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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诺尔墓位于蒙古国布尔干省巴彦诺尔苏木东北的乌兰克热姆（Ulaan Kherem, Bayannuur Soum）。该墓葬是一座按唐墓规制建造的大型壁画墓，墓内共发现唐代风格的壁画40余幅、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40余枚及各式金银器，但奇怪的是，该墓葬没有发现墓志。 2013年，巴彦诺尔壁画墓（乌兰合日木墓）和仆固乙突墓的考古报告发表，关于巴彦诺尔壁画墓的研究也从多个角度很快展开。日本学者东潮首先在《モンゴル草原の突厥オテタ一ン • ヘレム壁画墓》（2013）一文中，对巴彦诺尔墓做了详尽的研究。他首先从墓葬形制和壁画题材出发，吸收中国学者对北朝至唐同类型壁画墓的丰富研究成果，逐类分析了巴彦诺尔墓中的壁画题材，认为该墓葬是接受唐朝册封的突厥贵族，安北都护府辖下的都督，也可能是突厥贵族阿史那忠一族的成员。之后，他又撰写《蒙古国境内的两座突厥墓——乌兰克热姆墓和仆固乙突墓》（2015）一文，从两座墓葬的等级和陵园、墓室结构入手，探讨突厥到回纥时代陵园墓葬形制的变迁，并进一步缩小了巴彦诺尔墓墓主身份的范围，认为该墓年代应该是唐朝设置瀚海都护的时期，墓主应该与瀚海都督府、安北都护府有关。耶申科的“Image of the Early Turks in Chinese Murals and Figurines from the Recently-Discovered Tombs in Mongolia”（2014）一文，分析了墓葬中的壁画与陶俑，认为其中部分陶俑、壁画中表现了早期突厥人形象。王国豪（Lyndon Arden Wang）在“Tang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Turkic Period”（2014）一文中指出，巴彦诺尔墓的墓主人是唐朝羁縻体制下的贵族，他们不仅拥有特权，还通过获取外国物品以及建造唐式陵墓等行为，展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林英、萨仁毕力格则有不同观点，在《族属与等级：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初探》（2016）一文中，二位学者高屋建瓴地指出，大量钱币仿制品的出现揭示出巴彦诺尔墓主人的贵族身份不够显赫，他在极力效仿可汗的威仪。李丹婕《初唐铁勒酋长政治身份的多重表达》（2017）一文详细梳理了巴彦诺尔墓的形制、壁画、出土金器、明器以及金币，她认为巴彦诺尔墓的主人既坚守了突厥的固有葬俗，又接纳了唐式的墓葬形制，该墓的种种因素体现了墓主人的精心考量，目的是表现墓主的身份、权力和地位，进而强化本部族在漠北地区的权威。 巴彦诺尔壁画墓和仆固乙突墓的墓主人均为火葬，俄国学者尼基塔·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A Review of Archaeological Monuments in the Russian Altai from the 4th–6th Century AD”（2018）一文研究了仆固乙突墓的葬俗，并总结了4-6世纪突厥-阿尔泰考古遗迹的类型。他们认为，只有突厥贵族才用火葬，平民依然是土葬，很可能在这时，漠北已经出现了精英阶层和平民的分化。 巴彦诺尔墓没有出土墓志。关于此墓的族属问题，诸位学者间存在较多争议。