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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延续、文化传承均需要一定的物质作为载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物质载体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留存至今，成为人们追溯历史进程、探寻文化源流的重要依据。从“双沟醉猿”到梁王城遗址，从“汉代三绝”到户部山古建筑群，众多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存和古代文化遗迹证明了苏北地区文化源远流长。这一区域既是古生物进化和人类起源中心之一，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和楚汉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区域。南秀北雄是这一区域的地理生态特色，楚韵汉风是这一区域地域文化的突出特征。作为区域文化的楚汉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诞生、发展、传播，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此，记者对花厅遗址、梁王城遗址、狮子山楚王陵、茅村汉画像石墓等部分代表性文化遗迹进行了重点探访。 文明溯源：苏北地区古文化遗址 苏北地区地处黄淮平原，河湖密布、气候温和，适宜动植物和人类繁衍生息。现有的古环境学、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等科学发掘和研究成果证明，宿迁市双沟镇松林庄、下草湾等地区是新生代世界生物进化、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双沟醉猿”“江淮宽齿猿”等古猿化石的发现表明，早在约1800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先祖——古猿类生物的生存和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国内外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在松林庄距今1800万—1400万年的岩层中陆续发现“双沟醉猿”“江淮宽齿猿”等多种古猿化石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古脊椎动物化石。 1954年，中国科学院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在下草湾采集化石时，发现一段长15.27厘米的远古人类股骨化石。经研究鉴定表明，这段股骨侧面直平，同北京猿人股骨相似，而股骨上部的扁平度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股骨下端骨壁厚度和髓腔大小比例远比北京猿人小，为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化石，距今5万—4万年。“下草湾人”股骨化石的发现，说明5万—4万年前下草湾地区已经出现早期人类活动，打破了当时“南方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无原始人类踪迹可寻”的论说。 “下草湾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新人。而距今1万多年的徐州新沂市北沟镇何山头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8300年的宿迁市泗洪县梅花镇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及大墩子遗址、花厅遗址、小徐庄遗址、刘林遗址、赵庄遗址、万北遗址、梁王城遗址等，证实了附近地区人类活动的绵延不绝和区域文化的沉淀积累。 据了解，顺山集遗址为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是目前江苏省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把江苏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600余年。在遗址发掘发现和出土的环壕聚落、氏族墓地、陶灶、碳化稻、陶塑艺术品等，为探索淮河流域乃至中国东部地区古代社会文化发展和人群迁徙等提供了重要线索。顺山集陶灶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陶制炉灶，遗址发掘中浮选出的碳化稻谷反映了8300年前在淮河流域就存在稻作文化，而灰陶泥塑猴面具等艺术品，反映出顺山集先民在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开始重视精神文化需求。 花厅遗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资料记载位于徐州新沂市马陵山南麓，在棋盘镇花厅村西北约300米处。据遗址文保碑上文字记载，遗址为距今5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范围南起花厅村，北至徐庄北，东至北沟圈子，西至吴山头，面积约30万平方米。遗址于1952年被发现，南京博物院先后四次组织发掘，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出土文物2000余件。 花厅遗址作为新石器时期的大汶口中、晚期文化遗址，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一是因为遗址有北方大汶口文化和南方良渚文化共存的现象，有学者称之为“文化两合现象”，对研究我国史前文化交流和南北文化融合具有重要价值。