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蒙古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东西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交流给当时的人们打开新的大门，让他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使东西方文明更多地融合，进一步发展。交流日趋繁盛的同时，中西文明的差异亦被凸显，文明碰撞的火花在文献中留下各种有趣的细节。例如陶宗仪记载过西域医官为病人进行开颅手术，“取一小蟹”的奇谈，刘迎胜研究发现“蟹”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与“癌、肿瘤、恶性溃疡或脓肿”是一个词，讲述者原本说的是肿瘤或者恶性脓肿，在译为中文时变成了“蟹”，平添许多神秘色彩。这类记录在当时文献中还有不少，有些看似全不可信的天方夜谭，有些又像传抄过程中的简单笔误，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中西方语言、宗教、历法等诸方面差异通过记录者之笔留下的痕迹。如果能够在东西方文化中分别追根溯源，很可能就有合理解释。《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元朝皇帝忽必烈的生平纪年即为一例。
      
    

    

    

    一
    

      
    马可·波罗在中国旅居17年，曾长时间在元朝宫廷生活，对大汗忽必烈有大量描述，其中有些细节相当精确，然而他对忽必烈即位时间和年龄的记载却与《元史》不同。由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版本非常复杂，下文中会提到一些与此问题相关的重要版本，先做一简略介绍。
    《马可·波罗游记》各种版本约有一百四十多种，可以大致分为两个系统，即F本系统和Z本系统，此外还有重要性不亚于任何抄本的刊本R本。
    F本是学界公认目前所知最早的抄本，采用了最初写作时使用的法兰西—意大利混合语。这个抄本有一系列内容相近、已经亡佚的兄弟抄本，分别从中延伸出用宫廷法语书写的FG系列、托斯卡纳语的T系列、威尼斯语的V系列、拉丁语的P系列和其他一些抄本及译本，从内容来看均可归入F系统，不过这个系统诸版本均不完整，下文将会提到的FB、LT和P本均属于这一系统。FB用宫廷法语书写，是马可·波罗赠送给法国贵族的经过修订的版本之一。LT本是根据托斯卡纳语本翻译修订的拉丁语本。P本是著名的修士庇庇诺（Friar Pipino）根据威尼斯语本翻译修订的拉丁语本。
    R本由赖麦锡（G. B. Ramusio）于十五世纪参考多种抄本校订刊刻，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内容不见于F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抄本。以至于Z本被发现之前，R本的可靠性一直受到学者的质疑。
    Z本直到十九世纪初才被发现，其内容并不完整，约有三分之一被节略，然而保留下来的部分与F本非常一致。此外Z本有200段F系列抄本中没有的内容，其中五分之三见于R本。也就是说，Z本不但证明了R本的可靠性，同时还提供了大约80段全新的内容。
    下文还会提到VB和L本也被认为来自F本系统之外的某个早期抄本。VB是一个早期版本的威尼斯语抄本，修辞非常华丽繁复，但没有提供太多新的内容。L则是15世纪的拉丁语简写本。
    由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如此复杂，因此出现过好几种合校本，即把各重要抄本的内容合在一起校订出版。目前最好的《游记》合校本是穆勒（A. C. Moule）、伯希和（Paul Pelliot）校译的《世界寰宇记》（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该本以F本为底本，参考各种版本，加入有价值的内容并标出了各段内容的版本来源。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引用时用楷体表示插入内容，括号里标注版本来源。根据这个合校本，马可·波罗对忽必烈年龄的记载如下：
      
    你或许已得知他在耶稣（P）基督诞生后的1256年继承大统，并于当年开始施政，时年二十七岁（VB）。……自他开始统治直至如今，即上帝（LT）基督（FB）诞生后的1298年的今天（LT），已有四十二年。他应足约（L）有八十五岁，因此当他即位时大约已经四十三岁（FB）。
      