墓葬的发现者阿·敖其尔，以及最早较为全面研究该墓的东潮等人，根据死者为火葬等理由，认为巴彦诺尔墓的墓主人为突厥人，而林英、李丹婕、Sören Stark等人经过更深入的研究，依据汉文史料以及附近的仆固乙突墓，判断墓葬是墓主人接受唐制的结果，是唐朝在铁勒故地建立“六府七州”体制以后的产物，但受突厥葬俗影响极大。巴彦诺尔墓主属于铁勒部落，已经成为大部分学者的共识。但是否有可能更进一步回答墓主人是谁呢？笔者根据文献和最近的蒙古考察，对此问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01 巴彦诺尔墓性质的新定义 ——唐墓外壳下的铁勒祭祀场所 2019年8月笔者同蒙古国的考古学者，同时也是仆固乙突墓发掘者之一的巴图宝力道一起，实地调查了巴彦诺尔墓、仆固乙突墓以及放置巴彦诺尔墓文物的哈拉和林博物馆。在考察中巴图宝力道告知，根据巴彦诺尔墓发掘者勒•额尔登宝力道的最新检测结果，之前学者们在文章中提到的丝绸袋内墓主人火化后遗骸的骨殖，其实并非人骨，而是羊骨。无独有偶，根据检测，仆固乙突墓内的骨骸亦为羊骨。而骨骸和金制品用小木箱盛放，内置在木棺里，也绝非唐朝葬俗。那么，巴彦诺尔墓的墓主人是谁，他究竟埋在何处？为何在本应放置墓主人尸骸的地点放置了羊骨？ 我们猜想，墓主死亡时间与葬礼时间相隔太远，可能会导致遗骸不在墓室中。铁勒人传统葬俗为土葬。《隋书•铁勒传》记载，“其俗大抵与突厥同...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 可见，按照唐朝的礼俗埋葬铁勒部落的贵族，理论上并不违背传统铁勒葬俗，但由于长安与漠北间路程遥远，墓主死亡的消息需要数十天才能传递到长安，而朝廷对此做出反应后，派来主持葬礼的大臣和随行人员也需要长途跋涉才能到达漠北。为了防止墓主尸体腐败，当地人可能会先行埋葬墓主人，再以唐代礼俗，举行墓主人的葬礼。仆固乙突墓志记载： “仪凤三年（678）二月廿九日遘疾，终于部落，春秋卌有四……凡厥丧葬，并令官给，并为立碑。即以其年岁次戊寅（678）八月乙酉朔十八日壬寅永窆于缬碖原，礼也。” 仆固乙突二月廿九日去世，直到将近半年后的八月十八日才举行葬礼，这半年的时间足以使遗体腐烂，这可能是仆固乙突墓中没有发现其遗骸的原因之一。因此，巴彦诺尔墓的墓主人也可能基于同样原因，先行按照本民族葬俗埋葬。关于铁勒的葬俗，考古发现可以印证汉文文献的记载。 1983年，蒙古考古学家发现了额布根图布拉西墓葬（Өвгөнтийн булш），该墓葬位于蒙古国布尔干省布热格杭盖苏木（Булган аймаг Бүрэгхангай сум），在巴彦诺尔墓西北约30公里。墓中发现了一具骸骨，旁边陪葬一匹马、一条狗以及一枚仿制拜占庭金币等物，蒙古考古学家根据这枚仿制拜占庭金币，判断这是一处突厥时期的墓葬。 但巴彦诺尔墓中的骨骸有火化痕迹，说明巴彦诺尔墓墓主人的遗骨应该也已经被火化过，不可能拥有类似这些墓葬中的完整骸骨。无独有偶，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目前所知采用火葬的高级铁勒贵族，均为最高级别的铁勒各部首领。如薛延陀可汗夷男去世后，即采用火葬：“夷男之卒，皆来会葬，焚尸卒哭。” 又如《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七年（719年）二月丁未，“投降突厥延陀磨览死，赠中郎将，依蕃法葬” ，所谓“蕃法葬”即为火葬，根据李思摩墓志中记载的“仍任蕃法烧讫，然后葬” 可知。再如《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提到，“九月九日，（仆固怀恩）死于灵武，部曲以乡法焚而葬之。” 