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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年11月5日 第7版） 新罗兴起于今韩国庆州一带，4世纪时形成国家，5—6世纪达到早期新罗的鼎盛阶段。近年来，庆州地区出土了大量5—6世纪具有异域风情的玻璃器、金银器和装饰品，器形、纹饰反映了其来源与族属，体现了当时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动。 玻璃器：来源多样、种类繁多 古代的玻璃器可分为进口和国产两类，进口玻璃主要是钠钙玻璃，分为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三类。 罗马玻璃主要是指公元前1—5世纪时期，广大罗马帝国领域内的玻璃产品。西罗马灭亡后、阿拉伯兴起前，地中海东岸的玻璃产品，也称罗马玻璃。其主要特点是：成分为普通硅酸盐玻璃（钠钙玻璃），与现代玻璃差别不大，质量也比较好，器皿多采用型压、无模吹制或有模吹制。装饰手法多样，有搅胎、型压、玻璃条的堆贴和磨花。器形上，在口沿和底部有一些共同特点，口沿多折卷成环状，烧口成圆唇，或磨成平唇等方式，底部有圜底、凹底和圈足几种，底部中心多有加工时遗留的疤痕。 萨珊玻璃是指萨珊王朝时期（224—651）伊朗高原生产的玻璃器，玻璃成分和成型工艺等都受罗马玻璃的影响，但在器皿的器形和装饰上却有自己的风格。无论是用磨花工艺，还是缠贴玻璃条工艺，都喜欢在器皿的外壁装饰出圆形饰或环形饰，这应是萨珊文化中的连珠纹在玻璃器上的反映。 伊斯兰玻璃在工艺和器形上都直接继承了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传统，成分也是钠钙玻璃，含钾较多，质量较好，制作方法多采用无模自由吹制成型，装饰手法为几何纹刻花，素面器皿也比较多。 韩国庆州出土的玻璃器数量较多，有杯、碗、瓶、盘等，主要出土于皇室贵族墓葬、佛教寺庙和塔基之中。 庆州瑞凤冢出土的玻璃碗，绀色，直口，凸带纹，圜底。它与中国河北景县封魔奴墓出土的玻璃碗、广西贵县东汉墓出土的玻璃碗非常相似，仅在纹饰上略有区别。庆州的玻璃碗与河北景县的玻璃碗都饰有一周弦纹，而广西贵县的玻璃碗则饰有三周弦纹，与印度本治里出土的罗马玻璃残片一致。 庆州皇南大冢南坟出土的玻璃杯，淡绿色通明，圜底，卷沿，广口，上大下小，玻璃网目纹，近口三分之一处饰一圈波浪纹，为罗马玻璃系统。韩国有学者认为，其与中国辽宁朝阳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杯相似。但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杯是玻璃的裂纹，里外均光滑，裂纹大小稀疏不同，而不是凸起的网格纹。 庆州金玲冢出土的玻璃杯，淡绿色透明，口微侈，腹部有三排圆形凹状纹饰，1件为圜底。其与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墓出土的玻璃碗、韩国庆南陕川玉田墓出土的琉璃盏在纹饰上基本一致，均为圆点纹，仅圆点的大小有所不同，在器形上也有所不同。从纹饰上看，应为萨珊玻璃系统。 韩国松林寺出土的玻璃杯，圆唇，淡绿色透明，外侧有3段12个环形贴饰，口外侈，圜底。内放绿色玻璃舍利瓶。与中国陕西何家村出土的凸圈纹玻璃碗、日本中仓院藏的钴蓝色玻璃杯在纹饰上基本相同，但在器形上有所区别，属于萨珊玻璃系统。 庆州皇南大冢南坟出土的凤首玻璃胡瓶，出土于朝鲜三国时期新罗墓葬，与日本带柄玻璃壶（中仓69）、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胡瓶（BC.11－12）、伊朗褐色把胡瓶（BC.11－12）、中国朝阳北塔辽执壶非常相似，为伊斯兰玻璃系统。 此外，还有一些无法判定其来源，如在韩国庆州芬皇寺石塔、皇福寺三重塔、佛国寺释迦塔、益山郡（全北）五重石塔、南原（全北）寺名弥勒寺址都出土过的玻璃瓶。 金银器：族属多样、制作精美 传入庆州地区的金银器主要来自欧洲的罗马，中亚的粟特、萨珊、厌哒，以及南亚的印度等地；主要分为粟特系统、萨珊—伊斯兰系统、罗马—拜占庭系统。 粟特系统金银器很有特点，壶、杯是在把的上部装有一椭圆形指垫，指垫上常饰有精美的花纹或人物头像；碗、盘一般做成8瓣或12瓣，底部或中心有连珠纹装饰，内部多刻有动物图案。萨珊系统金银器一般饰锤錾人物图案。罗马—拜占庭系统金银器主要以高足杯为代表。 