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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俱吠陀》 《梨俱吠陀》（Ṛgveda，RV）是人类最早的文学里程碑之一，是印度保存下来最早的文献。梨俱吠陀的诗歌展现了古代印度最早的宗教诗歌创作；它们的产生远早于佛教和印度教。它们是后世的基础，不仅是对仪式而言，而且对整个的思想发展来说亦然。并且它们在当今的很多仪式中还使用着，比如在婚礼和葬礼中。 《梨俱吠陀》的1028首歌是以古老的印度雅利安（“吠陀梵语”）于大约公元前1500-1000年写成的，不过在主题和形式上，可以追溯到共同印度雅利安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甚或印度日耳曼时代。它们与琐罗亚斯德教的古代伊朗文献——《阿维斯陀》（Awesta）有很近的亲缘关系。 《梨俱吠陀》诗歌由传统意义上的吟游诗人，同时也是祭司，根据复杂的、经常可追溯到印度日耳曼史前的模式，不使用文字而创作的。 《梨俱吠陀》的诗歌主要为诸神而作，但也赞颂国王，甚至是隆重祭典的富有的资助者。最重要的神祇是因陀罗（Indra）——战神和在经常提及的、针对Vṛtra的神话战争中的胜利者。后者是类似于龙的鬼怪，会把水流困住。除因陀罗之外，还会召唤火神阿耆尼（Agni）、太阳神苏利耶（Sūrya），朝霞乌莎（Uṣas）或者一群暴风神马茹特（Marut）。仪式的中心经常为苏摩（Soma）——一种醉人的饮料，在攀谈中，它也会人格化为神祇。 [428]《梨俱吠陀》之名 Veda意为“知识”（das Wissen）从动词词根vedii/vidi而来，德语词wissen亦与之有关联。Rig来自ṛc一词，后者意为“赞歌、诗节、诗句”。Rig-Veda即“以诗句构成的（神圣）知识”，根据本土传统，自古以来这些诗歌就归于一定数量的仙人（Ṛṣi）。 不过，后期的印度传统认为，这些仙人应该只是“听闻”了永存的文本，即使《梨俱吠陀》明确显示了众位仙人自己作了这些诗歌。Ṛṣi“看过”（dhī、dṛś、paś）他的诗节，他未曾“听闻过”（śru）。 公元前1300至1000年间，印度雅利安种族取得绝对优势，其俱卢族（Kuru）首次集结该文本，诗人们可能仿效了始祖仙人（在阿富汗）的“真实”作品，自己作了新诗，或者从本身的诗人传统以外的素材中取材。他们经常在意于通过直呼族民或者使用一种特定的叠句——某种程度展示其版权页，来区分其所属的氏族。 [429]关于历史、社会和考古背景 产生的地域：阿富汗和旁遮普 《梨俱吠陀》的诗人家族在印度次大陆西北，大约在喀布尔和德里之间，完成了诗作。一些诗歌还显示出阿富汗较远地带的起源，时而又显示中亚，甚至印度雅利安人的前印度居住地的记忆。这些地理的叙述主要通过文献中所提到的河流而显见，而北印度的平原风光几乎不能提供什么定位依据。 此外阿富汗的山脉经常被提及，还有一次提到了雪山，即喜马拉雅，远方一座出产最好的maujavatá苏摩的高山。提到冬天寒冷的气候显示了《梨俱吠陀》阿富汗-旁遮普的故乡。 产生时代：青铜时代 在某种程度上，《梨俱吠陀》的故乡可被准确地定位，但确定其产生的时点则更为困难。清楚的是，这是青铜时代的文献，因为铁器（黑色金属）要到后《梨俱吠陀》文献里才提到。根据同时的考古发现，铁器加工要到约公元前1000年才在次大陆的西北才有。另一方面，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米坦尼（Mitanni），有古印度雅利安的语言残留，其断代为公元前1450年，比《梨俱吠陀》更早。在米坦尼的印度雅利安语里，《梨俱吠陀》所用的medhā（“智者”以及“祭祀”）一词为更古老的maz[h]所 取代。因此，《梨俱吠陀》诗歌的绝大部分比米坦尼文献来得晚。可惜考古至今还未能为断代提供更多的依据。 