可见同为金微都督的仆固怀恩亦为火葬。这么多来自不同部落的铁勒贵族葬俗告诉我们，考古学家发现的这种土葬习俗，不适用于金微都督仆固乙突和巴彦诺尔墓主人。 从草原族群的习俗来看，仆固乙突“以仪凤三年二月廿九日遘疾，终于部落”，但在半年以后，“以其年岁次戊寅八月乙酉朔十八日壬寅，永窆于缬碖原，礼也。” 这即所谓“待时而葬”，让人想到《周书•突厥传》里突厥的葬俗： “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茂，然始坎而瘞之。” 前辈学者同时提到，巴彦诺尔墓中的骨殖是火葬后放入丝绸袋的，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巴彦诺尔墓受到了突厥火葬葬俗的影响。“待时而葬”与火葬这两种葬俗均与突厥葬俗不谋而合。巴彦诺尔的墓主人死亡后，其宗属完全可以先行火葬，将剩下的骨殖保存半年，在行葬礼时放入唐为其营建的墓葬，不需要担心因等待葬礼举行而导致尸体腐烂的问题。而实际情况是，巴彦诺尔的墓主人并未选择这种做法，却用焚烧过的羊骨代替遗骸，放入朝廷为其修建的大墓中。 其实，突厥贵族的葬俗现在亦存在争议。苏联学者发现，毗伽可汗及阙特勤遗址中发现的石围里，没有发现墓主人遗骸的任何痕迹，但发现有羊骨等动物骨骼。因此，突厥空空如也的石棺墓并非墓葬，而应该是祭祀石框（Хашлага чулуу） ，在考察过程中，巴图宝力道也向我们介绍了这种观点。但陈凌等中国学者一般不认同苏联学者的意见，认为发现毗伽可汗碑以及阙特勤碑的地方即为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墓园，既然他们采用的是火葬，那么石围中没有遗骸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墓园中的这种石围即为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墓葬（石围墓）。笔者在此还是倾向陈凌等中国学者的意见，认为石围即为石围墓。在羁縻府州时期的铁勒思结部第二任卢山都督墓园中，即发现了石围墓， 因此，巴彦诺尔墓主人的遗骸亦有可能埋在了一座石围墓里，但目前仍未发现。 那么，为何要把墓主人的随身物品和宝物埋在巴彦诺尔墓中呢？既然墓主人没有葬于此处，铁勒人究竟是怎样看待这座大墓的？在蒙古中部Vaart和Naima-Tolgoi发现的中世纪早期突厥遗址给了我们参照。在这两个遗址中，同样没有发现人类埋葬痕迹。但在Vaart遗址的墓坑内，有一个不大的木箱，里面有黄金制品和丝绸碎片 。在Naima-Tolgoi遗址中，封土堆的下面发现了马的骨头、马具和皮带残片， 斯热金认为，这类带封土的遗存可能是一个祭祀-墓葬复合体。可见，封土下面埋葬宝物，不埋葬死者骸骨，是这一时期突厥贵族的习惯。与之类似，毗伽可汗宝藏也不是在石围墓中发现的，而是贮存在石围墓附近的宗庙（献殿）下的百宝箱中。毗伽可汗墓园的献殿中放置着毗伽可汗和其可敦的石像，是其后人祭拜他们的场所。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漠北突厥贵族放置随葬品的地方并非逝者的埋葬处，而是逝者的祭祀地。从草原族群的视角看，巴彦诺尔墓主人的后代可能依照突厥习俗，将此墓的封土堆视做突厥葬俗里进行祭祀仪式的祭祀堆，将逝者的贵重物品放置在其下，如草原风格的金罐、仿制拜占庭金币等，起到祭祀死者的作用。仆固乙突墓旁发现的带有突厥如尼文的银罐证实了笔者的这一猜想。仆固乙突的后人在这里祭祀时，在仆固乙突墓的封土处埋入了一个银罐， 但在墓中并未发现仆固乙突的骸骨，而是另行安葬。