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曾國之謎”談國、族名稱的沿革董 珊* 摘要：本文從歷史考古學界聚訟的“曾”、“隨”是否是同一國家的問題談起，認爲國族名稱沿革的問題在先秦史研究中具有普遍性。根據宮崎市定、王玉哲、林澐等先生關於“城市國家”的看法，指出在國家初始形態階段，“國”與“都”本來是一回事，國名就是都名。由此來看所謂“一國兩名”的現象，其實質是一國先後有兩個都城。因爲氏族的遷徙，常以氏族名稱命名地點（此點本文未展開討論），或者是以地名命名氏族，因此形成“人地同名”的現象，又形成一族多名與一國多名。如果我們不拘泥於政權的規模來考察，這類“同族異名”與“同名異族”的情況都十分常見。在餘論中，談到了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在表述國族名稱沿革方面有不同立場，在研究此類問題上，傳世文獻常有局限性，而出土文獻更具重要性。 關鍵詞：曾國之謎 都市國家 以地爲氏 人地同名 一國兩名 同族異名 同名異族 引言：解答“曾國之謎”的困境 之所以想寫這樣一篇文章，原因繁多。如何介紹這個問題的意義以及研究現狀，思來想去，還是以“曾國之謎”作爲切入點，最容易讓大家理解。 歷年來在隨棗走廊一帶經常出土姬姓曾國青銅器，而此處是傳世文獻所見的姬姓隨國之所在。既然曾與隨的族姓與地域都相同，那麼曾與隨是什麼關係？這就是所謂的“曾國之謎”。目前學界有“曾、隨一國兩名”、“曾、隨兩國”這兩大類觀點。 “曾、隨一國兩名”的觀點由李學勤先生首倡。[1] 後來的支持者，主要有石泉、[2] 何浩、吳良寶、[3] 黃聖松等先生。[4] 他們的研究，可以從舉證和解釋兩個方面來談。 在舉證方面，黃聖松先生的論文最晚出，他舉出了一國兩名的八組例證。在解釋上，何浩先生認爲“曾爲國名，隨爲曾都。因而又稱其國爲隨。”[5] 吳良寶先生則認爲，一國兩名的現象，應與自稱和他稱有關。黃聖松先生則綜合何浩和吳良寶的解釋，並且進而認爲：“以‘國都名’代稱某國，有縮限一國疆域，僅指國都，有降低該國爲都邑層級之意，抑制輕視意味濃厚，故‘國都名’代稱僅見‘他稱’而不用於‘自稱’。” 相反的觀點，主要有楊寬、錢林書等學者所持的曾隨二者不可等同說。[6] 在這個前提下，還可細分爲“曾滅隨”說（顧鐵符、任偉）、“隨滅曾”（于豪亮、張昌平）、“楚先後滅曾、隨”說等幾種不同的看法。[7] 主張曾、隨不同的學者，在論證上通常都比較簡單，因爲，從道理上說，舉證和解釋的責任，主要應該屬於主張合二爲一的學者。 新材料的不斷公佈與研究，總是爲解答曾國之謎提供強心劑。這些材料可分爲三類。 首先是在出土文獻中發現了“隨”。2003年河南葛陵村楚墓竹簡文句有“鄭憲習之以隨侯之□”（甲三25），陳偉先生據此認爲，出土文獻中既然曾、隨兩個名字都看到了，“‘曾隨一國二名’這一論斷就值得重新考慮”。[8] 2011年刊佈一件流散的春秋中晚期楚王爲“隨仲嬭加”作鼎，曹錦炎和張昌平都撰文，認爲此鼎銘可看做曾、隨二國的證據。[9] 2013年文峰塔M21曾孫卲墓出土“隨大司馬嘉有之行戈”，[10] 因爲是科學發掘品，有學者認爲這可視爲“曾即隨說”新證據。但此戈或者可以看做是外來製品，而非自作之器，所以論證邏輯仍是不周延的。古文字資料中“隨”的新發現，對於討論曾國之謎並沒有多少幫助。 其次，是兩種《曾侯  編鐘》銘的發現和解讀。文峰塔墓地M1出土《曾侯 編鐘》，[11] 銘文記載了曾國在公元前506年吳楚之戰中的角色，而傳世文獻記載參與此戰的國家正是隨國。這一新發現，使得“曾即隨”說幾無懸念。而文峰塔義地崗M4出土的《曾侯鐘》銘：“左右楚王，弗討是許”，[12] 楚國之所以答應不討伐曾國，原因應即《左傳》定公四年所記載，楚昭王奔隨，得到隨人的保護，昭王與隨人曾有盟約。這更證明春秋晚期的曾、隨是同一國家的看法。以上兩種鐘銘，是證明“曾、隨一國論”比較關鍵的證據。第三，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使我們更多了解曾國的歷史及其周邊情況。例如2011年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發現，2013年隨州文峰塔東周曾侯墓地的發現，這些發現證實了在隨州及其附近的姬姓曾國，從西周早期開始，一直延續到了戰國早中期。 此外還應該提到，隨州安居羊子山發現的西周早中期鄂國墓地。[13] 羊子山與葉家山距離很近，這也讓我們看到，在今天隨州這個不大的區域，西周時至少存在曾、鄂這兩個諸侯國。若再增加一個隨國，也不無可能。 由上述可見，新材料的發現和解釋，對兩種相反的意見各有支持，並不能使兩派意見達成一致。即便兩種《曾侯  編鐘》銘文的研究，已經清晰地表明了吳楚戰爭中的曾國就是文獻中的隨國，但是仍不能否定在歷史上可能有曾滅隨、或隨滅曾的情況。吳良寶曾說：“在見不到‘曾’自稱爲‘隨’，又沒有它國稱‘曾’爲‘隨’的情況下，曾、隨一國兩名或者曾滅隨、隨滅曾都只能視爲可能性的推測，還缺乏更堅實的證據。”可以預見，就算是發現了吳良寶所說的這種證據，還會有不同的意見。大凡研究問題，都會存在證明與解釋兩個方面。我認爲，解答“曾國之謎”不僅需要舉證，更與研究古史的觀念有關，涉及到一些基本問題。 我很早注意到了此類問題。在歷年來寫作的一些文章中，曾不同程度地討論過一些實例。