《梨俱吠陀》产生于某个时段，大约有五个世代那么长，依照文本中提及的诗人和部族首领的名字可以显见。部族中以补卢（Pūru）和婆罗多（Bharata）为首。特别是婆罗多的国王Sudās（RV VII 18）和他的两位家庭祭司（Purohita）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是众友（Viśvāmitra），而后是那位或许从东伊朗迁徙而来的瓦希施塔（Vasiṣṭha）。他们俩在今天的印度还是很流行，在数量众多的庙宇里和圣地的造像中，根据传说，那些圣地与他们有关。 考古和语言史的背景与“生活态度” 由于缺乏进一步的考古背景，《梨俱吠陀》的解读首先依据文本自身，这对梵语语文学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次，与近缘的古代伊朗琐罗亚斯德的《阿维斯陀》文献的对照，可以提供进一步的帮助，同样地，对照其他印度日耳曼的语言材料。（更远的、欧亚背景的、例如美索不达米亚或者中亚的来源，至今却未能充分利用。）通过深入的语文学观察，《梨俱吠陀》诗歌——如果解读正确的话——为我们提供了几乎是唯一的、但内容丰富的、有关青铜时代印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信息源。这些文献传递了很多信息，有关该时代宗教、[431]诸神世界和神话，以及其盛大的公开仪式。还有政治和社会关系，以及印度雅利安人（Ārya）的物质文化的轮廓，同样还有他们对宇宙和自然的想象。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到有关最古老的印度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的叙述。尽管《梨俱吠陀》是一部祭司文献，但它包含了格言和众多与日常生活和本地自然有关的东西。作为吟游诗人的产物，该文献自然还提供很多细节，涉及到了诗歌理解、诗人竞争和他们富有的资助人与资助、单个诗人性格特点和《梨俱吠陀》时代的社会。 关于地理 从阿富汗经过旁遮普直到大约德里地区，《梨俱吠陀》地貌特征是高山和平原。 中印度的文底耶山（Vindhya），以及北印度东部的低地，或者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还未被提及。 印度洋大概还未被人所知。然而一个词经常出现，后来用来称海洋：samudrá。不过，在《梨俱吠陀》首先只是意为“水的聚合”或者“湖”。因此所有的水流交汇处都可以此称之，比如旁遮普的几条河流，还有那些在沙漠中断流的河流处生成的三角湖（或者更小的水域）。 《梨俱吠陀》时代或大或小的samudrá湖泊之外，在世界的尽头还有神话中的河流或海洋（参见Saramā传说，X 108）,在天上或者地底下。雨从中而产生，所有的河流汇入神话中的世界尽头。[432]但是我们并不清楚，《梨俱吠陀》的牧人是否直接碰到了印度洋。 众所周知，诸如印度河、象泉河（Satlej）、恒河或者阎牟那河（Yamuna）流经了北印度的广袤平原。在第X书的第75首诗歌里，有18条河，有意思的是按照由东向西的顺序，而后是由北向南以《梨俱吠陀》中的名字排列。[2]有时，又说有99条河流，其中较小的河流也算在内。 和后《梨俱吠陀》时代一样，这些河流构成了北印度平原上部族之间的天然的分界，此外就别无界标了。 气候与自然 对一个像《梨俱吠陀》的印度人那样极度依赖畜牧业的民族来说，自然环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阿富汗和旁遮普西部，人们依赖的是时不时的降雨（特别是山区）、雪的融化和河流。这里季风降雨很少，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相反地，在旁遮普东部直到恒河，却以典型的印度季风为主，伴以强烈的、但不可预测的夏雨（这里大约从六月中旬至九月）。