因此，巴彦诺尔墓主人和仆固乙突更可能是按照与突厥贵族类似的习俗，将贵重物品埋葬在封土这种草原族群的祭祀中心下面。 可见，虽然唐朝在此为巴彦诺尔墓墓主人修建了大型墓葬，但铁勒上层贵族的葬俗并未彻底转向唐朝，而是在唐朝墓葬的外壳下，坚守了与突厥相似的旧俗。对唐朝来说，巴彦诺尔墓和仆固乙突墓是唐朝皇帝赏赐给官员的灵魂安居之地，更是唐朝在漠北统治的象征；但对墓主人及其后人来说，这两座墓葬相当于毗伽可汗墓中的献殿，是后人祭奠他们的场所，而不是墓葬。与第一突厥汗国的贵族墓葬布古特墓，以及第二突厥汗国的毗伽可汗墓、阙特勤墓等类似，墓葬高大的封土、围墙以及汉式石碑 等中原元素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是其权力的象征。通过展示本部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密切，来向周围的各个部落彰显他们的权威；而墓中那么多精美的唐朝壁画、明器，对墓主人及其后代来说，相当于他们从中原获得的奢侈品，同样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虽然重要，但很难向周边部族展示，也不会有唐人眼中那么丰富的含义。除了遗骸的葬式之外，巴彦诺尔墓中和仆固乙突墓中还有一些突厥风格的随葬品，暗示了突厥对仆固部的深刻影响。接下来，笔者将继续探讨墓主人的所属部落。 02 墓主人所属部落考——仆固部 巴彦诺尔墓的墓主人为唐代羁縻体系下铁勒部落的首领，已经是中外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巴彦诺尔墓的墓主人属于铁勒的哪个部落？美国学者Sören Stark在“Aspects of Elite Representation Among the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Türks”一文中，根据附近的仆固乙突墓，推测巴彦诺尔墓属于铁勒仆固部，是其精英阶层的另一名成员。笔者认同他的观点，原因如下： 首先，仆固乙突墓与此墓相隔不远，两墓隔土拉河相望，直线距离仅有十四公里左右，此外，由于仆固乙突墓的出土，学者认为在乙突墓附近的契丹时期城址——和日木登吉古城即为唐代羁縻统治时期的金微都督府。与仆固乙突墓相比，和日木登吉古城与巴彦诺尔墓之间的距离更近。因此巴彦诺尔墓作为仆固部都督的墓葬，是很有可能的。 另外，在考察中通过无人机航拍图像，我们发现巴彦诺尔墓的周围还疑似有多座与巴彦诺尔墓和仆固乙突墓形制相近的墓葬，疑为唐墓，巴彦诺尔墓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座。鉴于巴彦诺尔墓发现了大量壁画，巴彦诺尔墓附近的疑似墓葬遗迹也可能有壁画出土。蒙古国考古学家考虑到蒙古国现在尚无妥善保存出土壁画的条件，因此没有进行挖掘。所以笔者认为，巴彦诺尔墓所在之处，很有可能是唐朝羁縻统治时期，仆固部落贵族的墓葬群。 值得注意的是，土拉河作为蒙古国的三大河流之一，很容易被想象为部落间的天然边界，东潮在文中写到，“巴彦诺尔墓位于乙突墓以南约30公里（实际为乙突墓西南十四公里左右），土拉河的南岸，巴彦诺尔苏木的东北部。旧唐书中提到的“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中的瀚海（笔者注：瀚海都督府，羁縻府州时期铁勒回纥部的治所）很可能最初设置于此。这里很可能就是安北都护府统治的中心地带，即瀚海和燕然两都督府的所在。巴彦诺尔墓的墓主应该同乙突墓墓主一样，是唐羁縻府州制度下的都督。”