[14] 同時，在研究資料和閱讀論文時，也發現這類問題層出不窮，而相關的討論總是意猶未盡，因此很有必要作專門的研究。這是本文的寫作目的。 一. 從“都市國家”談“國、都同名” 何浩先生說： 位於今隨州市西溠水東岸安居鎮附近的曾都，看來稱“隨”。《左傳》莊公四年載：“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武）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闘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就文義分析，“以伐隨”之“隨”爲泛稱，指國名；“營軍臨隨”，其意當爲“楚師逼近隨都構築營壘”。正如泛稱的“成”、“許”是國名，“衛師入郕”之“郕”及“鄭伯入許”之“許”是特指郕、許都城那樣，此“營軍臨隨”之“隨”，所指也應該是曾國的都城。[15] 這段話舉了兩個《左傳》中國名與都名相同的例子。在《左傳》中，這種例子還有很多，其辭例多爲：“圍某”、“滅某”、“某人”、“入某”，“某”常常既是國名，又是都邑名。例如《春秋》襄公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公羊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可見“晉”與“曲沃”相對而言，都是邑名，“晉”指的是晉都新絳（新田）。又例如襄公二十五年《春秋》“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巢”是指巢國都城。出土文獻中的例子，我曾討論過戰國《  羌鐘》銘（《集成》00157-00161）：“征秦迮齊”，我認爲“秦”是指山東秦臺，“齊”是指齊都臨淄，鐘銘“秦”與“齊”都是都邑名。[16]一般認爲，“國”應該比“都邑”廣大。這是根據後世情況想像古代而產生的錯覺。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指出，中國古代曾有“都市國家（polis）”的時代，後來才向“領土國家”轉變。[17] 在早期形成階段的“國”，最初僅以一個城市（“都”）作爲立足點，這種小國數量很多，然後在戰爭中，那些弱小都市國家變爲以霸者都城爲中心的“邑”，都、邑逐漸連結成片，形成領土國家。隨着少數領土國家的興起，並且壯大爲更大的領土國家，那些介於大國之間的國家，若原爲都市國家，常常會仍保持都市國家狀態，或由領土國家逐漸退縮到都市國家狀態，最終被大國兼併，歸於消亡。 王玉哲先生也指出： 商、周當時王朝的情況，概括地說，就是以一個大邑爲都城，並以此爲中心，遠遠近近的周圍，散佈着屬於王朝的幾個或十幾個諸侯“據點”。“據點”與“據點”之間還散佈着不屬於王朝、或者還是敵對的許多方國。在這種情況下，商、周時人對每個王朝國家所控制的國土，只會有分散於各地的一些“點”的觀念，還沒有整個領土聯成爲“面”的觀念。[18] 商周時代最強盛的王朝尚且是據點式的，其他諸侯國的情況，也就可想而知。王玉哲先生這個講法，可以幫助理解宮崎市定的“都市國家說”。 林澐先生指出，雖然東周時代往往將“國”稱爲“邑”，但不能簡單認爲中國古代的國和希臘的城邦一樣，是由一個城市構成一個國家。他認爲，“國”起源於邑群，“每個邑群的中心大邑成爲都，而其他的邑則成爲該邑的鄙。”“起初每個國的地域相當小，是後來逐漸變大的。”“有大量的資料可以證明當時人特別重視國都，並把國都作爲國的代表。例如，國名和都名往往相通，把國都的城門稱爲‘國門’，等等。因而，‘國’這一語詞有時便被用來專指都城，而‘國中’一語往往指的只是都城城內這樣極有限的範圍。”[19] 林澐先生與宮崎市定的觀點雖然不同，但從他們提出的早期國家模式可以看出，在國家的初始形態階段，“國”與“都”本來是一回事，其本質相等同，所以其名稱也相同，國名就是都名。若追溯任何一個國名的起源，應該都來源於都名，這說明“都市國家”是早期國家的普遍形態。這種以都名作爲國名的命名習慣長期存在，在立國或遷都等這些初始化的節點上，這類命名習慣都會反覆出現。 由此來看所謂“一國兩名”的現象，其實質是一國兩都。因爲兩都的時代有先後，舊都之名稱逐漸成爲國名，這是經過長時間自然演變的現象。後人理解的“國”應比“都”大的觀念，常常不適用於早期中國的研究。 根據上述這種認識，上舉“秦”、“齊”、“郕”、“許”、“晉”這些所謂國名，最初都是都邑名。“曾”和“隨”兩個名稱，也應該都是來源於都邑名稱的國名。 二. 氏族遷徙與“一族多名”或“一國多名” 國與都同名現象，可以再從人與地兩個方面來分析。對於曾和隨來說，曾和隨既都是地理概念（都邑名和國名），又可以都是氏族名稱。下面來討論氏族的遷徙與命名。 在歷史演變中，氏族名稱與地名常常有趨同的現象，即所謂的“人地同名”現象。趨同的方式有兩種，或者是以氏族名稱命名地點，或者是以地名命名氏族。這裏先討論後一種。 鄭樵《通志略·氏族略》講古代氏族得氏之緣由，前五種情況爲“以國爲氏”、“以邑爲氏”、“以鄉爲氏”、“以亭爲氏”、“以地爲氏”。其實一言以蔽之，皆是不同級別的“以地爲氏”。所謂“以地爲氏”的邏輯，是先有地名，氏隨地改。因爲以邑爲氏的命名傳統，氏族遷徙常常導致氏族更名，如果多次遷徙，就會有新、舊多個氏族名稱。一族多名與一國多名，都是因爲遷徙行爲引起的相同現象。 