    这段记载中两次提到忽必烈的年龄，第一次说忽必烈于“1256年继承大统，并于当年开始施政，时年二十七岁。”其中“时年二十七岁”的说法见于VB本和R本，不见于F系统诸版本和Z本。第二次则说忽必烈在1298年时，“统治已有四十二年”，年龄“应足约有八十五岁”，然后他根据这两个数据推算出忽必烈在1256年“即位时大约已经四十三岁”。“四十三岁”这一内容来自FB本，即马可·波罗后来进行修订、用于赠送法国贵族的宫廷法语本。马可对忽必烈的即位时间和两处对年龄的记载均与我们熟知的不同，以下分别讨论。
      
    

    

    

    二
    

      
    马可·波罗首先写道：“他在耶稣（P）基督诞生后的1256年继承大统，并于当年开始施政，时年二十七岁（VB）。”这里记录了1256年和27岁两个信息，我们首先讨论“1256年继承大统”一事。之前已有译注者指出忽必烈并非“1256年继承大统”。冯承钧、亨利·裕尔、穆勒和伯希和都在注释中指出忽必烈即位于1260年。《元史》中忽必烈的即位时间是“中统元年（1260）春三月戊辰朔（4月12日）”。亨利·裕尔又说“然而忽必烈在几年前便作为其兄的将领进入汉地”，暗示马可·波罗可能记录了忽必烈开始掌管汉地事务的时间。但冯承钧指出在1252年（实为1251年）时，蒙哥汗已经让忽必烈统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至于马可·波罗记录的1256年，则是上都开始建筑的时间。伯希和也提出1256年是开始建筑开平城的时间，即后来上都。
    马可·波罗虽然在中国居住17年，但他不懂汉语，也基本不懂蒙语，在中国畅行无阻主要是依靠波斯语，因此不少观念和信息都是来自波斯人处。因此要讨论马可·波罗的记载，有必要先看看波斯文史料中对同一事件的记录。
    关于忽必烈的即位时间，《史集》记录为“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58年（公元1259年12月18日至1260年12月5日）的猴年（1260）仲夏”。年份与《元史》相同，月份略迟，《元史》说是三月，《史集》记为仲夏，大概因为当年四月忽必烈发布即位诏书，五月又发布建元诏书，登基的一系列活动一直延续到仲夏之故。但《史集》对忽必烈生平的记录中，1256年也是一个重要年份。《史集·忽必烈合罕纪·记忽必烈即位以前的事》一节中只明确提到两个年份。一个是忽必烈登基的1260年，另外一个就是1256年。但《史集》记载忽必烈在1256年攻略大理：“忽必烈遂于鲁亦勒，即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54年1月（公元1256年1月30日至2月28日）的龙年，攻掠那些地区，擒获其君主摩诃罗嵯，此名意谓‘大算端’，远征归来时将他带了回来。”实际上忽必烈征大理是在1252-1253年，擒获大理国王则在1253年末。《史集》这样记载，说明波斯史家也认为1256年在忽必烈的生平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他们也弄错了这一年发生的事件。