东潮错误的估计了两座墓葬间的距离，也低估了当时铁勒仆固部、回纥部的规模，因此得到了两墓分属不同都督府的结论。但我们通过考察发现，他的说法非常不准确，这里并非瀚海和燕然两都督府的所在，而是仍属金微都督府管辖范围，依然属于仆固部。虽然巴彦诺尔与仆固乙突墓分别位于土拉河两岸，但土拉河的水量随季节变化有较大差异，在不同年份水量大小也有很大区别。除某些降水特别丰沛年份的夏季之外，在大部分时间牧民骑马都可以轻易渡过土拉河。漠北还有漫长的冬季，河水封冻结冰，因此土拉河很难作为部落间的天然边界。因此土拉河两岸均属仆固部，是合情合理的。 族徽（Tamga, Tamgha），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及其文化影响地区使用的一种抽象性“印”或“戳”。通常是某一部落，族群或家族的徽标。远古时期和中世纪广泛流行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中间（例如伊兰人、萨尔玛提亚人、斯基泰人、突厥人和蒙古人）。考古学家认为Tamga是研究现代和远古文化第一手资料。巴彦诺尔墓出土了数个不同形状的金箔及金蹀躞带的残片，上面均有动物图案。许多学者如东潮、耶申科等都注意到了这一图案，认为可能是巴彦诺尔墓所属部落的族徽，但并未对此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考古报告中认为该图案为牛，经过观察实物，笔者赞同考古报告中的结论。接下来，笔者将对此图案做出进一步分析。 在巴彦诺尔墓西南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辽代城址，名为“kara buka（哈拉不哈）”，在突厥语中，“buka”意思为“公牛” ；在古汉语中，“仆固”的发音为“bəkka”，和突厥语“buka”发音非常相似，在突厥语中很可能为同一词。因此，哈拉不哈城可能与留守此地的仆固部落后人有关。由于突厥语中“公牛”和“仆固”的发音非常相似，巴彦诺尔墓中金箔上的公牛图案，则很可能为这一时期仆固部落的族徽。凭借这一发现，可以较为直接的说明巴彦诺尔墓是唐羁縻统治时期的仆固部首领的墓葬。 在唐朝羁縻统治时期，漠北地区设立了六府七州。金微都督府是其中之一，但是，在这一时期铁勒各部的都督采用唐朝葬俗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最近，日本学者铃木宏节发表了关于卢山都督府的论文，与刚发现的仆固乙突墓碑类似，文中介绍了唐朝羁縻统治时期铁勒思结部一位都督的墓碑。碑文如下： 这位都督的名字已经不可考，但从碑文中可知，墓主人是第二任卢山都督，其父为首任卢山都督乌碎。这与与金微都督父子相继类似。其墓碑图片如图8所示，从整体来看，石碑是唐朝的风格，但中间却是一个类似突厥石人的头像。根据发现者的观察，是先雕刻了头像，之后才雕刻了这块石碑。 该墓葬没有按照唐墓规制建造，没有封土，也没有天井、墓道与墓室。墓园围有围墙，围墙开口处为墓园入口，巴拉巴拉石（Balbal）从入口处一直向外延伸。墓园内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墓园中轴线上前树一方汉文书写的唐式石碑，正对墓园入口；中为神庙建筑，后为石围墓（见图9）。该墓园的形制与仆固乙突和巴彦诺尔墓大不相同，却与毗伽可汗、阙特勤等和唐朝有关的突厥高级贵族墓园形制极为相似。 同时期思结部卢山都督的墓葬和金微都督仆固乙突及巴彦诺尔墓的墓葬风格大不相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仆固乙突和巴彦诺尔墓同属一个部落的墓葬风格系统，即两个墓葬的墓主人均为唐朝羁縻统治时期仆固部的金微都督。 