这一以三季（寒、热、季风季）为特点的风光，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印度自然。 在《梨俱吠陀》中，总是说到带来生机的[433]雨水（和带来雨水的暴风神马茹特们），它让牲畜赖以存活的牧草生长。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寻找水源和为此作战。水、阳光、牛、子息、长寿和在天堂的一席之地，是印度雅利安人——Ārya，正如他们自称的——的最高愿望。这些占据了《梨俱吠陀》诗歌的大部分。 居住的形式 大部分雅利安人是牧民，因此不得不一直为寻找新的草场而四处迁徙。因此，对于《梨俱吠陀》的人们来说，“套上挽具”远征（yóga）与安营扎寨（kṣéma）是两种典型的生存形式。如此，人们在迁徙队伍（grma）中赶着沉重的、四个轮子的、牛拉的货车，上面载着轻型的两轮战车，从一个宿营地到另一个。从后来的文献可知，在这样的迁徙中，两天赶路与一天休息交替进行。 在寻找草场和水源途中并非总是平安无事的，一个像saṃgrāma这样的概念已经显示了，字面上的意思只是表示两支迁徙队伍的“碰头”，也有“战争”的意思。还有一个类似的词gáviṣṭi——“寻牛”——，却根本上描述了牧人的抢劫行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梨俱吠陀》的社会是以持续不断的氏族、部族，以及同原住民之间的大小战争为标志的。 操印度雅利安语的吠陀部族以饲养家畜为特征：在战车前所挽的和用于比赛的马享受最高荣耀。第二位的是牛，其数量可衡量一个氏族的财富[434]。此外还蓄有山羊和绵羊。骆驼和猪也被提到，但次数很少，同样还有原产于南亚的鸡。 野生动物有羚羊、象（hastin“有手的”）、野水牛或者野牛、鸟类，诸如，野鹅、鹰、雕和鹫；更有海豚和鳄鱼。在荒野（áranya）——与居住地（nítya、grāmyá）相对，这些明确地作为活物被描写过。 农耕者多为操非印度雅利安语的、有固定居住地的原住民，很多并非源自印度伊朗语和印度日耳曼语的农耕术语为证。只有少量的词语，如大麦或谷物（yáva）已经从印度日耳曼的史前继承下来。正如后《梨俱吠陀》的文献特别所示，作为半游牧的战士干脆抢夺定居居民的收成（主要是小麦和大米），同时他们自己仍饲养牲畜（和抢夺牲畜）。那些借词，包括在日常宗教领域的，却让这两组人群紧密联系起来。甚至有可能印度雅利安人在安营扎寨之处（kṣéma）自己种植其传统的谷物——大麦。一处暗示可能为，经常提到的烧荒之火，无疑被用作了开垦牧场。 社会 所谓的《梨俱吠陀》五族，事实上分作很多较小的部族和氏族，他们始终结成新的、松散的联邦和同盟，同样迅速瓦解，甚至互相交战。五这个固定数字——一个强大的部族在中央，四个方位每个有一个——展现了一种宇宙学的[435]理想。当然五族指的是Anu-Druhyu（“骗子”）族、Yadu-Turvaśa族和补卢族的大联盟。不知何时，较小的部族婆罗多一定曾属于补卢族，因为婆罗多的国王也可称作“补卢”。尽管婆罗多族起初的地位很边缘化，在Sudās的率领下，与其他重要部族的战争（RV VII 18）是《梨俱吠陀》主要的政治事件。在著名的“十王之战”——Sudās在因陀罗的帮助下战胜了他的对手之后，婆罗多族定居于一个水源丰沛的地方，在娑罗室伐底河（Sarasvatī）的上游，更在阎牟那河的西边，也就是说在后来所谓的“俱卢之野”（Kurukṣetra）。娑罗室伐底河由此在《梨俱吠陀》中骄傲地被称为最强大的河流，尽管印度河的水量大得多。 直到后《梨俱吠陀》时代，婆罗多仍为最重要的部族，甚至今天的印度联邦共和国还以此命名：Bhārat。在旁遮普中部的这场战争成为了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婆罗多的大（战）”中印度民族战争的模板。 