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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发于各族人民的社会交往、文化认同和价值重塑之中，是中国各民族交往的必然结果和应然之物：各族人民在多层次民族交往中呈现出具有现代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画像”，传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表达”；各族人民在多层次民族交往认知中的“主体互动”和“文化认同”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积淀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人民在多层次民族交往中实现了现代意义的“共识达成”和“利益一致”，重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价值意蕴。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交往；文化认同；价值重塑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KS087)；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孙英，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及价值哲学研究；赵万庆，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及价值哲学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发于各族人民的社会交往、文化认同和价值重塑之中，并且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历史性地实现了交往之维、认同之维和价值之维的现代转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特定的“历史之果”和“意识之物”。作为意识形态产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生成、存在和发展有特定的思想源头和行动轨迹。具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于各族人民的社会交往、文化认同和价值重塑的现代转型中，是反映中国人民意愿、激励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动态的历史建构过程，社会交往、文化认同和价值重塑是这一过程中综合性、整体性的动力因素，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递进关系。 一、行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交往之维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民族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和发展的产物。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演变过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在对现实问题的自在回应中生发了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性得以历史性建构。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交往行动的“精神画像”和“思想表达”的“现代性转化”。 马克思在其社会交往理论中反复强调，交往是民族历史、世界历史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在根源。马克思在对民族国家的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的理论思考中，深刻地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①。在此意义上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人民在社会交往中逐渐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血与火的共同抗争让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②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须臾不可分离的整体，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各民族在行动上团结一致，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辛亥革命使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问题上升到了行动探索的阶段，历史性地“开启了中国各族人民从族类、王朝认同到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转变”③。彼时，中国处于传统的狭隘族类、王朝认同与现代政治理念下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冲突激化的历史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以其具有时代性和政治性的民族思想引领着各族、各地方人民从带有片面民族情感的“行动”逐渐转向了弱化民族界限、团结一致抵御外患、建设国家的“行动”。自此，中国近代民族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和发展，在整体对外的革命斗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觉醒。就此而言，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建构的行动性、标志性事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被各族人民认可和接受，并且在各民族之间的往来互动中升华为一种共同依附的民族归属感。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民族抗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族人民的革命行动和革命团结中得到全面淬炼和提升。具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民族生存危机加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形成和对中华民族整体性认同增强的历史合力的结果”④。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全国各族人民形成了同舟共济、团结一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主要社会力量中迅速形成并确立起来”⑤。同时，整个中华民族在外部力量的冲击下，由原来自在的民族转变为自觉的民族，形成了全面抗战、同仇敌忾的局面。在抗日战争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以共同的行动力量对抗日本侵略势力，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形成了坚固的革命共同体，体现出强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逐步自觉与强化，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道路，并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了区域性的实践，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也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同，为在全国层面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奠定了基础。”⑥正是来自各族人民联合的力量为抗日战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深化和升华了各民族共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费孝通先生深刻地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⑦ 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民族建设与发展的历程，也是各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更好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党和国家从民族地区的实际问题和现实状况出发，根据我国多民族地区发展的具体特点制定、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其特定的现实原因，地域、经济等诸多限制性因素严重地制约着民族地区的资源整合和经济发展。因此，只有不断促进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进行开放性的社会交往，才能使各民族在交往中成为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大中华”的一员，进而促进各民族将热爱本民族的感情与热爱祖国的感情结合起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和国家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治理模式，并且以制度形式加以保障实施，从而在行动上积极有效地解决了民族地区存在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和根本”⑧。 从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实际效果来看，民族区域自治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少数民族同胞建设中华大家庭的积极性。在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全国各族人民在多层次的民族交往行动中，进一步加深了彼此间的交流交融，并由此产生了理性的认知，从而自觉地体认和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做好民族工作，我们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到‘两个结合’”⑨。具体而言，“两个结合”一方面是指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从结构关系来看，民族自治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民族自治地区是整个国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是现实意义上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是指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需要注意的是，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并非简单地就发展论发展，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从行动上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现各族人民民生福祉方面，使我国各族人民在民族交往行动中实现“中国梦”。 二、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认同之维 作为各民族社会交往产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于文化互动的耦合再造之中。纵观历史，我国各民族间的交流既不是单向度的输入输出，也不是以某个民族为中心的外向辐射，而是一个基于主体客观理性的认知、内部有机循环的丰富的交流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端于民族间的主体互动，是各民族在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文化心理。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交往认知中的“主体互动”和“整体认同”的“现代性转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文化形态的意识产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文化始终在交汇、交融、交流的实践中相互碰撞和对话，各族人民通过科学、艺术、教育等诸多交往形式，在社会交往中形成整体性的心理感受，从单一、排他的本民族认知发展成为多元、包容的多民族认知，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心理认知。在基于认同的文化统合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稳定的心理基础上滋养、产生了特有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文化交往，浇筑、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中华文化的历史演变来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开放的思想体系有力地推进了中华文化的空前大发展、大繁荣，使中华文化成为人类“轴心时代”璀璨的文明之果。中国古代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地呈现在哲学、史学、文学和艺术等多个领域。我国各民族在历史发展变动中，一点点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思想文化，并和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一同构筑了丰富的中华文化格局。 在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变奏中，中原的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展开多层次的文化互动。在各民族间交流互鉴的文化互动中，文化以特有的心理认知效用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例如，辽代契丹族学习汉语、借鉴唐宋典章制度、尊崇孔子等。少数民族在学习与借鉴中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容，加深了对汉族文化的情感亲近，如汉唐以后“胡乐”对传统民族音乐的丰富、完善，促进了民族文化内在的情感融通。因此，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超越地域限制，有力地集约成共同的文化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⑩如果没有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就没有天然的、无形的思想“黏合剂”。