03 巴彦诺尔壁画墓墓主人——仆固歌滥拔延 东潮根据巴彦诺尔墓与乙突墓在墓葬形制上的共同点，推断出墓主当是和仆固乙突一样的部落都督，又结合墓葬天井数目、壁画题材、随葬物品等元素，认为墓主的社会地位很可能比乙突更高。根据仆固乙突墓志，乙突南征北战，西讨西突厥，平叛阿史那贺鲁；又东征靺鞨，西讨吐蕃，凭借战功，被封为“右骁卫大将军，依旧都督，加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 左右骁卫，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除封号之外，仆固乙突的职事官在讨伐阿史那贺鲁后，升为左武卫大将军，根据《唐六典》，左武卫大将军已经是正三品，为将军的最高级别。所以在乙突“东征靺鞨，西讨吐蕃”之后，只能平级调动，转为担任同为正三品的右骁卫大将军。仆固乙突已经官居高位，巴彦诺尔墓比乙突的墓葬等级还要高，墓主可能是一位给唐朝立下更为卓著功勋的人物。 我们再从墓葬的时间来看。耶申科文中根据现有墓葬中出土的中国官员形象的陶俑以及马匹所佩鞍带的类型，判断该墓入葬时间大致为7世纪中期之后，也就是东突厥汗国正式被纳入到唐帝国之后。根据蒙古国考古学家对陶俑的检测，巴彦诺尔墓陶俑的制作时间在670年前后70年之内。而郭云艳依据墓葬中的拜占庭金币，她通过墓葬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中具有明确时间信息的两枚希拉克略统治早期的金币索里得，将墓葬的时间限定在620年之后。东潮详细地研究了墓葬的形制、壁画、随葬品，认为此墓应该建于唐在漠北实行羁縻府州制度时期 (630-682)。但他对中文史料不是十分熟悉，李丹婕将唐朝在漠北羁縻统治的时间纠正为自贞观二十一年（647）灭铁勒诸部确立“六府七州”体制，到仪凤四年（679），阿史那泥熟匐自立为可汗，纠集二十四州首领起兵反叛为止。 确定了巴彦诺尔墓的大致时间，接下来要判断巴彦诺尔墓的时代是否在仆固乙突墓之前。仆固乙突去世于仪凤三年（678）二月廿九日，仪凤四年（679）即发生了漠北各部落反叛之事，从此唐朝再也没有对漠北进行过有效地统治，几年后，漠北地区就开始处于第二突厥汗国的控制之下。因此，该墓葬不太可能是仆固乙突继任者的墓葬，更可能属于他的前任都督。所以，巴彦诺尔墓的墓主人仅存在两种可能，即仆固乙突墓志中提到的其祖父歌滥拔延或父亲思匐之墓。 我们先来分析仆固歌滥拔延。经巴图宝力道考证，“思匐”一词来源于官号“娑匐”，即突厥语中的“Säbig”，仆固乙突之父思匐之名来源于他的官号。而思匐因之得名的北族官号“Säbig”却源于其父歌滥拔延，《通典》中，有“大酋婆匐俟利发歌蓝伏延”，《新唐书》中有“延陀灭，其酋娑匐俟利发歌滥拔延始内属，以其地为金微州，拜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州都督”之说。在仆固乙突墓新发现的刻有如尼文的银碗中，也有“Säbig”一词，巴图将这句话考释为“娑匐乙德思：愿幸福、安宁，祝吉祥”，他认为，银碗上出现的“娑匐乙德思”这一名称，与墓志上的“仆骨乙突”的读音非常接近，让人很容易联想该银碗是给墓主仆骨乙突的献祭品。所以，仆固乙突和其父的北族官号“娑匐”均继承于歌滥拔延。此外，护雅夫认为，在漠北地区，实力强大的部族首领用“俟利发”的官称，而实力较弱的部族首领只能用“俟斤”的官称。根据前文，歌滥拔延的官号即为俟利发，说明在歌滥拔延的统治下，仆固部十分强盛。