在迁入的《梨俱吠陀》的雅利安人和原住民（dásyu、dāsá）之间的持续冲突，被比作Deva神和Asura神的竞争。后来，大约从《梨俱吠陀》X 90开始，这一比方又被三个雅利安种姓和首陀罗（Śūdra）之间的敌对关系所取代。这四个种姓在后《梨俱吠陀》的新年仪式（Mahāvrata）中相对而立，当宇宙的狂欢时节过后，时间和社会被重新排序。 社会由三个种姓（várṇa）构成：部族的贵族和武士（Rājanya及Kṣatriya）、祭司（Brāhmaṇa）和自由的部族部从（Vaiśya），（特别是在RV X 90中如此），还有在雅利安种姓之外的、起初大部分应从当地的居民中产生的、地位低下的首陀罗[436]。首陀罗这一概念，今天也还以此称印度社会的低种姓。 在持续变换的部族结盟中，共出现30个族名，将其一一甄别是很困难的。从父系的大家族中，部族互相组合：最年长的男性，一般是祖父或者父亲，同所有的印度日耳曼地区一样，是“家长”（páti、pátir dán、dámpati-、dámūnas、gṛhapáti）；排在其后的是家庭主妇（pátnī）。由于异族婚配的姻亲系统，她总是出身自另外一个氏族——另外一个arís（氏族部属）。Aryaman神因此——直到今天——是婚姻的保护神。作为一个共同体，一个氏族在一个车队里（grma）带着仆人、手工业者和家奴（dāsá），从一个定居点（viś）迁徙到另外一个，在那里人们迅速建起了非常简单的、但有一扇固定的房门的茅屋。 考古 尽管《梨俱吠陀》的印度雅利安人显然栖息在旁遮普地区，但他们的根肯定还在次大陆之外。然而中亚（大夏[Bactria]：塔吉克斯坦、阿富汗；马雷[Merw]：南乌兹别克斯坦）和旁遮普地区相应时段（公元前1500-1000年）的考古发现还是太少。 但是我们知道，近来研究发现了大约公元前2400-1600年大夏和马雷重要的青铜时代的高度文明，通常称为Bactria-Margiana考古综合体（BMAC）或者沩水（Oxus）文化。非印度雅利安文化给我们留下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和没有文字的印章，以及四方形的巨大城堡遗址。来自北部[437]草原，大约是辛塔什塔（Sintashta）文化[1]的区域的印度雅利安人可认为与中亚诸文化（如BMAC）在很长时间内有过持续而重要的联系。正如古代伊朗语、吠陀语和吐火罗语的例证，数量众多的、来自农业、定居方式和宗教的词汇被吸收进来。这一词汇表中的一些，在吠陀语和伊朗语中已经明显地带有方言色彩，也就是毙大量的印度雅利安语的借词晚近。其中还包括像吠陀语Aditi（未捆扎的）以及阿维斯陀语Anāhitā（未束缚的）这样的借译，对应的是经常在雕塑中表现的BMAC文化的“大母”。 然而直至今日我们还未知，那些操印度雅利安语的部族以哪条路线从那里经过阿富汗迁徙至南亚。人们虽然在南塔吉克斯坦发掘出了一些这个时代的居住地，但至今还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地区没有与此相应的发现。总的来说，我们至今几乎没有什么能给《梨俱吠陀》中的描述带来新的认识的发现。答案更有可能会在很少研究的西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山脉中出现。然而我们仍希望，印度雅利安人典型的火祭和苏摩祭或者战车能够早晚被发现。如前所述，他们并不是用这些脆弱的、适合于平地的战车“进入了开伯尔山口（Khyberpaß）”，而是拆散了在牛车上运输的。 事实上，几十年前已经在斯瓦特（Swat），现在又在契特拉（Chitral，皆在西北巴基斯坦）发掘了居住地。“犍陀罗（Gandhāra）-墓葬文化”出现了[438]第一次考古发现，证实了在南亚马匹的使用，以及早期铁器时代的器物。