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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衛國著《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於2018年9月，作為“臺大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第五種，也是本叢書中第一部大陸學者的專著，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本書是作者繼200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後的又一部力作，是對相關問題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可以說是姊妹篇。如果說前書重在探討朝鮮王朝“尊周思明”的表現，那麼本書重在探討其對清觀的嬗變，即朝鮮王朝由“尊明反清”向“尊明奉清”的轉變。 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是“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面面觀”，共八章，共時性地多重層面討論了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演變。前三章奠定論述的基本格局，視野宏闊。先從最關鍵的“小中華”思想入手，特別考證出“小中華”一詞，初始於佛教，發端於統一新羅時期，這個論斷令人耳目一新；高麗時期為大家普遍接受，宋朝曾將高麗使館稱之為“小中華館”；朝鮮王朝成為明朝的藩屬國以後，“小中華”的內涵得到充實完善，表現為“慕華”思想；明清易代之後，其核心理念發生了突變，表現為“尊攘”思想，即“尊周思明”和“尊明攘清”。第二章討論了作為根基歷史的檀君朝鮮和箕子朝鮮。認為在整個朝鮮王朝時期，箕子作為“文明始祖”受到崇拜和祭祀，其地位始終高於檀君，只是到了近代在反日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過程中，檀君最終取代了箕子。作者指出當下意識與認同成為解釋古史的一個重要視角，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作為朝鮮的古史神話傳說，難以考證其真實與否，但從思想史的角度來探討歷史上對其認同的變化，顯示出作者獨到的眼光。第三章討論了朝鮮王朝的關王崇拜。作者否認了朝鮮王朝關王崇拜與《三國演義》傳播有關的論斷，認為是在壬辰抗倭戰爭時期（1592-1598年），由明朝將領引入朝鮮，在各地建立了數處關王廟，目的是為了激發尚武精神和提高戰鬥力。戰爭結束後，關王廟一度荒廢，但隨著肅宗時期“尊明反清”思想的彌漫，關王崇拜重新興起，成為朝鮮“尊周思明”的重要場所，最終實現了本土化，這是《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一書的深入和完善。前三章抓住幾個關鍵問題，從思想史的角度展開論述，呈現了朝鮮王朝對清觀的不同層面。 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演變，跟清朝對朝鮮政策的變化密切相關，故第四、五章，作者回到了清與朝鮮關係的具體問題上。在吸收學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從中朝關係史的角度，探討了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同時從清的角度，系統梳理了清對朝鮮政策的演變過程，包括釋放人質、減免歲貢等懷柔政策，這些政策的實施，弱化了朝鮮的反清意識，為朝鮮對清觀的演變提供了現實基礎。這樣的論述深化了清代中朝關係史的研究。 以儒教立國的朝鮮王朝，在明清易代的大變局中，固守儒家“尊王攘夷”的思想理念，內部出現了多次大討論，故而第六、七章以兩個具體個案，揭示朝鮮君臣的矛盾與糾結。第六章以朝鮮王朝著名性理學家宋時烈與李端相的思想為中心，重點分析清初朝鮮的“復仇雪恥”與“北伐”理念，指出朝鮮以《春秋公羊傳》和朱熹的思想作為理論依據，高舉為明朝“復仇雪恥”的大旗，這成為朝鮮相當長一段時期裏講求義理的表現。作者指出，朝鮮對滅亡了的明朝表忠心，這其中有深刻的現實政治動機，是因為朝鮮王朝需要確立其正統性，儒林需要將其行動與思想統一起來。