李學勤先生曾舉出一國兩名的兩個例子，來說明曾國爲何是隨國： 我們認爲，姬姓曾國不但在《左傳》裏有記載，而且有關的記事還很多，只不過書裏的國名不叫做曾罷了。大家知道，當時有的諸侯國有兩個國名，例如河南南陽附近的呂國又稱爲甫（引者按：呂與甫是通假字關係，不屬於一國兩名。這一點已經被吳良寶先生指出了。），山東安丘的州國又稱爲淳于。從種種理由推測，漢東地區的曾國，很可能就是文獻裏的隨國。[20] 其中“姬姓的曾國”的說法，實際講的是曾國居於統治地位的氏族爲姬姓。這種提法在先秦史研究中常常可見。以族姓加於國名之上的氏族，又稱“國族”，即“以國爲氏”的族氏。 石泉先生說： 一國二名的現象，在古代不乏例證，如商又稱殷，呂又稱甫，楚又稱荊，魏又稱梁，韓又稱鄭，都是如此。曾又稱隨，自亦相類。明乎此，則在所有出土曾器的銘文中從未見到隨國字樣，而所有記述隨國情況的古文獻中也未見有曾國字樣的現象，也就正如《孟子》書中有“梁惠王”、“梁襄王”而未見魏國字樣之同樣不致使人發生梁、魏是否一國的疑問了。[21] 石泉先生舉出的五例，除了“呂又稱甫”，其餘四例都有效。但李學勤和石泉兩位先生僅作舉例，並未解釋一國兩名的原因。首先做出解釋的，大概是楊寬先生。他說： 古時一國兩名，都有它一定的原因，多數由於遷居或遷都，這在文獻上都有明確記載。[22] 楊先生講遷居或遷都是一國兩名的原因，這是不錯的。但歷史文獻常有闕文，這種情況在文獻上未必都有明確記載。 何浩先生也說： 很有可能，曾爲國名，隨爲曾都。因而又稱其國爲隨。就像州國都於淳于又稱淳于、魏國都於大梁又稱梁、韓國都於新鄭又稱鄭一樣，曾──隨也是一國二名。[23] 何先生雖沒舉新例，但他指出“隨爲曾都”這一點很重要。根據上一節在“城市國家”觀念下所述的國、都同名現象，都城“隨”當然可以作爲國族名。這種一國兩名（或者說一族兩名）現象，都與楊寬先生講的國都遷徙（或者說氏族遷徙）有關。 最近臺灣黃聖松先生撰文，舉出八個一國兩名的例子： 本文所謂“一國多名”，指同一國家在文獻中使用二種以上名號。筆者爬梳先秦典籍及出土材料，發現“一國多名”雖非普遍現象，但仍有“晉/唐/翼”、“楚/荊/郢”、“州/淳于”、“鮮虞/中山”、“吳/干/邗”、“魏/梁/晉”、“趙/晉/邯鄲”、“韓/鄭”等八則例證。……上舉八則“一國多名”之例，其代替正式國名之代稱皆爲地名，依性質分爲“國都名”及“其他地名”兩類。[24] 以上八例中的“晉”、“翼”、“荊”、“郢”、“淳于”、“中山”、“邗”、“梁”、“邯鄲”、“鄭”，都是以遷徙之後的都城名作爲國族名（其餘那些名稱，根據上述城市國家的觀念從長時段考察，在早期也是都邑名）。 黃聖松先生認爲，“一國多名”不是普遍現象。根據我的看法，這些問題的討論焦點，是“人地同名”現象中的“以地爲氏”。“地”的範圍雖然有大小之分，但從氏族的角度來看，其地理範圍常常是動態變化的，氏族控制區域在長時段的擴張、收縮、遷徙和分化，都是常見現象。例如，韓、趙、魏最初都僅是一個封邑名稱，後來因爲三家分晉，韓、趙、魏都變爲領土國家名稱，韓、趙、魏也都從氏族名稱轉變爲國族名稱。這是擴張的例子。韓、趙、魏在分晉以後，對於舊地韓城、趙城、魏城都已無支配權，但仍沿用舊名稱。晉國的翼侯、鄂侯以及同時曲沃的君主，都是晉君公室的一支。這是分化的例子。我們若動態觀察這類現象，不拘泥地理範圍的大小，那麼可以將“國”的概念置換爲族氏和族群，這種“一族多名”現象就變得非常普遍了。下面再舉些例子： 1、夏人的後代徙封在杞地、鄶地，國族名即爲杞、鄶。《國語·周語下》“有夏雖衰，杞、鄶猶在。” 2、盤庚遷殷，商人即名爲“殷”。商人微子在周初封在宋地，即名爲“宋”。 3、豳公亶父自豳遷周，即取當地已存在的地名“周”爲國族名。 4、周文王遷都於豐。傳世有“豐王”銅鍚（《集成》11848、11849、11850）及銅斧（《集成》11774），過去定爲“西周早期”，據曹斌對商周銅鍚的分期研究，此類型的銅鍚屬於A類Aa型，年代可定在先周時期，分佈於關中。[25] 《大雅·文王有聲》：“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唐蘭先生指出，“豐王”極有可能指的是周文王。[26] 結合周文王遷都於豐的史實以及氏族因遷都而改名的規律來看，我贊同唐蘭先生的看法。 周原鳳雛甲骨有以下兩條選貞卜辭： 祠自蒿（郊）于周。（H11：117） 祠自蒿（郊）于壴（豐）。（H11：20）[27] 李學勤先生認爲“壴”即“豐”字的簡寫，與《集成》11849的那一件銅泡“豐”字也寫作“壴”，情況相同。[28] 5、周王子余臣立於攜，即名爲“攜王”。幽平之際，攜王與平王爭立，虢公立攜王於攜，以攜爲都，即稱爲“攜王”。清華簡《繫年》第二章：“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左傳》昭二十六年《正義》引《竹書紀年》曰：“……先是，申侯、魯（據蒙文通改爲曾）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並立。”攜應是位於虢國境內的都邑名稱。 6、周人之子弟與支庶，常因封建以及改封而改氏，改氏的根據都是“以地爲氏”。 《荀子·儒效》說“（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茍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以上得二十六國族。