可见歌滥拔延在唐朝羁縻统治漠北之前，就是一代枭雄。 而巴彦诺尔墓中出土的两个官帽，可以分别对应歌滥拔延的大将军与娑匐俟利发两个身份。其中，图12中所示三梁冠，被研究者认为与李勣墓出土的三梁进德冠类似。《旧唐书·舆服志》记载， 亲王，远游三梁冠，金附蝉，犀簪导，白笔...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两梁，犀簪导。九品以上一梁，牛角簪导。 笔者不能判断巴彦诺尔墓出土的三梁冠是否为进德冠，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唐朝的官员体系下，巴彦诺尔墓发现的三梁冠，意味着墓主人为三品以上高级官员，而歌滥拔延为左武卫大将军，恰为正三品。 另外一个则为金冠，巴彦诺尔墓出土的金冠重449.5克，装饰有忍冬花草纹，笔者认为，金冠代表了墓主人在部落中的地位与权势。毗伽可汗的墓中出土的金冠则能反映出与巴彦诺尔墓金冠之间的等级差异。毗伽可汗金冠有五个立板，每板分别镶嵌1至3颗红宝石，总数在12颗以上。王冠上的基本纹样，是锤揲出的忍冬花草纹，最值得注意的是正中梁上锤揲出一只展翅鸟的形象，鸟尾上方呈葵花状日轮。阙特勤头像上冠帽正中也有一只与毗伽可汗王冠完全一样的鸟，只是冠的外型接近中原的幞头而与毗伽可汗王冠略有不同。两人一为可汗，一为特勤，身份地位有高下之别，两件王冠外形的区别应该是两人身份地位不同的反映。 毗伽可汗与巴彦诺尔的两个金冠的共同点是均有忍冬花草纹装饰，但毗伽可汗的金冠正面多了一只朱雀，相较巴彦诺尔墓中金冠，其形制更为华丽，可能亦是因为其地位高于巴彦诺尔的墓主人。如前所述，巴彦诺尔墓的墓主人歌滥拔延在漠北地区身份为仆固部落的娑匐俟利发，通过两个金冠的对比，反映出歌滥拔延作为娑匐俟利发，在草原世界的地位较高，但仍低于可汗。因此，巴彦诺尔墓中出土的两个官帽，恰可分别对应歌滥拔延的大将军与娑匐俟利发两个身份。 与歌滥拔延相比，巴彦诺尔墓为仆固思匐之墓的可能性就要小很多。根据墓志和史料记载，在薛延陀灭之后，歌滥拔延率仆固部内附唐朝，思匐和乙突相继继承了歌滥拔延的金微都督一职。在中文史料中，有多处提到歌滥拔延，但竟没有一处提到乙突的父亲思匐。乙突墓志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祖歌滥拔延，皇朝左武卫大将军、金微州都督。父思匐，继袭金微州都督，并志识开敏，早归皇化。”歌滥拔延为左武卫大将军，官居正三品，在乙突墓志中被详细记载。而仆固乙突的父亲，第二任金微都督仆固思匐，仅仅是在青年时期随歌滥拔延“早归皇化”，墓志中没有提到他的功劳。更重要的是，墓志中没有提到他受封过大将军等官职，其身份与墓中出土的三梁冠不符。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龙朔年间铁勒回纥、同罗、仆固部造反。 龙朔中，侄比粟毒主领回鹘，与同罗、仆固犯边，高宗命郑仁泰讨平仆固等,比粟毒败走,因以铁勒本部为天山县。 龙朔年间为661-663年，龙朔三年（663），铁勒叛乱平息。石见清裕整理了此时关于铁勒叛乱的史料发现，显庆五年（660）十月，郑仁泰讨思结、拔野古、仆固、同罗四部并斩其首领；龙朔二年（662）三月，郑仁泰在天山破铁勒，契苾何力安抚铁勒诸部，诛伪叶护、设、特勤等。石见清裕据此认为，此时仆固部的首领应为思匐，思匐在担任金微都督时造反，在显庆五年或龙朔二年被诛杀。但赵靖、杨富学认为，郑仁泰所斩的这支仆固并非仆固部主体，而是被安置于灵州都督府的一支。原因是其首领被称为“渠首”，而非都督；最关键的是，他们根据墓志分析，乙突于657年或之前就已经继任都督，说明657年或之前思匐已经去世。