    冯承钧和伯希和认为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在1256年登基，是因为上都在这一年开始营建，这一推测有一定道理。修建开平城是忽必烈成为大汗道路上的标志性事件。可能在忽必烈朝一部分人心中，1256年开府已经奠定了忽必烈成为元朝天子的基础。忽必烈在选定开平作为驻地之前，曾有过犹豫，他询问木华黎的后裔霸突鲁：“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驻跸回鹘，以休兵息民，何如？”霸突鲁对曰：“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怃然曰：“非卿言，我几失之。”在他的潜邸之臣看来，选定燕地驻扎，是为“经营天下”，成为天子做准备。因此忽必烈特意在1256年命刘秉忠占卜，选择金朝桓州东、滦河北之龙岗，修筑开平城，耗时三年建成，后升为上都。
    此外，1256年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那年春天，蒙哥汗在欲兒陌哥都之地召开忽里勒台大聚会，在这次会上，蒙哥汗决定亲征南宋。由于蒙古大汗登基必须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马可·波罗，或是给他讲述这一事件的人，可能把蒙哥出征和忽必烈登基的两次聚会弄混了，同时他又得知忽必烈于1256年开始修建上都城，因此说他“1256年继承大统，并于当年开始施政”。也有可能他只记得1256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并将其与登基联系在一起。
    1256年时27岁的记载明显有误。《元史·世祖纪》载忽必烈以乙亥岁八月乙卯生，即公元1215年9月23日。冯承钧“考忽必烈生于1216年”，考证过程不明。但《通制条格》、《元典章》、《高丽史》、《至正条格》中均载有在乙亥日，即“帝本命日”放假的规定。这里的本命日即生年干支对应的日子，因此可以确定忽必烈生于乙亥年。按照这一记载，1256年忽必烈应为实岁41，虚岁42岁。
    为什么会出现“继承大统……时年27岁”这样的记载，推测如下：蒙哥辛亥岁（1251年）召开忽里勒台，登基成为大汗，同时委任忽必烈“领治蒙古、汉地民户”，“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根据《元史》记载，忽必烈生于乙亥岁，即公元1215年，1251年虚岁37岁。马可·波罗可能将37岁误为27岁。这是目前最具可能性的推测。
    “时年二十七岁”来自VB本，F系统其它各本中并没有这一句；R本中虽然有这句话，但贝内带托对R本进行全面分析之后，认为该本以P本底本，参考了V本，L本和VB本，因此R本中的这句话很可能也来自VB本；Z本中则没有这个段落。VB是一个加入了很多繁复修辞的抄本，但没有增加多少新的内容，穆勒说他“不得不怀疑”VB本中一些“精美修饰的辞藻仅仅是杜撰出来的”。这个年龄不排除是传抄者自行添加的。如果是原本就有的内容，那么马可·波罗本人也对这一记载产生了怀疑。因此他在后面又记载1298年时忽必烈85岁，并根据忽必烈在位42年等信息，计算其1256年即位时应“大约四十三岁”。因此马可在一些经他校订的晚期版本中删去了有关“二十七岁”的内容。
    目前的中文译本中全都没有“时年二十七岁”这一内容。虽然R本中有这一句，但部分译本中也删去了。参考了R本的贝内带托合校本中也没有。但穆勒合校本《世界寰宇记》编订的原则“尽可能地把一切内容都包括进去”，一些贝内带托校本中删去的段落，《世界寰宇记》也都收入，因此才保留了“时年二十七岁”这句话。
      
