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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实施，海洋史与中外交流史研究逐渐为学界所重。2017年9月由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出版的“南海文库”丛书之一《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下文简称《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正是这样一部论述中国古代后期海洋交流史的论文集。该论文集作者刘迎胜，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作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师从韩儒林先生求学以来，一直活跃在蒙元史、中国北方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国伊斯兰文化史等多个学术领域。2017年正式荣休，该论文集的出版可谓是对其近四十年的海洋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次重要总结。作者学术起步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这一课题涉及蒙元史与中亚史，需要进行大量汉文史料与非汉文史料（主要是波斯文史料）的对勘。之后，其关注课题的广度自然延伸及蒙元时代前后的中外交流史，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代表我国先后三次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游牧/阿尔泰丝绸之路”考察，更以此为契机，撰写《丝路文化：草原卷》和《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后将二书合并，更名为《丝绸之路》，于2014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两本专著。《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一书正是收录了作者除上述两本专著之外的其他中外交流史专题研究及发言稿，共31篇。这些论文无疑反映了作者关于海洋史、中外交流史的学思历程。20世纪九十年代，作者的论文主要以名物制度的考释为主。史地考证是中外交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历史文献中地名有待考证者甚多，如不考订堪同，则基础史料中的谬误不能清除。因此，中外学者均以最多精力从事于这一基础研究且成绩显著。蔚为大观者，有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马可·波罗注》、《郑和下西洋考》、《交广印度两道考》，我国学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冯承钧《中国南海交通史》等。《岛夷志略》、《东西洋考》等多部中外交通史基础史料业已校注出版。作者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也对域外史地考证有所贡献，主要是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如在桑原鹜藏《蒲寿庚考》和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二文基础上，勘同元代刘敏中《中庵集》所收《不阿里神道碑铭》中所载不阿里的故乡“哈剌哈底”（Qalhāt）为“伽力吉”（赵汝适《诸蕃志》）、“哈剌图”（Calatu，《马可波罗游记》冯承钧译）、“加剌都”（大德《南海志》）、“加剌哈”（《郑和航海图》），即阿曼最古之城市，东距今佐法尔约九百公里，位于海边。我国古代文献中“东洋”、“西洋”出现频繁，其究竟代表了一种怎样的概念，以前学者均未能给出圆满的答案。据作者研究，“东洋”和“西洋”最初并非地理概念，而是航线概念。一条航线是指从东亚大陆出发向东航行，先横渡台湾海峡至台湾，或先横渡南海北部，至吕宋诸岛，然后再沿今菲律宾列岛南下，以西太平洋岛弧的南部诸岛为导航标志物，所经诸地称为“东洋”；另一条航线是从福建、广东大体沿东亚大陆海岸线南下，以大陆沿海的地形为标志物导航，过印支半岛，进入暹罗湾，继续向西，所经海外诸地称为“西洋”。之后逐渐演变为地理概念，“东洋”大体上指今南海以东 , 而“西洋”则大体指今南海以西地区。南海则是“东洋”和“西洋”间的基本地理分界线。本世纪初期，作者的研究课题日趋多元化，以中外交通史中的语言文字交流研究构成其研究的一大特色。古代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涉及多种语言文字，对中外语言文字的互相影响，以往的研究多从语言学的角度，历史学界对此着墨不多。作者不仅自身精通多种语言，而且尤致力于中外语言文字交流史的研究，已有专著《〈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与论文集《华言与蕃音——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出版。