”、斥逐匈奴后，从榆中（今甘肃兰州附近）一直到阳山（今乌拉山）沿黄河设四十四县[56]，徙谪人守之。关于此处的“初县”，《索隐》解释：“徙有罪而谪之，以实初县，即上‘自榆中属阴山，以为三十四县’是也。”[57]按此时距离战国中期商鞅变法一百多年，所设应为典型的郡县之县，与春秋之县存在差别，但此四十四县与历史中的“初县”之地一样，都是秦新获的土地，故设县而言“初”。杜正胜认为其与《史记》中别的地方秦“初县”的记载没有区别，都是指的初属中央统治，设官管理[58]，这是正确的理解。 春秋时期的大国例如秦、晋、楚都曾设县；郡在秦加以实行，则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事情，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早期之县，中央与县之间还没有郡这一级行政组织；战国中期以后中央与县之间虽设有郡，但郡的功能并不完善，并不具有西汉中期以后完善的管理政、经、军等等方面的地方政府性质[59]，所以，春秋时期、甚至一直到秦代，县其作为国君直属地的性质是很明显的，这在文字资料中有许多证据，例如秦汉时国君称“县官”就是一例[60]。 综上，所谓“县栎阳”，就是正式设县管理的意思，但属于早期的县制，与商鞅变法后典型的郡县之县不同。早期的秦县，都在边地，从空间景观上看，都位于远离国都的边境地区[61]；从本质上看，是国君的直属地，栎阳也是如此。例如武公时代的邽、冀、杜、郑，都远离当时的秦都平阳（今陕西宝鸡东），战国时代的频阳、蒲、蓝田、善明氏、栎阳，都远离秦都雍。在新获土地上修筑城邑，管理附近一片地区，由于远离国都但却属国君之地，所以予以特别名称曰“县”[62]。这种制度，大约是从西周内服的都鄙制度延续而来[63]，如周内服有丰、郑等“县”，系属于国都镐，里面甚至有周室宗庙（如丰），周王可以在丰、郑处理政事、进行宗教活动[64]。“县栎阳”时间处于商鞅变法之前，所设自是春秋之县，其向上所系属的，也一定是当时的秦都雍。至于商鞅变法以后，内地才大规模设县，但在作为国君直属地这个本质上，并无变化。 明白了“县栎阳”的性质[65]，就可知此事与献公二年（前383）“城栎阳”是不同的两事。“城栎阳”即在栎阳修筑军事据点，县虽然也有军事性质，但有管理民众的机构，与单纯的军事据点并不相同。战国早期，秦庶长当政，在国君继位为题上发生内乱，导致实力减弱；而此时的魏，则通过文侯时的变法运动，实力增强，侵夺了秦的河西地（核心地区在今关中东部洛河-黄河之间）[66]，并修筑长城以固之。为了防备魏，秦在东方与魏边境线附近修筑了一系列城池，如庞、籍姑（今陕西韩城附近）、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等等，这些城池大致从今韩城到华山脚下，沿着魏国河西长城绕成弧形，军事性质十分突出。献公二年修筑栎阳的目的与这些城池并无大的不同，都是为了防备魏所建的军事据点[67]。其中重泉的历史与栎阳有点相似，也经历了由“城”而“县”的变化。重泉位于今陕西蒲城县东南洛河西岸，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河东面山上即为魏长城所在。《六国年表》记载秦于简公七年（前408）“城重泉”[68]，言“城”而不言“县”，足证同样为秦边境城池，性质与县还是有所差别。大概在商鞅变法之后重泉才设县，上属内史[69]。商鞅变法后秦对魏逐渐在军事上取得优势，至于惠文君前元八年（前330）魏纳河西地于秦，对面魏国的军事威胁得以彻底解除，上述城池的作用势必下降，所以除了重泉明确转化为县外，文献并无在其他城池如庞、籍姑设县的记载。 作为国君的直属地，县与大夫采邑或公子之邑[70]不同，国君在县中活动也很合理和自由，如西周郑“县”，以及春秋楚县申、息等，都曾作为临时的政治中心而存在，杨宽先生因此把这些楚县称作别都[71]。栎阳作为秦县，献公为了东伐，“徙治”于此即作为雍之外的另外一个临时政治中心，是十分顺理成章的。这样说来，栎阳在秦的历史上，可能就属别都或行宫之类，与同时的秦都雍并存。在栎阳作为政治中心之时，雍的都城地位仍然没有失去。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解释从雍徙都咸阳之说，早年王子今先生曾经有此怀疑，他的意见至今仍是值得重视的[72]。 同时，承认“城栎阳”和“县栎阳”的性质差别，就不能把栎阳作为政治中心的时间起点算在献公二年（前383）“城栎阳”之时，以前学者对此点多未加注意，在栎阳城的研究上，这是十分值得提醒的问题。从献公十一年（前374）“县栎阳”到孝公十二年（前350）秦从雍徙都咸阳，中间只有24年，这应是栎阳作为政治中心，甚或所谓“秦都”的时长，而并非原来许多学者所认为的从献公二年（前383）“城栎阳”算起所得的33年！ 三号古城的规模，所出的大瓦当、巨型筒瓦、高级别洗浴设施[73]，包括秦文字资料中栎阳与雍、西（今甘肃礼县）等都邑一样也立有工室[74]，还有栎阳雨金立畤祭祀上帝，与西、雍、咸阳一样设有工室，等等，可能会被一些学者当作栎阳曾为秦都的证据。问题是，这样的证据可以存在于咸阳那样明确的秦都之中，也可存在于别都或行宫，或者别的政治中心。例如栎阳的发掘者刘瑞所指出的，三号古城的沐浴设施，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例如秦都咸阳一号宫殿的所谓“沐浴排水”设施[75]、辽宁绥中石碑地秦行宫Ⅰ区B组F1、F2的“沐浴间”[76]等[77]。又如，西虽然地位重要，但作为政治中心的年代在秦立国之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秦都，但却立有畤和工室。总之，此类因素并不能作为栎阳成为秦都的绝对证据，只能说明这些地方曾经拥有重要的政治地位。笔者推测，献公二年“城栎阳”，应只是把栎阳当作一个军事堡垒来打造的；九年后“县栎阳”，才能开始以政治中心的规制重新建设栎阳，三号建筑遗址所出高级建筑材料、洗浴设施，还有栎阳所设工室之类，年代只能在此年之后，不宜认为可以向上早到“城栎阳”之年，三号古城的建设，应至少分两个时期，具有历史阶段性。 四、结语 本文的结语可归纳如下。 从县的属性来说，商鞅变法前后的县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在派员管理、作为国君直属地这点上，并无本质的差别。修筑作为军事据点的栎阳（“城栎阳”）与设县以治（“县栎阳”），是栎阳历史的两个阶段，只有设县才可作为政治中心。现在已知的年代最早的栎阳三号古城，可能是秦之别都或行宫性质的政治中心，而非所谓的“秦都”，本质还是早期的秦县。与此相联系，也无法否定文献中十分明确的秦自雍而不是栎阳徙都咸阳的记载。 献公二年（前383）“城栎阳”，应与此事前后为了对付魏国所进行的其他筑城行为没有大的区别，不能作为栎阳开始建“都”的证据。作为献公、孝公时代的政治中心，年代应从献公十一年（前374）“县栎阳”算起，而非现在流行的献公二年（前383）年。这与以前学者的认识有9年的的差距，栎阳作为秦之政治中心、甚或所谓“秦都”，应是24年，而非33年！ 栎阳的考古工作正在进行，对文献的梳理和相关制度的考证，是考古工作的必要前提。本文的说法或许只能看作一时之见，笔者期待新的考古资料和更加有力的研究成果，使栎阳的面目更加明朗。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攻关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项目编号：14ZDB028）子课题“秦国的崛起与秦的统一”成果。 [1] 朱捷元、黑光：《陕西兴平县念流寨和临潼县武家屯出土古代金饼》，《文物》1964年第7期。 [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田醒农、雒忠如）：《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文物》1966年第1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刘瑞、李毓芳、张翔宇、高博：《陕西西安秦都栎阳城遗址考古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8年2月23日，第8版。刘瑞、李毓芳、张翔宇、高博：《西安阎良秦汉栎阳城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17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02-106页。 [4] 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5] 刘荣庆：《秦都栎阳本属事实》，《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王子今后来对刘说有回应，重申了栎阳非秦都的观点。见王子今：《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 [6]《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1页。 [7]《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14页。 [8]《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1页。 [9]《后汉书·志》第一九《郡国一》万年县下注引《帝王世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05页。 [10]《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16页。 [11]《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1842页。 [12]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全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上册第271页。 [13]《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2页。 [14]《史记》卷一二九《货值列传》，第3261页。 [15] 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 [16]《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3页。 [17]《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1页。按指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取魏安邑后三年。参见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册第370页。 [18]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88页。 [19]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9-190页。 [20] 王云度：《秦史编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2-55页。 [21] 缪文远：《战国史系年辑证》，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第85页。 [22]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全二册），上册第370页。 [23]《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6-317页。 [24]《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65-366页。 [25]《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79页。 [26]《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69页。 [27]《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87页。 [28]《汉书》卷一上《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页。 [29]《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年表》，第1121页。 [30]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36、120页。 [31] 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 [32] 在临潼秦东陵二号陵园及刘庄秦墓、澄城县良周村宫殿遗址、渭南市出土有“栎市”、“栎”陶文共7例（其中“栎市”6、“栎”1例）。参见袁仲一、刘钰《秦陶文新编》第2998、3054、3250、3252、3253、3317、3248，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207-208、215、236、241、306页。 [33] 戈铭为“四年相邦樛斿之造，栎阳工上造间。衙”。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35页。下兵器铭文皆径用今字。 [34] 戈铭为“十四年相邦冉造，栎工师□，工禺”。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52-53页。 [35] 戈铭为“高武。栎阳”。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77页。 [36] 矛铭为“栎阳。武当”。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345页。 [37] 戈铭为“元年丞相斯造，栎阳左工去疾，工上。武库。石邑”。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329页。 [38] 虎符铭为“皇帝，左在栎阳”。刻铭显然是不完整的，但意思跟其它虎符一样很清楚。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143-144页。 [39] 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九“渭水”条云：“《史记》秦献公二年，城栎阳，自雍徙居之。”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97页。 [40]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全二册），上册第254页。 [41]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田醒农、雒忠如）：《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 [42]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3页。 [43] 马非佰：《秦集史》（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下册第875页。 [44] 王学理：《秦都咸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页。 [45] 杜葆仁、禚振西：《秦城址考古述略》，《文博》1986年第3期。 [46] 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6-137页。 [47]《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1页。 [48]《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23页。 [49]《说文解字》第九上：“县，系也。”徐铉曰：“此本是县挂之县，借为州县之县。今俗加心，别作悬，义无所取。”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84页。 [50] 顾颉刚认为，县即悬，是附丽于本体的东西，古无悬字，故以县代之。“国”、“县”对文即由此而来，县即是附丽于国的土地。见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县》，原载《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期合刊（1937年），收入顾著：《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31-274页。 [51]《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82-183页。 [52]《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99页。 [53]《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13页。按“县陕”前或脱“初”字。 [54]《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15页。 [5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3-254页。 [56] 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处西北边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云中九原两郡战略地位》，《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5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4页。 [58] 杜正胜：《编户齐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20页。 [59] 游逸飞：《战国至汉初的郡制变革》，台湾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60] 按《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之《索隐》：“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家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见《史记》第2079页。 [61] 春秋时代的晋，国君与大夫之邑都可称县，连国都绛都是县。战国时代秦之国都咸阳、雍，包括曾经的政治中心西、栎阳，都是县。这些县的设立，当都在秦孝公变法普遍实行典型的郡县之县以后，与春秋早期以来的春秋型早期县制不同。 [62] 杜正胜：《编户齐民》，第120页。 [63] 赵翼认为：“盖因周制王畿内有县，故仿之，每得一地即置县，以为畿内也。”赵翼：《除亥丛考》卷十六“郡县”条，曹光甫校点《赵翼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二册第256-257页。 [64] 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文史》第28辑，1985年。收入《著名中青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34页。李峰著、吴敏娜等译：《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72-180页。王晖：《西周春秋“还”制性质研究——从“县”的本义说到一种久被误解的政区组织》，《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 [65] 梁玉绳不解“县栎阳”此义，认为“县”当为“徙”之误，乃二年城之，至是徙居。梁玉绳《史记志疑》（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册第409页。 [66] 战国初期厉、躁、灵、简四君时期，秦大庶长当政，造成内乱，《秦本纪》记载：“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0页。 [67] 杜葆仁、禚振西：《秦城址考古述略》。 [68]《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08页。 [69] 秦封泥有“重泉丞印”，上博藏商鞅方升铭文中，也有第一次置用地“重泉”，按此则重泉为秦县，固无可疑。两则资料分别参见周晓鹿、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二•三•2，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殷周金文集成》（全八册）（修补增订本）1037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七册，第5591页。根据商鞅方升铭文，秦有重泉县，最迟不会晚于孝公十八年（前344）。另可参王辉、王伟：《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第32-33页。 [70] 如秦之徵衙，为景公弟后子鍼的封邑，实力很强。《国语》卷十七《楚语上》：“秦徵衙寔难桓、景。”韦昭注：“公子鍼有宠于桓，如二君于景。难，谓侵偪也。鲁昭元年，鍼奔晋，其车千乘。”参见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98页。 [71] 杨宽：《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72] 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 [73] 刘瑞、李毓芳、张翔宇、高博：《西安阎良秦汉栎阳城遗址》。 [74] 袁仲一：《秦中央督造的兵器刻辞综述》，《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 [7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7-291页，图二五三，图板二四：4、6。 [7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女石工作站：《辽宁绥中石碑地遗址1996年度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8期，图三-四。 [77] 蒙刘瑞面告，仅此致谢。 原载《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