    

    

    

    三
    

      
    之后马可·波罗提到忽必烈在1298年时“约足有85岁”，这一说法似乎也有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忽必烈生于1215年，如果他活到1298年，按照中国的虚岁计算应是84岁，按照西方的周岁计算则是83岁。当然，忽必烈并没有活到那么久。根据《元史》记载，忽必烈卒于至元三十一年正月癸酉，即公元1294年2月18日，“在位三十五年，寿八十”。不过马可·波罗于1291年离开中国，经海路于1293年到达伊朗，忽必烈去世时他正在从伊朗返回威尼斯的路上，并不知道大汗的死讯。穆勒在此处注明：“关于日期与年龄的差异似乎只是简单笔误”。伯希和则宽容地说这一记载“虽不中亦不远矣（was not very far off the mark）。”
    然而“记错了”忽必烈年龄的并非只有马可·波罗一人。《史集》对此的记载也与汉文史料不符。《史集·忽必烈合罕纪》：“忽必烈合罕在位三十五年，并在他的年龄达到八十三之后，才于莫邻亦勒，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93年诸月（公元1293年12月2日至1294年11月20日）的马年（1294年）去世。”虽然所载卒年与《元史》相同，但说他去世时“年龄达到八十三”，与《元史》的“寿八十”全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时，虽然《史集》对忽必烈的卒年的表述是“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93年诸月的马年”，因为伊斯兰历693年跨越公历在1293和1294年两年，所以又用马年一词将时间确定为公历1294年。《史集》纪年使用伊斯兰历，这给其年龄记载与《元史》不同的原因提供了线索，即《史集》涉及到年龄时很可能按照伊斯兰历计算。而马可·波罗在中国使用波斯语交流，从中国回到威尼斯的途中又经过伊朗并停留半年，他对年龄的记录会不会也与中西历法的差异有关呢？
    《史集》的作者拉施德丁是生活在伊朗的波斯人，日常使用伊斯兰历。而他编写《史集》时大量参考了蒙古人提供的资料，所以《史集》中常常出现突厥生肖纪年法，与中国使用的生肖纪年相同。突厥生肖纪年法是太阳历，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一年约365天。而伊斯兰历是太阴历，一年约354天，与作为太阳历的西历、中历和突厥生肖历大约每31年相差一年。那么使用伊斯兰历的《史集》在记载蒙古大汗年龄时是怎样处理的呢？
    除忽必烈外，《史集》中还记载过多位蒙古大汗的年龄，其中最为详细的是成吉思汗，《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纪》将成吉思汗的一生分段记录，每次都提到了年份和年龄，由于译自俄译本的余大钧汉译本《史集》在涉及年龄和日期问题时经常出现错误，本节在引用汉译本的同时，参考译自波伊勒英译本的周良霄汉译本《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底本为巴黎本，即B本），译自伊朗卡里米（Karimi）集校波斯文本的Thackston英译本（简称英译本），苏联集校波斯文本，德黑兰若山和穆萨维集校波斯文本（简称若山集校本），伊斯坦布尔藏抄本（S本）和塔什干藏抄本（A本）。如下表所示：
      
    