遗址发掘出的几百件玉器，质地、器形和纹饰与良渚文化玉器相同，并发现了良渚文化的代表符号——神人兽面纹“神徽”。二是因为在其中8座大墓中发现的人殉、人祭现象，是我国既有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把我国有实物可证的奴隶制社会历史大大向前推进，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黄、淮河下游的史前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此外，不同墓葬中发掘出的随葬品数量多寡，表明当时已经出现私有财产，产生了显著的贫富差异，并逐步产生了阶级。 古城遗址：见证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梁王城遗址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李圩村西、京杭大运河中运河徐州段东岸。立于遗址上的全国重点文保碑载明，遗址总面积为100万平方米，2004年4月至2009年1月由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配合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对梁王城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0200平方米。发掘结果表明，地层堆积从早到晚依次为大汶口、龙山、商周、春秋战国、北朝—隋及宋元文化层等，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墓葬142座、西周墓葬77座，出土文物4000多件。此外，通过对城墙的解剖和调查钻探确定了梁王城城址的始建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梁王城是一处面积为100万平方米的春秋战国古城，2002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梁王城遗址地势平坦，地表明显高出周围农田，地层断面中有较多石头显露。遗址发掘报告、发掘简报和相关研究资料显示，遗址由河边的台地遗址和东部的城址两部分组成。其中，台地遗址南北长近180米、东西平均宽120米左右，最宽处130米，平面形状近南北向呈梯形，南宽北窄，面积约2万平方米，高出地表1—3米。遗址的南、北城墙相距约1100米，保存较好，东、西城墙相距约900米，从地表看已不明显。 文化层的积压和延续是梁王城遗址的突出特征。多次考古发掘发现，该遗址文化层堆积有4—5米，最厚处可达6米，地层堆积从大汶口文化延续至宋元文化，前后历经约5000年。有学者认为，梁王城很可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繁华闹市区域或政治经济中心。梁王城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苏北地区最大古城址，是研究黄淮地区文明起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遗址。 刘邦建立西汉后，将徐州及其附近地区这片富庶的战略要地分封给同父异母的弟弟刘交，定都彭城，自此，以徐州为中心的汉代封国——楚国建立。西汉时期，历十二代楚王，东汉时期，先后历一代楚王、五代彭城王。两汉时期，徐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全面发展，彭城、石户城、司吾城、下邳故城等众多古城遗址见证了这段历史。 彭城位于今徐州老城区，是西汉楚国、东汉彭城国的都城所在地。后由于古河道水患频繁，夹带的大量泥沙把古城湮没地下。近年来，配合城市建设进行的多次考古发掘明确了古彭城的东城墙位置、规格和建筑形式，并在遗址发掘中发现大量五铢钱、汉砖、绳纹瓦和其他建筑材料，以及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台基，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楚国（彭城国）的宫殿。 下邳城是宋襄筑城、季札挂剑、邹忌封邑、刘备屯军、曹操擒布等多个历史典故的发生地。康熙七年（1668）大地震导致黄河决口，下邳城被洪水淹没，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掩埋。2014年以来，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睢宁博物馆等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下邳故城进行了持续的发掘研究。2015年发现了明清时期下邳城，并确认该城址城墙下叠压宋代城墙，且两个时期城墙基本重合。2016—2017年发现汉代下邳城，基本明确东汉下邳城东西长2.5千米，探明东城墙长1.35千米，西城墙残长约1.5千米，城址面积是明清下邳城的数倍，明清下邳城处于东汉下邳城西南角，形成东汉大城套明清小城的格局。2018年发现宋至明清时期的护城河、护坡，并确认城址时代早至魏晋。2019年3月，江苏省政府公布下邳古城遗址为江苏省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0月，国务院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入选，正式确定名称为下邳故城遗址。 下邳故城遗址的发掘，展示出这一区域从东汉、西晋至宋金、明清时期城址的延续、堆积、叠压过程，“城上有城、城下有城”，对我国古代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在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城里村东北处的下邳故城遗址发掘现场，记者看到，遗址发掘自2014年开始至今仍在进行中，10多位考古工作人员正在数米深的考古探方中井然有序地进行发掘清理工作，现场清理出的以泥土为主的沉积物堆成近5米高的黄土堆，破碎的陶片、瓷片较为多见。 