具体来说，带把银壶、带把银杯、银长杯、八棱形等都是粟特的典型器形；椭圆、多曲瓣状长杯是萨珊的典型器形；金银高足杯是拜占庭的标准器形。从欧洲传入葡萄纹，由粟特带来单独动物纹样、连珠纹，随佛教传入摩羯纹、迦陵频伽纹、猞猁纹、忍冬纹、莲纹、缠枝纹、狮纹等。同时，还从西方传入独立人物纹。这些纹饰和器形传入中国后，也逐渐中国化，并传入朝鲜半岛。 传入庆州地区的粟特系统金银器，器形以杯、碗、瓶、盘、壶等居多。如庆州皇南大冢北坟出土的银碗，年代为5世纪。表面由莲花纹分成上、下两部分，刻有3角、5角、6角形纹。中间部分在龟壳纹间浮雕有獐、鸟、虎、马、蛇、迦陵频伽、鹿、人等图案。器底用宝相华花叶围绕，花心内浮雕有见于高句丽壁画的三足鸟模样的鸟形象。器物表面上的图案都是经压印后，再用锋利的刀等工具加工而成的。从浮雕的制作方式上看，它采用的是西方金银器的制作方法，推测是从西方传入的。 韩国国立博物馆藏金杯5件，圆口，腹弧分为6瓣，圈足。内外均錾刻纹饰，杯口饰一周连珠纹，属萨珊—伊斯兰系统金银器。连珠纹是粟特和萨珊传统的装饰纹饰，东晋时传入中国，隋唐时较为流行。 韩国国立博物馆藏高足银杯，与中国内蒙古兴和县甲地古墓出土的高足金杯相似，属罗马—拜占庭系统金银器。高足杯是从西方传入的器形，卷草纹也是外来纹饰，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流行开来的。 庆州皇南大冢北坟出土的金制高杯有3件，其中2件附璎珞。银制高杯2件，杯口有4组8个小孔，应为附璎珞的，但璎珞已脱落。这5件金银制的高杯在器形和纹饰上，都与韩国许多地区出土的陶制高台杯相似，有的附璎珞，有的没有附璎珞，年代也大体相同，约为5—6世纪。璎珞来源于佛教，应是随着佛教的传入，由当地工匠制作而成。 装饰品：异域风情、来源成谜 韩国味邹王陵C区4号墓出土的镶嵌琉璃颈饰，年代为5—6世纪，在直径约1.8厘米的蓝色琉璃上，用镶嵌技法表现了白面红唇的4个人，蓝色眼睛、弯曲的眼眉，头上结有发髻或戴有玉冠，在人与人之间排列有鸟、云、树，好似一幅完整的图画。与在埃及亚历山大附近发现的镶嵌珠子非常相似。这种人脸镶嵌的珠子，在罗马曾经非常流行。 味邹王陵地区还出土有装饰宝剑，年代为5—6世纪。剑身已被腐蚀，只残存红玛瑙和金制作的部分，剑鞘饰大量连珠纹，剑的右上角有凯尔特风车的图案，可以溯源到色雷斯地区。色雷斯为罗马的殖民城市，可知该宝剑很可能来源于罗马。在中国新疆也曾出土过类似的宝剑，其调和金色与玛瑙红的多彩色装饰技法，在阿拉伯帝国非常流行。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收藏的宝剑与之非常类似，细节略有不同。 韩国国立博物馆藏有金饰一件，年代为4—5世纪。镶嵌有各色宝石，饰大量连珠纹。手镯盒子的镶嵌方法是希腊、罗马以来的拜占庭镶嵌技术，与查理曼大帝吊坠的镶嵌方法一致。多彩色装饰技法在阿拉伯帝国非常流行。 综上，庆州玻璃器、金银器、装饰品的来源多种多样，从制作工艺以及器形来看，既有来自罗马—拜占庭系统，又有萨珊—伊斯兰系统，甚至还有粟特系统，其中以来源于罗马的居多。 交汇点：交流互动、多源融合 庆州作为新罗的首都，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陆上丝绸之路、草原商路、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在此交汇。 在罗马文化的东传中，拓跋鲜卑、慕容鲜卑、柔然、高句丽等北方民族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各民族相互渗透，交往频繁。北燕慕容氏东与高句丽相接，西与柔然为邻，北燕与柔然通婚，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了极大贡献。从黑海北岸，经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到乌兰巴托，向南经蒙古草原到大同（北魏都城）；再向东经龙城（北燕都城）、永城至平壤（高句丽都城），最终达庆州（新罗都城），逐渐形成了一条贯通东西草原的交通路线。 庆州出土的诸多充满异域文化色彩的文物，为研究这一时期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草原商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是草原丝绸之路贸易交流、东西文化互鉴共存的见证。 （孙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