      
    《史集》把成吉思汗的生年记录为公历1155年，并说成吉思汗享年72岁，这个记载是错误的，不过本文关注的是《史集》中计算年龄的方式。从上表可见，《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年龄时，前两个年龄均按伊斯兰历计算。如果认为成吉思汗生于公历1155年，按照太阳历，他在1167和1194年应分别是12周岁和39周岁，但《史集》依据太阴历，载其生于伊斯兰历549年，在562年和590年分别是13周岁和41周岁。然而表中第三个年龄，按照太阳历应为48周岁，太阴历应为50周岁，《史集》却载为49周岁。需要说明的是，汉译本《史集》在《成吉思汗纪[三]》中误译为“在最后一年成吉思汗为四十一岁”，译者其后注明“原讹，应作四十八岁”。实际上S本、若山集校本均做“49岁”，英译本此处也是49岁。大概是俄译者出现了错误，导致汉译者讹误，并误导了学者的研究。汉译者认为“应作四十八岁”，是按太阳历计算的年龄。从这一阶段开始，如上表所示，之后两个年龄记载都比伊斯兰历算法少一岁，比太阳历算法多一岁，介于两者之间。作者似乎考虑到“蒙古人都明确地知道，成吉思汗一共生活了72个突厥年”，因此中途在年龄记载上作出调整。到最后一个年龄时，拉施德丁写道：“他就在同一猪年秋8月（相当于伊斯兰教历9月）15日去世，死在第73年上，享年72岁，蒙古人的说法与此说一致。”实际上，成吉思汗去世时的年龄，按照太阳历计算为72周岁，按照太阴历则为75周岁。为了与蒙古人的说法相合，作者在这里又调整为太阳历算法。
    在《成吉思汗史编年纪要》部分，拉施德丁大概在编年纪事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所在，对年龄记载的差异做出了补充说明：“蒙古人都明确地知道，成吉思汗一共生活了72个突厥年。他生于合孩亦勒即猪年，于（另一个）猪年死在唐兀惕地区上。……按照天文资料往前推算，知其生年为始自伊斯兰教历549年11月的猪年（公元1155年），由此可见，他死在第七十五太阴年上。（年份上的）差异是由于（蒙古人）采用的是突厥太阳年，与太阴年每三十年相差约一年，虽然按照突厥（历，其卒年）在第七十三年上，但他生卒的那两年都在一年的中央，故那两年都不足一年。这样我们就查明和确定了，根据蒙古人所知，他享年七十五太阴年（或）七十二突厥太阳年，即享寿七十三虚岁。”
    对窝阔台的年龄，《史集》并未明确记载，只记录其登基和死亡的时间。由于之间相差不足32年，因此太阴历和太阳历算法没有差异，均为“即位后第十三年……去世”。
    对于朮赤、察合台、贵由等，《史集》均未记载具体年份和年龄。但在《蒙哥合罕纪》中又看到了作者调和太阳历与太阴历的努力。《史集》没有记录蒙哥合罕的生年，只记载于“合孩亦勒，即落在伊斯兰教历648年11月（公元1251年1月25日至2月23日）的猪年……蒙哥合罕被拥戴登极御世”，实际上蒙哥合罕登基在“辛亥夏六月”，即1251年7月，换算成伊斯兰历应为649年4月。但拉施德丁未能得知即位的月份，只知道是在猪年，即合孩亦勒，换算得知“落在伊斯兰教历648年11月”。因此涉及到蒙哥亲征南宋的问题时，拉施德丁遇到了困难。他获得的讯息大概是蒙哥在登基后第六年，即龙年，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并决议伐南宋。然而按照伊斯兰历，“蒙哥登基后的第六年”和“龙年”不是同一年。蒙哥汗于伊斯兰历648年登基后的第六年是653年，而这一年对应的公历1255年则是兔年。最终他决定分开处理“第六年”和“龙年”这两个信息。他把召开忽里勒台放在他所认为的第六年，而把出征南宋放在“龙年”。在生动地描写完忽里勒台聚会后他说：“在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53年1月（公元1255年2月10日至3月11日）的兔年，他登极以来的第六年，终于决意与中国君主赵扩作战。”可以看出，《史集》所谓“登极以来的第六年”完全是按照648至653年的太阴历计算得出，按照太阳历1251登基，1255年应为登极以来的第五年。然后他又写道：“他在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54年1月（公元1256年1月30日）的龙年出征。”拉施德丁大概听说决议伐宋之后一年出兵，于是记录为伊斯兰历654年，正好符合了龙年的信息。其实在《元史》中“会议伐宋”一事在丙辰六月，即1256年7月，而征伐南宋正式出兵是在1257年。
    蒙哥的卒年在《史集》中记载为“在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55年1月（公元1257年1月19日至2月17日）的蛇年……去世了，享年【52岁】，死于他登上帝位之后的第8年。这里提到的第8年，也是根据太阴历计算，从648年即位到655年为第8年，若按照太阳历，从1251年至1257年应为第7年。