汉代三绝：汉墓 汉画像石 汉兵马俑 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是苏北地区突出体现楚汉文化特征与面貌的重要文化遗存，被称为“汉代三绝”。 两汉时期徐州共历十八代封王，他们的墓葬在徐州附近地区共同组成了全国最大的汉代王陵墓葬群。经过不断考古发掘，近年来已发现楚王山、北洞山、狮子山、驮篮山、龟山、东洞山、卧牛山、南洞山等西汉楚王陵墓和土山东汉彭城王墓等。 狮子山楚王陵位于徐州市区东部，是现已发掘的徐州地区规模最大、文物遗存最多、历史价值最高的一座西汉王陵，是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列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 狮子山楚王陵坐北朝南，依山为陵、凿山为墓，陵墓直接开凿于山体之中。陵墓规模宏大，南北总长117米、东西宽13.2米，深入山体20余米，凿石方量5100余立方米，工程浩大、气势磅礴。楚王陵墓模仿地上宫殿的建筑结构，建有洗浴室、御府库、御敌库、钱库、印库、相室、礼乐房以及楚王嫔妃陪葬室等大小墓室12间，再现了汉代楚王奢侈的生活场景，鲜明印证了汉代盛行的“事死如事生”厚葬观。陵墓中出土各类珍贵文物近2000件（套），包括金缕玉衣、镶玉漆棺、枕、璧、璜、佩、印章，以及银、铜、漆、骨、铁、陶器、石磬、铠甲和兵器等。 在苏北地区众多汉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茅村汉画像石墓。该墓是第一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徐州市铜山区茅村镇凤凰山东麓、茅村实验小学北侧。全墓长10.4米，最宽处6.9米，共有三间主室、四间侧室及一个长廊，总面积近百平方米。墓前室北壁右上角所刻“熹平四年四月十三日酉”，证明墓葬建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是目前我国墓室保存完整、葬制风格典型、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东汉画像石墓室。这座墓葬不同于龟山汉墓及狮子山楚王陵的依山为陵、穿穴成墓，而是平地挖圹、内砌石室，最后封土深葬的石室墓。墓室通用青石砌筑，中间灌以灰浆，地面亦用青石铺就，是古代典型的“金匮石室”。画像石雕于墓门门楣、第一室四壁上部及第二室四壁上下，全墓石刻画像共19幅，内容有车马出行、仙人戏兽、百戏杂技、楼阁阙观等，其中前室门额为一块长2.06米的车马出行图，尤为壮观。 汉画像石是中国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气势恢宏、博大精深，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 苏北地区的徐州、宿迁等地是汉画像石的重要分布和出土地。目前，徐州地区出土汉画像石2000余块，收藏在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的画像石有1500余块；宿迁市沭阳、泗阳、宿城及周边地区均有汉画像石出土，比较著名的有泗洪重岗西汉墓画像石、泗洪曹庙东汉墓画像石。作为汉代墓葬、祠堂的建筑装饰构件，画像石的内容表现了人们对现世生活的眷恋和对未来生活的追求。常见的题材有生产生活、军事战争、神话幻想等，内容有男耕女织、宴乐会饮、乐舞百戏、车马出行、游射田猎、击剑比武等，题材广博、内容丰富。艺术形式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堪称艺术珍品，是研究、鉴赏汉代社会物质生活与文化艺术的“绣像百科全书”。 在生产生活方面，汉画像石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形象地反映汉代社会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宴饮、娱乐、出行、比武、狩猎等。在军事战争方面，频繁的战争与尚武的传统使得汉画像石中大量出现比武、战争等题材。在神话幻想方面，汉画像石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汉代人的精神追求、思想意识和宗教幻想，内容包括伏羲、女娲、神农、黄帝、羲和等形象以及羽化升仙等情景。 对于汉画像石的历史文化价值，翦伯赞在《秦汉史》一书中提出：汉画像石“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 汉代是我国古代陪葬陶俑最为流行、数量最多的时代，相对于秦俑而言，汉俑比例缩小，写意性更强。苏北地区出土的陶俑数量和种类极多，如北洞山汉墓色彩明艳、神态逼真的彩绘仪卫俑，驮篮山和北洞山汉墓典雅婉约、纤手琴瑟的乐舞俑、杂役俑，狮子山楚王陵的兵马俑等，是汉代楚国生活、仪礼、军事的直观反映，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军阵庞大、造型古朴的汉兵马俑发现于狮子山楚王陵，在陵墓西侧的兵马俑陪葬坑先于墓葬被发现，并于1984年首次发掘。狮子山楚王陵共发现6条兵马俑坑，分为南北两处俑坑群。南部由4条兵俑坑组成，包括3条东西向坑和1条南北向坑，为步车兵主军阵；北部是由2条骑兵俑和马俑坑构成的骑兵军阵，共同组成一个建制完备、相辅相成的汉代楚国军阵。这支由步兵、车兵和骑兵组成的兵马俑军阵，是西汉早期楚王国实战军队的地下缩影，完整再现了西汉早期楚国军队的真实历史面貌。这种承前启后的军阵组合，对研究我国古代军事发展史以及西汉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除上文所述，苏北地区的其他楚汉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存还有很多，包括彭祖文化遗迹、汉代采石场、戏马台、户部山古建筑群，巧夺天工的汉玉，历史悠久的徐州香包、徐州剪纸和汉代舞蹈、汉代楚歌、汉代蹴鞠等。它们都是楚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见证。 记者 王广禄 吴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