自古以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在多元与一体、民族和社会冲突与共存中，逐渐形成了“和而不同”“天下一家”“夷夏一体”的文化思想。这些文化思想发挥了“黏合剂”的作用，以内在的连续性、稳定性走向一体化，凝聚、整合了我国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共同体意识交融的必然结果，也是其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华文化强调“夷夏一体”和“多元一体”，主张“夏中有夷，夷中有夏”的多元并存。这一点在古代政治治理实践中体现得很明显。在古代政治家看来，维护统一的仁政最基本的就是“和而不同”的天下观。正是因为“和而不同”“夷夏一体”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得以在文化认同中实现疆域统一、民族团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11)，各民族的团结统一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品性的体现，任何国家的主流价值观都是源于内在的文化认同。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缔造了融不同民族文化特质于一体的璀璨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多元性、整体性影响着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同时也必然影响着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文化认同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认同，是对悠久历史中民族团结统一的认同。正是在多层次的民族交往认知的“主体互动”和“文化认同”中，各民族共同积淀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身现代性。 三、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价值之维 始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文化交往基础上的认知结果，其终极指向是价值共识。就一定意义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价值重塑的“综合体”，其内蕴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等价值元素在中国现代转型中激发、导引着各民族现代意义的行动选择和文化认知。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交往共识中实现“利益一致”和“价值达成”的“现代性转型”。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特定的意识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特征。以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为思想参照，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体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共同体”不是随意的人群组合，而是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价值联合体。“现实的人”以共同利益和共同解放诉求为基础，以实现人的自身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诉求。马克思所言及的“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生存理想的共同关系模式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充分体现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本质(12)。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这一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是生产力，这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共同体中都是根本性、确定性的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直接地影响着社会利益关系。所以，任何经济意义上的共同体都要面对、解决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张力，在竞争、对抗中寻求和谐与平衡。只有共同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利益逐渐趋向一致，才可能实现一种接近完美状态的社会理想。 中华民族始于古代王朝时期，经历近现代民族危亡时期，再到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形成了联系密切、相互依存的价值共同体。但是，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不同，各民族的发展程度不均衡，这些现实问题直接表现为不同民族区域、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及其衍生的利益冲突，成为影响民族团结和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要有意识、有目的地为各族人民谋求利益，关注各族人民的价值诉求，有重点、有方向、有方法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保障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进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各民族的利益一致，共享国家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整合、塑造各族人民的价值诉求。 新中国成立前，作为价值主体的各民族存在着不平等、不团结的情况，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阶级压迫和剥削严重，民族矛盾冲突不断，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较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构建了合理的、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民族和谐的价值目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相契合，也与作为社会主体的各族人民的价值诉求相一致。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的民族政策，深入推进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极大地实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人的价值诉求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满足，同时人自身的价值也得到了更充分的实现。正因如此，各族人民在发展中进一步增强了对国家的价值认同。同时，党和国家不断制订政策、出台措施解决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问题，促进各民族“五位一体”的交流交融，在实践中坚持均衡、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发展。例如，党和国家针对民族地区的客观实际，通过西部大开发、扶持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一带一路”、精准扶贫等战略来“兴边富民”，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筑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各地区发挥各自优势和长处，在相互合作中共同发展，实现了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的效应。在长期的社会建设与发展实践中，各民族持续不断地深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价值共识。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让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在艰苦的抗疫斗争中，各民族、各区域的中华儿女更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形成了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践行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意识。党和国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投入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阻击战中，将夺取疫情防控胜利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重大任务和价值共识，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到共同保护各族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动中，使疫情形势发生了积极变化。所以，纵观古今，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每当中华民族面临关键时刻，各族儿女内心深处所迸发出来的爱国之志、爱国之情、爱国之心，无不是源于中华民族内在的价值共识。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彼此亲近、内心相通的民族共同体，建构了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性的第一要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主义的第一内核。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念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明确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境内各民族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发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创新、不断发展。”(1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实地表征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内在价值，正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重塑中，各民族实现了现代意义的“共识达成”和“利益一致”。 我国各民族在社会性交往行动中，促进了不同民族心理认知的趋向性文化认知，进而在一致性的民族文化认知中重塑价值共识，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交往、认同和价值的现代性三维建构和现代性转换。具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民族交往的必然结果和应然之物：各族人民在多层次民族交往中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性“精神画像”，传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表达”；各族人民在多层次民族交往认知中的“主体互动”和“文化认同”，铸就了客观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积淀出主观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人民在多层次民族交往中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共识达成”和“利益一致”，重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价值意蕴，各民族在交往中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行动选择、文化认知和价值共识一体化，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现代性生成。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 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27. ③罗福惠.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演进[J].史学月刊，2011(4)：15-20. ④王秀娟，孟凡东，熊坤新.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刍议[N].中国民族报，2018-08-31(7). ⑤张淑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纵向传布及其当代启示[J].***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73-84. ⑥张健.抗日战争时期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理论突破与实践探索[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12-16. ⑦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3. ⑧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76. 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00. 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N].人民日报，2014-10-10(1). (11)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30(1).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14)孟凡东.中国文化转型与现代价值重构[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