第七章以朝鮮對待鄭氏控制下的臺灣漂流人的作法及所反映的崇明貶清的文化心態，鮮明地揭示了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矛盾。丁未年（1667），臺灣商人林寅觀等95人遭遇颱風，漂流到朝鮮，他們身著明朝衣冠，帶著印有永歷年號的曆書，使朝鮮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南明的存在。對於如何處置他們，朝鮮君臣展開了激烈討論，最終還是屈從於現實的考慮，將他們送到遼東，卻全被處死。這樣一個悲慘教訓，令朝鮮君臣陷於深深的自責之中。一方面，他們隨後改變對待漂流人的政策，不再將臺灣鄭氏政權的漂流人送回清朝，而是就地遣送；另一方面，在義州顯忠祠旁設壇祭祀這些漂流人。這說明在義理與現實面前，朝鮮雖然不得已屈從了現實，但是在文化心態和認同層面上仍是“尊明貶清”。這樣兩個專題的論述，給我們呈現了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複雜性與矛盾性。 上編最後一章，也就是第八章，抓住朝鮮王朝對清朝稱呼用詞的變化，探討對清認識從“尊明貶清”到“尊明奉清”的轉變。從最初稱“胡”、“夷”、“虜”，到北學派稱“清國”，近代則同明朝一樣稱“中國”，抑或稱“大清”，表達一種尊崇之意，但是終清一代，朝鮮並不稱清朝為中華。這種用詞的變化，深刻地映襯著朝鮮君臣對清意識的嬗變；從邏輯關係上來看，這樣的論述也有總結概括的用意。 如果說，本書上編著重討論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不同層面的變化，更多的是從思想史與觀念史角度進行論述的話，那麼，下編“燕行使視野下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主要通過對朝鮮燕行使與清人交往的分析，選取幾個代表性的事例，歷時性地呈現朝鮮對清認識的嬗變。清入關以後，朝鮮燕行使最初在北京並無行動自由，他們思想上也不屑與清人交往；乾隆初年，燕行使雖可自由出入會同館，大多數燕行使深受“尊攘思想”的影響，依然不願交往清人。洪大容的西來，徹底改變了這種狀況，從而開啟一個中朝學人頻繁交往的時代。下編六章，選取六個典型個案，清晰地呈現了清代中朝學人交往的變化，具體而微地反映了朝鮮對清意識的演變。 第九章論述了朝鮮士人洪大容與清朝浙江三士嚴誠、潘庭筠和陸飛等交往的詳細經過。1765年洪大容作為書狀官的子弟軍官來到北京，與赴京趕考的浙江三士交往，進行了七次筆談，從此結成了生死情誼。作者詳細論述了他們相識的經過、相互討論的學術問題、離別的情感及其影響，闡明其意義，作者指出：從下級學人開始，打開了雙方學人借助燕行進行交流的大門，並通過其後到達北京的北學派人物朴齊家等，“將朝鮮人從‘尊周’的夢幻中喚醒，將一個真實的清朝呈現在朝鮮人面前”，開啟了朝鮮學人以現實的態度去認識清朝的歷程，也開始了朝鮮向近代化的過渡。第十章集中討論了朝鮮青年士人李德懋、朴齊家、柳德恭、李書九的詩集《韓客巾衍集》，被柳琴帶到北京，從此以詩會友，結識李調元等清朝學人的經過。之所以選取這本詩集，是因為其作者是朝鮮北學派的重要人物，四位青年士人中的三位隨後到了北京，回國後批判“尊周論”，提倡“利用厚生”的北學思想，從此開創了中朝學人交往的新時代，雙方書函往來不絕，詩文唱和不斷，成就了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作者認為《韓客巾衍集》的西傳，催生了朝鮮北學派的形成。 洪大容一個人的行為，引領著一批下層青年士人的跟隨，從而開啟了朝鮮王朝“北學”的潮流，進而影響朝鮮上層人士對清態度的轉變。第十一章選取乾嘉時期，清朝與朝鮮兩位學界領袖和高官紀昀和洪良浩的交往，分析二人所討論的學術，結下的深厚友誼，以及對朝鮮北學運動的推動等，深入地揭示朝鮮對清觀的演變。第十二章則是道咸時期，朝鮮譯官李尚迪與張曜孫家族交往及雙方詩文唱和的內容，李尚迪作為譯官曾十二次來華，他廣泛結交清朝士人，甚至在清朝士人的幫助下在北京多次刊印詩文集《恩誦堂集》。同時，張曜孫將整個家族成員都向李尚迪推介，李尚迪不僅結識一大批清朝士人，而且成為張曜孫家族的朋友。這樣的交往就不只是局限於士人之間，而進入了家族內部。嘉道以後，儘管中朝士人見面次數不多，書函往來卻不絕，真誠相交，彼此皆視對方為“知己”，共同進入一個“情”的世界：重視感情，珍視友誼，惺惺相惜。而當時朝鮮與清朝的關係也日漸進入一個水乳交融的時代。 近代當清朝與朝鮮共同面對來自西方和日本威脅之時，清朝不僅是朝鮮瞭解西方的窗口，更是其依靠的對象，書中第十三、十四章以朝鮮開化派重要代表人物朴珪壽及其弟子金允植為代表細緻分析，清晰地呈現出朝鮮對清觀的改變，不僅僅表現在思想上，在具體的行動上亦有體現。