这到底是有关操印度雅利安语的部族（大致如美索不达米亚人同卢卢比人[Lullubi]、加喜特人[Kassiten]和米坦尼人）或者只是关于以马拖车和战车，还不得而知。但是大致通过提及喀布尔河（在RV为Kubhā）、斯瓦特（在RV为Suvāstu）和犍陀罗族，西北部（犍陀罗）经常在《梨俱吠陀》中出现。 波伦山口南面和卡契（Kachi）平原上，也就是在印度低地和基达（Quetta）之间，有较早时代，约公元前1800年的考古发现。主要是马的骸骨和马的泥塑。众所周知，马是一种草原动物，不会生活在炎热的南亚（或者美索不达米亚）。尽管人们不能绝对地将马的发现与印度雅利安人的出现等同视之，但这也不失为一个很接近的证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总是在车队（迁徙队伍）里四处迁移的印度雅利安人在其营寨里只留下了很少的痕迹。在考古的视点上，这些是不可与早期印度城市的大垃圾堆相提并论的。后期的吠陀文献说道，人们出于神秘的原因不喜欢在营寨处留下什么东西，并且烧毁祭祀之处（正如至今仍然在喀拉拉[Kerala]的大吠陀祭祀里所发生的）。 我们期待考古中能发现《梨俱吠陀》中提到的本地农耕者的村庄至城市的居住遗址。它们是大哈拉帕（Harappa）或者古印度文化原址上的发展，范围包括几乎整个巴基斯坦和印度与之交界处。这是一种青铜时代的城市文化，产生了那些大城市，诸如巴基斯坦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或者在印度古贾拉特的Dholavira和洛塔（Lothal），与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曼（Oman）有活跃的贸易。由于后来未知的气象及其他原因，这一文明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消失了，[439]为本地乡村的农耕文化所取代，正如《梨俱吠陀》中所出现的。 如前所述，《梨俱吠陀》中可以发现一整串来自乡村生活、农耕和宗教的词汇，它们可能从中亚带来，正如吠陀语同古代伊朗语和吐火罗语的比较所得出的。与之相对，另外的源自《梨俱吠陀》中的旁遮普本地居民，它们通过其非印度雅利安语的语音形式和结构可以辨认出来。在（不久的）将来，还需要对此作更加具体研究。 尽管这一可见的影响，《梨俱吠陀》中，具有定所的当地居民明显地被放在印度雅利安人的对立面，比如，人们称之为dásyu–敌人，对他们人们可以夺走牛群。 由此，人们对那些从阿富汗迁徙来的操印度雅利安语的部族（Ārya）作如下的设想：一些部族，他们早已经在阿富汗凉爽的山区有了夏季牧场，在他们南游和印度文化毁灭之后，没有回到其传统的阿富汗的冬季牧场，而是进入了旁遮普，分布到所有适宜畜牧、不太干燥的地区（dhánvan），而本地的居民在水源丰富的地方继续从事农耕。伴随着不断有后继部族的涌入，导致了旁遮普的逐渐“吠陀化”，最终整个北印度。众所周知的是语言、宗教和文化作为“精英装备”很容易地被继承，当这些在社会和政治上显得有用，并可成就名望时。这不是一场巨大的、至今未有考古证据的入侵，而是未经组织的诸部族的单独迁入。然而结果是一样的：北印度人变成了印度雅利安人，这就是我们不幸地从《梨俱吠陀》古老文献中得到的。 对弄清问题，至今考古还只有很少的[440]贡献，从基因研究也只得出了民族和部族迁徙的依据。 综上所述，在《梨俱吠陀》中所谓的部族和民族是青铜时代畜牧部族，迁入了南亚。他们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很快传播到了西北印度，后来到了整个次大陆。那里它们到处与现有的本地农耕文化混合，继承了社会和宗教面貌。对此，在《梨俱吠陀》中有数量众多的语言和内容上的征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