《潛夫論·五德志》又增加二十八族，“周、召、虢、吳、隨、邠、方、卬、自〈息〉、潘、養、滑、鎬、宮、密、榮、丹、郭、楊〈陽〉、逢、管、唐、韓、楊、觚（狐）、欒、甘、鱗虞〈鮮于〉、王氏，皆姬姓也。”[29] 其總數共五十四，與《儒效》所說的“五十三人”大略相當，彼此的出入，在這裏無需細攷（案：應減去得氏於王子晉的“王氏”）。這些姬姓子孫舊原國族名爲“周”，其新獲的氏族稱號，絕大多數來源於封邑名稱。 上述情況，對於舊族“周”來說，有五十幾個異名；就分封出去的支庶氏族而言，都有新、舊兩個族名。 某些周人大貴族的子孫，還可能會再次得到分封，並獲得新的族氏稱號。例如召公後代封在燕，即以“燕”爲國族名稱。又例如，畢公的後代，至少分爲兩支。其一支分封在黎，山西黎城近年發現楷國墓地，出土銅器銘文有“楷”，應讀爲傳世文獻中的“黎”。這是畢公之族的支庶分封再次獲得新名號。又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8出土“畢孫何次瑚”（《銘圖》05952），李零先生認爲這個“畢孫”也是畢公高的後代，《廣韻》“二十六桓”記載“周文王子畢公季孫食采于潘，因氏焉。”可見畢公之族在南方有封邑，且以封邑名“潘”爲氏。[30] 改封或徙封的例子，可以舉“唐”和“康”爲例。唐叔虞初封在唐，其子燮父改封至晉，後代稱“晉”。康叔封初封在康，至周夷王時改封在衛，後代稱“衛”。 7、春秋時代的列國卿大夫，常以采邑地名作爲族氏名稱，族名與都邑名稱相同。當采邑轉移時，再以新的采邑地名作爲族氏名稱，因此也常常有一族多名的現象。下面以清人常茂徠《增訂春秋世族源流圖考》所整理爲基礎，將晉國卿大夫同族異名的例子摘錄如下： （1）晉國的范氏，源自周宣王時的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爲士官，以官爲氏，其後士會先後食采於隨、范，所以稱隨季、隨武子、范武子（《左傳》宣公十七年“范武子將老”杜注：“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其後代多以“范”爲氏。 士會的次子士魴，既沿襲舊族之氏，稱“范共子”，又因食采於彘，稱“彘恭子”、“彘季”（《國語·晉語七》“既弒厲公”章），其子稱“彘裘”（《左傳》襄公十四年）。由此可見，士氏因采邑遷徙，曾先後有隨、范、彘三個族氏名稱。 （2）晉國的荀氏，因荀首食采於知邑，因稱知（智）氏（《通志略·氏族略》）。其後代經常兼用知、荀氏兩個族氏名稱。荀也是地名，源於周文王後代的分封，《左傳》中寫作“郇”。 （3）郤氏之郤芮又稱冀芮，是以冀爲采邑（《通志略·氏族略》：“冀國，今晉州冀氏縣也，子孫以國爲氏。晉滅冀（僖公二年），爲郤氏食邑，冀芮之子孫以邑爲氏。”）其後代有冀缺。 郤氏分族有步揚（《左傳》僖公十五年），其食采於步，其後代以步爲氏（《通志略·氏族略》），有步招（《左傳》文公七年）、步毅（《左傳》成公十六年）。郤犨食采於苦成，亦稱苦成叔、苦成家父。 又郤犨之弟有“蒲城鵲居”（見《世本》），應因居於“蒲城”而得氏。同族郤至又稱“溫季”（《左傳》成公十六年），溫是郤至的采邑，因以爲氏。 （4）晉公族狐氏之族人，狐范之子狐射姑字季它，曾食邑於賈，因稱賈佗（《國語·晉語四》“公子過宋”章），賈佗之族人狐鞠居又曾食邑於續，因以續爲氏，稱續鞠居、續簡伯（《急就篇》第七章顏師古注）。 （5）晉國的先氏，因食采於原，而以原爲氏，後食采於彘，又以彘爲氏。所以先縠可稱原縠，又稱彘子、彘季。 先軫食采於原，故稱原軫（《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其子先且居受封在霍，因稱霍伯（《左傳》文公五年）。 《左傳》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杜預注：“彘季代林父”，先縠即彘季，《正義》引服虔曰：“食采於彘”，同年《左傳》又稱“彘子”、“原縠”。《正義》：“案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上文稱爲彘子，服虔以爲食采於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6）晉公族胥氏有胥臣，食采於臼，故稱臼季。（《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司空季子”杜注孔疏） （7）羊舌氏是晉公族，食邑於羊舌，因此爲氏。羊舌職之子羊舌赤，治銅鞮，又稱“銅鞮伯華”（《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風俗通義》）。羊舌肸（叔向）又稱“楊肸”，其子又稱楊石、楊食我，是以采邑楊作爲族氏。 （8）晉趙氏支子趙穿食采於邯鄲，因別稱邯鄲氏，趙旃、趙勝、趙午是其後代（《左傳》文公十二年孔疏）。趙勝又稱“邯鄲勝”（《國語·魯語下》“晉人執平子”章），其子趙午又稱“邯鄲午”。（《左傳》定公十年） 趙衰爲原大夫（《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又稱原季（《國語·晉語四》“文公問元帥于趙衰”章），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杜預注：“原、屏、樓，三子之邑。”），皆是以所主之邑爲氏。 （9）畢公高的後代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賜畢萬，因以魏爲氏（《左傳》閔公元年）。 魏錡又稱“廚子”、“廚武子”（《左傳》宣公十二年）、“呂錡”，其封邑先後在廚（《左傳》僖公十六年：“狄侵晉，取狐廚”）、呂，其子稱“呂相”。《郘  鐘》銘：“郘 曰：余畢公之孫，郘伯之子。”（《集成》00225-00237）。魏顆封於令狐，又稱令狐顆。其子魏頡稱令狐文子（《左傳》成公十八年）。 （10）晉國呂甥（《左傳》僖公十年），又稱瑕甥（《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陰飴甥（《左傳》僖公十五年，杜預注：“食采于陰，故曰陰飴甥”）、瑕呂飴甥（《左傳》僖公十五年，杜預注：“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王國維也指出：“瑕、呂、陰皆晉邑。” 由上述諸例可見，一族多名的現象，在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比比皆是。這應該是早期中國的普遍現象。 上文既討論了一般所謂王朝的遷徙之後的更名，也討論了諸侯國的分封之後的更名，以及諸侯國內的卿大夫家族因爲采邑分封導致新、舊氏族更名。王朝與諸侯、采邑這幾種政治體，雖然級別大小懸殊，但它們都要先經歷國家初始形態階段，從小部族成長爲更高級別政治體，在此過程中，都需要首先經歷“都市國家”的階段，再經歷各種原因的遷徙（無論是部分遷徙還是整體遷徙），才有可能成長爲“領土國家”。不同級別政治體的成長邏輯相同，命名的邏輯也相同，“以地爲氏”常常是族氏命名的首選項。 “以地爲氏”這條原則，也常適用於遷徙之前的族氏命名。上舉諸例中，絕大部分舊有國族名稱，仍是來自於舊居都邑名。由此可見，所謂一國多名，也就是一族多名，這兩種現象只是觀察角度不同，並無本質的不同。 上述的討論，若具體到“曾國之謎”所涉及的“曾”、“隨”兩個名稱上，則推論是：“曾”和“隨”是同一個國族的舊都和新都的名稱，也是這個國族的舊名和新名，而之所以有兩名，應是氏族遷徙的結果。 三. “同氏異姓”與“授民”“授土” 同一個都邑在不同族氏之間轉手的情況很常見，因爲先後進入同一都邑的氏族都以都邑名稱來命名自己的氏族，所以，不同時代的同氏的氏族，未必就是同姓的氏族。例如： 1、周原舊存妘姓琱（常寫作周）氏，其與殷墟三期進入此地的姬姓周人，不同姓，當然也不會是同族。琱氏至西周晚期尚存，基本其與西周的歷史相始終。 2、周初周公滅唐而封叔虞，唐叔虞爲姬姓，之前的唐國爲堯後祁姓，二者屬於不同的姓族。 3、西周金文有“芮姞作旅簋。五。”[31] 趙慶淼先生指出，芮姞是出身於姞姓舊芮國的女子，而不是周初分封姬姓的芮國。所以周初的芮氏有姞姓、姬姓兩族。[32] 4、晉國的趙氏有原同，先氏有原縠，皆因食采於原而命氏，但原同與原縠不同族。 5、晉國魏氏的呂錡、呂相，與晉臣呂甥，皆因食采於呂而得氏，也不是同族。 此外的例子尚多，這裏不能一一列舉。 任何一個封國的封建，都包含“授土”、“授民”兩個方面。所謂“授土”，自然包含都邑，根據前述“國、都同名”，也自然包含了封號的授予。所謂“授民”，大約包含三種情況：1、一同來殖民的友邦族群，以及後來加入的友邦族群；2、當地的異姓土著，以及後來征服的其他族群及其土地；3、轉徙而來的異族。例如，《左傳》定公四年講到周初封建，以殷民六族封魯，“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以殷民七族封康叔，“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庸）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又以“懷姓九宗”封唐叔。上述殷民六族、商奄之民、殷民七族、懷姓九宗皆土著。出土文獻的例子，如《宜侯夨簋》（《集成》04320）：“錫在宜王人□又七里；錫甸七伯，厥虜□又五十夫；錫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大盂鼎》（《集成》02837）：“錫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亟畢遷自厥土。”其所受之民的來源，頗爲複雜。 以上所述爲封建授民的情況。征服者對於被征服者的都邑土地、名號和人民的繼承和佔有，與封建中的“授民”“授土”並無本質的不同。 舉例來說，妘姓之琱成爲周邦下層的一部分，而姬姓之周成爲周邦的統治者，傳世文獻只有姬姓之周人的記載。若非甲骨金文的發現與正確研究，妘姓之周的歷史已經被磨滅的毫無痕迹了。可以說，姬姓周人也佔有了妘姓周人的歷史，對妘姓名號“周”的繼承，是姬姓周人改寫歷史的第一步。 這裏還想分析關於“秦”的問題。據《史記·秦本紀》講，秦、趙共祖，非子這一支“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其源頭爲造父封趙城。至孝王時非子居犬丘，因善於養馬而受封，“邑之秦”。