    根据《元史》记载，蒙哥生于戊辰岁十二月三日，即公历1209年1月10日，伊斯兰历605年7月2日，卒于乙未年七月癸亥，即公历1259年8月11日，伊斯兰历657年8月19日，“寿五十有二，在位九年”。这里的“五十有二”是虚岁，其实1209-1259年只有50年。蒙哥汗的虚岁和实岁相差两岁，因为他生于龙年年末，按虚岁的计算方法，到西历1209年2月6日马年时，尚未满月的蒙哥已经两岁了。《史集》所载的年龄与《元史》相同，但卒年不同。蒙古传统以生肖年记录时间，蒙哥汗生于龙年的消息传到伊朗后，很可能写成“蒙哥汗生于落在伊斯兰历604年6月的龙年”，因为龙年的第一天换算为伊斯兰历应在604年6月28日。根据604年的生年推算，享年52岁的蒙哥汗正应死于655年，于是比《元史》所记载的时间提前了两年。
    关于伊利汗国诸汗的年龄，汉文史料并无记载，因此与波斯文史料不再产生冲突。《史集》的记载也比较清楚，有时候使用太阳历，如《旭烈兀汗传》中明确说“他共活了四十八个太阳年”。后期则主要使用伊斯兰历，如“阿八哈无比幸福地降生于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31年5月（1234年3月）的马年阿剌木月28日……相当于680年11月20日（1282年4月1日）的……年星期三他与世长辞。他共在世四十九年七个月。”这里的四十九年七个月是根据太阴历计算的。
    由此可知，《史集》在不知道确切日期，仅记录蒙古年份时，大多把生肖年的第一天换算为伊斯兰历年份，这样就可能产生一年误差。在记录年龄时，通常根据太阴历计算，每过31年又产生一年误差。由于涉及到虚岁和实岁的不同，汉地的虚岁往往比实岁多一至二岁，以上因素都会造成伊朗方面记载的年龄和汉文史料不同。
    回到忽必烈的年龄问题，《史集》并没有记载忽必烈的生年，只记载了忽必烈即位和去世时间及年龄。关于即位，记载为：“在必陈亦勒，即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58年（公元1259年12月18日至1260年12月5日）的猴年（1260年）仲夏，在开平府拥戴忽必烈合罕登上了帝位，他当时46岁。”这个年龄与《元史》所载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即位时的虚岁年龄相符。其死亡时间在《史集》中记载为：“忽必烈合罕在位三十五年，并在他的年龄达到八十三之后，才于莫邻亦勒，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93年诸月（公元1293年12月2日至1294年11月20日）的马年（1294年）去世。”这里的“八十三”很不合理。即使用伊斯兰历计算，658年即位的忽必烈汗46岁，在位35年，到693年去世时也应该是81岁，因此这里的“八十三”应该不是用即位时的年龄46岁和在位时间35年相加得出，而是另有来源。根据前述《史集》记载年份和计算年龄的方法，推测如下：《元史》记载忽必烈生于乙亥岁八月乙卯，即公元1215年9月23日，伊斯兰历612年5月27日。但是《史集》编纂者很可能只知道猪年这一信息，如果记录忽必烈的生年，可能是：“在合孩亦勒，也就是落在611年9月的猪年，忽必烈合罕无比幸福的诞生了。”从伊斯兰历611年到忽必烈去世的693年为82年，然而693年跨越西历1293和1294两个年度，其中马年在1294年，因此《史集》记录忽必烈死亡时“年龄达到八十三”。这里拉施德丁的用辞值得琢磨，例如《史集》记录成吉思汗和蒙哥去世时的年龄时都用了“享年”（مدت عمر）这一说法，而对忽必烈则用了“年龄达到八十三”（به هشتاد و سه رسیده），似乎想表达“达到第八十三年”这样的意思，类似于成吉思汗享年72岁，但“死在第73年上”或窝阔台汗在位12年，但“即位后第十三年去世”这样的描述。实际上波斯人也在努力理解中国的“虚岁”概念，拉施德丁在记录成吉思汗年龄时，提到成吉思汗“享年七十五太阴年或七十二突厥太阳年，即享寿七十三虚岁。”在记录忽必烈之死时使用“达到八十三”这样的表述，很可能是记录他的虚岁。因此《史集》与所载忽必烈去世时的年龄比《元史》所载的“寿八十”多出三岁。
