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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感谢陈恒老师的鼎力推荐和商务印书馆的宝贵支持，使得这本文集能够出版。这本集子挑选了我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报刊，主要是《中国文物报》上发表的短文，是我过去30年里努力借鉴国际考古学理论方法，为中国考古学提供它山之石的微薄尝试。 考古学在中国又叫锄头考古学，是动手动脚找材料的体力活。“沙发考古”源自美国的armchair archaeology，意指理论考古。但在中国又叫纸上考古，指坐在书斋里的笔耕。由于偏好清谈，带有贬义，自然会被看作另类。然而我觉得，如果干考古只限于挖土、辨认陶片和类型学研究，缺乏思辨精神和想象力，是枯燥乏味的。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想象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则涵盖了整个世界。”因此，思考考古学的问题比挖土更加重要，没有问题的考古发掘常常会变成挖宝。 中国考古学是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古史辨运动，使得学界认识到地下文物在证经补史上的作用。于是，疑古思潮成为考古学迅速被我国学界采纳的契机，并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定位。它和史学一起，被视为鸟的两翼和车的两轮，不可偏废。长期以来，它是依附于史学之下的一个分支，直到最近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命途多舛，20世纪初刚刚起步不久就遭遇战乱，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恢复。之后由于历史原因，又有30年与国际考古学处于隔绝状态。因此，这门学科的发展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受惠于改革开放，我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师从贾兰坡教授攻读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旧石器考古与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关系密切，而与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学关系比较疏远，加上这门学科的国际性研究范式，一直与国际学界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1985年，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访华，与贾兰坡先生见面，商谈合作研究周口店遗址动物埋藏学和直立人行为的意愿。这次访问最后以不欢而散而告终，凸显了中外学者之间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显著差距。作为这次合作安排的一个环节，我有幸和其他几位中国学者参加了同年4月在美国丹佛召开的美国考古学会第50届年会，参观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怀俄明大学的人类学系和一些考古遗址，对中外的学术差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6年，我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读博。人类学系只有三位考古学教授，井川史子教授讲授东亚旧石器时代考古，布鲁斯·特里格教授讲授考古学理论，迈克尔·比森教授讲授打制石器技术。1996年回国进复旦教书，做旧石器考古已不可能，所以只能借特里格教授言传身教之赐，开拓考古学理论的处女地。 张光直先生曾说，考古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人重视，“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于是，要在中国介绍和推广考古学理论自然非常困难。“脱离实际材料的空谈”和“本末倒置”是我国一些学者看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态度。虽然近年来情况大有改观，2017年《中国考古学年鉴》也将考古学理论纳入编撰的范畴，但是由于学界同仁的参与度较低，理论探讨仍然处于边缘的地位。 考古学是一门从过去物质遗存来间接了解人类历史的学科，虽然其目的与历史学较为接近，但就研究对象和方法而言相去甚远。虽然考古学坚持历史学的学科定位，但从研究性质而言更像自然科学，而与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学很不相同。当下我国考古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材料解读和历史重建水平难以提高、学界对某些阐释性问题存在尖锐分歧等，都与存在偏颇的重历史、轻科学的基础训练有关。 科学是一种或然性研究，其本质是评估观察对象不确定性的范围。因此，即使前提真实，推理过程合乎逻辑，其结果也未必正确。人们称自然科学为硬科学，社会科学为软科学，这是因为后者不如前者来得精确和客观，结果难有定论。考古学更加特殊，它是从残缺不全的物质文化来间接了解过去，其或然性或可信度更低。但屡见不鲜的是，不少学者为了提高研究或社会的期望值，常常三分证据说十分话，把推测当成定论。这会损害这门学科的信誉。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说：“考古学是一门难以捉摸的学科。任何坚持某种记录绝对可靠的人，很可能是想欺骗别人，也绝对是在欺骗他自己。” 正因如此，考古学者特别需要加强科学的基础训练，认清研究对象、研究者自身和研究方法三方面的关系。第一，我们要明白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意义，这是本体论的范畴。第二，我们要协调主观与客观、唯物论与观念（唯心）论的关系，这是认识论的思考。在自然科学中有证据、论断和逻辑的共同标准。但是考古学一般以人的角度来研究自己，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和价值无涉。第三，采取什么途径和方法来了解事物的真相和本质是方法论的设计。这三个方面任何一方如有欠缺，就难以达到科学的境界。 我国考古学研究有一个被漠视的大问题，就是学者在许多问题上概念不清。许多学者在讨论问题时喜欢各执己见，几乎没有人想到要给有争议的问题和概念下一个科学定义，大家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如果问题的概念不清或涉及的概念缺乏严格的定义，这样的讨论和研究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概念是“思考的基本单位”，以便我们能够进行比较和沟通。概念有两种，一是经验性概念，根据具体对象来定义概念；二是理论概念，根据抽象思维来定义概念。正确定义概念或称呼一件事情是理解和讨论的起点，赋予研究对象以正确名称的重要性绝不能低估。科学概念的特点是：（1）尝试性的；（2）基于共识；（3）只有在它们能把握或分离现实中某些重要和可定义的对象时才是有用的。科学研究通过制定概念，然后参照研究对象来进行检验，以便更好地理解对象的本质。考古学理论在概念的帮助下可以：（1）提供材料解释的方式；（2）将各种不同的研究联系和整合到一起；（3）能够为自己和他人的发现提供有意义的解释。 比如，如果用科学性的三项要义来审视最近考古界意欲淡化疑古、重拾信古的热议，我们首先需要弄清，以陶器类型为基础定义的二里头文化或夏文化，在本质或概念上是否能等同于文献中的夏朝或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早期国家。其次，我们需要反省，将夏代视为信史是否受到传统史学、当下社会价值观和学者本人偏好的左右。最后，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在没有充分解读考古材料的情况下，单凭二重证据法是否能够解决夏朝信史的问题。如果对考古学关键概念诸如“考古学文化”“族属”和“国家”等概念的本质和区别缺乏认知，对主观、客观和价值中立等问题缺乏自知之明，并在证据链的推演上缺乏逻辑关系，那么这种考古研究的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高校考古学的专业课程并不讲授科学研究所必备的理论和逻辑思辨，基本是一种经验性的知识传授和工匠式的技术训练。比如培养学生如何进行发掘、分辨地层和土色、鉴定陶片和划分时代。因此，中国考古学如要跻身世界学术之林，亟待加强科学思辨和理论素养的训练。 本文集的随笔按内容分为四个部分，本意是想在中国考古学与国际学界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引入一些国外流行的思想、方法和成果，并尝试介绍一些自己探究和思考的心得。这些随笔或多或少涉及理论、方法和实践相关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承认考古学是一门科学，那么从业者必须重视和培养自己的理论能力。考古不是挖宝，沙发考古也绝非清谈，而是提高考古学研究水平的关键。田野考古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摆脱技工层面上的操作，上升为一门真正的探索性学科。 又：本文集除个别文章未发表外，有几篇因时间久远，已找不到刊载的报纸和日期，只能注明写作的年份。 陈淳 2019年9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