第十三章討論朴珪壽與清咸同士人的交往，以及參加清人雅會並祭拜宣南顧祠（顧炎武），通過與清人交往瞭解西洋動態等內容。書中特別指出，如果說洪大容開啟清代中朝學人交往，完全出自個人意願的話，朴珪壽的時代，則幾乎變成了朝鮮獲取相關資訊的必備途徑。朴珪壽臨行前，國王竟然指令他利用清人的朋友，打探有關西洋的消息，成為他使行活動的重要部分。第十四章討論朝鮮領選使金允植的天津之行及其與李鴻章等清朝官員的接觸，雙方通過筆談討論朝美議和，以及金允植在“壬午兵變”中的作用。作者指出，正是金允植在天津學習清朝洋務的經歷，對朝鮮的近代化發展，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而他在與清朝官員的交往中，不但獲得相關西洋資訊，更是多方向清人尋求幫助，希望獲得解決洋擾問題的良策，與清人的交往活動，正是他使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試圖借此尋求解決國內問題辦法的機會。 以上選取的朝方人物各具代表性，洪大容是開啟北學風氣之人，朴齊家、柳德恭是提倡北學的重要代表，洪良浩也是北學派的重要代表，他作為朝鮮學界領袖和高官，對推動實施北學具有重要作用，朴珪壽是朝鮮開化派的重要代表，而金允植作為朴珪壽的學生，也是朝鮮溫和改良派及親清派的重要人物，他們對朝鮮近代化均有重要影響。而考察他們思想變化的背景均有與清朝士人及官員交往的經歷，由此作者分析指出，到了近代當朝鮮面臨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時，朝鮮仰仗清朝擺脫危機的意識增強，真正回歸到了如“尊明”那樣的“奉清”了。即便如此，作者仍指出其思想根底裏清朝非中華的意識仍然存在，文中特別討論了朴珪壽出資白銀五十兩，托北京友人修護以明神宗母親為化身的九蓮菩薩像，說明“尊明”是朝鮮士人意識中永遠的底色，這大概也是作者使用“奉清”一詞，而不用“尊清”一詞的原因吧。 本書運用史料十分豐富，包括《燕行錄全集》《燕行錄續集》《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以及《韓國文集叢刊》《朝鮮王朝實錄》等資料，還包括作者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搜集到的資料，如嚴誠的《日下題襟集》手抄本、李尚迪的《恩誦堂集》續集的不同版本等。由於資料豐富，加之作者文筆優美流暢，分析深入精到，層層剝繭、層層深入，論述又具有故事性，因而雖說是思想史的論文，卻一點不顯單調，讀起來生動有趣、引人入勝。特別是朝鮮燕行使與清朝學人詩文唱和的部分，引用了不少雙方唱和詩文和筆記文章等，從中可以領略到中朝學人所達到的很高的文學境地，在研讀歷史的過程中，徜徉於東亞文人特有的詩的意境、情的世界。 作者在論述過程中，不但根據史料進行客觀分析，還運用中外著名學者如費正清、夫馬進、杜贊奇、葛兆光、王明珂等人的最新理論成果展開敘述，使讀者通過本書的研讀，可以接觸到學界最新成果和前沿理論。 如果說有美中不足，由於本書是作者圍繞朝鮮對清觀的嬗變而寫的十四篇論文的合成集，雖然作者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進行了不少刪改，但是有些內容難免重複。另外，本書吸收了學界已有成果，包括韓國學者的成果，但是與本書內容直接相關的韓國學者的主要觀點並沒有反映出來。從韓國學者的研究來看，由於朝鮮王朝對清朝的不認同，反而助長了朝鮮文化的獨特性，擺脫了對中國文化的過分依賴，如鄭玉子稱之為“真景文化”，即“小中華”到了朝鮮後期發展為“朝鮮中華主義”，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朝鮮“真景文化”。 瑕不掩瑜，綜上所述，本書上、下兩編，上編共時性地討論了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多重面相，下編以幾個代表性的燕行使為代表，歷時性地刻畫了朝鮮對清意識的變化歷程。二者相輔相成，使一些看似關係不大的層面，全都統屬於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大旗之下，體現出作者的匠心獨用。儘管朝鮮王朝的對清意識，前人已有不少論斷，相關層面也有論述，但是本書從理論上構築出新的體系，在具體問題上，基於原始材料的豐富與分析論證視角的獨特性，也多有創新，立體性、多角度地呈現了朝鮮王朝由“尊明貶清”到“尊明奉清”的嬗變，因而本書是清代中朝關係史中又一部頗有創見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