此次《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一书虽只收入此类论文两篇，但均为作者代表作。14世纪后半，即元末，在阿拉伯半岛西南段的拉苏勒王朝（Rasulid），出现了一部多种文字分类的对译字书《国王字典》（Hexaglot），该书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亚民族交往的三座语言桥梁——〈华夷译语〉与〈国王字典〉的会聚点》一文则是对该书的初步探讨，通过全面对同一时期（14世纪末）东、西亚两本对译字典《华夷译语》与《国王字典》的编纂结构进行考述，指出东、西亚的文明与语言环境虽然不同，但双方可借助波斯语、突厥语与蒙古语这三种语言进行交往。众所周知，汉语是东亚文化圈通用的交流语言，但我国与中亚、西亚的民族与国家用何种语言文字进行交往，作者指出蒙元时代，波斯文曾经既是蒙元王朝的官方语言之一，也是回回人内部的共同交际语，同时又是当代欧亚大陆上各国各民族间主要的外交语言之一。元亡后，波斯语在中国的官方语言地位不复存在，但其作为外交语言和与回族汉族共存的回族共同语言仍然保持一段时期。史学研究的推进仰仗新材料的挖掘，作者虽非专治中外交流史，但也悉心留意新史料。如1999年，作者在葡萄牙访学期间，寻访里斯本东波塔档案馆(Instituto dos Arquivos Nacionais Torre do Tombo)藏汉档案（Chapas Sinicas），当时尚未有整理本，只能看缩印胶卷，条件十分艰苦。随后利用上述档案，撰得《谢清高与居澳葡人——有关<海录>口述者谢清高几则档案资料研究》）与《乾隆年间澳门的亚美尼亚商人》（页256-262），极大丰富了对原先因文献贫乏而停滞的《海录》作者谢清高生平研究及中国与亚美尼亚关系史研究。又，郑和下西洋研究，自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刊》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以来，经过百年耕耘取得了杰出成就，新材料，尤其是文献材料的发现尤其不易。作者在指导学生博士论文过程中，发现明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初十日明成祖致吐蕃哈立麻喇嘛的敕书中，通报了郑和在锡兰山发生军事冲突之事，该敕书所记内容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条相应内容基本一致，由此解决了郑和在僧伽罗国用兵之事的真实性问题。近些年，作者一方面继续宋元时期中外交通史的专题研究，有《元代回回珠宝与江南士人新价值观》还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回回石头》一节词汇的波斯语词源，探讨元代西域回回人带来的以宝石为财富象征的新财富观对江南士人的影响。《金富轼浮海使宋与宋—丽交往研究》补正高丽使臣金富轼三次使宋的细节。《下层民众眼中的蒙、宋与高丽——南宋从海道所获蒙丽信息追踪》考证《（开庆）四明志》所收《蠲免抽博倭金收养飘泛倭人丽人附》与《收剌丽国送还人》两则文书。《宋元时代浙江、福建沿海的巡检司——兼论元澎湖巡检司》考察宋元巡检司的连续性。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我国在东海与南海海域与周边国家就海洋主权问题发生了越来越频繁的摩擦。2012年7月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在南京大学组建，作者被聘为南海史地与文化研究平台平台长，因此其研究有很大部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为争取与捍卫国家海洋主权提供“历史性权利”证据。针对2012年9月以来，菲律宾政府蓄意将包括中国南海部分水域在内的菲律宾群岛以西海域命名为“西菲律宾海”的行径，作者指出我国史料中记载的“东洋”和“西洋”不仅是传统认识的地理划分概念，而是出于南海海域航行安全而出现的两条明确的航线，因此可以认为古代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对南海的称呼，但对于南海的深入认识确实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从明航海侯张赫与靖海侯吴祯的琉球大洋之战看明清与琉球王国的海上分界——我国东海专属经济区东界的历史依据》一文则是对现代西方海权观广泛运用于世界范围之前，我国以及东亚民族有无海域归属观念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作者认为明清之后，中国与东亚领国之间已经具有沿岸国对领接海域的控制权意识，并一直保持与琉球在东海分界于琉球海沟的意识。这片分界海域，在我国的文献上称为“琉球大洋”、“琉球水”或“黑水沟”等。明确这一点后，作者指出位于这一分界海域以西的钓鱼岛，历史上当属中国控制无疑。不难看出，作者关于我国在南海与东海海域的“历史性权利”问题的思路，是与其对我国航海科学知识的探索一脉相承。作者不限于从文献资料中寻找争议岛礁归属的直接证据，而是另辟蹊径，从明清政府及海民对海洋的实际认识与观念入手，探讨我国传统海洋观念与现代西方海权术语中的“领海”、“毗邻区”等概念的相通之处，为改变与适应海洋问题上的西方话语权提供借鉴。