因非子受封在秦，而以“秦邑”之邑名作爲族氏，所以，在非子以前，嬴姓的趙人是根本沒有“秦”這個族氏的。也就是說，在非子之前，並沒有考古學上所謂的“秦文化”可考。 根據清華簡《繫年》第三章，周初二次克商之後，“西遷商蓋之民于邾圄，以御奴且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陪。”[33] 甘肅清水的“秦”名號是從東方移植而來的。山東有秦臺、有犬丘，所以西方的地名“秦”與“西犬丘”，皆是山東商奄之民西遷的結果，是以族氏命名地點。西周《詢簋》（《集成》04321）、《師酉簋》（《集成》04288-04291）銘文均提到“秦夷”、“戍秦人”，我認爲，這些銘文的“秦”，指的是自東方遷來的商奄之民，並不是嬴姓之趙氏非子之族。 孝王封建非子這件事，應包含“授民”、“授土”（“授名號”）這三個基本要素。我認爲“授民”即是將已居此地的商奄之民賜予非子，之後嬴姓趙氏的秦人爲上層統治者，而商奄之民成爲秦的下層人民。從考古學上看，秦人上層流行直肢葬，下層流行屈肢葬，可說明二者族源不同。《繫年》所謂的“是秦之先”，應該是說商奄之民是秦人下層之先人。《史記·秦本紀》應該是把商奄之民與嬴姓趙人的祖先傳說與早期歷史都混爲一談了，二者究竟應該如何分合，尚有待今後研究。[34] 歸納上述兩例可見，在“同氏不同姓”現象的下面，常常隱藏了戰勝者征服失敗者的歷史，若失敗者沒有遷出原都邑，則成爲處於政治體下層的族群。根據這種認識，我們來分析曾和隨的問題。 目前可以確認，從隨州葉家山到文峰塔、擂鼓墩的歷代曾侯，都是姬姓周人的分族。姬姓周人分封至此，是以商周革命作爲時代背景的。根據前述“以都邑命名族氏”的規律，姬姓之曾的名號“曾”，應該就是繼承了當地的歷史地名。根據前文提到但未展開的“以族氏名稱命名地點”規律，湖北之曾的族名源頭，應是山東姒姓之曾，即《世本》所見“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之“鄫（曾）”。在殷墟一期卜辭中，就已經見到南方有“曾”，這很可能是商末南遷的姒姓之曾。上海博物館藏兩周之際的《曾子倝鼎》（《集成》02757）銘：“惠于剌曲”。這件鼎是典型的兩周之際南方青銅器，學者多認爲“剌曲”即《世本》所見夏少康封鄫之少子“曲烈”，設此不誤，可說明器主曾子倝是“剌曲（曲烈）”的後代，姒姓曾人並沒有因爲姬姓族群的進入而立即絕滅，而是晚至兩周之際尚存於此地。 隨國也有“同氏不同姓”的現象。隨是春秋時代漢陽諸姬中的大國，關於隨國姬姓的記載很多，無需贅舉。此外，還有隨是炎帝之後姜姓的講法，或隨是唐堯之後祁氏的講法。[35] 其中“隨”爲陶唐氏之後裔的講法比較可信。原因是“隨”、“唐”兩個地名，既見於山西汾水流域，又都見於湖北漢水流域，很可能是同姓族群移植的結果。[36] 祁姓之隨遷徙至漢水流域的時間不可考，[37] 但一定是在姬姓曾人來到此地之前，甚至也可能在姒姓曾人之前。祁姓之隨亡於誰手，也不可考。但姬姓之人先是因爲分封遷至曾，就繼承了姒姓曾人的名號；後來遷居至祁姓之隨的故地，又繼承了隨的名號。其歷史過程應該大致如此。 由此可見，曾、隨兩國名、族名分合的歷史，應該比過去理解的情況更複雜，“曾隨兩國論”並非毫無道理。從“都市國家”的立場來看，在隨棗走廊有曾、隨、鄂等多個方國並存的狀態，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餘論：“地隨氏改”與“史家筆法” 本文討論的問題，簡單地講，是國、都、族三者之同名（“人地同名”）並且多名（“一國或一族多名”）的現象。多名的原因，是族氏的遷徙行爲（“氏隨地改”）。氏族名稱與地名趨同現象的另一類重要原因，是“以氏族名稱命名地名”（“地隨氏改”），限於時間，本文不能展開討論。但正確理解早期國家是“都市國家”形態，釐清族名與地名的年代層次先後，分清是用族名爲地點命名，還是用地名爲族群命名，是上古史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事情。同時也應注意，若長時段觀察歷史上族名、國名沿革，無論繼承或更改，都是在不同族群之間不斷接力造成的結果，“氏隨地改”與“地隨氏改”這兩種情況總是交替出現，不可一概而論。 此外還應考慮到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不同。傳世文獻記述歷史，是“以後述前”，用後來的地名和族名習慣來記錄，其中有“史家筆法”。雖然傳世文獻保留了一些國、族的舊名稱，但主流是淘汰舊名稱，使用新名稱。有不少舊名稱只能從出土文獻中看到。具體到“曾國之謎”的問題上，“隨”就是見於載籍的新名稱，而“曾”就是遭到傳世文獻淘汰的舊名稱。 傳世文獻對於歷史總是“有選擇性的記錄”。歷史事實紛繁複雜，史書只能是粗線條，只記錄作者認爲重要的邦國、氏族和事件，淘汰了作者認爲不重要的邦國、氏族和事件。但史書失載的邦國、氏族和事件，往往可能是重要的邦國、氏族和事件的原因、前奏，以及結果。 如吳良寶所說，國名可分爲“自稱”和“他稱”。傳世文獻中記錄歷史，大多是屬於“他稱”。自稱的情況，也往往需要求之於自作器物的銘文。由此來看，出土文獻在研究國、族名稱沿革問題上，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荀子·正名》：“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杜正勝先生也說：“事有同名異指，也有同指而異名。”