    而马可·波罗对忽必烈年龄的记载与《元史》和《史集》都不相同，因为马可先后接触了公历、中国农历和伊斯兰历三种历法。中国农历是阴阳结合历，与西历虽然月份不同，年份大体吻合。波罗一行离开中国返回威尼斯时，一路与三位波斯使者同行，到达波斯后又居住一段时间，这个过程中想必接触到伊斯兰历，也许还听穆斯林说起过忽必烈的年龄，伊斯兰历与西历年份不一致，这大概是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年龄时与中文史料不同的主要原因。等到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又继续使用他熟悉的历法，以他在伊朗听到的资料结合公历进行推算，得出忽必烈的年龄，因此与《元史》和《史集》都不相同。
    如前所述，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于1298年约85岁，比起公历计算的年龄多出2岁。我们知道波罗一行与波斯使者于1291年初从泉州出发，与波斯使者同船前往伊朗，1293年到达忽里模子港，又在伊朗居留半年才踏上归家旅途。公历1291年相当于伊斯兰历的689年12月28日到691年1月8日，1293年相当于伊斯兰历的692年1月21日到693年2月1日，因此马可·波罗与波斯使者相处的时间为伊历690-692年。根据《史集》记载来看，伊朗人最清楚的信息是忽必烈在伊斯兰历658年即位，时年46岁的，因此在遇到马可·波罗的690年，按伊斯兰历计算，忽必烈78岁，在马可·波罗离开的692年，按伊斯兰历忽必烈80岁。1293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从此完全使用西历，从1293到1298年，时过5年，因此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大约足有85岁”。贝内带托合校本的英译本对这一句的翻译是“他最少85岁”（he must not be less than 85 years old），马可大概对中国的虚岁略有了解，说不定也知道若按伊斯兰历计算，年龄比西历计算更大，因此用了这样谨慎的说法。
    《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忽必烈生平纪年和年龄的“错误”记载是13—14世纪欧亚大陆一体化期间，中西方文化碰撞中造成的非常有趣的小细节。马可·波罗本人是基督徒，最熟悉是儒略历，与今天通行的公历差别不大，他在《游记》中最常用的纪年方式也是“基督降生后的××年”。马可在17岁时离开威尼斯，前往中国。经过三年半的旅程，他们于1275年到达上都，然后在中国居留17年，于1291年初从泉州离开。此时，马可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和在西方世界几乎一样长，他毫无疑问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譬如他记录忽必烈的生日在9月的阴历第二十八日(the 28 day of the moon of the month of September)，《元史》则记载忽必烈生于“八月乙卯(八月二十八日，公历9月23日)”。伯希和指出，这并非马可记错了时间，而是他认为中国年从公历2月开始，因此经过粗略计算，把中国的八月换算成公历9月，日期仍采用阴历的二十八日。 
    然而马可·波罗所在的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文化融合时期。他甚至可以不用精通中文，主要使用波斯语，就能在中国畅通无阻。1291年回程途中他和波斯使者在海上航行了18个月，到达忽里模子港后，又在波斯停留一年左右。因此也从波斯人处获得了不少信息。马可在《游记》中使用了很多波斯语词汇，例如把桥称为pul，把齿称为dandan，均来自波斯语发音。他还提到忽必烈是“第六位大汗，即迄今(TA)所有鞑靼人的第六位伟大君王”。按照《元史》的观念，忽必烈应当是第五位大汗，但刘迎胜指出，在多种域外史料中，阿里不哥被看做蒙哥和忽必烈之间的皇帝，因此马可的这一说法可能来自持此种观点的西域人士。 
    多文化碰撞产生的难解记载也见于当时的其他文献。《鄂多立克东游录》中提到过大都宫中一种“密尔答哈”(merdacas)制成的瓮，这个怪词难倒了不少学者，最近意大利学者安德烈欧赛(AlviseAndreose)指出这其实是三个法语词“mer de cas”，mer即海，de表示修饰关系，cas是蒙语中“玉”的发音，指的是元代著名的酒器“玉海”。在中西交流的繁荣时期，各种文献中都会出现“不可理解”的奇谈怪论或荒谬的“错误”记载，其中一部分可能真的是传抄错漏，但还有一部分则是多种文化背景下嫁接而成的奇异之果。在单一文化下生活的我们，有必要以当时世界为背景，对多种文化进行考察，理解“不可理解”的怪论，看懂荒谬的“错误”记载，摘取这些珍奇美味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