笔者赞同赵靖、杨富学的观点，陈子昂《燕然军人画像铭并序》： 龙集丙戌，有唐制匈奴五十六载，盖署其君长，以郡县畜之，荒服赖宁，古所莫记。是岁也，金微州都督仆固始桀骜，惑乱其人。 丙戌年，即垂拱二年（686），金微州都督仆固始桀骜，惑乱其人，“始”字说明，垂拱二年这次叛乱，是唐朝统治漠北五十六年以来金微都督的首次造反。这一任金微都督应是仆固乙突之后的第四代金微都督。因此，石见清裕的推测值得商榷，657年之前就去世的第二任金微都督思匐并未造反。通过分析时间线，我们发现，唐朝于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设置金微都督府，歌滥拔延始任金微都督，思匐于657年或之前就已去世，自歌滥拔延担任都督至思匐去世，不足十年，说明思匐担任都督仅有几年时间。思匐在这短短几年没有获得功劳，可能是他在史书中阙载，也未担任大将军的原因。从史料、墓葬规格、墓中的三梁冠等角度来判断，巴彦诺尔墓为仆固思匐之墓的可能性较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巴彦诺尔墓墓主人最有可能是仆固乙突的祖父，仆固歌滥拔延。 结论 巴彦诺尔壁画墓为唐朝羁縻府州时期的墓葬，墓主人作为铁勒部落领袖，在墓中同时显示出了唐朝与突厥的特征。最新的检测结果显示，墓中本来被认为是墓主人的骨骸，实际上是羊骨，墓主人的骨骸不知去向。巴彦诺尔墓主人的遗骸可能另行按照突厥葬俗安葬，但目前仍未发现。更重要的是，巴彦诺尔墓的性质需要被重新审视。从该墓表现出的特点来看，铁勒上层贵族的葬俗并未彻底转向唐朝，而是在唐朝墓葬的外壳下，坚守了与突厥相似的旧俗。对唐朝来说，巴彦诺尔墓和仆固乙突墓是唐朝皇帝赏赐给官员的墓葬，更是唐朝在漠北统治的象征；但对墓主人及其后人来说，这两座墓葬相当于毗伽可汗墓中的献殿，是后人祭奠他们的场所，而非墓葬。仆固部族人通过巴彦诺尔墓地表的大型封土、围墙以及尚未发现的石碑来展示本部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密切，向周围的各个部落彰显权威；而墓中精美的唐朝风格壁画、明器，对墓主人及其后代来说，相当于他们从中原获得的奢侈品，同样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但没有唐人眼中那么丰富的含义。 笔者注意到墓中发现的金箔上多次出现牛的形象，通过勘音比对，发现突厥语中“公牛（buka）”一词的发音与“仆固（bəkka）”相似，暗示了墓主人的身份是仆固部的贵族。另外通过与卢山都督的墓葬对比，从考古的角度进一步印证了与仆固乙突墓形制相近的巴彦诺尔墓，其墓主与乙突同属铁勒仆固部。巴彦诺尔墓等级高于仆固乙突墓，因此墓主只可能是比乙突功劳更大的金微都督。由于仆固乙突去世后一年，即发生了漠北各部落反叛之事，唐朝在漠北的羁縻统治很难继续维持下去。因此巴彦诺尔墓只可能是乙突之前两任金微都督的墓葬。 歌滥拔延的官号为娑匐俟利发，虽不像可汗那样尊贵，但由于其率部归降之功，获得朝廷的重视是非常自然的，因此得以在朝廷的帮助和许可下，修建一座规格如此之高的墓葬。笔者发现，巴彦诺尔墓中反映出墓主身份的两个不同形制的金冠，难以与思匐的身份对应，但可以与仆固歌滥拔延的大将军与娑匐俟利发二重身份相对应。因此笔者认为级别比乙突墓还高的巴彦诺尔壁画墓，最有可能是在漠北地区与唐朝均有重要地位的第一任金微都督仆固歌滥拔延之墓，而非史书阙载的第二任金微都督仆固思匐之墓。 对巴彦诺尔壁画墓墓主人身份的进一步确认，使我们增进了对铁勒仆固部的了解，为唐代早期羁縻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