[38] 本文討論，僅僅局限在“名”的層面。很希望得到識者的批評，並且希望有機會再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2016年7月31日 *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1] 李學勤，《曾國之謎》，《光明日報》1978.10.04，第3版，收入《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146-150。李學勤，《論漢淮間的春秋青銅器》，《文物》1980.1：54-58，第二節“再論曾國之謎”，收入《新出青銅器研究》，頁151-159。 [2] 石泉，《古代曾國——隨國地望初探》，《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1：59-68、80，收入《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頁84-104。 [3] 吳良寶，《再說曾國之謎》，《新果集——慶祝林澐先生七十華誕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626-631。 [4] 黃聖松，《先秦“一國多名”現象芻議——兼論曾、隨二名的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5（2014.9）：121-169。 [5] 何浩，《楚滅國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89），頁288。 [6] 楊寬、錢林書，《曾國之謎試探》，《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3：84-88。曾昭岷、李瑾，《曾國和曾國銅器綜考》，《江漢考古》，1980.1：69-84。 [7] 具體篇目，參看黃聖松，《先秦“一國多名”現象芻議》，頁153-154，注釋198所總結。 [8] 陳偉，《讀新蔡簡札記（四則）》刊於《康樂集——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頁81。 [9] 曹錦炎，《“曾”、“隨”二國的證據——論新發現的隨仲嬭加鼎》，《江漢考古》2011.4：67-70。張昌平，《隨仲嬭加鼎的時代特徵及其他》，《江漢考古》2011.4：71-76。 [1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市文峰塔東周墓地》，《考古》2014.7：30，圖四〇、四一。 [1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隨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4.4：3-51。 [1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文峰塔墓地M4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5.1：3-15。 [13] 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出土文物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No.30-37。 [14] 董珊，《試論周公廟龜甲卜辭及其相關問題》，《古代文明》5（2006）：243-269。《“周公戈”辨偽之翻案》，《華夏考古》2007.3：92-96。《救秦戎銅器群的解釋》，《江漢考古》2012.3：87-94。《試論殷墟卜辭之“周”爲金文中的妘姓之琱》，《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7：48-63。《清華簡《繫年》所見的“衛叔封”》，收入羅運環主編、中國先秦史學會等編，《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頁98-101。《從出土文獻談曾分爲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154-161。 [15] 何浩，《楚滅國研究》，頁288。 [16] 董珊，《清華簡《繫年》與  羌鐘對讀》，《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101。[17]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翻譯組編譯，《宮崎市定論文選集（上卷）》，《中國古代史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頁3-5。宮崎市定著、邱添生譯，《中國史》（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頁97：都市國家的時代；頁115：向領土國家轉變；頁122-123：領土國家。 [18] 王玉哲，《殷商、西周疆域史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點”和“面”的概念》，《古史集林》（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202。 [19] 林澐，《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幾個問題》、《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收入《林澐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頁85-99、69-84。 [20] 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頁146-147。 [21] 石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頁95。 [22] 楊寬，《曾國之謎試探》，頁86。 [23] 何浩，《楚滅國研究》，頁288-289。 [24] 黃聖松，《先秦“一國多名”現象芻議》，頁162。 [25] 曹斌，《商周銅昜研究》，《考古與文物》2011.3：36。 [26] 唐蘭，《西周金文分代史徵》，《唐蘭全集（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14。王恩田，《“成周”與西周銅器斷代——兼說何尊與康王遷都》，收入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頁43。 [27] 曹瑋，《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H11：117，頁82，H11：20，頁19。 [28] 李學勤，《續論西周甲骨》，收入《周易經傳溯源》（長春：長春出版社，1992），頁144，注釋2。 [29] 漢王符撰，清汪繼培箋，彭鐸注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387-389。 [30] 李零，《再論淅川下寺楚墓》，《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227，注釋6。 [3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西周金文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45。 [32] 趙慶淼，《芮姞簋與古芮國探微》，《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2：98-105。 [33]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蘇秦謂燕王章》：蘇秦所謂“自復而足，楚將不出沮漳，秦將不出商閹（奄），齊不出呂隧，燕將不出屋注，晉將不逾太行。”“商奄”在此應是地名，指秦城，這是以族氏命名地點。 [34] 秦非子受封時，所接受的人民可能並非僅有商奄之民，也許還包含了被征服的戎狄等民族。 [35]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三訂本）（貳）》（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景印四版，1997），冊三，頁209。 [36]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校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14。王占奎，《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筆談》，《文物》2011.11：72-73；趙慶淼，《商周時期的族群遷徙與地名變遷》（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6，陳絜教授指導），“汾水流域和淮漢地區的族群交流”，頁238-254，頁242。 [37] 祁姓之隨遷徙的時間，可參照唐堯之苗裔劉累在夏孔甲時遷魯縣的時代，《史記正義．晉世家》：“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即是。後子孫徙於唐。” [38] 杜正勝，《周代城邦》（初版第六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自序”，頁14。 本文原載於《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五輯），2017年，第187-202頁。 感謝董珊先生賜稿！ 点击下载附件： 2148董珊：從曾國之謎談國族名稱的沿革.docx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