此外，作者还关注他国的海洋领土争端，如日韩旷日持久的“日本海/东海”名称之争，并指出中国曾长期是日本海/东海的沿岸国，中国典籍中保留了关于这片海域丰富的记载。就在我国海洋争端持续发酵的同时，2013年下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四国，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又在访问印尼时，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促成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发展。因此，进一步深入总结古代丝绸之路的经验与教训，成为学界的热门问题，作者对此也有自己独到的思考，概述其主要观点如下。郑和航海伟大成就产生的客观原因。作者指出我国的航海科学知识除了来自于本国海民艰辛的实践，还来自于吸收海外其他民族地理知识，特别是伊斯兰地理知识。蒙元时代更是将这两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元代秘书监中就收藏有回回文剌那麻，即波斯文rāh-nāma的译音，意为指路书、地图、海图 。回回科学家扎马剌丁（Jamāl al-Dīn）为忽必烈制造的七件科学仪器中，有一件称为“苦来亦阿儿子”，即波斯语Kura-yi Arẓ，意为地球，是一种“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徒弟，其色白”的圆球，当时尚无地球仪的称呼，故译为“地理志”。此外，郑和船队中还有负责观测磁罗盘，导引航线的“番火长”。透过这些实例不难看出，郑和航海的成就是建立在一个开放的、包含了中国人民自己创造，以及融合其他民族经验的航海科学知识体系之上。郑和下西洋后中国海洋事业由盛入衰的原因。作者总结：一、由于中国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长期在亚洲大陆居于首位，没有竞争对手，因此形成了以文明开化自居，以为其他各地均为蛮夷的唯我独尊思想。二、缺乏海权意识，对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势力进入东方，控制海上交通要点，占领马六甲、建立荷属东印度和吕宋殖民地，彻底颠覆过去旧有国际秩序毫无认识，听之任之。三、对国家海洋事业的认识停留在国家力量层面。没有意识到民间海洋活动是国家影响力的延伸。但也不能妄自菲薄，西方“大航海”背后的蕴藏着诸多中国因素。如“大航海”的原动力是马可·波罗带到欧洲的中国故事；中国磁罗盘的西传，使得船只的海上定位能力有了飞跃；中国火药的西传，促成火炮装备于海船，给海上武力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总而言之，《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一书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学术关怀与治学特点，也为读者还原了古代中国与亚非海域交流的历史面貌。其中既有对名物制度的微观刻画，亦不乏对中国海洋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宏观总结。当然, 这些结集出版的成果发表于不同时期, 呈现出来的研究自然深浅不一，从史学角度，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再行斟酌。第一，个别行文有文辞堆砌之嫌。如《下层民众眼中的蒙、宋与高丽——南宋从海道所获蒙丽信息追踪》一文，“金国投拜人杨太尉与李全妻小姐姐”（页336-344）条下，对“李全”注解时，引用周密《齐东野语》卷九《李全》全文，似过于繁琐。李全是金末著名的地方武装首领，游走于宋、金两大政权，为学界所熟知，对其研究也较充分，如此引用全文似为不妥。同时，作者对李全妻杨妙真的注解仅用陈桱《通鉴续编》的记载又过于简略，关于杨妙真的研究已有陈高华、姜锡东等诸先生的专题论文，此处作者若能稍加提示，这条注解则会有更重的学术含量。第二，所涉问题尚有深究之余地。如作者考察宋元巡检司的连续性问题时，说“元灭宋后，东南沿海地区治安及军事机构基本继承了宋代的巡检机构，但这种继承只是制度上的继承，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全盘沿袭宋代所设各巡检机构。实际上元代不但废止了宋代的某些巡检机构，且有新设者。”（页83），如果这里作者所提到的制度，只是各地巡检机构的废置问题，那么这个结论基本是成立的，但若这一制度概念有所拓展，如讨论巡检机构选官制度时，那么元代大量出现的学官选注巡检的独特现象，表明宋元巡检司连续性问题是值得商榷的。第三，是书难免有校勘之误。如页85，引吴海《闻过斋集》卷五《故翰林直学士、奉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林公行状》：“至正闲”，当为“至正间”；页87，引程端学《积斋集》卷三《送帅府经历白君诗序》：“淛东辖郡惟七”，当为“浙东辖郡惟七”；页88注1，[元]明善：《稾城董氏家传》，当为[元]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页89注1，《癸辛杂识》吴金明点校本，当为吴企明点校本等。 (责任编辑：admin) |